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从哲学到宗教
奥古斯特·孔德指出了工业社会的特征后认为工业社会是社会组织的普遍形式，然后又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是一个“统一民族”的历史的观点。最后，他在人性永恒的基础上确立了人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社会方面表现为透过历史上的各种制度都能找到的基本秩序。
因此，主张人类统一性的社会学家必然有一种关于指导建立社会学的哲学观点。奥古斯特·孔德是一个有社会学思想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有哲学家思想的社会学家。社会学和哲学的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源自承认人类统一性的思想原则，而这种统一性要求对人、对人的本性、人的使命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看法。因此这就需要弄清奥古斯特·孔德的哲学思想，把他的思想归结为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三种意愿：社会改革派的意愿、综合各种科学的方法及成果的哲学家的意愿以及自封为一门新宗教——人类宗教——的大祭司的意愿。
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曾经以各种方式试图对社会进化有所作为并施加影响。十九世纪许多伟大的社会学理论，或许还有今天的社会学的伟大理论，有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或者说从科学到政治到道德的过程。
这种意愿带来了一些问题：社会学家是怎样从理论到实际的？人们从他的社会学理论中能够得出何种行动建议？他对全部社会问题提出的是一个总体解决办法，还是对许多特殊的问题提出部分的解决办法？最后还有：一旦有了解决办法，社会学家又是怎样使之用于实际的？
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孟德斯鸠想了解的是社会和历史上各种机构的差异性，但他在把包含一切的科学变为支配一切、指导一切的政治时是十分谨慎的。诚然，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些向立法者提出的建议，但人们看不出孟德斯鸠在社会组织的主要方面到底喜欢什么。即使在出主意时，他也只是批评某些做法，而不提应当做什么。他含蓄地给人提出的常常是反面的意见，而不是正面的劝告。他让人们知道奴隶制在他看来是违背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但当涉及某个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时，人们从他的著作中得到的最好的劝导就成了：瞧！什么叫平民，观察一下他们的境遇，注意一下他们的发展变化，别忘了他们的性格，通情达理一些吧！这种说法虽然不明确，但却是妙极了。这种不明确正是与他的不想全面解决十九世纪称之为“文明危机”的社会问题这一思想本质相符的。
因此，从孟德斯鸠著作中得出的必然结果就是就方法问题向社会工程师提出可行的建议。社会工程师懂得哪些特点是各种社会共有的，一种政策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行的，在另一种情况下也许就不可行了。
换句话说，孟德斯鸠只是设想了一种从科学到行动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谨慎而有局限性的。他提出的是一些局部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总体的解决办法。他不提倡用暴力使现存的社会适应可能的公正秩序，他没有灵丹妙药使君王变得开明，使君王的顾问们阅读《论法的精神》。一句话，孟德斯鸠是谦逊的，但谦逊肯定不是在社会改良派奥古斯特·孔德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优点。既然人类历史是统一的，而基本秩序常有变动，因此他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应当怎样履行人类职责，怎样最好地实现基本秩序的设想，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奥古斯特·孔德在论述必要的改革时贬低了经济和政治的意义，抬高了科学和道德的作用。用科学方法组织劳动固然是必要的，但在他眼里这种组织工作归根到底还是比较容易的。能够结束现代社会危机的改革，其主要精神并不在此。
奥古斯特·孔德发觉政治既蔑视科学家又瞧不起宗教创始人。他相信每个社会都有与之相称的政府，而这些政府又是与各自的社会组织情况相适应的，但他不相信改变组织和制度就能结束根深蒂固的社会混乱。
