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安德鲁·马韦尔
过去一位代表赫尔城市的下院议员[1]诞生已经三百年了。他的三百年寿辰不仅应受到那个幸运的城市所提议的庆贺，还值得人们对于他的作品进行一些严肃的思考。这是向他表示敬意的行动，这一行动的意义与恢复名誉截然不同。若干年来，马韦尔的地位一直很高；他最好的诗篇为数不多，广大读者从《英诗金库》和《牛津英国诗选》中不仅对他的好诗十分熟悉，而且也对它们极为欣赏，这是肯定无疑的。马韦尔的坟墓不需要玫瑰、芸香或月桂来点缀，这里没有冤案需要平反；关于他的问题，如果还需要思考的话，也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受益，并不是为了他本人的好处。要使一位诗人复活—这是文学批评的伟大、永恒的任务—就马韦尔一例来说，就是要从他的两三首诗里挤出它们的几滴精华；即便是局限于这两三首诗内，我们还是有可能发现当今时代从未尝到过的某种珍贵琼浆。我们的批评劳动不是去评定地位高低，而是去离析出这种特性。在马韦尔数量不多的全部诗歌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只包括数量极少的几首诗，这一事实表明我们所说的人们从未尝到过的特性更可能是一种文学的特性，而不是个人的特性；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那是一个文化的特性，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的特点。一位像多恩，或像波德莱尔或拉弗格的诗人，几乎可以看作一种态度、一个感情或道德体系的发明者。多恩是难以分析的：有时看来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个人的观点，在另外一个时刻看来却似乎又是一种弥漫在他周围的感觉被集中起来加以明确表现的结果。多恩和他的寿衣[2]，寿衣和他穿寿衣的动机，两者都是不可分的，但两者却并不是一回事。十七世纪有时似乎在一段不很长的时期内把人类心灵的全部经验都收集起来，在它的艺术中加以消化，而后来的若干世纪（用同样的观点）似乎一直在部分地忙于否定这些经验。但是多恩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还是一个个人；马韦尔最好的诗歌是欧洲文化，即拉丁文化的产物。
从马洛发展出来直到琼森（莎士比亚不适合于这个谱系）时代的崇高文体被十七世纪从中游离出两种特性：才气和浮夸的文风。两者都不是像它们的名字似乎在暗示着的那样简单或那样易懂，两者在实践中并不是相对立的；两者都是有意识的和被培养起来的，培养起其中之一特性的头脑也有可能培养起另外一个特性。马韦尔、考利、弥尔顿和其他人的实际诗歌作品都是这两种特性在不同比例上结合起来的产物。我们必须提防把这两个名词的含义理解得过于广泛，因为像文学批评经常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其他流动性的术语那样，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也随时代而变化。为了准确起见，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依靠读者的文化程度和审美力。查理一世时期诗人的才气不是莎士比亚的才气，它也不是轻蔑大师德莱顿的才气，也不是仇恨大师蒲柏的才气，还不是厌恶大师斯威夫特的才气。我们指的是某种特性，它是《科玛斯》[3]诗中的短歌、考利的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篇，以及马韦尔的贺拉斯风格的颂歌三者所共有的。它除了一种技巧上的成就，或一个时期的词汇和句法外，还包括更多的东西。它是我们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才气的东西，即存在于抒情诗温柔美下面的刚劲的合理性。你在雪莱或济慈或华兹华斯身上找不到它；你在兰德[4]身上只能听到它的微弱回声；它更少出现在丁尼生或勃朗宁身上。在当代作家当中，叶芝先生是爱尔兰人，哈代先生是现代英国人—那就是说，哈代先生不具备这种特性，而叶芝先生完全处于这个传统之外。另一方面，正像它的确存在于拉封丹身上，它也占据了戈蒂耶身上的一大部分。关于浮夸文风这一特点，也就是说，对于弥尔顿所使用和滥用的宏伟壮丽的语言的潜力有意识地加以充分利用的这一特点，在波德莱尔的诗中也被使用，甚至被滥用。
