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本书的目标是探索在由中世纪社会组织理论向现代理论转变期间，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有关的宗教思想的某些发展要素。这一目标规定论述的时期到18世纪初为止，而且它并不妄称要论述经济理论或经济实践的历史，除非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同宗教思想的变革发生了关联。不过实际上宗教与经济之间有着非常密切、极其重要的联系。那些宣告了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对于新文明的经济特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不亚于对其教会组织和宗教教义所起的作用。现代社会经济范畴的根源在于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相伴随的经济扩张和社会动乱。

在英国，有关社会伦理问题的宗教思想史这个题目，已故的坎宁安（Cunningham）博士、威廉·阿什利（William Ashley）爵士（他的论文《宗教法规论》使我首次对这一主题发生兴趣）、库尔顿（G.G.Coulton）先生、伍德（H.G.Wood）先生、奥布赖恩（G.O'Brien）先生都已作过论述。对这些英国学者的著作不可低估，虽然我们要说近年来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尤其是特勒尔奇（Troeltsch）、舒瓦西（Choisy）、松巴特（Sombart）、布伦坦诺（Brentano）、莱维（Levy），还有最重要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的著名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讨论发生新的转折。xlvi在同一领域工作的人，不管其研究范围如何有限，都不能不感觉到深受这些学者的惠泽。我很高兴有此机会表达自己对他们的谢意，虽然我并不总是能接受他们的结论。遗憾的是，库尔顿先生的《中世纪的乡村》发表太晚，致使我未能利用它极为丰富的学识和高见。

余下的我只想说，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帮助使我改进了本书原有的某些不足之处。哈蒙德先生、鲍尔博士和沃兹沃斯先生阅读并修改了原稿。尼尔教授除了阅读校样之外，还始终以他的建议和批评给予我慷慨的帮助。我深深感谢巴尔克利小姐，她承担了改校样、编索引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深深感谢伦敦经济学院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提供的便利。对于我夫人所给予的帮助，我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R·H·托尼

文前辅文

“上帝无限仁慈，他连富人都要拯救。”

——阿纳托尔·法朗士：《圣克莱尔的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