作为社会改革派，他想改变人的思想方法，传播实证主义思想，并把它推广到全社会，消灭封建思想和神学思想的残余，教育他的同代人，使他们懂得战争是过时的东西，为殖民而征服他国是荒谬的。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以致在他的著作中没有着力加以阐述。他首先关心的是传播通往公正地组织社会和国家的思想方法，他的任务是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实证主义者，使他们懂得实证主义的组织方法对世俗秩序来说是合理的，用无私和仁爱对人们进行精神和道德教育。与众不同的是：奥古斯特·孔德想在现实中推行的这种基本秩序，用他的哲学思想来说，必须是自行实现的。因为，如果说静力学的规律是一成不变的秩序的规律，那么动力学的规律则保证根本秩序得以自行实现。看来轻视改革派的愿望和所作的努力的历史决定论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马克思思想中有另一形式的困难。奥古斯特·孔德也遇到了这种困难，但他的解决方法迥然不同。奥古斯特·孔德像孟德斯鸠一样，甚至比孟德斯鸠更憎恶使用暴力。他不认为革命能够解决现代危机，能使社会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认为从今天四分五裂的社会转化为明天和谐协调的社会是需要时间的。他既对行动持保留态度，又用命运的可变性来证明有良好愿望的人的努力是必要的。历史是受规律支配的，而我们却不知道人类社会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多少需要一些时间，也多少要有些流血牺牲。发展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和方式上，会体现出安排给人们的自由。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在从最简单的生物到最复杂的生物这个阶梯上，越是上层的生物自由的余地越大，或者说命运可变性的余地越大。所谓最复杂的生物就是社会或个人。人是科学分类中的最后一种，即第七种学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各种规律在历史上给人的自由最多。
在奥古斯特·孔德看来，社会改革派的社会学家并不是孟德斯鸠式的、主张部分改革的工程师，或今天的非实证主义者的求实的社会学家。社会改革派的社会学家也不是马克思式的暴力预言家。奥古斯特·孔德是新时代客观公正的预言者，他懂得什么是人类秩序的基本东西，因而懂得当人类接近共同事业的目标时，人类社会将是怎样的。
社会学家是和平的预言者，他教育人们，集中人们的智慧。其次，他本人又是社会学宗教的鼓吹者。
奥古斯特·孔德在年轻时曾经有过两个主要的目标：改造社会、综合各种科学知识。这两种思想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惟一值得称道的社会改造实际上是改变神学的思想方法，推广实证主义。然而这种对集体信仰的改造只能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恰当地创造新科学的最好方法是透过历史，在现有的科学中研究实证精神的进步。
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前三卷实现了综合各种科学知识的雄心壮志。在后三卷中，他已经创立了社会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命题也已轮廓初见。这前后六章之间的联系在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上是毋庸置疑的。
综合各门科学有助于创立和概括各种社会思想。但社会学思想并不绝对取决于各门科学的综合。各门科学只在科学的概念与改革派及社会学家的意愿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才可能综合在一起。孔德对科学的解释说明了从最初阶段的实证主义到最后阶段的实证主义，或者说从《实证哲学教程》思想到《实证政治体系》的发展过程，而奥古斯特·孔德前期的许多追随者，诸如E·利特雷和J·S·穆勒等却认为这种发展是一种否定。
对各门科学进行哲学上的综合受四种思想的支配：
一、奥古斯特·孔德心目中的科学并不是一种冒险行为，也不是一种无休无止、无一定目标的研究。它是信条的源泉。奥古斯特·孔德想把神学精神的最后一点痕迹抹去，但夸张地说来，他在某种方式上是与神学家的某些愿望同时诞生的。他寻求的是不会再有什么疑问的最终真理，深信人不是为了怀疑而是为了信任而生的。奥古斯特这样想是不是错了？人很可能是为了信任而不是为了怀疑而生的，但如果说科学就是怀疑和信任的混合物，那么就应当再加上一句：奥古斯特·孔德相信信任的必要性大大甚于怀疑的合理性。他认为科学家们确定的规律可与信条相比拟。应当始终不渝地接受，而不是无休止地怀疑这些规律。如果说各门科学会导致社会学的诞生，那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科学提供了全部经过检验的命题，这些命题就等于以往的信条。
二、奥古斯特·孔德认为科学真理的基本内容是由他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体现的。就是说，在他看来是由各种现象之间的必然关系，或占主导地位的、永恒的、具有某种存在性质的东西所体现的。
奥古斯特·孔德心目中的科学不是一种追求最新解释的研究。它不企求追根究源，而只是以发现世上存在的秩序为己任。它要找出这种秩序不是出于对真理的无私好奇，而是为了能够利用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资源和在我们自己思想中建立起秩序。
这样，科学就是双重实用主义的东西了。它是原则，人们可以像得到不可避免的后果那样获得技术诀窍。它对我们的智力，或者更可以说对于我们的意识，具有一种教育意义。如果世界上没有我们将发现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又正是我们智慧秩序的源泉和原则，那么我们的意识就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主观印象——用奥古斯特·孔德的话来说，也将是模糊不清、使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了。