才气不是我们习惯于和“清教徒”[5]文学、弥尔顿或马韦尔相联系的一种特性。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错误，部分出在我们关于才气的概念上，部分也出在我们对于清教徒的判断上。如果说德莱顿或蒲柏的才气不是我国语言中唯一的一类才气，那么其他的才气就不仅仅是一点小小的娱乐，或一小点语言或行动上的轻浮，或一些不甚得体的话语或举止，或是一个警句或一小首机智的短诗。另一方面，说一个像马韦尔那样的人是一个“清教徒”，这只能是在一个窄狭的意义上来理解什么样的人是清教徒。反对查理一世的人和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并不都是一群“伪清教徒”[6]或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7]的会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当时的乡绅，这些人只不过相信，而且相信得看起来很有理由，即由以乡绅组成的议会来执政优越于斯图亚特王朝君主的统治。虽然这些人，在那个程度上，都是一些开明的实践者，他们未能预见到公共社会集会的举行和持不同政见的人们进一步分裂的现象。由于他们是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甚至还具有在国外旅游的阅历，他们当中有些人接触到那种即将成为那个时代的法国精神的时代精神。说来也奇怪，这种精神和清教主义潜在的倾向和活跃的力量都恰恰相反。这种冲突对弥尔顿的诗歌是很不利的；马韦尔受它的损害要小得多，因为他虽然积极为公众服务，对党派斗争却并不热心，而且他是一位规模较小的诗人。他歌颂查理二世雕像的诗行：“它是这样一位国王，任何雕刻师的凿刀都再不能改进”可以拿来和他对大叛乱[8]的批评相对照：“人们……应该相信国王，并且完全可以这样做。”因此，马韦尔与其说是一个清教徒，还不如说是一个他那个世纪的人。他用比弥尔顿更嘹亮、更不含糊的声音说出了他那个文学时代要说的话。
这个声音在《致忸怩的情人》一诗里听起来最不平凡，最为响亮。这首诗的主题是欧洲文学中那些伟大的、传统的老生常谈之一；它也是《噢！我的情人》[9]的主题，也是《你们采集玫瑰花苞吧》[10]的主题，也是《去吧，美丽的玫瑰花》[11]的主题；这主题也存在于卢克莱修[12]的原始的质朴之中和卡图卢斯[13]的热烈的轻浮之中。马韦尔的才气对这个主题所做的更新处理是在他所用意象的多样性方面以及意象出现的顺序上。在这首三段诗的第一段中，马韦尔在玩弄一个假想，这个假想一上来就讨人喜欢，但却发展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但愿我们有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
小姐，你这样忸怩也就不算是罪过，
……我将会
在洪水淹没地球以前爱上你十年，
要是你愿意这样做，你可以拒绝我
直到犹太人也皈依了基督教[14]；
我的像植物一样的爱情缓慢地生长
直到它变成比帝国的版图还要广阔，扩大得还要慢。
我们注意到高速度的节奏，一个接着一个的凝聚的意象，每一个意象都扩大了原来的假想。当这个过程被进行到底，并且被加以总结，这首诗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唤起读者的惊奇心理，这种惊奇心理是从荷马以来一直是产生诗歌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但是在我背后我一直听见
时间老人长着翅膀的战车快速向我们逼近，
展现在我们面前，横卧在那里的
是一片属于无边无际的永恒的沙漠。
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存在于下面的诗行之中：
面色苍白的死神用公正无私的脚在踢穷人茅屋的门，
帝王宫殿之门……
不仅贺拉斯，还有卡图卢斯本人：
一旦我们暂短的白昼堕落了，
我们就要睡完一个长远的黑夜。[15]
马韦尔的诗没有卡图卢斯的拉丁诗洪亮的回响，但是他的意象的确比贺拉斯的要更广阔，而且钻到读者心灵更深处。
如果一个现代诗人达到了这个高峰，他就很有可能用这个道德思考来结束他的诗篇。但是马韦尔这首诗的三个诗节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些像一种三段论法的关系。在非常接近多恩的气氛之后，
然后蛆虫将要尝一尝
那长期保存的处女贞操……
坟墓是一个很好的幽会场所，
但是我猜想没有人在那里拥抱，
最后，
让我们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和我们所有的
温柔都滚成一个圆球，
让我们从生命的铁窗外边，
