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美国文学（1）
谈谈美国文学
一
美国文学的历史不长，但发展较快，20世纪以来，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翻译了朗费罗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1901年，林纾翻译出版了第一部美国小说——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他们从黑奴身上看到自己亡国灭种的危险。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对我国话剧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前后，惠特曼对郭沫若等诗人，奥尼尔对曹禺、洪深等戏剧家都产生过影响。马克·吐温、辛克莱、德莱塞等人都曾受到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好评。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文学对我国新时期的作家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盛行一时的朦胧诗恐怕就是在美国及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下产生的。海明威、福克纳及塞林格等人几乎成为我们年轻一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楷模。至于在世界上，埃德加·爱伦·坡曾被法国象征派诗人称为他们的诗歌之父，福克纳对法国的萨特和加缪以及拉丁美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美国作家喜爱的描写少年初涉人世、寻求生活道路和人生真谛的“成长小说”形式受到加拿大女作家的欣赏，也正在被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所采用。美国作家的探索、试验、创新的精神也激励着世界各国的作家不断革新，超越前人。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我们加强与美国的交往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学一点美国文学，了解他们的文化以促进与美国人民的交流、沟通和理解，同时也借以丰富我们的知识，充实我们的文化修养，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
二
严格地说，美国文学的形成应从美国立国开始。但实际上，在此以前一二百年的殖民时期的文学虽然并不发达，主要以模仿为主，没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但那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美国文学的形成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例如，由于殖民者大量屠杀原来居住在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使他们的文化和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受到致命的摧残，因此美国文学没有英国《贝奥武甫》那样的口头文学遗产。另一方面，当年来美洲大陆移民的人基本上属于两种人，一类是为了逃避国内政治迫害、追求宗教自由的英国清教徒，他们来到新英格兰地区扎根发展，另一类是谋求发财致富的欧洲老百姓，包括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不论哪一种人都相信在新大陆可以得到自由平等，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观点使“美国梦”成为日后美国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清教主义有关人生来有罪及上帝主宰一切等思想也影响美国作家不断思考人性与原罪、人与上帝的关系。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受各种文化的影响。这又决定了美国文学要比其他西方文学更具有多样性。
美国文学跟其他西方文学一样，也经历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历史阶段。下面简单介绍各历史时期的大概情况。
（一）殖民时期（约1607一1765）
这一时期大约从1607年约翰·史密斯船长领导第一批移民在北美大陆建立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詹姆斯敦到1765年殖民地人民愤怒抗议英国政府颁布的印花税法。总的来说，殖民时期人们忙于生存，无暇吟诗作曲，清教主义反对虚构的小说戏剧，因此文学不很发达。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殖民区领导人物如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1590-1657）、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等人撰写的书籍多半是讲道布经等有关神学的材料或日记。此外还有一些为欧洲读者或亲人撰写的介绍新大陆的山水风貌和日常生活的小册子或游记书信，最著名的作者是为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的工作起重要作用的约翰·史密斯船长（Captain John Smith，1580-1631）。即便是诗歌也摆脱不了宗教内容，比较出色的诗人有安妮·布雷特兹里特（Anne Bradstreet，约1612-1672）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约1642-1729）。前者是北美第一位女诗人，她的诗歌虽然宗教气息较浓，但她描写夫妻恩爱、家庭美满等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感情真挚，富有感染力。泰勒是位牧师，虔诚的清教徒，诗歌创作也是为上帝服务，有些跟他的讲道有密切关系。他的作品在生前并未发表，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发现并整理出版。两位诗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受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影响，诗歌有较大的模仿性。
（二）启蒙时期与独立革命（1765一18世纪末）
这是北美人民争取独立、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时期。17世纪末18世纪初，由于经济的发展，殖民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世俗生活，在欧洲启蒙主义和自然神论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上帝的作用被大大削弱，清教主义的统治逐渐衰落。18世纪30年代，清教徒们掀起一场“大觉醒”运动，企图恢复清教主义的统治。领导人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是个杰出的神学家，他吸收当时先进的心理学理论，从打动听众的感情入手，宣传上帝之万能和地狱之恐怖，人如想得到拯救必须皈依上帝。然而，“大觉醒”运动未能阻拦历史的潮流，未能使清教主义免于衰亡。
18世纪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是爱德华兹的同时代人，但两人的生活道路截然不同。富兰克林是个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性善良，主张人权天赋、政治平等，认为行善是忠于上帝的最好表示。他出身贫苦，但意志坚定，顽强奋斗，从商、参政，写文章、研究科学，终于成为文学家、科学家和在美国立国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他的《格言历书》（Poor Richard's Almanac）通过大量的格言警句宣传创业持家、待人处世的道德原则和勤奋致富的生活道路。他在独立革命期间撰写的《自传》（Autobiography）以亲身经历再次说明，美国有的是机会，只要勤奋便能成功。富兰克林的成功经验对美国人的人生观、事业观和道德观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的《自传》还开创了美国名人写传记的风气，建立了传记文学的传统。
从1765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反对英国政府的印花税到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的20多年里，北美大陆的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宣布独立，1783年对英战争胜利，1789年新宪法生效，华盛顿当选第一任总统。独立革命时期文学的主要形式跟殖民时期一样以理性的散文为主。主要是各派政治力量对于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前途与方向、政府的形式与性质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所产生的大批论点鲜明、充满战斗力和说服力的杂文、政论文和演讲辞，如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的《常识》（Common Sense）、杰弗生（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及杰伊（Johnjay，1745-1829）三人的《论联邦》（The Federalist Papers）等。即便诗歌也常常以政治为内容。
革命的成功为文学发展提供了机会。1783年，词典学家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强调“美国在政治上独立了，在文学方面也必须独立；美国以军事著称，也必须以艺术著称世界”。虽然小说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深受英国和欧洲的影响，但从1789年威廉·希尔·布朗发表第一部美国小说《同情的力量》开始，美国文坛很快出现查尔斯·布罗克丹·布朗、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等一批有上乘之作的小说家。尽管诗歌仍不景气，但弗瑞诺（Philip Freneau，1752-1832）赞美北美花草、歌颂印第安人的诗歌已经具有浪漫主义的萌芽。
（三）浪漫主义时期（1800-1865）
19世纪初，美国完全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政治舞台。民族文学开始全面繁荣，逐渐打破英国文学在美国的垄断局面。这时期的作家跟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强调文学的想像力和感情色彩，反对古典主义的形式与观点，歌颂大自然，崇尚个人和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并且寻根问祖发幽古之思情。但他们虽然模仿英国作家，素材却完全取自美国现实，如西部开发与拓荒经历。他们赞美美国山水、讴歌美国生活、反映美国人民的乐观与热情。
早期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家是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和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794-1878）。欧文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传统，使他成为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其中《睡谷的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和《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虽取材于德国民间故事，却以纽约哈德逊河谷为背景，充满美国式的浪漫气息和传奇色彩，尤其那长不大的反英雄小人物凡·温克尔至今仍脍炙人口。库柏主要写长篇小说，而且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历史小说、细节准确详尽的冒险小说和对后来西部文学影响甚大的边疆小说——《皮袜子故事集》（The Leather Stocking Tales）五部曲。在这五本小说里，库柏开创了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文明的发展对大自然和它所代表的崇高品德的摧残与破坏。他还塑造了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型人物——独立不羁、逃避社会、在大自然中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班波。布赖恩特是美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也是第一个受到英国诗坛赞赏的美国诗人。《致水鸟》（To a Waterfowl）、《黄色的堇香花》（The yellow Violet）等代表作描写美国的山水花鸟、讴歌大自然的精神启示、满腔热情地歌颂美国的生活现实、表现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不仅在形式上开始摆脱英国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在内容上也强调现世生活，不再宣传清教主义的来世思想。
1829年，出身贫寒的杰克逊成为美国总统并推行民主路线，民主空气大大高涨。随着工业的发展和西部边疆的开拓，美国开始成为一个充满民族自信、繁荣兴旺的国家。但是，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尤其是南方的蓄奴制日益成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杰克逊上台到南北战争（1860-1865）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常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繁荣”。此时，文学不再是为宗教和政治服务的工具，而是作家抒发个人胸怀，探讨人性、人与自然、科学与进步等哲理问题以及评论时政、批评不良现象的手段。在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作家们试验各种创作形式与表现手法，开始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分析，注意运用象征手段。无论散文、诗歌还是小说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风格迥异的作家和诗人。
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新英格兰地区，主要表现形式为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超验主义理论崇尚直觉，反对理性和权威，强调人有能力凭直觉直接认识真理，人能超越感觉获得知识，因此，人的存在就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人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上帝，自然界是神对人的启示，人可以从自然界认识真理，了解物质发展规律，得到精神道德原则方面的启示。超验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是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他和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成一个非正式的“超验主义俱乐部”，还创办过一个杂志《日晷》（The Dial）。爱默生的《论自然》（Nature）、《论自立》（Self-Reliance）等著作对打破神学统治、摒弃以神为中心的清教教义、强调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确立民主思想和发展民族文化起了极大的作用。《论自然》曾被称为超验主义理论的“圣经”。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爱默生的朋友和门徒。他接受爱默生关于认识自我和研究自然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独自在家乡森林沃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把超验主义的原则和自己的哲理信念付诸实践。《沃尔登湖》（Walden）详细描写他在湖畔的生活，宣传自然的美好，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消极影响，呼吁人们返朴归真，到自然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梭罗富有正义感，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谴责蓄奴制。他的《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主张用和平斗争的方式反对战争和奴隶制，对印度的甘地、60年代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起过积极的影响。
在诗歌方面，新英格兰地区比较出名的诗人有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和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01-1891）等。他们大都出身世家、有地位有名望、文化修养比较高，但又都比较守旧、缺乏创新精神、对社会问题虽有批评却比较温和。因此他们常被称为波士顿的婆罗门（Brahmins）。朗费罗常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创作长篇叙事诗，较为著名的有《海华莎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霍姆斯写过不少适合社交界口味的轻松风趣的诗歌，运用古典主义的文体，在遣词造句上很下功夫。洛威尔不仅是诗人还是散文家，早年热心社会改革，晚年日趋保守。
在波士顿附近的另一位诗人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07-1892）却以迥然不同的风格，不加雕琢的语言描写新英格兰农村的美丽景色、淳朴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长诗《大雪封门》（Snow—Bound）曾被誉为“一部优美的新英格兰田园诗”。惠蒂埃还是一位坚定的废奴运动诗人，写过大量的斗争性很强的诗歌和政论文，揭露奴隶主的暴行和黑奴的悲惨命运。
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1855年出版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标志着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在前言里明确宣称他要建立美国式的独立自主的文学，用以反映美国的社会、历史和各个种族。《草叶集》第一版只有12首诗。但惠特曼不断增加新内容，到1892年他逝世时，已经收入近400首诗歌。惠特曼是一位伟大的民主诗人。他的诗篇涉及从死亡、爱情到民主、革命，从草叶、芦笛到宇宙、灵魂等众多的内容，歌颂普通的人与事及人与人之间同志般的友好关系，强调灵与肉的统一，精神与肉体同等重要。惠特曼的诗歌粗犷奔放、气魄雄壮，反映美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乐观向上的精神，充满对生活、人类和大自然的热爱。《草叶集》中的《自己的歌》概括了惠特曼一生的主要思想，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为了更好地表现美国生活的多样化，他对诗歌形式进行大胆的改革，摒弃传统的诗歌技巧，采用自由体，诗行较长，比较接近散文诗。他采用日常口语，比喻、意象也取自生活，比较粗糙。但这种粗犷奔放的诗歌语言和形式十分恰当地表达了诗人的激情与胸怀。可以说，惠特曼是美国诗歌革命的先驱。
另一位革新诗歌的诗人是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她一生几乎从未离开过她出生的小镇，晚年更是足不出户，不见生人，与外界完全隔绝。她的诗歌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像惠特曼那样包罗万象。但她在摆脱旧诗体的束缚、创造新诗形式方面却与惠特曼不谋而合。她的诗歌诗行不多，口语色彩浓厚，不强调韵律，常常押半韵或完全不押韵，没有标点符号，也不受语法限制，但意象鲜明活泼，来自生活却又富有新意。狄金森一生写过1700余首诗歌，生前仅发表过五首。虽然她的诗歌以描写日常生活的普通事物为主，但内容深邃，别具一格。由于她经常探讨的有关死亡、爱情、自然、永恒、人的自我本质和宗教信仰等主题是20世纪诗人关心的问题，因此，她对现代派诗歌影响较大，被誉为美国20世纪新诗的先驱。1955年出版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确立了狄金森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浪漫主义时期两位重要的小说家是霍桑和梅尔维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不赞成超验主义，尤其是“人即是神”的说法。他对社会改革、生产发展和科学进步也表示疑虑与不安，霍桑反对清教主义对人的压抑，但常用清教主义关于人的罪恶天性、人生来有罪等观念去看待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在《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中以自己在超验主义者举办的布鲁克农场的生活为基础，讽刺嘲笑超验主义的改革措施。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历史或现实生活，中心主题往往是人的内心深处隐蔽的罪恶和过于自信的个人主义的种种缺陷。《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描写罪恶对人精神面貌的作用；《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表现祖上的罪孽对后代的报应。短篇小说《教长的黑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好小伙子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等力图证明邪恶是人的共性；《胎记》（The Birthmark）和《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等强调理性和科学技术的破坏作用。霍桑善于借用哥特式小说的手法塑造魔鬼似的恶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等人物形象，并把这种手法和传统的寓言故事的特点相结合，使背景和人物内心冲突的剖析对后世作家影响颇大。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深受霍桑的影响，关心人类命运，承认邪恶的普遍性，怀疑超验主义的乐观主义理论，对社会进步持悲观态度。他们两人给美国文学带来了戏剧色彩。但是梅尔维尔不像霍桑那样安于命运、接受现实。他进行更为深刻的钻研，探讨上帝的本质、人类的天性和邪恶战胜一切的原因。代表作《白鲸》（Moby Dick）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映。他通过埃哈伯船长一心捕杀曾咬断他一条腿的白鲸、最后与鲸鱼同归于尽的故事说明人的悲惨在于他不能了解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向宇宙和自然规律的挑战必然走向灭亡。梅尔维尔跟霍桑一样，认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是主题，作家应充分利用意象、象征手段、人物和情节来表达中心思想。他与霍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作品中大量提供以事实和生活经历为基础的生动具体的细节，使故事带有极大的现实性和可靠性。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安排这些细节和故事结构，使之含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比霍桑的作品更为深刻、更发人深思。《白鲸》既是一个捕鲸故事，又是一则寓意深刻的寓言，还是一首扣人心弦的史诗。
在浪漫派作家中，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比较独特。他在南方生长，深受南方贵族阶级思想的影响，反对民主，赞成蓄奴制。他一生清贫、颇多坎坷，因而思想悲观，作品色彩阴暗、情调低沉。坡是美国第一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的作品脱离现实生活，从不涉及自由、民主、边疆、改革等国家大事。他强调诗歌应当通过音乐节奏给人以美感，最能打动人的主题是对死去恋人的哀悼。他的诗歌如《乌鸦》（The Raven）等充满古怪、奇特，甚至病态的形象，对法国波德莱尔等象征派诗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坡创作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大致分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两种。恐怖小说深受英国哥特式小说的影响，以异国他乡为背景，以混乱、死亡、怪诞和变态心理为主要内容。比较著名的有《丽盖亚》（Ligeia）、《厄舍大厦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和《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等。坡还因写了大量推理小说而被推崇为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莫根街的凶杀案》（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失窃的信件》（The Purloined Letter）等小说所创造的模式至今仍为西方侦探小说家所沿袭。坡还是美国第一位文艺理论家，著有《创作哲学》（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和《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等论著。坡并不受同时代作家的重视，但他反对文学以说教为目的，强调创造美感和激情的理论对后世作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坡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浪漫主义时期还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废奴文学的兴起。18世纪30年代开始，蓄奴制成为南北作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新英格兰地区的学者、诗人和作家无不发表对蓄奴制的看法。爱默生和梭罗公开抨击南方蓄奴制，支持废奴运动领袖约翰·布朗（John Brown）。诗人惠蒂埃写过大量诗歌杂文抗议蓄奴制。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被林肯总统称之为“发动了一场大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四）现实主义时期（1861-1918）