科学的这种概念逻辑地导致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诞生，导致他的内在意愿的实现和发展。如果科学就是关心实在的东西、就是不断地寻找解释，想把握一种我们还没有掌握的可理解性，那么它就可能比实际存在的科学更为科学，它将会更容易导致奥古斯特·孔德所认为的独断主义和实用主义科学，而不是社会学的诞生。
我毫不怀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会为人造卫星和探索太阳系以外的空间的企图所激怒，他会认为这种举动是不明智的。人类尚不知道在自己立足的地方该做些什么，为什么偏要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为什么要去探索对人类没有直接影响、没有关系的空间呢？在他眼里，任何不能为我们显示一种秩序或有助于我们行动的科学都是没有用处的，因而不能为之辩护。奥古斯特·孔德是一个武断的人，他不赞成概率论。既然规律大体上是真实的，为什么还要过多地关心细节呢？为什么要有这许多毫无用处的详细情况呢？为什么还要怀疑这些使世界可以为人所理解的、可靠的规律呢？
三、奥古斯特·孔德在试图汇集各门科学的结果和方法时，发现或自认为发现了一种人类理解自己、社会学家了解社会必不可少的实在结构，一种生物的等级结构。各种生物都按照这一等级结构受到各种规律的支配。自然界中有一种等级制度，它包括最简单到最复杂的现象，无机物质到有机物质以及各种生物乃至人类。这种结构实际上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一种自然界特定的等级制度。
这种对世界的解释，其基本思想是低等的东西可以影响高等的东西，但不能决定高等的东西。这种等级观点有助于把各种社会现象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同时也可以确定社会等级制本身。在社会等级中，上层是受下层的影响、调节的，正像有生命的东西受物理和化学现象的影响，而不是为它们所决定那样。
四、科学是实证精神的表现和结果，它应当为现代社会提供各种信条。但科学同样受到一种经常的危险的威胁，这种危险是与科学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即一经分析就分散了。奥古斯特·孔德不断地指责他的学者同事们在两方面太专门化了，而这种专门化在他看来太过分了。学者们只研究现实的一个小部门，只研究一门科学的一小部分，而对其他的东西则毫不关心。此外，学者们不像奥古斯特·孔德那样深信自己代表现代社会的教士，起着精神长官的作用，他们可悲地倾向于满足自己作为学者的任务，而毫无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奥古斯特·孔德说这种谦逊简直就是犯罪，是致命的错误！纯分析性的科学最终是害多益少。人们能从知识的无限积累中得到什么呢？
应当产生一门以社会学为中心和原则的综合性科学，所有的科学都应当以社会学为汇集点。只有社会学才能代表最高水平的复杂性、高超性和虚弱性。奥古斯特·孔德为了创建社会学而综合各门科学，他只是沿着在词义上和目标上都是以社会学为最终目的的科学的自然道路前进。综合各门科学这项工作不仅在客观上应当以社会学这门人文科学为基础，而且它的惟一可行的主观的综合原则仍然还是社会学。因为只有考虑人类的情况，才有可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集中起来。如果只是出于好奇，那么就可能局限于漫无目标地观察各种现象和各种关系的差异性。所以，为了进行综合，人们就应当客观地思考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物的等级制度，在主观上认真思考与人类有关的、能解释人类所处的地位的、对人类开发自然资源，按照秩序生活都是有益的各种知识。
因此，人们就能在《实证政治体系》的第四卷中看到某种原始的哲理。奥古斯特·孔德就是这样运用培根的语句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培根的这些话包括十五条被称之为原始哲学规律的规律。其中有一些是客观的，另一些则是主观的。这些规律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学家是怎样综合各门科学的成果的。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这些科学只能在人类情况的基础上得到统一。
奥古斯特·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知性科学，只有透过历史，在社会中观察人的活动和作为，人才能了解人类思想。用心理学家的内省方法或用康德的自省分析方法都不能了解人类思想。
这种真正的知性科学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知识社会学。这是一门观察、分析和理解人在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业绩表现出来的智力的科学。
社会学之所以是一门知性科学还因为思维方式和思想活动总是与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用自省分析的方法能把握得到的先验自我是没有的。思想是社会的思想和历史的思想，每个时代或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也是在社会的背景中总结出来的，只有懂得这种背景才能懂得人类思想是怎样活动的。为此，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政治体系》的社会动力学一章的开首部分写道：