用猛烈的战斗来撕夺肉体的欢乐。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首诗包含着才气，但大家可能并没有清楚地看到这种才气形成了巨大的想象力音阶上的渐强和渐弱。这种才气不仅和想象结合起来，而且还熔化在想象里面。在那些一个接一个的意象里（“我的像植物一样的爱情”，“直到犹太人也皈依了基督教”）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一种才气洋溢的想象，但是这个想象并不是为想象而想象，如同考利或克利夫兰有时所做的那样。这个想象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在结构上的装饰。在这一点上，马韦尔的想象比《欢乐颂》和《沉思颂》[16]，或济慈较轻松和较不成功的诗中的想象要更高明一些。的确，轻浮与严肃的这种结合（由于这种结合，严肃的性质更深化了）正是我们试图识别的这种才气的一个特点。它可以在戈蒂耶的
在异教艺术的幸福时代
建筑物的骨架是看不见的！
中看到，也可在波德莱尔和拉弗格的矫揉细腻的文艺风格中看到。它也存在于上面引用过的卡图卢斯的那首诗中，还存在于本·琼森对这个主题所作的变奏曲：
难道我们还骗不过
几个可怜的家庭侦探的眼睛？
偷吃爱情的果实不算犯罪，
泄露那些甜蜜的赃物才算有罪，
被人家捉住，让人家看见，
这样的事才被认为是真正丢脸。[17]
轻浮与严肃的这种结合也存在于普洛佩提乌斯[18]和奥维德诗中。这也是高雅、精致文学的特点，这个特点恰好是在英国人的精神发生变化以前的时刻在英国文学中扩散开来，不是我们所期望清教主义会对之加以鼓励的特点。当我们来到格雷和科林斯的诗歌前面，高雅和精致仅仅保留在语言上，而在感情里消失了。格雷和科林斯固然也是诗歌大师，但他们却失去了对人类价值的坚持，对人类经验的牢固掌握，而这种坚持和掌握则是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诗人令人敬畏的成就。这种智慧可能是冷嘲热讽的，但也是坚持不懈的（在莎士比亚身上，是一种非凡的洞察力），它倾向于把宗教也包括在内，只有把宗教也包括在内才能使它完满。它还导致布法和白居谢[19]的“于是一切在他们手中都突然折断了”这句话的含义。
从这种才气诗的观点来看，想象和幻想之间的差别是很细微的。显然，一个直接的、非故意的、可笑的意象只是一个幻想而已。在《题阿普尔顿住宅》[20]一诗里，马韦尔偶尔使用这些不讨人喜欢的意象之一，来描写那所住宅对待主人的态度：
于是那所铅制房屋满身流汗，
几乎承受不住那位伟大的主人；
于是，当他来到什么地方，那里不断增长的大厅
就活动起来，那里的正方形变成球体；
这几行诗，不论意图是什么，听起来比它们的本意还要可笑。马韦尔也犯甚至比这些更普通的错误，就是运用一些过于发挥了的意象，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这些意象除了突出它们自己的奇形怪状的形象外，起不了任何作用：
于是湿淋淋的鲑鱼捕鱼人，
开始给他们的皮舟扯起船帆；
他们好像穿鞋的对跖人，
把皮舟当鞋，把头穿在皮舟做的鞋里。
这一类意象，在约翰逊的《考利传》里可以找到收集到的一些精选的例子。但是《致忸怩的情人》一诗中的意象不仅才气横溢，也符合柯勒律治对想象所作的说明：
这种能力……表现在对相反的或不协调的性质能够加以平衡或使其相互和谐上面：使同和异，普遍和具体，概念和意象，个别和典型，新奇与新颖感和古老与常见的事物，不平常的感情状态和高度的规律与秩序，永远清醒的判断力与稳定的冷静沉着和热情与深沉或强烈的感情……使以上这些对立面统一起来……
柯勒律治的说明也适用于下列诗行，它们之所以被选录，因为它们都很相似，并且因为它们标志着马韦尔经常引入较短诗行中的明显的停顿点：
接着进来的是黄褐色的割草人，
他们好像以色列人那样
步行穿过一片绿色的海洋……
现在那一片河边草地涂染得更加鲜艳，
那洒泼上湿颜色的草儿
就好像刚刚新洗过的绿色绸缎……
他把鲜亮的柑橘挂在树荫深处，
好像绿色的夜空点上金色的灯笼……
消灭那按照绿荫下一个不成熟的思想
所设计的一切……
那只幼鹿要是活得长，她就会是
外边全是百合花，里面全是红玫瑰。最后引的这两行诗来自《少女和幼鹿》[21]，这首诗全诗都基于一个微小的题材。我们可以想象微小题材的现代从事者会怎样处理这首诗，但是也不必下降到招人反感的现代来指出这种区别。这里是从《少女和幼鹿》里引来的六行诗：
我自己有一个花园，
但是花园里玫瑰花和百合花
长得过于茂盛、滋蔓，以至于你会认为
它是荒芜的一片；
一年的整个春天
幼鹿总喜欢在那里玩耍。
这里是引自威廉·莫里斯[22]的《伊阿宋的生与死》一诗中的《仙女唱给许拉斯的歌》[23]：
我知道一座关闭的小花园，
那里长着茂密的百合花和红玫瑰。
在那里我尽情地漫步
从多露水的黎明到多露水的夜晚，
和我一同漫步的还有一个人。