南北战争（1861-1865）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化，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铁路的建设、资源的开发、移民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等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大工厂、大城市拔地而起，新技术、新机械不断涌现，处处呈现一派蓬勃兴旺的发展景象。但是工业化带来劳资纠纷，造就了靠剥削致富的资本家，贫富悬殊现象日益严重，罢工斗争时有发生。工业化的另一个后果是政治日趋腐败，政界丑闻屡见不鲜。所有这些变化迫使人们要求发现和认识新的生活和新开发的土地。于是乡土文学的出现成为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文学的一大发展。乡土文学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是女作家朱厄特（Sarah Ome Jewett，1849-1909）。她的短篇小说集《迪普黑文》（Deep Haven and Other Stories）和长篇小说《尖枞树之乡》（The Country of Pointed Fires）描绘了新英格兰农村的宁静生活、勤奋的人民和战后的衰落。南方乡土文学作家有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1848-1908）。他的《雷莫斯大叔：他的歌与话》（Uncle Remus：His Songs and Savings）通过黑奴雷默斯大叔介绍了大量起源于非洲的幽默诙谐的民间故事和神话，对马克·吐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位南方乡土作家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写过一百多篇反映南方城乡的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后裔同黑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关系的作品。她描写一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过程的长篇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已成为女性文学的经典作品。西部的乡土文学作家是哈特（Bret Harte，1836-1902）。他的作品主要反映西部的边疆生活，最著名的是《咆哮营的幸运儿》（The Luck of Roaring Camp）。19世纪70年代，随着梭罗、霍桑等人的去世，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衰落。纽约取代了波士顿成为美国文学的中心。各地区风格独特的乡土文学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这时期的作家不再写生死之奥秘或歌颂英勇的个人，也不满足于充满幻想与激情的浪漫主义。他们着眼于现实生活，努力表现这个充满活力与矛盾、自由竞争和崇尚物质享受的新时代，同时也开始批判社会现实，揭露美国社会的阴暗面。
现实主义文学时期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是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豪威尔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在于他为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方针；向美国人民介绍了国外名作家，尤其是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以及托尔斯泰关于作家要关心社会的主张；大力扶植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这些理论和观点集中在论文集《批评与小说》（Criticism and Fiction）。由于他强调作家应该表现“微笑的现实主义”，他的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豪威尔斯写过一百多部作品，笔调温和，解决办法往往是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比较出色的是长篇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man）。马克·吐温是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的笔名。他在1865年发表的第一篇幽默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ry）使他一举成名。幽默游记《傻子国外旅行记》（Innocents Abroad）等进一步奠定了他幽默作家的声誉。但是，马克·吐温实际上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对政治、社会矛盾和道德风尚十分关心。他与人合作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尖锐地批评了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政治腐败、投机盛行的恶劣风尚。他写过两部关于儿童的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后者超出了儿童文学的范畴，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马克·吐温通过野孩子哈克和逃亡黑奴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生活揭露了社会矛盾，批判美国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残暴，寄托他对理想世界的向往。马克·吐温晚年对美国社会感到失望、他的作品越来越从幽默和宽容转向尖刻的讽刺和激烈的抨击。90年代以后，他写一系列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作品，如《赤道旅行记》（Following the Equator）、《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和《神秘的来客》（The Mysterious Stranger）等，反映他对贪婪自私，残暴虚伪的人类的失望情绪。马克·吐温吸取乡土文学和西部幽默的长处，并加以发展，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文体。他擅长人物刻画，精于表现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尤其善于运用生动的口语和地方方言。他对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极大。海明威曾说过：“全部现代美国文学起源于马克·吐温写的一本叫《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书。”
19世纪后期，和马克·吐温并驾齐驱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是詹姆斯。他的作品属于世态小说，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人士和有产阶级，代表作有《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专使》（The Ambassadors）、《金碗》（The Golden Bowl）等。基本主题是三方面：纯真而粗俗的美国人和虚伪但有教养的欧洲人之间的矛盾与对比，现实生活同艺术的矛盾以及艺术家的孤独，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和人生的道德抉择。在小说技巧方面，詹姆斯一反通常以作者为中心的叙述角度，创造了“有限视角”的叙述方法，以某个人物为“意识中心”，从他的“角度”叙述故事、铺展情节。他后期的小说大量采用内心独白。为了细腻地表现人物心理和潜意识活动，詹姆斯常用冗长的句子、堆砌的副词与形容词、隐晦的比喻和象征，因此常被称为心理分析小说家。他那晦涩的文体、开放性结局和内心独白等手法大大影响了后世的现代派，尤其是意识流文学。
19世纪末，美国垄断资本逐步形成，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作家们对美国的扩张政策和国内贫富不均等社会现象深感忧虑。一批青年作家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用悲观主义宿命论的观点看待事物，认为人受环境和遗传因素的支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比现实主义作家更为激进，关心社会底层的人民，以他们的悲惨生活说明世界上没有道德原则、人没有自由意志、宗教是荒唐的。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诺里斯（Frank Norris，1870-1902）和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克莱恩反映大城市贫民窟生活的《街头女郎梅季》（Maggie：a Girl of the Streets）和描写战争中恐怖心理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都描写外界环境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作家有一定的影响。克莱恩的诗歌短小精悍、意象鲜明，对20世纪的意象派诗人颇有影响。
在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批黑幕揭发者（muckrakers），主要是新闻界人士。他们专门揭发大企业的贪婪和残暴以及政界触目惊心的腐败行径。最著名的作品是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反映芝加哥屠宰场残酷剥削工人的《屠场》（The Jungle）。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是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他出身贫苦，自幼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饱尝失业和贫穷的痛苦，对下层人民有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同情。德莱塞早年受尼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转向社会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由于描写乡村姑娘为生活所迫而沦落但最后成为名演员的故事被指责为伤风败俗，曾一度遭到禁止。然而，德莱塞并未退却，又以同样的主题写了《珍妮姑娘》（Jennie Gerhardt）。代表作《美国的悲剧》（American Tragedy）被评论界称颂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以感人的故事深刻阐明主人公克莱德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他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
（五）现代主义时期（1918-1945）
自20世纪开始，美国文学进入新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产生极大的影响。人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开始动摇，普遍感到迷惘，甚至绝望。他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而是强调“只争朝夕”、“及时行乐”。战后虽然出现暂时的经济繁荣，但是1929年股票市场的暴跌引起了持续10年的经济萧条。美国经济刚刚开始回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大地。精神方面的危机导致文学的繁荣，但这时期文学的基调是低沉悲观的。人们在悲观失望中开始反省自己，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美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此同时，欧洲文艺思潮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美国文学产生积极的作用。作家们开始注意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扬惠特曼等人改革诗歌形式的革新精神。众多的历史事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矛盾等等都要求作家以新的手法、形式和体裁加以表现。因此，这又是一个大胆创新、大胆试验的时代，各种技巧、流派、文艺理论相继出现。反映时代深刻变化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世纪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文学。因此，这个阶段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二次大繁荣时期。这时期作家们一心寻求能够反映社会分崩离析和道德沦丧的手法技巧，不完整的片断和不连贯性成为作品形式上的主要特点。故事往往在突厄中开始，发展进程没有一定的逻辑和说明，结尾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叙述角度、声音、语气也不断变换。描述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从客观转向主观。这类现代主义作品为阅读制造困难，对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
现代主义文学是从诗歌开始的。20世纪初，芝加哥成为诗人们反对传统的诗歌技巧、创作目的和主题的革命中心。主要刊物是《诗刊》杂志。后来有成就的诗人如林赛、桑德堡、洛威尔，以至庞德、斯蒂文斯等人都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当时的诗人大致可分为三类：
（1）芝加哥诗人。他们无论在诗歌形式上还是题材上都坚持惠特曼的传统，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有意识地吸收民歌和爵士音乐的成分，使诗歌更具有美国特色。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1869-1950）采用短小精悍、自由韵体和日常口语的诗歌反映小城镇平庸保守的生活给人带来的磨难。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是最有成就的芝加哥派诗人。他继承惠特曼的传统，诗歌接近散文，没有格律韵脚和规则重音，也没有复杂的形象或比喻。桑德堡还吸收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优良传统，语言朴素而幽默。《芝加哥诗集》（Chicago Poems）、《人民，是的》（The People，Yes）是他最有代表性的诗集。这些诗歌表现了他对土地、人民和社会的无限热爱。还有一位诗人克莱恩（Hart Crane，1899-1932），早年追随艾略特，后来接受惠特曼和桑德堡的影响。长诗《桥》（The Bridge）描写20世纪的机器文明和“美国神话”，既模仿艾略特，又有惠特曼的影响。
（2）以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和当时在伦敦居住尚未加入英国籍的艾略特（T.S.Eliot，1888-1965）为首的身居海外的诗人。他们是诗歌革命的主要力量。1908年庞德初到伦敦便和英国诗人休姆创立意象派（Imagism）诗歌，强调诗要具体，避免抽象，意象比喻要十分明确，语言要精炼，删除一切与意象无关的词语，诗歌形式可以采用自由体，格律可以根据口语节奏等等。接受他思想的美国意象派诗人有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1886-1961）和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等。庞德虽然后来脱离意象派，但他的诗歌理论冲击了陈旧的诗歌传统，为美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庞德最著名的诗歌是讽刺英国文化和表明献身艺术的决心的《休·赛尔温·毛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和长篇史诗《诗章》（The Cantos）。《诗章》的第一部分在1917年出版，以后陆续增加，到1959年时共有109篇。《诗章》的内容庞杂，从诗歌理论到道德哲学以至名人评价、经济政策，几乎无所不包。意象派诗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衰落，但是这一流派对美国诗歌在采用自由体、口语和铸造意象方面影响颇大。艾略特是新诗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荒原》（The Waste Land）借用大量的欧洲文学典故、神话、历史、暗示和联想，运用多种语言，以不连贯的结构、多变的语言、有节奏的自由体，构成一部思想和情调和谐一致的诗篇，一时成为诗人们模仿的典范。主要的追随者有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他的诗歌热情活泼，却又深奥、富有哲理。代表作有《带蓝吉他的人》（The Man With the Blue Guitar）等。他诗歌的主题往往表现想像力如何使混乱的世界获得秩序以及艺术表面上歪曲现实、实际上更深刻地揭示现实等理论。但是扎根美国生活的诗人并不完全接受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威廉斯就曾说过：“《荒原》的发表好像爆炸了一个原子弹，把我们的世界给毁灭了。”威廉斯既摒弃诗歌传统，又反对艾略特大量运用博学典故、过分强调修辞的主张。他的诗歌如《佩特森》（Paterson）等深受惠特曼的影响，朴素简洁、不拘形式，摆脱传统韵律的束缚。
（3）新英格兰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和罗宾逊（Edward Arlington Robinson，1869-1935）属于第三类诗人，介乎上述两派之间，受到新诗歌运动的感染，但并不全盘接受它的原则和主张。弗洛斯特基本上采用传统的诗歌形式，但排斥其中矫揉造作等消极因素。他的诗歌多半以新英格兰地区为背景，运用当地普通人民的语言，描写乡间普通人民和日常生活。他的诗歌简洁朴素、易于上口，然而朴素中寓有深意，往往从自然景色、凡人俗事开始，以深刻的哲理思想结束。代表诗集有《少年的意志》（A Boy's Will）、《西去的溪流》（West-Running Brook）和《又一片牧场》（A Further Range）等。《修墙》（Mending Wall）、《摘苹果之后》（After Apple-Picking）和《白杨树》（The Birches）等诗歌把细腻的观察、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优美的格律音韵十分恰当地综合在一起。已经成为20世纪脍炙人口的诗篇。另一位诗人罗宾逊也以新英格兰的小镇生活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代表作《夜之子》（The Children of the Night），表现新英格兰人民勇敢勤劳的美德。他的诗歌语言朴素、立意新奇，富有含蓄的冷嘲和幽默。
由于清教主义反对戏剧，美国的戏剧起步较晚，发展也比较慢。但19世纪末，欧洲戏剧进入全盛时期。在欧洲戏剧改革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小剧院。最著名的是1915年在纽约成立的华盛顿广场剧院（1919年改名为剧院协会）、1915年成立的普罗文斯敦剧社和1931年由剧院协会成员组建的同仁剧社。新剧运动的作家们努力避免俗套，大胆试验，用不同的手法进行创作，甚至在一个剧本中使用两种不同的手法，最常见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手法相结合。这种幻想与现实相交织的表现主义手法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荒诞派戏剧。
这个时期戏剧的另一个特点是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目的在于批评时政，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如赖斯（Emer Rice，1892-1962）的《加算器》（The Adding Machine）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变成机器的奴隶。30年代以后，左翼文学兴起，戏剧的批判作用更为明显。代表人物奥德兹（Clifford Odets，1906-1963）的《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便以罢工斗争为题材，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新剧运动中成就最大的剧作家是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他综合各家之长，既采用传统的手法，又大胆革新，充分吸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长处。第一部多幕剧《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采用传统的手法，是美国第一部严肃的反浪漫主义的戏剧。但是同年发表的《琼斯皇帝》（Emperor Jones）却采用表现主义手法，用非剧中人的对话、布景及其不停顿的击鼓声表现剧中人物由不安到恐惧最后发展到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毛猿》（The Hairy Ape）是一部兼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的戏剧。《伟大之神布朗》（The Great God Brown）则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用面具表现人物的双重性格，用独白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奇妙的插曲》（Strange Intellude）采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以独白和旁白来表现意识流手法。
奥尼尔十分关心美国的社会问题，作品大多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天边外》反映现实对人们理想生活的摧残。《毛猿》描写在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被当成动物来对待。《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表现资产阶级家庭争夺财产和由此引起的后果。《卖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揭示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人们的空虚和绝望。奥尼尔还不断探索个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但他认为在神秘而有敌意的宇宙里，个人寻求自我的努力总是不能实现，事物的发展总是与个人愿望相违背。奥尼尔勤于探索、勇于实践，创立了独特的风格，使美国戏剧在20和30年代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真正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美国戏剧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两次大战期间还是小说极其繁荣的时期。作家们试验创新，各种流派相继出现。当时在小说细节的处理上一般采用两种手法：文献记录式和启发式。辛克莱·刘易斯、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采用文献记录式，利用大量的细节，力求情景、场面和对话富有科学的准确性和完美性，并且通过细节烘托气氛、表现作者意图。然而，采用启发式手法的作家在细节的选择上十分挑剔。细节虽然符合现实，却又富于象征意义，含蓄而耐人寻味。海明威是这类手法的大师，他要求作品像冰山一样，只有1/8露在水面之上，其他的7/8留待读者去想像和回味。菲茨杰拉德在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里采用文献记录式手法，但《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就不再堆砌细节，而是更富有抒情的诗意。由此可见，当时总的趋势是对细节精心选择，使小说具有诗意和象征性。在故事情节的处理上，刘易斯等人采用传统的手法，从时序出发，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步骤。但更多的作家对传统手法进行改革。有些作品没有贯穿全书的主人公，众多的人物之间也没有一定的联系；有的小说时序颠倒，正叙和倒叙穿插进行。有的小说情节错综复杂，但又彼此之间仿佛毫无联系；还有的小说采用多角度多人称叙述法，角度不断变化。总之，作家们力图通过叙述手法表现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混乱场面。在人物的刻画方面，这时期的小说家几乎都摈弃作家出场发表评论的手法。他们强调通过对话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海明威总是以细致的动作描写和大量对话来提示人物的心理。安德森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而着意于他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给作家开辟了探索人物心理的广阔大地。他们认识到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似乎毫无逻辑的潜意识状态的重要性，开始大量采用意识流等表现手法。
20年代对美国作家影响最大的是身居海外的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代表作《三个女人的一生》对传统的小说技巧进行大胆的改革。她吸收电影以画面表现景象的手法，以重复基本相同而略有不同的句子和文字来表现中心思想。她主张遣词造句力求简单，以重复突出主题。她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对安德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年轻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他比较著名的女作家有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1874-1945）和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她们基本上都是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乡土作家，都关心新富和物质主义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华顿的《快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和《天真时代》（The Age of Innocence）既讽刺暴发户的庸俗和私利，又批判上流社会狭隘的文化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格拉斯哥反映南方贵族文化的没落和庄园主的败落。《荒芜的土地》（The Barren Ground）和《浪漫主义喜剧演员》都涉及在注重物质享受的世界里人们如何保持精神理想的问题。凯瑟早期的作品《哦，拓荒者》（Oh Pioneers）和《我的安东尼亚》（My Antonia）歌颂第一代移民在开发西部边疆过程中所表现的英勇品质。《一个沉沦的妇女》（A Lost Lady）和《教授的住宅》（The Professor's House）揭露物质享受和拜金主义思想对优良传统和道德品质的腐蚀。她最优秀的作品《死神迎接大主教》（Death comes to me Archbishop）歌颂早年在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中传教的天主教神父的献身精神，企图以这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随着大工业、大城市的兴起，一些美国作家开始揭露小镇平庸闭塞的生活和狭隘庸俗的传统观念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扼杀。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和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刘易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大街》（Main Street）描写小镇居民安于现状，固守旧俗，拒绝一切新的思想和变革。《巴比特》（Babbitt）塑造了一位无力摆脱工业社会拜金主义和思想束缚的小人物，为英语词汇增加了一个“庸俗的市侩”的同义词。1930年，刘易斯成为第一个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