“本世纪的主要特点是历史在哲学、政治甚至诗歌等方面占有无法变更的优势。历史观点的这种普遍优势既是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实证主义的全面结果。既然真正的实证性偏重于以相对取代绝对，那么，当已被公认为是客体方向移动的有规律的流动性朝主体方向（它的各种变化支配着我们的某些思想）恰当延伸时，实证主义的影响就更为全面了。”（《实证政治体系》第三卷第1页。）
孔德的宗教思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确实不大。要人们嘲笑奥古斯特·孔德是容易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天真幼稚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
奥古斯特·孔德是，并自称是宗教的创始人。他认为我们时代的宗教可以，并且应当受到实证主义的启迪。这种宗教应当与旧时的宗教不同，因为旧时的宗教是以一种过时的思想方法为前提的。他认为具有科学思想的人不会再受传统观念的支配去相信神的启示、教会的教理或神灵。但另一方面，宗教还是适应了人类的某种经常需要。人需要宗教是因为人需要爱高于自己的某种东西。社会也需要宗教，那是因为它需要一种能巩固和节制俗权的教权，并使人们懂得与价值等级相比，能力等级算不了什么，只有宗教才能使能力的技术等级得到应有的地位，并在它之上再确立一个或许是相反的价值等级制度。
人类企求友爱和团结。适应人类这一经常要求的宗教就是人类宗教。应当创立的道德价值等级制度或许是与世俗的等级制度背道而驰的。奥古斯特·孔德要我们热爱的人不是不讲公道、粗鲁愚昧的人。伟人并不是全部人类，而是指人类中的那些活着的时候留下一个业绩，树立一个榜样，在他们的后代中虽死犹存的人。
“人类的组成是死人多于活人”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死人在数量上多于活人，而是因为人类是由死人组成的，只有死人才残存在我们应当热爱的人类之中，他们真是他所说的那样主观不灭。
换句话说，奥古斯特·孔德要我们热爱的伟人就是人们有过的或创造过的最美好的东西。在某种方式上，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身上超过别人的东西，或者至少就某些人来说，是体现基本人性的东西。
我们热爱的伟人的这种基本人性是否与传统宗教中的上帝所体现和超越的人性如此地不同呢？自然，在爱奥古斯特·孔德要我们去爱的人与爱传统宗教中的超验性的上帝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基督教里的上帝已经成了凡人，西方传统中的基本人性和神性之间有一种可以作各种解释的联系。
就我而言，我认为奥古斯特·孔德主张的宗教虽然大家知道并没有多大的世俗成就，但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荒谬。不管怎样，我还认为要比其他社会学家自觉或不自觉传播的宗教或半宗教思想高明得多。既然在选定的人以外还要热爱人性中的某些东西，那么，热爱伟大人物所体现和表达的基本人性肯定要比酷爱一种经济和社会秩序，甚至到欲置不相信这一救国救民理论的人于死地的程度为好。
如果应当从社会学中引出一种宗教来的话——而这是我本人不想做的，那么，照我看来，惟一勉强可以想象的，归根到底还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宗教。孔德的宗教不要人们去热爱众多社会中的一个，因为这样做可能成为一种部落的狂热，也不要人去爱未来的社会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无人知道，而是以社会秩序的名义，从消灭怀疑派着手。奥古斯特·孔德要我们爱的既不是今天的法国社会，又不是明天的俄国社会，也不是后天的非洲社会，而是某些人已经具有的、所有的人都应当努力具有的美德。
或许这不是一种能轻易触动大部分人的感情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在所有的社会学宗教中，只有奥古斯特·孔德的全民政治在哲学上最站得住脚，因而在政治上也就最为软弱。人们一旦对超验的现实不感兴趣，就很难爱好那些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或憎恨使他们分裂的东西。
可以肯定，如果奥古斯特·孔德不与克洛蒂尔德·德沃共同生活，他就不可能设想出人性宗教。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他一生中的偶然事件。如果说我对奥古斯特·孔德的思想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偶然事件就有很深刻的意义了。我说他是主张人类统一性的社会学家，因而这种主张人类统一的社会学必然的或至少是可能的结果就是人类统一的宗教。伟人宗教就是按照彼此团结的原则而改变了面貌的人身上的最美好的东西。
奥古斯特·孔德希望共同的信念和惟一的友善目标能把人类团结起来，尽管人类将注定要世代不绝地在彼此隔绝的世俗社会中生活下去。既然这一目标不能存在于超验之中，而且人类是由崇尚团结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愿意认识并热爱各个时期各个群落中超越个性、对大家都有益处的东西，因而能不就事论事地看待团结，而把团结看成一个目标或理想，那么，除了寄希望于团结一致的人类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