一直到这里，这两段诗之间的相似比区别更为显著，尽管我们或许只注意到最后引的那行诗中所提到的某个不具体的人、形象或幻影和上下文之间的模糊联系，与此相比较，我们对马韦尔所期望的却是感情和对象之间的更加明确的关联。但是在莫里斯这首诗的后一部分，诗人却岔开主题很远：
可是虽然我行动蹒跚，体力衰弱，
我还余下一点点呼吸
从死神口里寻找
进到那个幸福之乡的门户；
还要寻找那没有被遗忘的面孔，
那是以往曾看见过的，曾吻过的，也曾从我身
边被夺走的面孔，
这些事发生在喃喃私语的海水近旁。
如果这里有任何与马韦尔诗歌相似之处，那么相似之处就在《致忸怩的情人》的后一部分。至于区别呢，这区别不可能更加显著了。莫里斯的这首动人的诗篇，它的效果依靠感情的朦胧和感情对象的模糊；而马韦尔诗篇的效果却靠它的明彻的、坚实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并不来自这一事实，即马韦尔处理的是更粗糙或更单纯或更肉欲的感情。莫里斯的感情并不是更精致或更高尚，它只不过是更朦胧：如果有人怀疑更精致或更高尚的感情能否使之精确，他应考察《天堂篇》[24]如何处理各式各样的脱离了肉欲的感情。莫里斯的这首诗和马韦尔的诗比较的结果会使读者诧异，即前者虽然看起来更严肃，但却被读者认为更轻微；而马韦尔的《少女和幼鹿》看起来更轻微，事实上却更严肃：
受伤的香胶树就是这样流出树脂眼泪；
神圣的乳香树脂就是这样流出；
失去兄弟的太阳神三姐妹[25]
融化成像这样的琥珀眼泪。
这些诗行具有真正诗歌的引起联想的力量，而莫里斯的诗行除了是一种引起联想的企图外就什么也不是，实际上引不起任何联想。我们倾向于推论：引起联想的力量是一个明亮、清晰的中心周围的气氛，你不可能只有气氛而没有中心。莫里斯的白日做梦的感觉基本上是一个微弱的东西；马韦尔选择一个微小的题材：一个少女对她的宠物（一只幼鹿）的感情，并把这种感情和围绕在我们一切明确和具体感情周围并和这些感情混合在一起的、那些像云雾一样模糊、无穷尽和令人恐惧的感情联系起来。此外，马韦尔在另一首诗里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这首诗，由于形式上的牧歌结构，可能显得是一个微小的题材：
克洛琳达 在这附近，一座喷泉的水钟
在凹面海螺壳内发出玎珰响声。
戴蒙 一个人能不能在那里沐浴，使身上干净，
或在那里消除口渴？[26]
在这首诗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即一个隐喻突然把我们带到那个精神净化的意象。在这里有一种惊奇的成分，如同当维永说：
贫困使人犯错误，
饥饿使狼窜出树林，的那样，这种惊奇成分被爱伦·坡认为是文学的首要成分。这里还有另一种成分，这就是语气的节制和平静，这一成分使惊奇变成可能。在上面所引的马韦尔诗行中，存在着柯勒律治赋予优秀诗歌的特性，即使熟悉的事物变为新奇，并使新奇事物成为熟悉的能力。
大大地改变了十九世纪英国诗歌的原因是一种建立一个梦幻世界的企图，这个梦幻世界和《新生》[27]中或和但丁的同时代人[28]的诗歌中的梦幻现实完全不同。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无疑会找到各式各样的解答；无论如何，这种企图所产生的结果使得十九世纪一位像马韦尔那样大小的诗人成为更轻浮、更不严肃的人物。马韦尔并不是比威廉·莫里斯更伟大的人物，但他背后有牢靠得多的东西在支持他：他有本·琼森的巨大和深入的影响。琼森从未写过任何比马韦尔的《贺拉斯风格的颂歌》[29]更完美的诗篇；这首颂歌具有同一种性质的才气，这种才气弥漫在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品中，同时也集中在琼森的作品里。如前所说，散见于马韦尔诗歌中的这种才气，与后继的任何特征相比较，具有更多的拉丁文学的性质，更为典雅。与法国散文和诗歌相比较，英国散文和诗歌的一大危险也是它使人感到极大兴趣和兴奋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文学允许而且也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即把某些特殊的性质加以夸大，同时却又排斥另外的一些性质。德莱顿的才气是第一流的，如同弥尔顿的夸张风格也是第一流的一样；但是前者把这个性质（才气）孤立起来，并且用它单独地构成伟大的诗歌，而后者完全摒弃才气，两者都有可能给英语造成了损失。在德莱顿身上，才气几乎变成玩笑，因此就失去了和现实的一些联系，变成了纯粹开玩笑，而法国才气却几乎从来不是这样。
接生婆把手放在他的厚脑勺上，
发出这句预言式的祝福：笨人多福……
后面跟随着一大群空想家圣徒们，
他们属于那真正的、老牌的、狂热的类型。
这写得大胆，但极好；它属于讽刺的范畴，和它相比马韦尔的讽刺作品只不过是一些漫谈罢了。但它或许也像下面引的诗行写得那样夸张：