安德森和刘易斯在创作手法上大不相同。他深受斯泰因的影响，抛弃以情节为主的传统格局，强调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感情来表现他们的个性和内心深处的隐秘。这使他成为美国现代派作家的先驱，对海明威、福克纳等青年作家有很大的影响。在题材方面，他也描写小市镇生活，但侧重表现普通人的彷徨和苦闷。代表作《俄亥俄州的温斯堡镇》（Winesburg，Ohio）就描写这样一群畸零人。他们追求理想、探索生活的真理、渴望爱与同情，可是狭隘的社会观念、枯燥乏味的平庸生活压抑了他们个性的发展，使他们成为心理变态的怪人。安德森擅长短篇小说，写了不少有关描写少年成长的故事。最为出色的有《鸡蛋》（The Egg）、《林中之死》（Death in the Woods）等。
很多在20年代发表作品的年轻作家往往被称为“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他们曾怀着自由民主的幻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残酷的战争、无谓的牺牲使他们的理想幻灭了。他们不能接受战后美国自满自足、平庸乏味的生活，离开美国，到欧洲尤其是巴黎定居后并从事创作活动。主要的代表作家有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等。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是最早表现年轻人反抗社会的作家。《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摧残。《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没有贯串全书的主人公，而是以混乱的画面、互不相干的章节来表现世界的混乱。《美国》（U.S.A.）三部曲《北纬四十二度》（The 42 nd Parallel），《一九一九年》（1919）和《赚大钱》（Big Money）是他最主要的作品。多斯·帕索斯在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采用“新闻短片”，曾被誉为“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
菲茨杰拉德（Scontt Fitzgerald，1896-1940）虽然没有去过前线，却是典型的“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和一百多篇短篇小说真实地反映爵士时代人们醉生梦死的空虚的精神面貌，生动地再现了20年代美国青年认为“一切上帝都死亡了，一切战争都打完了和一切对人的信念都动摇了”的绝望心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从内容到技巧都更为成熟，进一步揭露“美国梦”和“美国精神”的迷惑性和空虚。菲茨杰拉德是继德莱塞以后又一个抨击腐蚀人们灵魂的美国梦的作家。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主要人物。《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反映大战后在欧洲彷徨游荡的美国青年绝望和幻灭的情绪。《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表现战争如何粉碎人们的理想和生活目的。《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描写西班牙的内战。海明威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位心灵受过创伤、敏感而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但他作品里往往又有一位勇敢正直的英雄。海明威笔下的英雄可能是不见经传的猎人、士兵、斗牛士、拳击家，但他们都具有“硬汉”性格，百折不挠、视死如归。他们给海明威的主人公以启示，以这样的处世原则教育他们，即在困难前面不低头、在压力下面不弯腰。《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中的老渔民集中体现了海明威大力推崇的在失败中保持尊严从而取得精神胜利的生活原则。海明威不仅为美国文学创造了“硬汉”形象，他那含蓄简练、清新有力的文体对美国文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作家们关心政治，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作品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左翼文学开始兴起。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反映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小说通过俄克拉荷马州佃农乔德一家被迫背井离乡去西部另谋生路的故事，深刻揭露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斯坦贝克还写过描写加利福尼亚摘水果的流动工人罢工斗争的《胜负未决的战斗》（In Dubious Battle）。
这时期美国南方作家开始联合起来，出版小型刊物，对文艺思想和评论各抒己见。1925年《弗吉尼亚评论》（The Virginia Review）杂志创刊，南方终于有了一个堪与北方优秀刊物相媲美的文学刊物。南方文艺中心的一支中坚力量是“逃亡者派”（the Fugitives）。这个松散的文化团体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如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华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泰特（Allen Tate，1899-1979）等，并出版颇有影响的文艺杂志《逃亡者》。他们思想比较保守，提倡维护南方传统的文学地方主义，反对工业化社会，鼓吹南方继续保持农业传统，因此又被称为“重农学派”。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重农思想在南方影响极大。他们的杂志《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和《肯庸评论》（Kenyon Review）对“新批评派”文艺理论的形成起过很大的作用。
南方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作家是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他一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个短篇故事，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南方密西西比州一个虚构的、叫约克纳帕塔法的地方。福克纳以他神妙的想像力把这片土地、人民和历史构成一个神秘的王国。这些作品探索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和庄园主贵族、新富、穷白人和黑人，甚至印第安人组成的阶级社会，表现南方大家族的兴衰、黑奴制的后果、种族矛盾、敏感而理想主义的年轻主人公与现代社会的冲突等等。他的主人公（如《喧哗与骚动》（The Soundand the Fury）中的昆丁）常常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背负沉重的历史负担、社会传统习俗的枷锁，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与他们相反，福克纳还塑造了一群乐天知命、不受生活体系和习俗束缚的，因而有力量有勇气能处危不惊的“自然”人，如《喧哗与骚动》中的黑女佣迪尔西、《熊》中的山姆·法泽斯等。在他的笔下，那些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杰生和《斯诺普斯》三部曲（由《村子》（The Hamlet）、《小镇》（The Town）、《大宅》（The Mansion组成）中的弗莱姆·斯诺普斯，则丧失人性，变得冷酷无情。
在福克纳的世系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与《去吧，摩西》（Go Down，Mosos）等。《喧哗与骚动》通过康普生贵族家庭的衰落反映传统价值体系的破产和道德法则的消亡。《八月之光》表现一个不知自己是白人还是黑人的年轻人跟社会观念与习俗的冲突以及人的异化和孤寂。《押沙龙，押沙龙！》讲述白手起家、一心创建自己家园的塞德潘及他的失败。福克纳采用侦探小说的形式，让几位不完全知道内情的人来分析塞德潘的命运并进一步企图解释历史。《去吧，摩西》是一部由一系列关于基本上是同一个主人公的故事组成的小说，主旨在于表现南方社会中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关系。
福克纳不仅以他丰富的想像力著称，而且还以他出色的技巧和试验手法获得世人的赞赏。他在众多的作品中几乎不用雷同的手法。他的作品语言艰涩、句子冗长，加上意识流、内心独白、多视角叙述、时序颠倒、象征隐喻等手法，给读者造成很大的困难。然而，他正是运用这种扑朔迷离、纷乱复杂的文体表明世间事物和人心的复杂性。福克纳认为作家的责任在于表现人的内心冲突，描写包括爱、荣誉感、自豪感、同情心和牺牲精神等古老的真理，以便提醒人们铭记曾经造就他们光荣历史的品质，帮助他们得以永存。评论家们一致认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南方作家，而且是在美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一位大师。
两次大战期间，文艺批评开始在美国文学上起主导作用。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流派是新批评派。新批评派接受艾略特的理论，反对介绍作品的背景知识、作者生平、创作过程和发挥个人印象的批评方式，认为文学作品是艺术并主张对作品本身进行精密的分析。新批评派虽然常常忽略作品的社会意义，割裂作品与历史的关系，但它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对推动美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起过极大的作用。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布莱克默（R.P.Blackmur，1904-1965）、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等。另外一些批评家如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和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等则吸收各家之长。考利的著名作品《流放者归来》（Exdes Return）深入分析并评价2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各位作家。威尔逊写过不少文章，研究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白人知识分子对旧习惯、旧传统和旧的生活感到厌倦，对黑人文化和音乐日益产生浓厚的兴趣，黑人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图默（Jean Toomer，1894-1967）的《甘蔗》（Cane）是第一本采用意识流手法的黑人作品。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居住在纽约哈莱姆贫民区的黑人作家以大量的作品表现黑人的悲惨生活，形成哈莱姆文艺复兴。麦克凯（Claude McKay，1890-1948）、卡伦（Countee Cullen，1903-1946）和图默等人都是在一时期崛起的黑人作家。但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是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诗集《萎靡的布鲁斯》（The Weary Blues）中的诗歌采用爵士音乐的节奏和韵律，热情奔放。休斯的出色诗歌使他获得“哈莱姆桂冠诗人”的称号。休斯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除了诗歌以外，还在以黑人辛波儿为主人公的很多小说和戏剧中用幽默揶揄的手法描写黑人眼中的白人，对他们的虚伪行径进行讽刺和挖苦。休斯在文艺思想和各种文学体裁方面的成就不仅对黑人文学，也对白人文学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30年代的经济危机妨碍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但以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为首的一群黑人作家仍然发表了很多战斗性很强的抗议文学。赖特的《土生子》（Native Son）常被与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相提并论，因为赖特也在小说中证明黑人别格并非天性凶暴，而是社会逼他走上杀人的绝路。赖特的故事生动紧凑，文笔精练而富有激情。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汤姆大叔的孩子们》（Uncle Tom's Children）和自传《黑孩子》（Black Boy：A Record of Childhood）。
（六）当代文学（1945—）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罪行，原子弹的使用等等，都使人们一时难以摆脱战争带来的恐惧和不安。50年代的冷战和迫害知识分子的麦卡锡主义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心理。由于原子弹的使用，人们对50年代氢弹试验成功、人造卫星上天等技术革命和科学成就感到不安，怀疑技术进步不能造福于人类。60年代以后，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加上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也更为混乱。总的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作家的眼里，历来向往的“美国梦”变成了梦魔；民主的理想、个人的追求、宗教的信仰不复存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失去了作用；现代人和历史失去联系，没有前途和未来，又无法与他人沟通思想感情，只能永远处在孤独异化的困境之中。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产生了50年代排斥一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作家。60代以后，无论小说还是诗歌都以人的异化为主题，用夸张的手法、荒唐可笑的情节表现人的困境。“黑色幽默”（Black Humor）、荒诞派戏剧（theatre of absurd）流派相继出现。
一般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小说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新小说的主人公们不相信任何政治原则、社会理想、宗教教义或道德准则，但他们又为失去这一切而深深地感到惋惜和不安；他们竭力逃避现实却又永远漫无目的地四处追求寻找并不明确的东西。最典型的作品是50年代“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的《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其次，现代小说中，幽默有了新的意义。在作家眼里，世界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荒唐、怪诞、不合情理的，人生在世是极端荒谬可笑的。于是，他们用怪诞、幻想、夸张的手法力图再现混乱的、难以捉摸的现实。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是疯狂的，社会也是疯狂的。这种令人痛苦的现实通过极端的讽刺加以反映，幽默变成歇斯底里式的狂欢，含着眼泪的欢笑。“黑色幽默”的代表作是海勒（Joseph Heller，1923—）的《第22条军规》。其他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还有巴斯（John Barth，1930—）、品钦（Thomas Pyncheon，1937—）等。第三，寻找自我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最重要的主题。作家们纷纷提出“自我本质”（Identity）的问题，努力探索对“我是谁？”“人的本质是什么？”等一类问题的答案，但往往没有结论。最为典型的作品是黑人作家埃利逊（Ralph Ellison，1942-1994）的《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
60年代出现一种新型的“非虚构小说”，又称“新新闻体小说”，这种小说把事实和猜测糅合在一起，以社会上轰动一时的事件为基础，掺杂作家自己的观察和想像。它们既不同于一般的报告文学，因为其中包含作者的观点，又不同于虚构小说，因为是以真实事件为依据的。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4）在1966年发表的《凶杀》（In Cold Blood）是第一部非虚构小说。梅勒（Norman Mailer，1923—）、沃尔夫（Tom Wolf）等在这方面都有所建树。梅勒描写1967年为抗议对越战争而举行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黑夜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还曾获1969年非虚构小说的普利策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争文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有相似之处，都描写军队生活的贫乏和战争的可憎，但不再充满自怨自艾的情绪，涉及的面比较广。如欧文·肖（Irwin Shaw，1913-1984）的《幼狮》用多角度的手法描写纳粹分子和美国士兵的心理活动；梅勒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反映士兵和军官之间的矛盾；琼斯（James Jones，1921-1977）的《从这里到永恒》（From Here to Eternity）表现单调乏味的军营生活和军事机构对个人尊严的践踏。
这时期的南方文学在小说方面发展很快。除福克纳以外还有波特（Katherine Annc Porter，1890-1980）、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奥康诺（Flannery O'Connor，1925-1964）、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和华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等。
波特是美国极有成就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她的作品主要描写人的孤独失意的罪愆感，现代人空虚贫乏的精神世界，文笔细腻、用字严谨、风格优美。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斜塔》（The Leaning Tower and Other Stories）和长篇小说《愚人船》（A Ship of Fools）等。奥康诺的小说以怪诞阴暗著称。在她的笔下，世界总是充满暴力和邪恶，勤奋正直等传统美德无法得到继承和发扬，奥康诺的文体简略诙谐，善于运用日常口语。代表作有《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等。韦尔蒂是又一位擅长短篇小说的南方女作家。她的作品和福克纳一样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但她不像福克纳那样对世风日下持忧虑态度，而是以冷静的眼光客观地表现人的愚蠢和生活中的可笑现象。《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s）、《英尼斯佛伦的新娘》（The Bride of Innisfallen）等都是比较出色的短篇小说集。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华伦是南方继福克纳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他不仅在小说方面颇有建树，而且还是个杰出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国王的人马》（All theKing's Men）集中表现华伦作品的中心主题：人只有通过认识自我才能实现自我和物质世界对人的腐蚀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涌现出一批黑人新作家。埃利逊（Ralph Ellison，1942-1994）以《看不见的人》一书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以少年成长寻求自我为中心，并不局限于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抗议。小说的主人公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发现人们用固定的眼光看待他，他在别人的眼里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因此是“看不见的人”。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本小说有深远的意义，主人公代表的是一切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内的寻求自我的现代人。埃利逊在小说中运用各种象征手段、历史典故和神话以及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手法，甚至还吸收黑人爵士音乐和布鲁斯的一些手法，是一部从内容到技巧都极为出色的作品。
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积极参加争取黑人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政治影响比埃利逊要大得多。他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青少年生活的《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鲍德温还是出色的散文家，文笔犀利，激昂有力。著名的散文集有《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Nobody Knows My Name）、《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等。
黑人作家中有些人不用小说的形式，而是用大量的事实和个人经历来反映他们所受的压迫与痛苦，如著名的和平主义者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1929-1968）的《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 X，1925-1965）的充满激情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alm X）等。
在戏剧方面成就较大的黑人作家是女作家汉斯贝里（Lorraine Hansberry，1930-1965），其《阳光下的葡萄干》（Raisin in the Sun）歌颂一个黑人家庭敢于反抗命运的勇气和力量，受到评论界的普遍赞赏。诗歌方面比较出色的有勒鲁伊·琼斯（Leroi Jones，1934—）。他企图创作一种只有黑人能使用也只有黑人才理解的文体和语言，用以排斥传统的语言、意象和思想，也即他所谓的“白人”的诗歌特色。
80年代以来，两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1944—）和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1931—）在美国文坛上声望日高。沃克关心妇女运动，尤其是黑人妇女的问题和斗争。1982年出版的《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突破了传统黑人文学的题材，正面描写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黑人男人大男子主义对黑人女人的摧残，提出黑人女人如何互相关心，建立女性意识，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的新人的办法。这本小说已经成为美国妇女文学的经典著作。莫里森的成就更大，她关心黑人女性的心灵世界，也表现黑人男人的新的问题，但她更注意的是黑人和白人两种文化的冲突对黑人的影响，更强调黑人忘却自己的祖先和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严重后果。她的技巧也比沃克更胜一筹，既吸收现代派的意识流、多视角等技巧，又充分运用黑人民间文学中诸如人会飞，树木、鱼鸟能思维有感情，死人能还魂的传说，使她的作品，如《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宝贝儿》（Beloved）等别具一格，回味无穷。1993年，莫里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得此殊荣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黑人女作家。
美国作家中犹太裔比较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发表的作品日益增多，形成了影响很大的犹太人文学这个流派。最为著名的犹太人作家是贝娄、马拉默德和罗斯。
