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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工作，我变得更加不顾一切了，开始对精品店和百货公司进行新一轮的搜索。我很快明白，我的穿着不适合找这个路子的工作，就连专营古典舞服装的Capezio's都不要我，哪怕我举止文雅，看起来还是颇具“垮掉的一代”芭蕾范儿。我游说了第六十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作为最后的一搏，还在亚历山大公司留了求职申请，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到那儿工作。然后我开始往市中心走，一门心思地想着出路。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我始料不及地遭遇了一个时代的悲痛。约翰·柯川，那个给过我们《至高无上的爱》的男人，离开了人世。大量的人流聚集到圣彼得大教堂想与他道别。几个小时过去了，在阿尔伯特·艾勒那爱的哭喊中，人群黯然啜泣。死去的就像是一位圣者，他奉献给我们能够疗伤的音乐，自己却没能获得治愈。我和众多的陌生人一起，经历了痛失一个人的刻骨铭心，我并不真的认识他，却从他的音乐里得到了救赎。

后来我上了第二大道，那是弗兰克·奥哈拉的领地。粉色的灯光洗刷着成排的板材建筑。那是纽约的灯光，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灯光，我想弗兰克应该也爱过这黄昏的颜色。如果他还活着，他可能已经为约翰·柯川写了挽诗，就像他曾为比莉·哈乐黛写的那样。

我整晚都在圣马克广场找着、逛着。留长发的小伙子们穿着条纹喇叭裤和旧军品夹克，乱作一堆地喊着，左右的姑娘们套着扎染的衣服。满街散发的传单宣告着保罗·巴特菲尔德和“乡下人乔和鱼”的到来。“电动马戏团”敞开的大门里钻出响亮而刺耳的《白兔》。变幻莫测的药物、蘑菇和印度大麻的土腥味将空气变得浓稠。蜡烛燃烧着，大颗的蜡油溢到人行道上。

我不能说我适合这儿，但我感到安全。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来去自由。这里有一支漂泊的青年团体，他们在公园里睡临时帐篷，是涌入东村的新移民。我跟这些人非亲非故，而那种自由独立的氛围，使我得以徜徉其中。我有信心。在这座城市里，我感觉不到危险，也从没遭遇过危险。我身上没有什么可偷的，也不怕那些悄然潜行的男人。谁对我都没有兴趣，在七月初我游手好闲的几个星期里，这对我倒是挺有利的，白天我尽情探索，晚上逮哪睡哪。我睡过门房、地铁车厢甚至是墓地。我在都市的天空下或在陌生人的推搡中惊醒。该腾地方了，该腾地方了。

日子实在太难的时候，我会回到普拉特艺术学院去，偶尔撞见一个认识的人，我就能洗个澡，睡一宿。要不然，我就会睡在一个熟悉的人家旁边的门厅里。那可不怎么好玩，不过我有我的咒语：“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即使几天过后，我的咒语变成了“我饿了，我饿了”，我也不着急，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并不打算放弃。我拖着我的格子呢旅行箱，从这个门廊到下个门廊，努力地争取不被轰走。

这是柯川离开的夏天，是《水晶船》的夏天。手无寸铁的花童举起了双臂，中国试爆了氢弹，吉米·亨德里克斯在蒙特雷烧了他的吉他，调幅电台播放了《比利·乔颂歌》，纽瓦克、密尔沃基和底特律都发生了暴乱。这是《埃尔薇拉·马迪根》的夏天，爱的夏天。在这种辗转变幻的荒凉氛围里，一次偶然的遭遇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这是我遇到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