上帝似乎时常藏起他的面孔，
但却突然回转，
为他忠诚的卫士就地
光荣地作证；因此加沙[30]哀悼，
因此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阻止
他那控制不住的意图。[31]
多么奇怪，线条分明的、但丁式的短语“因此加沙哀悼”居然从弥尔顿句子的漂亮扭曲当中跳了出来！
在他的私人果园里，他过着
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
（就好像他的最高目标
只是把梨树种好），
从那里，通过勤奋和勇敢，
他爬上高位，摧毁了时间老人的杰作，
用完全不同的模子来铸造一些古老的王国；*
祖先是文身的皮克特人，今日的苏格兰后裔
在他们的彩色斑斓的心灵里不会找到安稳，
而是，由于他这场严厉的武功，
在格子花呢肩巾下缩成一团：[32]
这里有一种平衡，有一种语调的和谐与匀称。这种性质，虽然它不能把马韦尔提到德莱顿或弥尔顿的高度，却逼使我们给马韦尔一种这两位大诗人从我们那里所得不到的赞扬，这种性质还提供一种乐趣，起码在种类上不同于这两位诗人经常所能够提供的任何乐趣。这种性质使得马韦尔成为第一流的作家，或者说，使他属于在某种意义上格雷和科林斯所不属于的那种类型的作家，因为格雷和科林斯，尽管他们具有普遍被人们接受的纯正风格，却在感觉的对照和结合上相对地缺少细微的区别。
我们企图把被模糊、过时的术语“才气”所指示的性质翻译成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时代的用语，我们的企图失败了。即便是考利，也只能用否定词来给“才气”下定义：
以千种形式，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显得多么华丽；
在那边，我们刚才清楚地看到它；现在它却又出现在
这里，就像一处的守护神，我们猜不透它的行踪。
“才气”从我们的文学批评术语中完全消失了，还没有一个新词被创造出来可以代替它；现在这种特性已很罕见，即使出现了，人们也难以把它辨认出来。
在一部才气的真正作品里，没有不需要的东西，而一切东西在那里都各得其所；
就像在挪亚的方舟里，自然地或和平地结合在一起，
一切生物，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住在那里。
或像一切生物的祖先
（不分大小，不论强弱）
它们不争也不闹，生活在
那个反映上帝存在的奇妙的大家庭里。
一直到这里，考利都说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还想进行上述的企图，即便是我们的企图不超过考利所做的范围，我们就处在一个回顾和总结的地位，我们就不得不担比急于下结论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仍着眼于马韦尔身上，我们可以说才气并非学问；有时才气会受到学问的窒息，如同在弥尔顿的大多数作品里面那样。才气也不是嘲讽，虽然它具有一种粗暴的性质，有可能被仁慈心肠的人们误认为嘲讽。才气被误认为学问，因为才气属于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们，他们继承了世世代代人们的丰富经验；才气又被误认为嘲讽，因为它意味着对经验的经常检查和批判。才气或许还包括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每一种经验的表现形式都能暗示出来的），即认识到世上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经验，个人的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认识，我们可以同样清楚地在最伟大的人身上找到，也在像马韦尔那样的诗人们身上找到。这样的泛论似乎把我们带到远离《少女和幼鹿》，甚至远离《贺拉斯体颂歌》的地方；但是这样做或许还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的愿望在于说明马韦尔那样确切的审美力，这种审美力使他在他所处理的每一个题材里都能够找到适当程度的严肃性。有时他违规，审美力出了毛病，但这些毛病并没有违背这种才气的美德；这些毛病是一些过分机智的词句，一些膨胀、夸张的暗喻和明喻，但是这些毛病从来也不是把一个题材处理得过于严肃或过于轻浮。这个才气美德并不是一些次要的诗人所特有的性质，或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的次要诗人的特点；它是一种智力特征，这种特征或许只有在一些小诗人的作品里才会单独地显示出来。另外，这种特征在华兹华斯、雪莱和济慈的作品里是找不到的，而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却不自觉地以这三位诗人的诗歌为依据。才气和他们最好的诗是不相干的：