贝娄（Saul Bellow，1915—）的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Sammler's Planet）表现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难以消除的恐惧和伤害，法西斯的迫害使他们失去信念。其他好几部小说，如《雨王汉德逊》（Henderson the Rain King）、《赫尔索格》（Herzog）、《洪堡的礼物》（Humboldttr Gift）等，都描写富裕社会中敏感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迷惘、空虚和绝望。这一主题其实已经并不局限于犹太人。贝娄探索的是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关注的是人道主义的危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专门描写大城市里的下层犹太裔居民，如小店主、杂役、鞋匠、裁缝等。他以现实主义手法、简洁隽永的文笔，刻画这些小人物的善良品质和所受的磨难，尤其是社会和排犹太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歧视与迫害。他的故事幽默诙谐，既富有戏剧性，又寓意深远，探索生活在孤独中的犹太人与犹太传统的关系。比较出色的有长篇小说《装配工》（The Fixer）、《店员》（The Assistant）、《房客》（The Tenant）和短篇小说集《魔桶》（The Magic Barrel）等。
罗斯（Philip Roth，1933—）是年轻一代犹太裔作家的代表人物，擅长描写已经彻底美国化了的犹太人中产阶级的生活、肤浅的拜金主义思想和年轻人的迷惘与反抗。《再见吧，哥伦布》（Goodbye，Columbus）和《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描写年轻一代的犹太人对传统、家庭的反抗。《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和《解剖学课》（The Anatomy Lesson）三部曲描写一个颇有事业心的年轻作家的成名与失落，有一定的自传成分。罗斯的小说以幽默见长，但性描写过多。
另一位著名的犹太裔作家是塞林格（J.D.Salinger，1919—）。他并不一定写犹太人。但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反映富家子弟的空虚和苦闷，常常被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相提并论。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霍尔顿已经不像哈克那样可以离开虚伪的社会，到大自然中去寻求安慰。
当代小说家中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不仅写小说，而且作诗编剧本，散文和评论也很出色。他还是位多产作家，几乎年年都有作品问世。他的作品涉及的面很广，有关于少年如何努力摆脱小市镇生活的束缚企图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有描写家庭生活、婚姻问题、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但最著名的是从1960年开始每隔10年出一本的《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Rabbit Run）、《兔子回来了》（Rabbit Return）和《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及《兔子安息了》（Rabbit at Rest）。这四部曲通过主人公的变化，深刻反映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时代特征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不少评论家认为厄普代克是当代最有希望、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
在诗歌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名的诗人，如斯蒂文斯、肯明斯、弗洛斯特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保持巨大的影响。他们是诗坛的权威，他们的创作理论和原则成为诗人奉行的信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诗人进入大学任教。他们的生活优裕了，发表诗歌的机会也多了。可惜，大多数人的诗歌和早年新英格兰地区学院派诗人一样平淡无奇。直到50年代后期“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诗人的创作才冲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50年代后期，一些年轻的作家和诗人以颓唐放纵的生活、反传统的文学形式反对美国文化和价值体系，形成名噪一时的“垮掉一代”文学。他们在诗歌方面成就比较大，开始采用松散的结构和大量的俚语。这场运动的代表诗人是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诗集《嚎叫》（Howl）反映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幻灭后追求刺激以麻醉自己的情绪和反对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金斯堡受英国诗人布莱克和美国诗人惠特曼与威廉姆斯的影响，采用自由诗体，诗行较长，充满激情和想像力。
“垮掉一代”的诗歌改变了战后诗歌的面貌，使诗歌开始带有较浓厚的个人自传性质。精神失常、性爱、离婚、酗酒等生活事件都成为诗歌的题材。洛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的《人生写照》（Life Studies）是一组自传性诗篇，介绍诗人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变化，开创了“自白诗歌”的先例。其他自白派诗人还有写了大量关于人工流产、妇女的性生活和她在精神病院中的经历的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描写诗人酗酒和精神失常的事实的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和反映想自杀的女人心理的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等。
这一时期的诗歌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洛威尔愤怒抗议对越战争；里奇（Adrienne Rich，1929—）拥护女权运动；黑人女诗人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 1917—）支持黑人解放运动；黑人诗人勒鲁伊·琼斯（Leroi Jones，1934—）则更进一步，提出“黑人权力”的口号，此外，以奥尔逊（Charles Olson，1910-1970）为首的黑山派诗人坚持摈弃一切正规的诗行长度和规范的诗歌格律，甚至连诗行左端的页边行距都不需要整齐划一。阿什贝里（John Ash Berry，1927—）和奥哈拉（Frank O'Hara，1926-1966）等纽约派诗人认为诗歌不过是即兴之作，写完以后便失去了任何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诗歌派别众多、风格迥异，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摆脱了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歌的影响，摆脱了过去的超脱客观、含蓄诙谐的诗风，而是在内容上直抒个人胸怀，以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表现机械化和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摧残；在形式上公开反对以英国诗歌为中心，进一步强调诗歌的美国特色。
在戏剧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现了四位优秀的剧作家：英奇（William Inge，1913-1973）、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4-1983）、米勒（Arthur Miller，1915—）和阿尔比（Edward Albee，1928—）。英奇擅长描写小人物的失意，作品颇多象征手段，但深度不够。代表作有《回来吧，小希巴》和《野餐》等。威廉斯主要描写南方的没落、普通人的失意和痛苦、追求幸福之艰难。他一生创作很多，最著名的是《欲望号街车》（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米勒是战后最著名的美国戏剧家，成名作是一部社会道德剧《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但《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被一致公认为二次大战后最优秀的剧本之一。主人公洛曼一生追求成名成家，但始终未能如愿。米勒通过洛曼和他的美国梦的幻灭证明，普通人也可以成为悲剧式人物。此外，《炼狱》（The Crucible）无情地揭露与讽刺迫害左翼人士的麦卡锡主义。《堕落之后》和《代价》等剧本则表明米勒无论在主题还是技巧方面都是个多面手。另一个杰出的剧作家是阿尔比，他的著名作品有《动物园的故事》（The Zoo Story）、《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谁怕维吉尼亚·吴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等。阿尔比运用象征、暗喻、夸张等近乎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美国社会，主题往往是美国梦的破灭、人的孤独和追求自我本质的困难。
20世纪的美国文学
新旧交替时的美国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过渡。到1900年，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标志的铁路已近20万英里，超过全欧和俄罗斯铁路里数的总和。钢铁、煤炭、石油等基础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电讯电信等事业日新月异，规模之大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新型机械、科学发明和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不断刺激工业的增长。与此同时，农业也经历了一场革命。西部边疆的开发使耕地面积在1860到1910年之间扩大了一倍多，农场数目增加了两倍。农业机械和新的农业技术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还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此外，激烈的竞争导致垄断，资本集中在少数财团和托拉斯的手中。1900年，仅为人口2％的少数富豪占有全国财富的60％。今天尽人皆知的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巨富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形成的。他们控制了铁路、工业和商业，并进一步左右全国的经济革命。此时的美国已经有了扩张的野心和称霸世界的欲望，在1898年对西班牙的战争和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面目。
这还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人都做着发家致富的美国梦，都相信美国是实现他们梦想的最美妙的国土。这种希望表现为人口的大迁移。一种是欧洲的大批移民涌向美国（自190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每年来到美国的移民都在100万左右），不仅去西部边疆而且去城市。另一种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这两种移民为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又促使城市迅猛发展。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变成城镇，用不了10年，又发展成为大城市。186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到了1900年，美国已有六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其中三个超过了100万。
然而，这又是一个使人困惑绝望的时代。经济的繁荣、金元帝国的形成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富起来的资本家大力宣扬国家应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吹财富是上帝的恩惠而贫困是罪孽的表现[1]。他们与政客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不断制造腐败与丑闻。资本的高度集中还进一步促使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农村里由于农业商业化，农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破产事件时有发生；城市中贫穷与财富形成更为鲜明的对比。移民们来到美国、来到城市，发现梦想中的天堂实际上是人间地狱。1910年，美国有3000万男人和800万妇女从事工业劳动。他们中间将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连他们的子女都不得不做童工来养家糊口。当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在街头流浪的时候，富翁们却一掷千金地歌舞升平。难怪豪威尔斯在一首题为《社会》（“Society”，1895）的诗歌里把当时贫富悬殊的现象描绘为一群衣着入时的绅士美女在富丽堂皇的地板上跳舞嬉戏，而地板却铺在受压迫受剥削流血流汗的穷人身上。
这个时期还充满经济危机和劳资纠纷。从70年代开始，经济危机就不时困扰美国社会。资本家用削减工资、延长工时、辞退工人等手段来转嫁危机，激化了本来就很紧张的劳资关系，工人们开始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从1894年铁路工人大罢工，1902年惊动了总统的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到1904年实施了戒严令的科罗拉多煤矿工人大罢工和1912年动用了军队的麻省纺织工人大罢工，劳资矛盾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工人们开始组织起行业工会为自己争取权益，少数民族如犹太移民等也组织起自己的民族工会。1905年，以杜波依斯[2]为首的黑人知识分子创建了一个尼亚加拉运动组织，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实现黑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并在1909年把这组织发展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此期间，妇女的自我意识也有所增强，开始组织起来寻求在教育、婚姻、生育、就业等有切身利益关系领域的主动权，争取跟男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平等。1900年在纽约成立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在1909年组织了长时间的罢工并取得胜利。
世纪之交还往往被称为“斯文”年代。所谓斯文传统指的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保守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在美国，这种传统主要是由新英格兰，尤其是波士顿的一些古老的世家贵族所倡导并加以维护的。这其实也是时代的需要。粗鲁的美国人发财了，要寻求文明来掩盖他们的粗俗。他们强调正派、体面而有分寸。有些东西，如性爱问题成了不可谈论的禁忌，男女之交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文学艺术应表现谨慎得体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应涉及阴暗的无乐趣的题材。文学作品应起道德教育的作用。1884年，高雅杂志《世纪》刊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删除了不少例如哈克光着身子在木筏上的所谓“低级”描写和“粗话”，但仍遭到读者的抗议。因为哈克决心保护黑奴吉姆，说了句“我就下地狱吧”，新英格兰的康科德图书馆就不再收藏这本书。后来，连纽约的布鲁克林图书馆都把它从书架上撤了下来。另一方面，不少新学说、新思潮被介绍到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被接受，英国哲学家斯宾塞[3]运用达尔文理论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大受美国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欢迎。他们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和斯宾塞的“物竞天择”的理论为国家的放任政策和资本家的豪夺巧取作辩护。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曾说过：“有些法律对个人来说也许太严厉了。但对整个民族来说却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保证了适者在各行各业中得以生存。因此我们接受并且欢迎……环境的极大的不平等。”[4]与此同时，法国作家左拉的自然主义思想也对美国文坛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社会体系和制度的发展盲目而残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带有浓厚的悲观的决定论色彩。当然，威廉·詹姆斯等人的“有用即是真理”、“真理即是善”的实用主义理论也给急功近利的美国人带来一些希望。
社会的变革、各种各样的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都引起了学者文人的重视，并在他们的作品里得到反映。当斯宾塞的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一时的时候，学者们如莱斯特·弗兰克·沃德[5]就公开进行反驳。他指出人的经济学应不同于动物的经济学，熊有爪子但人有思维头脑。人的头脑应该能够超越人的经济学的环境，用理性的选择来取代自然界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现象。各种改良的观点和思潮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市场。1912年总统竞选时，100万人投票选举社会主义党推出的候选人。改良派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在1888年发表了他的乌托邦小说《回顾：2000-1887》，描写一个在1887年睡着的人在2000年醒过来发现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命运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人们通过和平的方式和严格的社会主义纲领废除了私人资本家的集团企业，实行了工业国有化，满足了人的一切基本要求，从而使幸福有了保证而人性恶的一面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部小说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行量高达百万余册，读者们自发组织了一百多个国家主义俱乐部来宣传贝拉米的主张。
在这时期里，作家们放弃浪漫主义，以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的变革对人的影响为题材，甚至涉及过去不能进入文学的贫民窟、战争和性爱，尝试用更加能够表现现实问题的手法，如采用美国独特的方言为叙事话语，用简练明快、不事夸张的文体进行创作。这时期文学的主要形式还是小说。80年代，美国的高品位杂志如《世纪》、《大西洋月刊》和《哈珀氏》等都开始连载豪威尔斯、马克·吐温和詹姆斯的作品，说明现实主义小说终于在文学界站稳了脚跟，确立了地位。正如阿尔弗雷德·卡津在《在本乡本土》里所说：“美国的现实主义发轫于一代人突然面对工业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物质主义而出现的困惑并且借助纯粹由此产生的忧郁焦虑心情而发展繁荣。……美国现实主义的涌现是由于农民的怨恨、80年代和90年代的阶级仇恨、对暴发户的嘲弄以及大城市里新兴无产阶级的不满。”[6]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经过两代人的努力：80年代中期，威廉·狄恩·豪威尔斯、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等老一代现实主义大师进入他们创作活动的鼎盛时期；90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如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西奥多·德莱塞等自然主义作家开始崛起。老一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从反浪漫主义开始的。理论家豪威尔斯在《批评与小说》（1891）和《生活与文学》（1902）两本文论里阐述了关于现实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和主张，要求作家“塑造符合实际情况、受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动机与激情所支配的男男女女”，让人物“在小说中说方言，说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的语言——全国各地不装腔作势的人说的语言”。[7]他强调检验文艺作品的标准应取决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程度。但是豪威尔斯的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美国生活的主流是“健康、快乐、成就、幸福”，这些“生活中更为微笑的方面”才是作家关注的内容，因此“美国小说的力量正在于它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甚至把作品是否适合让年轻女孩来阅读[8]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豪威尔斯的局限其实是他那一代作家的共同问题，他们以中产阶级读者为对象，并不能跳出斯文传统的禁锢。他们在善恶美丑之间保持平衡，总希望能逃避生活中悲惨的一面。
即便如此，豪威尔斯对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还是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由于豪威尔斯的鼓励，有些乡土作家，如萨拉·奥恩·朱厄特和汉姆林·加兰等，摆脱了早期乡土文学缺乏深度和广度、过多地缅怀往昔时光而不触及当前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悲剧事件，过分囿于历史记载而缺少想像力与创造性等缺点，从而跳出地区主义文学公式化、概念化的俗套，在思想和艺术技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汉姆林·加兰（1860-1940）在接受豪威尔斯的现实主义理论以后，开始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反映中西部农民的痛苦。短篇小说集《大路》（1891）里的故事充分揭露大工业和铁路巨头对农业的控制和资本家对农民的剥削与欺凌，以真切的描写和真挚的感情表现普通农民终年辛劳却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加兰还发挥豪威尔斯的观点，在《倒塌的偶像》（1894）里提出“写真主义”的主张，要求作家描写美国地理和环境中特有的事物以建设具有民族性的美国文学，并且强调小说的重要任务是在政治、社会和哲学等方面起到改善现状的作用。他并且身体力行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尤其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平民党的竞选活动。加兰用小说表现激进的政治理论的做法有时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但他对豪威尔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年轻一代更为激进的作家如斯蒂芬·克莱恩等开辟了道路。
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年轻一代作家，如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等人的出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是以超越老一代作家、冲破斯文传统的束缚作为自己起点的。克莱恩曾严厉批评豪威尔斯根本没有实行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原则。年轻一代作家以更大胆写实的手法揭露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探讨人的命运和人与社会、制度、体系的关系。诺里斯开创了美国的自然主义小说。克莱恩的《街头女郎梅季》被文学史家罗伯特·斯必勒誉为“现代美国文学的开始”。他们为比他们更加年轻也更有成就的自然主义作家德莱塞和杰克·伦敦铺平了道路。
在现实主义文学飞速发展的时期，描写农村与小镇生活的小说和以城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城市文学各领风骚；一向处在边缘的黑人文学因杜波依斯等人崭露头角而显示力量；在通俗文学中已经拥有一席之地的女作家开始问津严肃文学，出现了如凯特·肖邦、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等一批女性意识比较强烈的女作家。她们从女性视角出发表现世纪之交美国妇女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及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男女平等的向往。
但是，在诗歌方面，这时期并没有声华卓著的诗人群体。遵循传统诗学、效仿英国浪漫派诗歌的风雅派诗人并不能独霸诗坛，而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这两位对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诗歌有极大贡献的诗人也不引人注目。有才华的诗人都各自为政，如威廉·伏恩·穆迪（1869-1910）运用传统手法表现现代人对工业进步和对理想泯灭的忧虑、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则喜爱短小简洁的自由诗，其意象和诗境怪诞独特，对上帝和宗教提出质疑，对人生进行揶揄嘲弄，被认为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先驱。成就最大的是以写人为主的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1869-1935）。他擅长用传统韵律表达具有现代意味的悲剧观。早期的人物肖像短诗，如《理查德·科里》、《米尼弗·奇维》等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生动地勾画出失意者小人物的孤独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思想感情，预示现代派诗歌的来临。进入20世纪以后，在英国诗人休姆的影响下，埃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等美国诗人发起一场革新传统诗歌创立意象新诗的运动。1912年是美国新诗运动的里程碑。这一年，庞德和英国诗人休姆、奥尔丁顿等人一起提出意象派诗歌的三条原则：用精确的语言直接描绘主观或客观的事物；使用简练的语言，取消一切无助于表达的词语；节奏依附于音乐性词语的顺序而不是按照节拍来安排。同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女诗人哈利特·门罗在芝加哥创办小杂志《诗刊》，为有志于革新诗歌的年轻诗人提供了园地。1914年，庞德编辑出版意象派诗人的诗集，扩大了新诗运动的影响。这一切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派诗歌打下了思想基础，开辟了道路。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文坛处于承前启后为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做准备的酝酿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叛”与试验
