那些无言的夜晚让我坐立不安。天气变幻中，也有些什么预兆了我自身的改变。晚上，当我下班从地铁站走向霍尔街时，渴望、好奇和活力裹挟而来，令我感到隐隐的窒息。我开始更多地去克林顿街的珍妮特家小坐，不过若是我坐得太久，罗伯特也会一反常态生起气来，会越发地渴求关爱。“我都等你一天了。”他会这样说。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和普拉特艺术学院区的老友们待在一起，尤其是画家霍华德·迈克尔斯。当初我就是在找他的那天遇到罗伯特的，他已经和画家肯尼·蒂沙搬去了克林顿街，但那会儿他还是孤军奋战。他的巨幅画作能让人联想起汉斯·霍夫曼艺术学校特有的风格，而他的素描，虽独具特色，但也能让人缅怀起波洛克和德库宁。

出于对交流的渴望，我转向了他。我开始在下班路上频频登门。霍伊，正如别人所知的那样，是一个表达清晰、激情四溢、博览群书且积极参政的人。能跟一个人从尼采到戈达尔无所不谈，也真是件舒心事。我欣赏他的工作，期待从拜访中分享那份亲切，但随着时间流逝，在罗伯特面前，我对我们之间与日俱增的亲密越来越直言不讳了。

回首往昔，1968年的夏天标志着一个我和罗伯特共同的身体觉醒期。我还尚未悟到罗伯特的矛盾举动和他的性向有关。我知道他深深地在乎我，而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是他已在身体上厌倦了我，在某些方面我感到了背叛，可事实上却是我背叛了他。

我逃离了我们霍尔街的小家。罗伯特陷入极度不安，却仍未能解释那吞噬了两人的沉默究竟源自何处。我没法将那个属于我俩的世界轻易抛弃，我也不确定要往何处去，所以当珍妮特提出合租下东区一个没电梯的第六层公寓楼时，我答应了。对于罗伯特来说纵然痛苦，但这样的安排更适合我独居或与霍伊搬到一起。

在我告别时，心烦意乱的罗伯特仍然帮我把东西搬到了新住处。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想怎么布置都行，我也开始画一组新的系列素描。告别了我的马戏团动物，我成为自己的主题，画着强调自己更为阴性和朴实一面的自画像。我开始穿裙子、烫头发。我等待着我的画家，但他通常都不会来。

罗伯特和我都无法彼此割舍，仍然继续见面。在我和霍伊的关系跌宕起伏之时，他恳求我回头，他希望我们能重新回到一起，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他已经准备原谅我了，我却还没后悔。我并不想回头，尤其是罗伯特似乎依然藏匿着那份他拒绝吐露的内心的焦虑。

九月初的一天，罗伯特突然出现在斯克里布纳书店。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款军装式雨衣，系着腰带，看上去既俊朗又失落。他已经回到了普拉特学院，申请了一份学生贷款，拿出一部分钱买了这件雨衣和去旧金山的票。

他说他想跟我谈谈。我们出去，站在第四十八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回来好么，”他说，“不然我就要去旧金山了。”

我想不出他干吗要去那儿，他的解释既模糊又支离破碎。自由街，有个人知道内情，在卡斯特罗街的某处。

他突然抓过我的手。“跟我走吧，自由就在那儿，我得去弄明白我是谁。”

我对旧金山唯一的了解就是大地震和海特—阿什伯里区。“我已经自由了。”我说。

他绝望而紧张地盯着我。“你要是不来，我就要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了，我就要变成同性恋了。”他威胁道。

我看着他，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我们的相处中，不曾有过任何迹象能让我对这样的真相有所准备。他拐弯抹角透露给我的所有信号，都被我理解为他在艺术上的演变，而非他个人。

我表现得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这让我后悔。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飞了安非他命又熬了一整夜，他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看着他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信是写在斯克里布纳的信笺上的，这个最先震动了我。他的字迹，一贯那么小心翼翼的字迹，充满了焦虑和矛盾，从规整和一丝不苟，变成了孩子似的“蛛蛛爬”。我在开始读信之前，已被那行简单的标题深深触动：“帕蒂——我所想的——罗伯特”。我走之前曾那么多次地问过他，甚至是恳求他，告诉我他的想法，告诉我他在想些什么，他都以沉默作答。

看着这几页纸，我意识到，他已经为了我深入了自己的内心，并试图表达那难以言表的情感。光是想象他写这封信时的痛苦，已令我潸然泪下。

“我打开了门，也关上了门。”他写道。他谁也不爱，他爱所有人；他爱性，他恨性；生活是谎言，真理是谎言。最终他以一道愈合的伤口为思绪作结。“我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画着。上帝握着我的手，我们一起歌唱。”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宣言。

我任忏悔消散，像接受圣餐一样接受了这些话。他已抛出了那条会诱惑我并最终把我俩绑在一起的线。我把信叠好装回信封，全然不知下一步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