你面色苍白，是否由于过度疲劳
攀登高空和俯视地面，
孑然一身徘徊在
群星之间，而它们与你并不同宗，
你不断地在那里盈亏，像一只郁郁寡欢的眼睛，
找不到值得永恒注视的东西？[33]
拿雪莱的这几行诗和马韦尔的任何诗篇来比较，我们很难得出任何有用的启示。后来的诗人，虽然他们可以得益于马韦尔的特征，却并不具备此特征；即使拿勃朗宁来和马韦尔比较，他也显得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诧异地不成熟。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偶尔也看到好的反语或讽刺，但是这些东西缺少才气的内在的平衡，因为它们的声音主要是对外界某些伤感或愚蠢表现的抗议；我们也看到一些严肃诗人似乎对才气怀有戒心，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获得才气，他们就会丧失感情的强度和深度。马韦尔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一种适度的并且显然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美德—不论我们称它为才气或理性，或甚至温文尔雅—我们显然没有给它一个满意的定义。不论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也不管我们怎样给这个名字下定义，它总是一件宝贵的，也是人们需要的东西，但却也是一件显然已绝种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足以使马韦尔的名声流传下去。C'était une belle âme，comme on ne fait plus à Londres. [34]
李赋宁 译
注释
[1]马韦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是英国诗人和议会议员，代表其家乡城市赫尔出席下议院。他还是弥尔顿的好友和助手（担任革命政府拉丁文秘书），是《失乐园》一诗的热情赞颂者，但他自己却属于玄学诗派。
[2]根据沃尔顿（Izaak Walton，1593—1683）写的《多恩传》（The Life of Dr.John Donne），多恩在临死前曾穿上寿衣，站在骨灰瓮上，让人给他画一幅像真人一样大小的画像，然后把画像放在病床床头，让他躺在床上随时可以看见自己死后的样子，借以对死亡有所准备。
[3]Comus，弥尔顿早年写成的短诗剧，剧中点缀着美丽的歌。
[4]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他的抒情诗受古希腊和罗马抒情诗的影响，具有一种纯朴、理智和冷静的特点。
[5]Purist，最初指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教退教者，只承认圣经中“上帝的纯粹教导”（the pure Word of God）的权威，他们企图清除（purify）英国国教中天主教在教义、仪式和组织上的残余影响。他们在英国受到迫害，有一大部分人移民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十七世纪中期，英国爆发了清教徒革命，成立了共和政体（1649—1660）。由于清教徒的道德标准极严格，例如他们关闭了伦敦剧院，禁止娱乐、敌视文艺，因此英语puritanical一词获得了“有偏见的”和“气量狭窄的”贬义。
[6]原文为Zeal-of-the-land Busy，本·琼森戏剧《巴托罗缪市集》中的人物，是一个贪婪、伪善的清教徒。
[7]The United Grand Junction Ebenezer Temperance Association，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虚构的组织，借以讽刺一些清教徒的虚伪。
[8]The Great Rebellion，指1649年爆发的清教徒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被革命党人处死。
[9]“O Mistress Mine”，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一首美丽的爱情歌曲。