美国文学在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熟，开始对欧洲文化产生影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4月，美国向德国宣战。为了动员人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分动听的口号，强调美国是“为民主而战”，“为世界的最终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战。年轻人，尤其是一些文学青年，为了保卫祖国的荣誉，也为了见识世面，纷纷报名参军，甚至未到服役年龄便自愿加入英国、法国等外国军队。如海明威主动去了意大利战场做救护车队司机；肯明斯与多斯·帕索斯加入了法国战地救护队；福克纳去加拿大的皇家空军接受训练。
美国参战一年半以后，战争就结束了。战后，美国进入经济繁荣时期。科技革新加速了钢铁、建筑工业、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汽车制造业，1900年的年产量仅为4000辆，1929年上升到480万辆。无线电、电话和电影的发明，家用电器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1900年全国电话数量不到140万台，1930年超过2000万台。1920年美国人第一次听到无线电广播，到了1929年，收音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电影的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1922年，4000万人买票看电影，1929年达一亿之多。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开始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28年美国人达到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1929年美国的产品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生产、消费、娱乐、享受成了20年代的一大特点。因此，这个时代有“喧嚣咆哮的时代”的雅名，也因为对黑人文化，尤其黑人音乐的兴趣而得了“爵士时代”的称号。然而，歌舞升平、繁荣昌盛的景象背后是重重矛盾。政治方面所谓的“红色恐怖”给政府趋向保守带来了借口，对罢工等进步活动采取高压政策。种族歧视重新抬头，黑社会的犯罪活动猖獗。1920年实行禁酒令，1927年无辜的意大利裔工人萨柯-樊则蒂被强行处死等事件，整个社会的右倾保守使人们，尤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悲观失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年轻知识分子的影响十分巨大，他们怀着理想与梦想上前线寻求荣誉与冒险，却带着迷茫和绝望下战场。认识到战争是无意义的血腥屠杀，也看清政府宣传的虚伪与蒙蔽性，对政府和权威失去信心。他们经历了一场噩梦，回到美国，发现祖国依然保守落后，人们的思想依然狭隘自私，生活依然富裕而平庸。他们对国家、社会、个人前途悲观失望，对传统和价值观念，包括宗教失去信念。于是在20年代初，大批年轻人涌向欧洲，特别是巴黎，像无根之木到处漂泊，在寻欢作乐中消磨时光，有些人用文学形式来描写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烦恼，表现他们的失落与绝望，形成斯泰因称之为的“迷惘的一代”。他们几乎都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如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和以尼克·亚当斯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和《夜色温柔》。这些自传性的作品悲天悯人，对当代世界悲观失望，甚至厌恶愤慨。但它们却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中坚力量。许多优秀作品在国外写成，这也许是这个时期美国文学的一个奇怪的特点。
这时期美国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反叛、试验。所谓“反叛”首先是对美国社会、道德以及文化传统的批判，这从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继承了19世纪的反叛传统，明确提出反“斯文传统”的口号，批评因循守旧、恪守传统、反对创新的保守势力；曾经大力维护德莱塞的评论家门肯大声疾呼，反对清教精神。在许多人看来，清教主义思想渗透了整个“斯文阶层”，是“美国生活中一切枯燥乏味的令人感到压抑扫兴和不痛快的东西的总称”，而“斯文阶层”就是门肯所抨击的对一切“真诚有趣、富有想像力和进取精神”的东西无动于衷的“有教养的、丧失了人的天性的高雅之士和上层人物”。[9]年轻一代的作家中，多斯·帕索斯也挺身而出，在《反对美国文学》一文中严厉质问：“难道我们还要永远死水一潭停滞不前……永远支持赞扬其他国家的文学，我们这个无数种族混杂在一起的国家难道除了钢铁、石油和粮食以外就不可能生产别的东西？”[10]
反叛的一大重点是拒绝把乡村小镇描绘成完美无缺的田园风光，而是努力表现乡村和小镇的平庸与乏味、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对人性的压抑。辛克莱·刘易斯是这一主题最成功的小说家。他一生写过20多部长篇小说，但真正出色的还是20年代出版的《大街》（1920）、《巴比特》（1922）等。这些作品多半以中西部的小镇为背景，揭露市镇生活的闭塞和保守、居民的愚昧狭隘和对新鲜事物的偏见与抵制。《大街》抨击他称之为“乡村毒菌”的习惯势力，使这个小镇成了美国社会保守生活的代名词，《巴比特》对一个追求享受的房地产掮客刻画得入木三分，从而使主人公的名字“巴比特”进入美国英语的词汇，成为庸俗市侩的同义词。刘易斯的成功使他在193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今天看来，刘易斯其实很欣赏他讽刺挖苦的人物和他所抨击的生活，他作品的艺术性也并不很高，他的成功在于他诉说了当时人们反叛的心声。
这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试验性”其实跟反叛性不可分割。反叛并不只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还表现在努力摆脱文学艺术传统的束缚和限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革新，需要试验新的手法、风格和技巧，甚至要寻找一种民族的语言来建设真正的美国文学。为此他们渴望了解外国，借鉴世界上，尤其是欧洲在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和哲学思潮方面的成就与经验。于是，弗洛伊德在1909年被请到美国做演讲，他的关于梦和无意识的心理学和性理论在20年代被大量翻译介绍到美国，为作家们的试验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同样，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悲剧理论、弗雷泽的神话、柏格森关于“持续时间”和直觉的观点以及马克思的阶级论等等都得到宣传和介绍，也都产生了影响。1913年，纽约举行了著名的阿默里国际艺术展，介绍了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等先锋派艺术家以及达达主义、立体主义等多种多样的先锋派绘画和雕塑品。这个展览在美国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预示现代主义运动即将开始。
在试验革新运动中，小杂志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一向受冷落的诗歌有了自己的刊物：1912年在从来不是文学中心的芝加哥出现的《诗刊》。主编门罗在创刊号中宣称，这本杂志“将是海洋中一个绿色的岛屿，在那里，‘美’可以种植她的花园，而‘真’，那欢乐与悲哀、隐藏的喜悦与绝望的一丝不苟的揭示者可以无所畏惧地进行她勇敢的追求。”[11]应门罗的邀请，已在英国参与领导意象派新诗歌运动的庞德成为这杂志的驻外编辑。庞德答应向读者时刻提供有关英国、法国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信息，主张只进口“比国内生产的作品要好的作品，最好的外国作品”。[12]他还呼吁美国出现新的“文艺复兴”，认为美国文学的一场“大觉醒”可能使“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看上去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13]正是《诗刊》发表了艾略特的《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以及日后成为大家的弗罗斯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芝加哥诗人林赛、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等人的早期作品。其他的小杂志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还有试验性很强的《小评论》（1914）、《他者》（1915）、《七艺》（1916）等。在它们的影响下，即便一些老杂志也改变了编辑方针，如19世纪80年代创刊的《日晷》就在1922年刊登了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在南方田纳西州纳希维尔创办的小杂志《逃亡者》成为南方作家如兰塞姆、泰特和华伦等人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跟1921年也在南方出现的《两面人》等其他小杂志一起为南方文学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作用。尽管许多小杂志维持的时间很短，但它们为作家的创新和试验提供发表园地，在介绍新的诗歌理论、发现和扶植新秀、培养与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尤其为造就美国最繁荣丰富的诗歌时代和发展现代主义诗歌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小杂志也就没有20年代繁荣的美国现代派文学，尤其是现代派诗歌。
反叛与试验的一个结果是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家。美国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文学理论家。现在情况不同了，小杂志要宣传办刊方针和宗旨，作家们要谈论自己的创作原则，都需要理论；对旧文学传统的批评，对国外新流派新理论的介绍，对新文学的评价也都需要理论。于是，理论家们便应运而生。从反清教传统的门肯和凡·维克·布鲁克斯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卡尔维登，从做杂志编辑的埃德蒙·威尔逊到庞德、艾略特等诗人，他们的理论对美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影响。《逃亡者》更是对创建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主宰美国文坛的新批评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反叛与试验的最大的成就是导致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大繁荣。当时现代主义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例如未来主义是在意大利首先诞生而达达主义最早出现在苏黎世，至于法国，尤其是巴黎，更是一切先锋派艺术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定居在巴黎的斯泰因的家就是欧洲艺术家和美国作家安德森、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讨论文学艺术的聚会场所。美国作家从朝气蓬勃的世界文艺浪潮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文化的继承人，可以自由地运用各国的文化。庞德吸收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文化，艾略特在《荒原》里使用各国的语言和神话。文学家们接受了文学等同于艺术音乐的观点，开始高度重视形式和技巧问题，努力向艺术家学习，要在诗歌小说中创造绘画的效果。威廉斯的一些诗歌就像一幅幅绘画，海明威的小说看得出立体派绘画的痕迹。他们反对现实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实，只是在表现手法上突破传统的框框，从传统的时空顺序转到跳跃式的、不受空间限制的来回颠倒的时序，从反映外部现实转到关心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无意识对外界事物的流动式的反应，甚至同时表现几个人物的意识，不断转换视角来反映他们对世界的感受。总之，作家们个个标新立异，迫使社会注意他们的存在。
现代主义作家在手法上标新立异，在作品内容方面却有愤世嫉俗的共性，因为现代主义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现状的一种抗议。他们认为过去支撑人类生活的各种体系制度，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宗教、艺术方面的，都已经被摧毁或被证明是虚假的，因而需要革新，手法上的不连贯性等等都是为了表现这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换言之，他们猛烈抨击社会正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重大，努力想用艺术来拯救社会，为世界创造新的秩序。海明威的“压力下的优雅”就是一种处世为人的方式。诗人斯蒂文斯说：“在一个没有信念的时代里……要由诗人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风格来提供信念的快乐。”[14]
美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从诗歌开始的，以庞德领导的意象派和旋涡派诗歌为开端。美国诗人不仅学习20世纪的流派还深受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以及19世纪本国诗人如惠特曼、狄金森等人的影响。这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诗人们有意识地对诗歌的传统风格、表现形式和技巧进行革新，纷纷寻找十分个性化的语言和手法来表现自己对社会、世界、人生的看法。例如，许多诗人用自由诗体而不大喜欢格律音步严谨的传统诗体。在语言方面，他们反对传统的高雅诗歌语言，采用日常生活的口语。当然，诗人们也各不相同，威廉斯的自由诗体跟艾略特和庞德的风格就大不一样。威廉斯更强调视觉效果，而艾略特则看重音步和节奏的音乐性。他们都主张用口语，但弗罗斯特采用新英格兰地区农民的语言，林赛和桑德堡使用中西部老百姓的语言，而艾略特的诗歌虽然有口语的味道，他却认为有些思想感情用其他风格也许能表现得更好。诗人们深切感到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他们的诗歌就是要表现这种不协调。于是，他们大量采用幽默与反讽。桑德堡和林赛依靠西部幽默，在高度夸张中达到挖苦的目的，弗罗斯特则突出新英格兰地区不露感情的冷漠式的讽刺，而艾略特、威廉斯和斯蒂文斯等人的反讽就更为含蓄和深沉。艾略特运用“想像力的逻辑”，在《荒原》中抛弃一般诗歌中的过渡、概括、论述等手法，把不同的意象并列在一起，用支离破碎的形象反映社会的问题。在这个鲜花盛开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现在被认为是经典的诗集，诗人们还常常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的理论，如庞德的“要日新月异”的口号和对意象派诗歌的定义等理论、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感受的分化”、“想像力的逻辑”、“作家不能脱离传统但要像催化剂那样使传统起变化”，以及威廉斯的“不表现观念，只描写事物”和斯蒂文斯关于客观现实和想像力的关系等理论不仅在当时起作用，还对后来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的戏剧由于清教主义的影响一向不很发达，但一次大战后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的表现主义戏剧、瑞典表现主义戏剧家斯特林堡、挪威的易卜生、意大利的皮兰德娄、英国的肖伯纳等开始影响美国戏剧界。另一方面，出现了由戏剧艺术爱好者组成的试验性的小剧院，对百老汇等商业剧院进行了有力的挑战。最为著名的是“华盛顿广场剧院”（战后改名为“剧院协会”）、普罗文斯敦剧社和以哈佛大学的47号工作室为代表的学员剧团。这些小剧场或戏剧团体几乎都有自己的剧作家。他们一反陈腐的俗套，努力表现当前的美国生活，抨击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奥尼尔，他运用各种创作方法来揭露社会问题：表现残酷的现实如何粉碎普通家庭的生活理想等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剧作家们还大量试验各种手法与技巧。如赖斯用表现主义手法写了《加算器》，而在《街景》（1929）中则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奥尼尔不仅采用传统的手法还在作品里试验了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甚至在一部作品中兼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多种技巧。奥尼尔的天才与哲学思想使他成为20世纪美国戏剧的重要人物。
跟“新诗”运动和“新戏剧”运动相比，小说也在不断革新。从1914年开始到20年代末，斯泰因、凯瑟、安德森、德莱塞等老一代作家的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问世的。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如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黑人作家基因·图默以及福克纳等人开始在文学舞台上各领风骚，都通过小说批评工业化和物质主义的恶果、战争对人的精神的伤害、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造成的悲剧。
小说在技巧方面的试验并不落后于诗歌和戏剧。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巨人之一”的斯泰因对语言和标点符号进行实验以捕捉流动不定的生活现实。安德森对小说形式进行试验，在《俄亥俄州的温斯堡镇》中用具有同一个背景、同一个主人公和同一种气氛的一系列短篇故事来加强这些故事作为整体的总主题。海明威在故事里穿插新闻报道，多斯·帕索斯在小说中插入电影、新闻片、报纸，甚至流行歌曲的片段，总之，作家们不断破坏故事的叙述线索以表现世界的混乱和社会的失控。当然，这时期传统的手法并没有消失。德莱塞、刘易斯采用文献式的描写和细节堆积等自然主义手法；凯瑟、菲茨杰拉德却十分注意对细节的取舍，更看重故事的氛围，因而使他们的作品富有诗意。海明威试验用小字、短句，多对话，少描述，他的“冰山理论”确实开创了新的文风。跟他相反，福克纳用繁复的长句和晦涩的语言来表现世界的复杂。可以说，跟戏剧、诗歌一样，小说文体风格的多样性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个特点。
美国的“左翼”文学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在20世纪2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一时间，银行倒闭，投资者破产，80％的钢铁工厂倒闭，无数工人失业。与此同时，1930年开始的持续干旱使大萧条雪上加霜，沙尘暴几乎横扫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破坏了大量农田，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向西部迁移去寻找生路。这场危机波及面广，延续时间很长，几乎使整个国家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1933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9％，失业率却上升到24.9％。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已关闭，三千多万家庭没有正常收入，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家园，在铁路线上颠沛流离，妄图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矛盾，罢工四起，1931年，煤矿工人在宾州等五六个州举行罢工。1932年亨利·福特命令警察向底特律他的汽车工厂的罢工工人开枪造成的死伤事件震惊全国。同年，两千多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聚集在华盛顿。他们因生计无着而要求政府提前支付原答应在1945年支付的补助。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却用刺刀和催泪弹，甚至子弹驱散了这群老兵，制造了另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也使政府的信誉一落千丈。
在这种形势下，“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一度成为30年代颇有影响的主流文学，使30年代有“红色十年”之称。作家和艺术家们关注社会问题和经济形势，开始发表有明确阶级意识的作品，描写经济萧条对工人、农民，甚至中产阶级的影响。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在美国有一定的力量。1877年纽约的德裔移民成立社会主义劳工党，宣传马克思的思想，企图通过竞选取得政权以进行改革。1898年又出现社会主义民主党，1901年两党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党。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成员认为他们应该放弃改良主义立场，立即行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统治。在《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约翰·里德的帮助下，他们于1919年成立了美国共产党。左翼作家如迈克尔·高尔德、约瑟夫·弗里曼、麦克斯·伊斯特曼等人还创办了一些进步刊物，比较重要的有《群众》（1913-1926）、《解放者》（1918-1924），尤其是标志美国激进文学重要里程碑的、后来成为共产党喉舌的《新群众》（1926-1948）等杂志。它们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作家的责任和文艺的方向。早在1921年，迈克尔·高尔德就在《走向无产阶级艺术》中强调艺术家应该来自工人，跟人民群众紧密团结，通过社会革命，创造“新的更真实的艺术”。[15]1925年，著名作家厄普顿·辛克莱、评论家凡·维克·布鲁克斯等都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作家们更加政治化，出现了更多的左翼文化团体，如“约翰·里德俱乐部”、“工人戏剧联盟”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如《铁砧》、《工人联盟》等左翼杂志。甚至一些有影响的自由派杂志如《新共和》、《民族》等也都向左转。作家们把社会主义的苏联看成是希望的曙光，从老一代的德莱塞、新闻记者麦克斯·伊斯特曼到年轻的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和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等都前往苏联进行访问，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才是美国的出路。1931年德莱塞访苏回国后说：“对于世界问题，尤其是美国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16]出于作家的责任感，无论中间派还是自由派都向共产党靠拢，参加或支持它的活动。1932年52位知名人士，包括老一代作家如舍伍德·安德森和年轻的“迷惘的一代”作家如约翰·多斯·帕索斯、麦尔科姆·考利以及休斯、威尔逊等联名签署公开信，支持共产党参加竞选总统的活动。作家们还到动乱或罢工地区进行调查，撰写文章，揭露真相。德莱塞考察了宾州和肯塔基的煤矿罢工后在《悲剧的美国》（1932）里愤怒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威尔逊也认为他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研究已经过时，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更值得探讨。于是，他前往底特律、芝加哥和南方肯塔基等一些动乱地区，为《新共和》写文章，报道这些地方的贫困和罢工情况以及公司领导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忍与仇恨，并在1932年以《美国恐慌》（1958年修订版改名为《美国地震》）为题结集出版。评论家认为这些文章是“1932年美国的最客观的画面”，“是一个走到‘外面’的人在亲眼目睹取代了繁荣十年的经济萧条情景后所作的新观察和新评述。”[17]威尔逊还大力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积极去苏联访问，并且陆续发表他的研究心得和访问观感，这些文章后来在1940年结集出版，以原彼得堡的一个地名为标题，叫《去芬兰车站》。直到晚年，威尔逊仍然认为这本书“基本上可靠地报道了革命家们认为他们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做的事情”[18]。威尔逊可以说是转向政治的自由派作家的典型代表。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并不认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但仍然表示欢迎共产主义，说“伟大的诗歌无不出自共产主义思想”[19]。由此可见左翼文学在30年代美国的影响。1935年在“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倡议下，作家们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美国作家同盟”，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领导，从此把“分散的、无党派的自由主义人士的力量全部吸收到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阵线’中来”[20]。
同年，罗斯福为了对付经济衰退实行新政，设立公共事业振兴署，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该署也为困难的作家、艺术家们设立了联邦艺术、联邦作家、联邦戏剧等项目。其中，联邦作家项目资助了已经成名的作家，如诗人康拉德·艾肯、剧作家埃尔默·赖斯、黑人诗人克劳德·麦克凯等以及日后成为名家的如索尔·贝娄、剧作家阿瑟·米勒、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和拉尔夫·埃利逊、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等。这些作家不少人比较激进，尽管也有中间派或保守思想的人士。因此，评论家认为30年代也许是“美国激进人士最后一次参加政府的项目，希望能够藉此让广大人民了解他们对国家的看法”[21]。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是要保持与提高人民对国家的信心，树立美国是一个包容所有人的多元文化国家的形象。他们组织作家们编写各州旅游指南，同时也资助赖特、赫斯顿、埃利逊等黑人作家发掘黑人的文化，撰写黑人历史，反映他们的苦难生活。当然，由于是政府资助的项目，作家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他们还是发表了一些比较进步的作品，如在编写指南时把重点放在普通劳动人民而不是知名人士上。赖特在芝加哥、埃利逊在纽约收集的有关黑人的材料对他们后来写《土生子》和《看不见的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赫斯顿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骡与人》就是联邦作家项目的一个课题。当时联邦戏剧项目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戏剧形式——“活报剧”，中心人物总是一个对当前某个问题不明白的普通老百姓，通过他对问题的探究把全剧串起来，把作家的意图向观众进行交代。根据辛克莱·刘易斯小说改编的反法西斯的剧作《这不可能在这里发生》（1936）同时在全国22个城市上演，造成很大的声势。但正是由于他们演出的思想内容都比较进步，国会怀疑他们是由共产党控制的，1939年，国会停止资助该项目。
30年代，在美国共产党和《新群众》的组织下，左翼作家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这一问题，从作家的出身、读者对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作家的观点立场、文学是艺术还是宣传等重要方面进行讨论。许多作家、评论家，如美国共产党在文学方面的主要发言人高尔德、约瑟夫·弗里曼、格兰维尔·希克斯、范·弗·卡尔弗顿等都积极参加讨论，高尔德在《新群众》和《工人日报》上的评论、弗里曼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选集》写的序言、希克斯的《革命与小说》（1934）、《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1935）、卡尔弗顿的《美国文学的解放》（1932）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在讨论中，他们批评过艾略特的“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福克纳繁琐艰涩的语言；赖特还批评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只关注女主人公的个人发展，因而“没有主题、没有寓意、没有思想。”[22]
当然，左翼作家激情洋溢的话语并不是文坛上的惟一的声音。当时，尤其在30年代后期，也有一些保守的作家出来批评左翼文学。艾伦·泰特和罗伯特·佩恩·华伦本来想给他们在1930年发表的《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加一个“宣传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的副标题。泰特在1933年批评左翼共产主义文学是“把人类困境过分简单化……是逃避现实”。华伦在1936年说无产阶级文学失败了，因为它“把文学政治化”[23]。3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情况的好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过去同情左翼文学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跟美共分裂，对左翼文学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政府对联邦艺术项目的限制也起了分化作用。当时，伊斯特曼的《穿制服的艺术家》（1934）批评前苏联的文艺政策；威尔逊发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批评文章，强调文学不是武器，“文学中的党派路线无聊透顶”。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新群众》和《党派评论》的大论战。1937年，后者公开脱离党的领导，它周围的作家们纷纷撰文攻击美共及左翼文学。詹姆斯.T.法雷尔的《论文学批评》激烈抨击《新群众》和高尔德所代表的左翼文学。菲利普·拉夫在许多文章，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学：政治剖析》中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是把“一个党派的文学伪装成一个阶级的文学”[24]。此后，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加剧了左翼作家的思想混乱，许多人退党。左翼力量从此大大削弱。但他们仍然在活动，1937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作家大会，海明威以记者身份访问西班牙，并在会上发言斥责法西斯主义。一些作家参加林肯支队支援反弗朗哥法西斯政府的斗争。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和《丧钟为谁而鸣》（1940）、斯坦贝克的《月落》（1942）、麦克利什的诗剧《城市的陷落》（1937）、丽莲·海尔曼（1905-1984）的《守望莱茵河》（1941）等都是当年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多年来，美国文学界一直贬低左翼文学，认为左翼作家受命于前苏联，为共产党所控制，过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创作水平低，没有文学价值。但近年来，随着政治批评在美国的兴起，评论家开始重新评价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指出他们问题的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例如，劳拉·布劳德尔指出，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激进作家最后一次感到他们受大家欢迎参与讨论什么是美国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也是激进作家最后一次努力探索如何创造一个从政治思想到手法技巧都比较老练高超而又能吸引广大群众的文学”，而且这种对“美国本质特性的争论、对美国历史的再认识……是用歌曲、舞蹈、文学、戏剧和电影来表现的”[25]。她以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30-1933年发表的《北纬四十二度》（1930）、《一九一九年》（1932）、《赚大钱》（1933）为例说明左翼文学实际上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献式的写实手法又有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不连贯性等技巧。里塔·巴纳德等评论家们还注意到30年代为了争取读者，作家们往往主动采用通俗小说的手法。巴纳德认为，在30年代严肃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因为当时人们可以随时通过无线电广播倾听高雅音乐，参观凡高或塞尚等名家的画展或购买他们的作品，高雅艺术本身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努力要创立一种新的激进文化，既非高雅也不低俗、既不是由一群孤立的艺术家创造的也不是自上而下由媒体巨头产生的”。此外，有些作家努力把大众文化的语言运用到他们的写作之中。[26]兰斯顿·休斯、克利福德·奥德兹（1906-1963）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是严肃作家，但休斯写诗歌颂爵士音乐，他在剧本《难道你不想自由？》里采用了布鲁斯、爵士和其他通俗音乐的节奏来宣传他对美国黑人历史的进步观点。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兹甚至想去好莱坞把电影“变成为人民大众的真正的艺术形式”[27]。他的表现纽约汽车工人罢工斗争的《等待老左》（1934）是在百老汇上演的最激进的无产阶级戏剧，其充满激情的语言和结尾处的“罢工！罢工！”口号非常有煽动性，但它那基本没有舞台布景和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的做法又是一种创新，对后来的剧作家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奥德兹的《醒来歌唱》（1935）、《金孩子》（1937）和《发向月球的火箭》（1938）等又重新上演并受到好评，说明奥德兹的剧作并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还是富有艺术魅力的。左翼文学也许有种种缺点，但它并没有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牺牲文学为政治宣传服务。斯坦贝克表现流动农工悲惨生活的《愤怒的葡萄》（1939）、《人鼠之间》（1937），亨利·罗思（1907-1995）的《称它为睡觉》（1934），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等都是30年代出色的文学作品。
即使并未积极参加左翼活动的作家也更有意识地关心社会现实，福克纳的《圣殿》（1931）、《八月之光》（1932）都直接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另一位南方作家凯瑟琳·安·波特虽然主要描写南方社会与家族，但也为《民族》、《新共和》等左翼杂志撰稿。尽管奥尼尔的《卖冰的人来了》（1934）要在1946年才上演，但这个剧本还是多少折射出他在30年代的心态。
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些作家出版了他们极为优秀的作品，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系列小说的主要作品除了《喧哗与骚动》外，基本上都是在这阶段发表的。沃莱士·斯蒂文斯的《在基韦斯特形成的秩序观念》（1934）、《带蓝吉他的人》（1937）最终确定了他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虽然弗罗斯特与艾略特已是成名作家，但前者的《诗选》（1930）和《更广阔的领域》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而后者的《四个四重奏》则是他诗歌生涯中的又一部力作。至于南方诗人的兴起，不但发扬了艾略特的传统，还为美国文学带来了自己的批评理论。
从“平静”到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揭开了冷战的序幕。从此，美国以头号强国的面目出现于世界。作为在大战中获益最大而损失最小的国家，战后美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发达和扩张的时期并充满信心地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科技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1950年末美国已经开始使用核反应堆发电，1951年电视信号能够横跨东西大陆，发射到全国各地，1952年底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开始建造、跨越大西洋的电话线也已经铺设，1958年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民航开始使用喷气式飞机，1959年它的疆土增加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州。五六十年代还是美国人口爆炸的时期，从大战结束时大约一亿五千万人口，10年增加了18.5％。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仅从1948到1958年的10年之间，美国建造了1300万家庭住宅，从此出现了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并促使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和汽车旅馆或汽车电影院等设施的发展。1954年底特律建成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购物中心。为了方便生活，家用电器日新月异，1948年洗衣机的销售量便超过400万台。1950年电视机的销售量高达700多万台，90％以上的家庭拥有电视机。汽车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1950年美国生产的汽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65％，到1955年，一年之内的销售量达到近800万辆。1960年全国60％的家庭拥有汽车。大战前不到2％的旅客乘飞机旅行，但在1956年，坐火车和乘飞机旅行的旅客人数已经相等。然而，这也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时期，在中产阶级收入不断提高、人们乐观向上的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20％的人民看不到希望。贫富之间、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郊区居民与城市贫民区居民之间的差距日益巨大，为60年代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不安定因素。
这时期美国政治和社会趋向保守。表现之一是人们重新强调宗教的作用，性别角色也十分明确，在家庭中父亲永远是权威，母亲则应该呆在家中养儿育女、伺候丈夫，甚至女孩也只玩代表女性美的芭比娃娃[28]。当然，在政治上，这是个反共冷战的时期。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都被认为是“红色恐怖”，是美国的敌人。一时间，政府雇员要宣誓忠诚于政府，科学家奥本海默对过分发展热核武器提出质疑而受到怀疑，不少好莱坞的剧作家上了黑名单。1950年2月，参议员麦卡锡声称共产主义分子已经渗入美国国务院，后来又不断强调他们甚至打入了军队和政府的高层机构，从而开始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迫害运动。最典型的例子是1953年罗森堡夫妇被以间谍罪判处死刑。
美国乐观自信的时代精神在1963年11月22日随着肯尼迪总统的被刺而烟消云散。从此，美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一方面在国际上冷战加剧，如1960年前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的事件、1961年企图颠覆古巴卡斯特罗政府的猪湾事件、1962年由于前苏联企图运输导弹到古巴而引起的冲突，当然更重要的是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但美国的冷战政策及扩张行动在国内受到人民的反对。60年代，争取自由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反对校园内政治压制、争取言论自由的学生运动以及反对越南战争的罢课示威，贫民区的骚动等事件此起彼伏，加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黑人运动促使印第安人看到自己面临的困境，也开始了他们的抗议和示威。妇女领袖如贝蒂·弗里丹和格萝莉亚·斯坦汉姆开始质疑妇女的不平等的地位，发动了妇女解放运动。人们对政府普遍失望与不信任，抛弃旧的信念和追求，对一切权威体系和价值观念进行挑战，强调个人在追求幸福时有采取自己方式的自由，在性观念、性行为，甚至毒品观念等方面都产生激烈的变化。这一切有其积极的效果，如民权运动结束了种族隔离的制度，改变了美国的种族关系和南方的面貌。但反文化生活方式造成的性自由及吸毒等负面影响也为社会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所有这一切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中发生的问题都在这时期的美国文学中有比较真实的反映。不过，动荡不安的60年代文学跟平静保守的50年代文学还是有一定不同的。
二次大战后，在小说方面，老一代作家如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等仍在继续写作。尽管他们都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9]，但功力已经不如以前。海明威的《过河入林》（1950）刚出版就受到评论家的严厉批评。福克纳的情况好一些，但他本人常常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耗尽才华。大战结束后，战争小说很自然地流行起来。年轻一代中参加过战争的作家开始在40年代末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如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欧文·肖的《幼狮》（1948）、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威廉·斯泰隆的《漫长的行军》（1952）等。虽然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求作家反映民主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但他们往往受3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文学的影响，更多的是质疑军事组织的权力和军官阶层的残酷与没有人性[30]。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1961）不仅跟其他战争小说一样，揭露战争的恐怖、军队的官僚主义以及军事与工业组织如何左右人们的生活、摧残人的精神，它还在技巧上有所发展，大量采用象征手段和超现实主义手法，使整个故事荒诞不经却又寓意深刻，开创了“黑色幽默”的先河。
随着冷战与麦卡锡主义的加剧，美国作家开始反思美国价值的真实内涵、考虑个人是否应该顺应时势和社会的规范。50年代作家普遍批评郊区中产阶级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企业、公司对人的个性的压抑。甚至连社会学家大卫·莱斯曼和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盖尔布来思都撰写论著对社会过于强求一致而扼杀个性表示忧虑[31]。但影响最大的著作可能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和金斯堡的长诗《嚎叫》（1956）。前者对读者起了振聋发聩的“神化”[32]作用。小说刚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其魅力经久不衰，多年来一直是大中学生心爱的读物。小说通过中学生霍尔顿在纽约的几天经历，他的苦闷、寂寞和最终的精神崩溃反映了50年代青少年的心态与精神世界，“通过把天真理想和罪恶现实的冲突具体化和戏剧化，使人们重新评价美国梦”[33]。为此，塞林格被誉为“50年代青少年的目标与价值观念的代言人”。由于这本小说所抨击的种种丑恶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由于它“很真实地表现了当今（20世纪末）青年的问题”，因而仍是美国中学生的阅读书目之一。[34]
至于金斯堡，他和凯鲁亚克、巴勒斯、劳伦斯·佛林盖逖等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文化的“垮掉一代”[35]。他们抽大麻，过放荡不羁的生活，以持不同政见的文化战士自居，通过诗歌和小说来揭露中产阶级的美国和官方政治，冲击传统的观念、习俗，甚至生活方式。他们的出现受到欢迎也引起恐惧和攻击。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争论，现在的共识是，“垮掉一代”的诗人和作家在嬉笑怒骂的后面是严肃的对生存危机的关注，他们企图通过嘲弄调侃来颠覆已有的秩序，惊醒读者，解放受各种压抑，包括性压抑的年轻人，使他们考虑建立新秩序和重建一个新的美国。
“垮掉一代”作家更大的贡献在于对文体的试验和改革。金斯堡直抒胸臆而又激情澎湃的长句一反艾略特的非个性诗歌理论，冲破新批评派为诗歌规定的种种束缚，掀起一场新诗歌革命。当时已经成名的老诗人威廉斯把金斯堡给他的信件收入长诗《佩特森》。金斯堡1955年在旧金山朗诵他的代表作《嚎叫》震撼了罗伯特·洛威尔——一位紧跟新批评规范的诗人，迫使他改变诗风，采用个人化的话语，反映个人的情感与心态，从而在年轻人中间造就了一批诸如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1963）和安·塞克斯顿（1928-1974）等自白派诗人。凯鲁亚克一气呵成的小说《在路上》综合多种文学的类别和手法。它既是游记小说又是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既刻画人物流动的心理意识又描述具体的游历过程。它通过主人公一路追寻而又始终未能实现梦想的经历嘲弄了美国梦和西部是理想天堂等美国神话。凯鲁亚克的“自发散文”把写作过程和游历过程高度统一，强使读者分享他的经验和感受。这种试验文体虽然模仿者不多，却启发作家在手法和技巧方面进行多种探索和实验。
50年代的作家不但重新审视美国社会，也不断反省自我，探讨人的本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作家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索和表现。贝娄的《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雨王汉德逊》（1959）、《只争朝夕》（1956）和马拉默德的《天生的垒球运动员》（1952）、《店员》（1957）等以犹太人的心路历程为主题，也使犹太文学形成美国文学中比较独立的一支力量。南方作家奥康诺的《慧血》（1952）与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1955），甚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1952）关注的也都是人性这个大主题。但最出色的恐怕是黑人作家拉尔夫·埃利逊的《看不见的人》（1952），虽然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黑人少年的成长过程，反映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但他更关心的是西方现代人具有共性的命运问题。50年代并不重视黑人作家，但《看不见的人》使埃利逊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图书奖的黑人作家（1953）。1965年，200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一致推荐该书为“最近20年来出版的最为出色的一本书”，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小说把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也不是因为作者充分运用黑人的语言、民间传说或音乐舞蹈和宗教仪式等手法，而是因为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他们都从主人公只有转入地下才能保持他的思想和灵魂的经历中发现他们共同面临的社会压力和对生存意义的困惑。
在戏剧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戏剧家跟小说家一样，也表现战争及其后果，如托马斯·赫根和乔西亚·洛根根据小说改编的喜剧《罗伯茨先生》讽刺一位狂热的暴君般的海军指挥官。但影响更大的恐怕是1956年开始上演的、反映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的、根据《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改编的戏剧。虽然当时社会日趋保守，但剧作家还是用戏剧表现政治权力的腐败作用，如1956年根据罗伯特·佩恩·华伦的《国王的人马》改编的戏剧和戈尔·维达尔的《最佳人选》（1960）等。
这时期奥尼尔虽已去世，但1956年上演的《漫长的一天到黑夜》使他重新获得人们的注意，证明他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有创新的戏剧家。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和黑人女剧作家洛兰·汉斯贝里等都有新的建树。米勒的《推销员之死》（1949）再一次刻画了以金钱和成功为重要内容的美国梦的幻灭，以一首失败者的挽歌迫使千百万普通美国人从主人公的悲剧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恐惧。这出戏是对美国文化的十分深刻的批评。
总之，50年代的美国社会虽然在很多方面强求一律，给人们没有多少自由的余地。但这却在文学方面造成一个相当繁荣的局面。随着动荡不安的60年代的到来，这种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家们积极投身政治，参加反对越南战争、支持民权运动等政治活动并在文学作品中加以反映。例如，梅勒的《黑夜的军队》（1968）就是描写1967年向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进军的示威活动。哈伯·李（1926—）的《杀死一只模仿鸟》（1960）描写南方一个小镇中的种族矛盾。小说出版后引起空前的轰动，一年之内发行250万册，第二年获普利策奖并被改编成电影。这一事实说明不仅作家关心社会问题，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转向政治题材。同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蒂莉·奥尔逊（1914—）探讨为什么文学中女作家为数极少的讲话和文集《沉默》[36]拉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肯·凯西（1935-2001）不仅在小说《飞越疯人院》（1962）里揭露冷酷无情的社会对自由的束缚和对人的个性的压抑，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反对社会体制的反文化运动。1964年6月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自称为“快乐的捣蛋鬼”，驾驶一辆油漆得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一边抽大麻、吸麻醉药品，一边发表演说、进行演唱，从西向东漫游全国，到纽约跟“垮掉一代”作家金斯堡与凯鲁亚克会晤，又继续东上去联系其他的嬉皮士，从而把一场反文化运动推向整个美国。