[10]“Gather Ye Rosebuds”，英国诗人赫里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写的著名爱情诗之一。
[11]“Go，Lovely Rose”，英国诗人沃勒的著名爱情诗。
[12]Lucretius，古罗马诗人，著有长诗《物性论》，宣传唯物思想和原子论，反对迷信和对死亡的恐惧。他的诗歌语言简单、朴素，表达了高尚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
[13]Catullus（约前84—前54），古罗马抒情诗人，共留下116首爱情诗，他对十六、十七世纪英国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本·琼森就师法卡图卢斯，马韦尔的《致忸怩的情人》也是以卡图卢斯的爱情诗为蓝本。
[14]根据民间推算时间的方法，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这个可能性将发生在上帝的末日审判举行之前，这里的意思是“直到世界末日来临以前”。
[15]引自卡图卢斯《歌集》，Ⅴ。
[16]L'Allegro和Il Penseroso，弥尔顿写的姊妹篇抒情写景诗。
[17]本·琼森喜剧《狐狸》第3幕第7场中的歌曲，它的主题是“只争朝夕”（carpe diem，“享受今朝”），与马韦尔《致忸怩的情人》相同。
[18]Sextus Propertius（约公元前50—前16），古罗马诗人，以写爱情诗和哀歌见长。
[19]Bouvard et Pécuchet，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未完成的讽刺小说，讽刺巴黎两个雇员布法和白居谢的科学热。
[20]Upon Appleton House，马韦尔的一首长诗，共776行。阿普尔顿住宅是费尔法克斯勋爵的庄园。
[21]The Nymph and the Fawn，这首诗的长标题是《少女哭她的幼鹿的死亡》（The Nymph Complaining for the Death of her Fawn），主题很简单，但却有深刻、复杂的含义。
[22]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和社会主义者。
[23]《伊阿宋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of Jason）是莫里斯根据希腊神话写的长诗，《仙女唱给许拉斯的歌》（The Nymph's Song to Hylas）是其中一首短歌。许拉斯是赫拉克勒斯的青年侍从，他们跟随伊阿宋和其他阿耳戈英雄们漂洋过海去寻觅金羊毛。许拉斯到河边去汲水，水中女仙爱上了他，把他拐走了，下落不明。
[24]《天堂篇》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著《神曲》的第三部分，写的是脱离了肉体的天使们和圣徒们的欢乐和幸福。
[25]Heliades，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三个女儿。由于哭她们的兄弟法厄同的死亡，这三姐妹变成流出像琥珀那样的树脂的树，流出的树脂就像琥珀眼泪。
[26]引自马韦尔《克洛琳达与戴蒙》（“Clorinda and Damon”）。
[27]Vita Nuova，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集和散文集，是十三世纪后期意大利“温柔的新体”诗派的重要作品之一。
[28]但丁的同时代人，主要指“温柔的新体”诗派的创始人圭多·圭尼切利和成员圭多·卡瓦尔坎蒂。他们的爱情抒情诗都是用“温柔的新体”写成的。
[29]“Horatian Ode”，马韦尔的优秀诗作。该诗一方面称赞克伦威尔，另一方面又同情查理一世，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好的政治诗之一，富于历史感和政治现实主义。
[30]Gaza，圣经里非利士人的主要城市，位于巴勒斯坦。根据《旧约·士师记》（16：21—30），参孙被非利士人俘虏，弄瞎了眼睛，受到侮辱和戏弄。为了报仇，参孙推倒了非利士人的宴会大厅，压死了所有的非利士贵族，自己也同归于尽。这一切都发生在加沙城中。
[31]引自弥尔顿的诗剧《力士参孙》（1671），第1745行以下。
[32]引自马韦尔的《贺拉斯风格的颂歌》，第29至36行、第105至108行。
[33]引自雪莱的短诗《致月亮》（“To the Moon”）。
[34]法文，那是如同人们在伦敦不再培养的一种美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