这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作家们在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同时也不断在手法技巧方面加以创新。如特鲁门·卡波特（1924-1984）在1966年发表的《残杀》既报道了一场残酷的谋杀案又仿佛是一本侦探小说，把虚构成分和事实相结合。汤姆·沃尔夫在对肯·凯西反文化的全国漫游的报道《电动冷饮剂酸性试验》（1968）中把新闻报道的手法和小说技巧相结合，把事实重新安排并加上作者的主观想像使之更富有戏剧性，形成了所谓的“新新闻主义”。另一些作家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荒诞的没有理性的世界，如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唐纳德·巴塞尔姆等都在6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37]。
50年代后期，剧作家不满越来越商业化的百老汇剧院，认为那里上演的剧目并没有真正反映美国现实，因此外百老汇等小剧场开始兴起。在这里上演的剧目无论在主题内容还是手法技巧方面都可以说是百老汇的对立面。60年代影响最大的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认为大部分所谓“现实主义”的、在百老汇上演的戏剧“讨好公众，满足他们对自我庆幸和安心的需要，为我们自己提供了一张虚假的图画”，而所谓的“荒诞派戏剧”才是真正的当代戏剧，迫使观众“面对真实的人类景况”。[38]阿尔比身体力行，不断在作品中揭露人们采用的各种使他们可以忍受现实的幻想。为此，他大胆革新，采用不完整的阐述、模棱两可的结局和语言游戏等荒诞派手法。评论家们认为，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和杰克·理查德逊（1935—）的《浪子》、杰克·盖尔博（1932—）的《关系》等三部戏在1959-1960年的演出给美国戏剧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宣告了美国战后年代的结束[39]。
50年代妇女和少数族裔作家，除个别人如埃利逊外，影响都不大。但在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他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呼声。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1924-1987）从多年居住的法国回到美国参加民权运动。并在60年代发表了批评美国种族歧视的散文集《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和《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他的小说《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1968）也是一本战斗性很强的作品，他甚至还撰写戏剧，但成就不如小说与散文。黑人诗人、剧作家勒鲁伊·琼斯（1934—）原来是“垮掉一代”作家，后来为了表示决心献身黑人解放事业，在1965年改信伊斯兰教，放弃原来的名字，改为伊玛穆·阿米利·巴拉卡，跟白人妻子离婚，并且搬到黑人贫民窟去居住。他的诗集如《黑人艺术》（1966）赞扬黑人艺术和文化，他反映种族冲突的剧本《荷兰人》（1964）在外百老汇小剧院演出时大受欢迎。他还在哈莱姆建立“黑人艺术宝库剧院”，为发扬黑人文化而努力。
另一方面，女作家（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也开始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普拉斯的小说《钟瓮》（1963）和诗歌《爹爹》（1962）、《拉扎罗斯夫人》（1962）等以及女诗人阿德里安·里奇（1929—）的诗集《一个儿媳妇的快照》（1963）都有明显的女性意识。黑人女作家玛格丽特·沃克·亚历山大（1915-1998）的小说《欢乐》（1966）和诗集《新日子的预言家》（1970）、诗人玛雅·安吉罗（1928—）的自传《我知道笼中的鸟为什么会唱歌》（1968）、洛兰·汉斯贝里（1930-1965）的戏剧《阳光下的葡萄干》（1959）等把文学题材扩大到种族与性别，使黑人文学登上了美国文坛，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所有这一切预示着在70年代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学繁荣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
20世纪从70年代开始，美国和世界的形势都有很大的变化。在世界方面，70年代的大事是尼克松访华，中美恢复邦交；80年代是东西德统一，柏林墙的被拆除；90年代则是前苏联的瓦解。世界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冷战似乎结束了，但美国却越来越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不断干预第三世界的政治，甚至出动武力，尽管它总是争取联合国或欧洲国家的支持。
在美国方面，70年代延续了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社会仍然动荡不安，游行示威成了家常便饭。人们上街可以是为了抗议越南战争或争取种族与男女平等，也可以是反对试验核武器；可以是批评政府腐败，也可以是抗议警察的暴虐。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尽管争取宪法增加平等法案的努力始终没有成功，但妇女的地位确实有所提高。她们开始到过去只收男生的高等院校就读，在过去是男人的领域里工作，甚至进入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阶层。1975年全国有175个妇女研究中心，学校课程开始注意包括妇女问题。总的来说，美国社会的混乱局面一直到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后才有所缓和。但是，1972年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1973年副总统因受贿而被迫辞职、1974年尼克松辞职和福特上台后对他的无条件宽恕使得人们对政府和政治更加失望。1980年代表共和党极右势力的里根当选总统，整个美国社会再度趋向保守。80年代被称为“我，我，我”的时代，至今并未有太多变化。人们一心向往的是金钱和地位，对政治不再关心。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时，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投票。虽然美国在海湾战争（1990-1991）、瓦解海地军事政变（1993年）和轰炸南斯拉夫（1999年）等国际事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但都没有引起美国人民的太多关注。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文学与文化中有所反映，甚至人们的语言也受到影响。历史学家罗斯说：“20世纪最后30年，哲学、美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常常是语言跟世界的关系。”[40]过去美国被称为“大熔炉”，因为移民都希望被同化，但在现在强调多元文化的时代里，人们更强调美国像“马赛克”，更看重如何保持各自的民族文化及传统特色。为了尊重妇女地位的变化，人们注意用不突出性别的中性名词，所谓“政治准确”的语言，尽管这受到思想保守的人的反对。
7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很多过去壁垒分明的界限变得模糊。比如60年代嬉皮士的服装与发式是为了表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而有意跟传统不一样。它们一直被视为“另类”的文化现象，但现在被社会所接受了。同样，在文学方面，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区别也渐渐地不太明显。一些过去处于边缘的少数族裔的文学，如黑人文学、亚裔文学、妇女文学开始进入文学主流。其中，黑人文学的成就最大。七八十年代，黑人文学作品，如阿历克斯·黑雷（1925-1992）的《根》（1976）、艾丽斯·沃克（1944—）的《紫颜色》（1982）、托尼·莫里森（1931—）的《宝贝儿》（1987）等不仅登上畅销书名单而且被改编成电影。1993年托尼·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进一步提高了黑人文学在美国文坛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黑人文学不再以抗议为主要主题、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手法，以白人读者为主要受众，而是在语言、技巧、主题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例如莫里森对意识流、多视角、象征等手法的运用，她对黑人文化、民族神话和传说的借鉴使她继承并超越了黑人文学和白人文学的优秀传统。沃克的成就也许不如莫里森，但她的诗歌和小说打破黑人文学的禁区、面向黑人来探索黑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提倡妇女主义和肯定女人的才能和出路，为黑人文学和妇女解放运动及女性主义文学做出新的贡献。其他出色的黑人作家还有1993-1995年担任美国桂冠诗人的利塔·多佛（1952—）、曾在克林顿就职仪式上朗诵诗歌的玛雅·安吉罗、得过两次普利策奖的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1945—）以及小说家伊什梅尔·里德（1938—）、约翰·埃德加·韦德曼（1941—）和格罗莉亚·内勒（1950—）等。有意思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是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这说明黑人文学在美国的影响，预示着黑人文学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美国，亚裔人口占总人口的2.9％，其中绝大部分是华裔。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即使有的话也并没有受到重视。这种情形一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变。1974年赵健秀（1940—）与人合作编撰的包括华裔、日裔和菲裔美国作家文选《哎——咿！》出版，被评论家称作“亚裔美国文艺复兴的宣言”，是亚裔美国人“思想和语言的独立宣言”。1976年汤亭亭（1940—）发表《女勇士》，引起轰动。1982年金依兰出版第一本关于亚裔美国文学的专著：《亚裔美国文学：有关作品和社会背景的介绍》。从此，亚裔（主要是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走进美国大学课堂，成为大学教材，例如强调多元文化的《希思美国文学选读》（初版1989年）就收有10位亚裔美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基本上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的写作有明确的目的，要回忆过去，诉说长期受忽略的人民的历史和心声，更要纠正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误解和陈腐的看法，肯定他们自己是合法的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他们表现自己族裔特殊的种族、文化、性别、阶级等问题，也反映如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环保等美国作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现在美国文坛上比较著名的亚裔作家有华裔小说家汤亭亭、谭恩美（1952—）、任碧莲（1956—），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赵健秀，剧作家黄哲伦（1957—）等，以及兼有韩裔和华裔血统的诗人宋凯蒂（1955—）和日裔女作家内山若子（1924—）等。他们采用的如超现实主义的时空换位、现代拼贴、多视角多叙述者以及模棱两可的开放性结局等手法也说明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已经相当成熟了。
早在美国立国以前，印第安人就是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但他们的早期文学（主要是部落口头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然而，1968年印第安诗人、小说家斯科特·莫马迪（1934—）的小说《黎明之屋》的出版及获奖改变了印第安文学默默无闻的状况，预示了印第安文学进入主流文坛的可能性。
即便是以白人作家为主的主流文学在这几十年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小说方面，约翰·厄普代克（1932—）、乔伊斯·卡罗·欧茨（1938—）以及贝娄、马拉默德等老作家继续用现实主义手法探索美国社会和美国价值观念，表现那些失去精神支柱、对现代社会并不满足的人的痛苦与困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面对已经变得光怪陆离、充满暴力、犹如梦魇的现实生活，传统的手法已经不能发挥作用，文学也已经不可能起到教育的作用，作家不可能也没有责任为读者指出生活的道路或前进的方向。于是它们下工夫在语言文字和手法技巧等方面进行试验。库特·冯纳古特（1922—）延续并发展了60年代海勒式的黑色幽默。菲利普·罗思（1933—）、埃·劳·道克托罗（1931—）和罗伯特·库佛（1932—）等利用历史“事实”来创造新的小说形式，把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和虚构的人物与匪夷所思的情节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在嬉笑之余无情地揭露美国政治的虚伪性，迫使读者或者怀疑美国“光辉”历史的真实性，或者明白过去的不光彩的历史在今天也还是有可能重复的。在语言与形式的试验方面最为成功的作家是托马斯·品钦（1937—），他运用混乱而不相关的事物、不知所终的故事情节以及语言上的重复、不关联甚至浪费等手法说明科技进步造成的信息过剩正在形成对现代生活的威胁。
在品钦等作家倾心于构建寓言式的规模庞杂的元小说的时候，另外一些作家却试验完全不同的小说形式。80年代出现了“简约派”小说，代表作家为诗人、小说家雷蒙德·卡佛（1938-1988）。这类作家常常描写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情以及他们的失意与绝望。他们对文字很吝啬，绝对不使用多余的话或可能影响读者的文字。他们只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生活中一个个特定的时刻或事件告诉读者。作品中没有一个全能的、无所不知的、起主宰作用的叙述者，一切均由读者自己来做各种层次的分析。
由于试验小说的文体、结构比故事更重要，由于作家们力图扩大读者与情节或人物之间的距离，他们的作品常常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因此也就常常失去读者。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渐趋保守，作家们也逐渐放弃试验，回归到现实主义手法。当然，这并非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有所变革、有所不同。尽管冯纳古特在《囚鸟》（1979）和《神枪手迪克》（1982）中并没有放弃黑色幽默，但他不再使用试验手法，也不如过去尖刻激烈。曾经极力主张革新的巴思在《信件》（1979）和《休假》中也采用比较传统的手法。
在戏剧方面，由于电视、电影和录像机的发展，也由于剧院票价的不断上涨，去剧院的人少了，戏剧越来越失去它的观众，但它作为叙述的一种方式，仍然被人们所阅读。另一方面，自60年代开始，演员扮演角色而观众被动地观看的传统戏剧方式受到质疑，一些打破生活与艺术、演员与剧作家、演员与观众界限的试验剧场，如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剧场和一些地方小剧场迅速兴起并发展得很快。1998年戏剧发展基金和剧院与制作人联盟对纽约所有剧院观众的调查报告说明，去外百老汇或外外百老汇剧场看戏的观众是百老汇剧院观众人数的两倍，前者平均一年要看10次以上的演出，而后者只看五次。由此可以看出小剧场的旺盛的生命力。这些剧场往往上演电视电影为了票房价值所不愿意触及的颠覆性很强的试验题材，因此是表现美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先锋和主力军。这时期戏剧的总的情况正如华裔戏剧家黄哲伦所说：“美国戏剧正在开始发现美国人。黑人戏剧、妇女戏剧、同性恋戏剧、亚裔美国人戏剧、西班牙裔美国人戏剧。”[41]确实，妇女戏剧家的出现可能是个典型的例子。70年代，在所有美国上演的剧目里，只有7％是妇女写的，6％是妇女导演的。1978年，女导演朱莉亚·迈尔斯创办了妇女戏剧与演出工程来帮助女作家撰写剧本并协助她们找机会演出。1986年，这工程成为美国独立的、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专门上演妇女写的剧本的妇女剧院和剧团。23年来，它已上演了110个剧本，举办了400多次剧本朗读。1992年，迈尔斯说：“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妇女戏剧作家的核心，她们既写关于妇女问题的戏剧也写关于公共问题的戏剧。她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人的价值以及超越自我的愿望……她们希望观众能分享她们写进剧本里的想法、感受及梦想……”[42]这工程每年举行活动，奖励有卓越成就的妇女，从朗读活动、研究小组和群众寄来的500到800部稿子里选出三到四个剧本，请著名的演员、导演和舞台设计家组织演出，还把优秀剧作结集出版了七卷妇女戏剧选，为国内外演出提供方便。为了后继有人，她们甚至在全国两千多所学校进行妇女写作戏剧的教育项目。所有这一切大大促进了妇女戏剧的发展。
在美国历史上，由于清教主义的影响，戏剧一向不受重视，一直到奥尼尔的出现，这情况才有所改变。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戏剧家，如引起人们注意的华裔作家赵健秀和黄哲伦，以《晚安，母亲》（1982）而一举成名并连连获奖的女作家玛莎·诺曼（1947—），连续获得两个普利策戏剧奖的黑人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以及既是戏剧家又是导演、既在舞台上又在银幕上获得成功，然而由于专写男人世界而不断引起争议的大卫·迈米特（1947—）等。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会刊PMLA和颇具权威性的《美国文学》杂志开始刊登有关戏剧的文章，出版《美国文学》的杜克大学还决定出版一本新的杂志《戏剧》。也许临近世纪末年，人们开始怀旧，纽约剧院重新上演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威廉斯的《并非关于夜莺》和奥尼尔的《卖冰的人来了》，并且大获成功。[43]这一切都说明，戏剧已经是美国文学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在诗歌方面，跟戏剧、小说一样，70年代一方面继续60年代的反叛及在诗行长短、节奏、用词和句法方面的试验与革新，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的写作课程和各种诗歌朗诵活动的兴起而变得大众化。诗人们根据他们对诗歌的看法而分成了各种派别。金斯堡与里奇相信诗歌可以改变现实，约翰·阿什贝里（1927—）则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跟外部现实只有一种任意的、非逻辑性的联系。奥尔森认为诗歌是认识和感觉的过程；勃莱却相信诗歌表现诗人刚开始想的，甚至还没有开始想的思想。但无论他们的见解如何不同，他们都企图寻找能够更直接表现个人经历的最佳方式。80年代，自白派诗歌和超现实主义的“深层意象”派诗歌开始受到读者和诗人的质疑，影响有所减弱。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诗歌开始兴起，并渐渐成为主流。诗人们从自身经历出发既反映个人与社会问题也探讨历史、思想观念、个人与社会责任等哲理问题。另一方面，60年代一些激进的左派诗人，尤其是“深层意象”派诗人在突破诗歌传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他们继续对诗歌形式进行各种试验，一心解构和颠覆“官方诗歌文化”，可惜他们把试验、语言、理论看得比生活和诗歌本身更重要，结果他们的“语言诗歌”不免有些曲高和寡。在诗歌走向大众化时，还有些比较保守的诗人却努力想恢复它过去高雅的、为少数人所掌握或欣赏的文化。他们模仿四五十年代后期现代主义诗歌，强调严谨的格律和反讽象征等技巧，追求完美的形式，因而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新形式主义诗歌。80年代语言诗派和新形式主义派曾互相攻击，前者说后者是“落伍的造句者”，以“填满平庸杂志的空白和奖项”为目的，而后者说前者“不过是在填补学院论文之空白而已……”[44]进入90年代以后，诗歌发展仍然是多元化，或者按思想体系（如女性主义、同性恋、族裔），或者按地区（纽约派、爱荷华市超现实主义等）[45]分门别类。正是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各种不同族裔的诗人使20世纪后期的诗歌变得十分丰富多彩。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把过去的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正式改名为“桂冠诗人”，充分说明从国家到社会对诗歌发展的重视。
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学批评理论的兴起。由于几乎主宰60年代整个社会的反传统反主流的思想行为，在文学批评方面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新批评开始衰落，70年代以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大量涌入美国，学者们在接受这些理论之余还努力用它们来审视自己的文学，构建可以应用于美国文学的批评理论。跟其他文学现象一样，这时期的理论也是百花齐放，有多元化的特点。不仅如此，文学批评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成为一种独立的专业。
20世纪后几十年还有一个变化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严肃文学也可以上畅销书榜，也可以被拍成电影，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46]。严肃作家也喜欢采用通俗小说的格局，冯纳古特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科幻小说家，品钦的作品就像侦探小说，主人公千方百计要破奥秘，只是永远不得所求。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含义的。如汤姆·克兰瑟（1947—）的间谍小说就跟前苏联没有解体以前的冷战有关。迈克尔·克莱顿（1942—）的高科技惊险小说跟科技的突飞猛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人们为高离婚率带来的后果所困扰，对爱情的追求产生疑惑时，他们希望从锡德尼·谢尔顿（1917—）或埃里克·西格尔（1937—）等人的爱情小说中得到安慰。暴露小说一直在美国有市场，20世纪初就有过“专门报道丑事”的作品。70年代以来，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这方面的作品就成为最受欢迎的通俗小说之一。最著名的作家是90年代崛起的、专写司法界腐败的约翰·格里森姆（1955—）。通俗小说家中间有些人的作品发行量常常在100万册以上。当前，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对通俗文学日益重视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30年还是电视、录像机、手机、个人电脑迅速发展的时代。90年代更是电子时代。1992年万维网的诞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在网上进行通讯、购物、做生意、寻找信息，甚至阅读电子书籍。据统计，1998年美国有一亿以上的人使用互联网。这一切一定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也一定会在文学中有所表现，但恐怕要到21世纪才能看清眉目和结果。
美国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
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与纯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势不两立的矛盾。这大概跟美国建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等有关系。美国人民由各国移民组成，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平民性、通俗性历来就是美国文学的一大特点。被今人肯定为大师的一些美国作家往往是从创作通俗文学或编辑大众文化刊物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爱伦·坡就是因为擅长撰写报章杂志所需要的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而获得《南方通俗文学使者》杂志的编辑职务。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冯纳古特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位写科幻小说的通俗文学作家，直到60年代，尤其是《五号屠场》发表以后，才被评论界刮目相看，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19世纪文学巨匠梅尔维尔最初的两部作品《泰比》和《奥穆》都描写海上奇遇和异国风土人情，出版后引起轰动。梅尔维尔自述“一觉醒来，从地下进入天堂，成了名人”。广大读者把他看成是擅长写航海探险小说的天才。后来，他企图摆脱通俗小说的格局和手法，在《玛地》中探索哲理、试验小说的技巧。结果舆论大哗，读者大为失望，书的销路也大受影响。
其实，美国的严肃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常常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前者借用通俗文学的形式，但赋予其丰富的故事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后者模仿前者优秀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但使之程式化、通俗化。爱伦·坡就利用以凶宅、古堡、鬼怪为内容的恐怖小说描写没落贵族的变态心理，世人对死亡的畏惧以及爱情的奥秘。这类哥特式小说对霍桑和福克纳也有很大的影响。福克纳的名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具有哥特式小说的一切要素：一座破败的大宅、一位怪僻的女人、一个莫测高深不苟言笑的佣人、一具死尸，以及笼罩一切的神秘气氛。然而，福克纳大大超越了通俗小说的局限，塑造了一个戴着大家族旧观念的枷锁度过痛苦一生的老处女。使这个故事成为反映旧秩序消亡、世家望族衰败的传世佳作。福克纳还十分喜爱美国民间流传的夸张故事的手法。这类故事起源于西部边疆开拓时期。它们以真实可信的细节、平铺直叙的方式、通俗的大众语言描写主人公超人的才能和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充满诙谐揶揄、幽默风趣。当年的垦荒者、淘金者辛劳一天之后，在篝火旁常以听这种故事来解除疲劳。福克纳借鉴这种故事形式写了一些寓意深刻的短篇小说，如反映村民贪小心理和无情无义的现代人的《花斑马》、骗子手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黄铜怪物》以及印第安人用机智战胜白人的《瞧！》等。福克纳可以说是位寓严肃主题于通俗形式的高手。
18世纪美国杰出的散文家、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写过一本《自传》，总结自己个人奋斗的成功经验。这本书在美国人民中影响极大。人们把富兰克林看成是实现“美国梦”的楷模。19世纪后期的一位通俗小说家霍雷肖·阿尔杰采用了《自传》中的“勤俭致富”、“奋斗成功”的思想，写了近100部手法雷同，有关穷孩子发奋图强走上成功道路的青少年读物。“穿破衣服的迪克”一时跟富兰克林的自传一样家喻户晓，并且进入美国英语，成为“勤奋致富”的同义词。爱伦·坡对心理活动和神秘事件极感兴趣，写过一些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人的心理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的作品，如《失窃的信件》、《莫根街的凶杀案》等。他可能从未想到他实际上发明了一种受人欢迎的侦探小说的模式。时至今日，侦探小说的基本俗套和公式尚未完全跳出这位鼻祖定下的框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等长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种典型人物。他们的心灵上有着不可医治的创伤，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沉着自若、冷静坚强，表现了压力面前不弯腰的勇士风度。海明威的人物形象对通俗小说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密特、钱德勒等武打侦探小说家群起模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海明威主人公式的“硬汉”性格的私人侦探。尽管这些人物不具备海明威笔下主人公的感情内涵和思想深度，但他们形成了30年代喧嚣一时的“硬汉”文学。19世纪的库柏写过五部边疆小说《皮袜子故事集》。主人公纳蒂·班波淳朴坚强、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生活、富有正义感及同情心，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于是，模仿库柏的通俗作家纷至沓来。独来独往、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班波式人物成为美国西部小说不可缺少的要素，库柏也就被尊为西部小说之父。更有意思的是，库柏当年对擅长历史小说的英国作家司各特在美国享有盛名很不服气，便以美国革命为题材写了《间谍》和《航手》等历史小说，没想到一举成功。于是，通俗小说家们又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仿效。从此，通俗文学中的历史传奇小说便在美国扎根，成为人们十分喜爱的一种形式。一百多年以后，女作家米切尔也以南北战争为背景写了一部畅销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小说《飘》，再次掀起了历史传奇小说的热潮。
美国的严肃文学作家们并不把通俗文学视作洪水猛兽，但对此也不无微词。霍桑曾因《红字》不如一些女作家的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影响广大而愤愤不平地说：“美国现在完全拜倒在一群舞文弄墨的女混蛋的脚下。只要人们欣赏她们那种一文不值的破烂玩意儿，我就没有指望获得成功——如果我真的成功了，倒要羞惭得无地自容了。”梅尔维尔写巨著《白鲸》时预料到该书曲高和寡，知音不会很多，曾在给霍桑的信中悲哀地说：“钱这个东西真把我害苦了。这个可恶的魔鬼总是把门打开一条缝，冲着我笑……我真心想写的东西，不能写，写不了——而且也得不到钱。然而，让我用那种方式写作（指迎合读者口味的方式——译者），我也办不到。”当年梅尔维尔面临的是今天大多数靠写作为生没有其他收入的美国作家仍然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维持生活、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争取读者，不得不对读者的口味及需要进行一定的考虑。当然，真正严肃的作家不会以赚钱为惟一目的从而放弃自己的创作原则与追求。但他们似乎也不认为偶一为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些通俗的东西就是失节。菲茨杰拉德为了还债给能付高稿酬的通俗刊物写过一些迎合读者口味、水平不太高的故事。以用犀利笔锋评论和抨击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种种问题而著称的门肯，曾跟人合办三本杂志，专门刊登西部小说、武打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目的在于用赚来的赢利去维持另一本对美国文学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比较高雅的杂志《时髦人物》。就连福克纳也曾为生活所迫，几度赴好莱坞，撰写电影脚本。尽管他在好莱坞度日如年，也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但为了高额薪金，他不得不忍气吞声按导演的意旨改写那些他看不上眼的故事。福克纳曾把他的长篇小说和在《星期六晚邮报》等大众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所得到的稿费开列出一张详细的清单进行比较，结论不言而喻，后者的稿酬要高得多。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情节扑朔迷离、语言艰涩、文句冗长、故事深奥难懂，但其短篇小说大多故事生动、主题鲜明、语言通俗。不知道这种差别是否与他写短篇小说是为了向通俗刊物投稿，因而考虑了读者水平有关。
在美国，销售量的大小和读者的多少，有时是衡量一部作品的一种标准。当年爱默生评论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时就高度赞扬她既能取得广大读者的喜欢，又能探讨人类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并且说她的作品好就好在“无论在客厅，还是在厨房，或者在幼儿室里都拥有同样感兴趣的听众”。后人都认为，对一部作品的最高评价莫过于这句名言了。确实，一部作品要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很不容易，但在美国，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20多年前，贝娄发表《赫尔索格》时，大多数读者抱怨此书深奥难懂。只有知识界，尤其是大学教授们反应强烈，有些人甚至彻夜不眠，阅读评论这部深刻描写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迷惘、彷徨和失望心理的作品。如今，贝娄的《院长的十二月》、《伤心而死者大有人在》等主题相似、哲理性较强的作品，以及其他名家如辛格、契弗、韦尔蒂、罗斯等人的长短篇小说都不时出现在最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的畅销书单上。这种现象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美国，大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
当然，书籍的销售量、畅销书单并不能说明一切。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及米切尔的《飘》这两部书的题材相近，又都是1936年出版。但是，《飘》在发行之日就售出五万本，半年内销售量达到一百万册一年之内又翻了一番。到1949年一位喝醉的司机把米切尔不幸轧死时，《飘》不算盗印本在内已经发行六百万册。纳粹德国下令禁止此书出版，但电影拷贝在巴黎占领区被发现时，连希特勒都忍不住要调来看一下。为什么《飘》会引起这样大的轰动，连米切尔本人都莫名其妙。她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的普通故事。文笔不出色，思想不高深，没有象征手段，也没有含而不露的更深一层的含义……”相比之下，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命运不济，出版那年总共印了不到一万册，1944年便绝版了。然而，1950年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作家。米切尔的《飘》尽管畅销不衰，却一直进不了严肃文学的行列。近年来，由于女权运动的结果，文学史开始提到米切尔和她的《飘》。即便如此，多数批评家还是认为《押沙龙，押沙龙！》从艺术手法、故书结构、表现技巧、思想深度等多方面都要比《飘》略胜一筹。当然，《飘》也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
畅销小说中自然有不少是糟粕。严肃作家对一些通俗小说浅薄的情节、低劣的手法，尤其是它们制造假象蒙蔽读者的欺骗作用经常加以揭露。德莱塞的《嘉莉妹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批评了阿尔杰作品中所宣扬的穷孩子靠勤奋致富等错误观点，指出“美国梦”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这些严肃作家还常常用通俗小说的形式揭露抨击它所宣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伯杰的《小大人》、道克托罗的《欢迎来到艰难时世镇》都采用西部小说的形式，但前者一反西部小说的传统，白人成了杀人魔王，印第安人成了真正的英雄；后一部小说充满了怪诞的妓女、无情的商人和暴虐的凶手，完全没有传统的西部小说所推崇的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和家庭社会责任感的勇士、侠客与美人。前些年，女作家欧茨连续写了四部采用通俗小说手法和形式的有关美国历史的长篇小说，目的也在于讽刺挖苦充斥市场的言情小说、历史传奇及哥特式恐怖小说等通俗文学，批评它们美化现实，给人以空虚的安慰，使人逃避现实。
话又得说回来，通俗文学良莠不齐，有糟粕，也有上乘佳作。有些作家受主流文学的影响，在保持曲折情节的同时，开始注意人物心理的描写。科幻作家弗里茨·莱伯的不少作品被称为“典型的意识流科幻小说”。擅长历史小说的沃克和米切纳以及专门描写工业大城市生活中公共设施部门运转情况的“信息”小说家黑利等人都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力求史实与细节的准确性。他们严肃的创作态度受到读者的好评，作品也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就是这样一种难解难分相辅相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我国学者来说，重要的是经过研究，根据我国情况有选择地将内容健康、能反映美国社会文化、有艺术特色的通俗文学介绍给读者。
创新与作家的使命——8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的新趋势
一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又同历史无法割裂。一个时期的文学既反映这个历史时期又同已经消逝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使命感较强的作家，他们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努力在作品中表现后工业社会的弊端和普通人的失望、困惑与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又孜孜以求，博采众家之长，努力探索能为读者所接受的新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这些作家正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重视。然而，回顾他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说，这些在70或80年代崛起的作家多多少少又都是60年代美国社会的产物。
60年代对美国人来说真是多事之秋：肯尼迪总统遇刺，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游行示威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黑人争取平等自由的民权运动在1963年向华盛顿的大进军中充分显示了威力；知识界学生界发起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声势日益浩大；与此同时，受吸毒、摇滚乐、群居、性自由等反文化运动影响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切，再加上越南战争升级等等，使美国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两百年来引以自豪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被摧毁了。人们普遍惶惶不安，产生强烈的危机感。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美国作家如品钦、库佛、冯纳古特等叫嚷：世界疯狂了，无法理喻了。作家已经不可能通过创作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复杂多变、动荡不安的时代要求作家寻找新的方式、创造新的艺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们强调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作家必须对一切创作规则、传统和观念重新进行审查，揭露其虚假性。约翰·巴思在《文学的枯竭》中宣称，传统小说的一切成分，诸如场景线索的发展、真实可信的对话、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描写等等，都已失去作用。伦诺德·苏克尼克为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取名为《小说的死亡及其他》，并且说：“当代作家……不得不从头开始：现实并不存在。上帝曾经是无所不知的作者，但是他死了，现在没有人知道情节了。”
于是，试验小说应运而生。如品钦采取庞杂的四下放射的枝丫式立体结构，他的小说《V》（1963）里有几百个人物，数不清的情节，涉及各种历史事件，犹如百科全书，错综复杂令人难以捉摸。巴塞尔姆正好相反，他通过借用、模拟人们熟悉的神话题材或再现著名的人物如白雪公主、托尔斯泰、罗伯特·肯尼迪等，对他们及传统观念加以嘲弄。他以拼贴画式的手法，把毫不相干的东西拼凑在一起，既无情节又无故事，企图让读者从他提供的片断材料里去捉摸他对社会的批评。约翰·巴思则在故事里不断地打断叙述线索，喋喋不休地讨论小说的技巧、结构与功能，破坏了小说应有的逻辑性与可信性。
这种反对传统手法和题材的试验小说问世后，曾受到广泛重视。大学里纷纷开设有关试验小说的课程，批评家也争先恐后发表评论，为它们喝彩。1973年，品钦发表了第三部小说《万有引力之虹》。电视电台、报章杂志都作为重大事件报道，人们也争相购买，以阅读品钦的小说为时髦。虽然多数读者，包括一些评论家都承认小说艰涩难懂，但人们仍然把这部难以卒读的、玄奥的试验小说推上了畅销小说的行列。
试验小说的出现，在美国文坛引发了一场近20年之久的论战。试验小说家们声言，小说的首要任务在于表现我们自己，既然我们发生了变化，小说当然也可有变化。苏珊·桑塔格等批评家则竭力宣扬语言和艺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为实验小说家远离现实生活的创作进行辩解。他们认为，对文学艺术来说，只有水平和质量的问题。文学艺术应该创造自己的现实，为自己服务。任何一部为一定目的而创作的作品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企图在文学艺术中寻找目的和意义是低级趣味的表现。他们告诫读者不要到小说中去寻找启迪生活的钥匙，因为他们阅读的东西纯属子虚乌有，不足为训。
论战中的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文学艺术应该基于生活，描写人们共有的经历和需求，探讨人们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价值准则，并且应该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和传统的手法技巧。1973年，内森·斯各特在《历史、希望和文学》一文中指出，试验小说家脱离现实世界，不去探讨历史和希望等难题，也不向渴望指点的广大群众提供寻找安慰的方法，一味地把文学事业当成“游戏”，回避了作家对世界应尽的责任。同年，黑人女作家葆拉·马歇尔在《建立我的艺术世界》中，对试验小说家的观点委婉、含蓄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她说，“我知道当前流行的做法是贬低传统小说，说它不符合历史潮流。不过，对我来说，传统小说仍然是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它不仅使我能写我所喜爱的生动具体而又十分详细的细节描写……而且允许我的写作有多种层次，不仅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还可以充分揭示内心世界以外的外部世界。”1978年，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约翰·加德纳发表《论道德小说》，批评试验小说家把小说只看成是语言的堆砌，回避了文学的力量与影响等问题。他坚持主张作家通过写作思考重大的问题。他说，小说不一定要起教育作用，但应该通过动人的方式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重新了解和把握的世界告诉读者，让读者仿佛进入了生动形象的梦幻，身临其境做出道德性判断。
平心而论，很多试验小说家最初的出发点是严肃的，他们忧国忧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唤醒美国人民，改造美国社会。他们反对小说美化现实，向读者提供虚假精神寄托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们用支离破碎的情节、分散杂乱的时空、漫画式无个性的人物以及多层次立体开放式结构等手法也是为了表现社会的混乱与动荡，人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扭曲、异化而无法驾驭世界、把握命运的危机感和幻灭感的需要；他们的一些作品也确曾震撼过一部分读者，迫使人们严肃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但是总的来看，他们忘却了作家了解社会反映生活的责任，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社会，把手法技巧的创新推向极端，变成标新立异，以至于最终失去了绝大多数读者。到80年代末，由于试验小说的影响已日益削弱，这场现实主义同试验主义的大论战似乎已经结束，又一代作家出现于美国文坛。
有意思的是，在作家们发现他们走得太远，开始回过头来关心现实生活、改变表现手法的时候，新闻导向也开始发生变化。例如，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并无标新立异的形式、结构，从故事情节到人物描写都比较接近传统小说，但是，它却获得了1983年的普利策奖、美国书奖和书评家协会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备受后父及丈夫欺凌的黑人妇女如何摆脱大男子主义思想，走出家庭自食其力，成为有思想、有才能的新女性的成长过程，涉及了美国社会的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等重大社会问题。另一位专门描写城市生活的美国作家威廉·肯尼迪写了三本以纽约州首府奥巴尼为背景的小说，头两部销路不佳，并不引人注目。第三部小说《斑鸠菊》先后遭到五家出版社拒绝，最后在名作家索尔·贝娄的干涉下才勉强为维京出版社接受。出乎作家本人和出版商的意料，1983年《斑鸠菊》出版后，竟上了畅销小说书单并获得1984年普利策小说奖。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触及美国大城市中日趋严重而又不为人所重视的流浪汉现象，探讨他们无家可归或有家归不得的原因，描写了这类小人物受侮辱受欺凌难以把握命运的悲哀，以及他们为维护个人尊严保持心理平衡所作的种种努力。1983年，美国艺术文学学院为保证作家安心创作，不必为生活而奔波，设立了一个为期五年、每年35，000美元的免税文学奖。第一个获奖的作家是“新现实主义”作家、简约派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卡佛。卡佛认为，小说应起交流思想的作用并坚决反对作家以玩弄技巧手法来引人注目。他坚持文学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主张作家深入生活，仔细观察生活。他总是用简洁隽永的、文字精确的描述，几近对话般的节奏音调、仿佛超脱的口气和平铺直叙的方式描写美国社会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孤独感和失落感，1976年卡佛发表了《请你轻一些，好吗》，立即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重视。青年作家托比阿斯·沃尔夫认为，在高雅的学院式的超小说统治一切的70年代后期，卡佛的出现犹如一股春风，“给现实主义和短篇小说重新带来了生命力”。
也许南方老作家彼得·泰勒在1986、1987两年内三度获奖（如果他不拒绝美国书奖的提名也许会四次获奖）一事最能说明美国文坛当前的变化。泰勒是大学教授兼作家，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写作班讲课时一贯劝说学生不必醉心于文字和技巧的试验，主张与其标新立异不如认真学习契诃夫的表现手法。在他4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他一直以美国南方大家族的败落为中心主题，在手法技巧上也遵循现实主义的传统原则，注意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心理的描写。泰勒早已是美国艺术文学院的院士，但在六七十年代深受冷落，仿佛被人忘却了。1985年，他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老树林及其他》，收入了以前发表过的14篇短篇小说，有的甚至是40年代写的故事。但就是这些用传统手法表现传统题材的旧故事使他忽然获得1986年的笔会福克纳奖。评论家、作家、报章杂志都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赞美他，称他是“无可争辩的短篇小说大师”、“本世纪最优秀作家之一”等等。他在1986年发表的描写老年人生活的小说《孟菲斯的召唤》再次进入畅销小说的行列并在1987年获海明威—里兹奖和普利策小说奖。泰勒确实是位优秀的小说家，但并不是在80年代才成熟的后起之秀。近年来他连续不断地获奖，说明采用传统手法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在美国文学界确实又受到重视和欢迎。
二
什么因素促成了美国文学创作这种从题材到手法的变化呢？首先，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反文化运动的恶果在80年代日趋明显。美国人深受吸毒和艾滋病之害，他们痛感世风日下，社会问题的严重，开始怀念当初被抛弃的家庭、宗教、个人责任等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对那些极端、标新立异的思想和行动则愈来愈反感。整个社会趋向保守，里根上台执政更加深了这种保守倾向。于是在文学艺术方面，试验小说开始遭到冷落。
其次，美国出版事业日益商业化，出版社不愿意印刷、发行销售量较低的不赚钱的试验小说。尽管已经成名的试验小说家如品钦、库佛等还在坚持试验手法，他们的试验小说也还能进入畅销书行列，然而，多数靠版税、稿费养家糊口的作家们不得不考虑采用可读性强的故事情节和为读者能够接受的手法进行创作。即使有些新作家还在试验手法与技巧，他们的小说也只能找一些规模很小的甚至是作家自己集资建立的出版社印刷发行，印数很低，影响自然也就不大。
当然，这也是文艺界、学术界对“文学是否可以没有思想性”、“艺术是否应该脱离现实”等重大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1984年道克托罗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有坚定的信念：思想和作品内容是不可割裂的。我一直认为我的小说继承了狄更斯、雨果、德莱塞、杰克·伦敦等大师的社会小说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与世隔绝，而是深入外部世界，不是局限于反映个人生活，而是努力表现社会。”他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反映了相当一批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作家们共同的看法。他们多半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主张以历史、文化、政治，甚至阶级、种族、性别为题材，强调作家的社会使命，反对把创作看成是寻找个人乐趣或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手段工具。
新一代作家的出现同美国黑人争取平等自由的民权运动和妇女争取解放的女权运动也有很大关系。70年代以来，一大批女作家和非白人作家出现在美国文坛，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探讨家庭生活，表现夫妻冲突、父母子女关系的白人女作家安妮·泰勒、盖尔·高德温等，反映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黑人妇女解放斗争的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表现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描写种族歧视的厄内斯特·琼斯等，甚至以往不大受人关注的印第安人作家和华裔作家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华裔女作家金斯顿在1970年出版的《女战士》和谭恩美在1989年发表的《喜乐好运俱乐部》都是畅销读物，深受读者欢迎。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影响人们开始改变对已有定论的美国文学遗产和经典作家的看法。女权主义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们身体力行，著书立说、编纂文集，把一些过去因种族和性别歧视受冷落、被埋没的作家和作品发掘出来给予重新评价。比较重要的有凯特·肖邦的《觉醒》、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眼望上帝》、道格拉斯的《黑奴自述》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艾格纳特·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等等。不言而喻，这些小说和传记回忆录都是用传统手法写成的。自80年代以来，这类作品已有不少作为教材，进入美国大学的课堂。学术界对它们的重视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和作家们发生影响。
三
然而，新崛起的这批小说家虽然普遍强调以真实现实为基础，重新重视表现严肃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并不完全重复拘泥于现实主义固有的手法和格式，而是博采众长，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前几年，评论家麦卡弗莱夫妇采访了自70年代末期以来在美国文学界崭露头角声望日高的13位作家，辑成题为《活着，还在写着》的集子。他们在前言中指出，这13位作家都一致认为试验小说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试验小说家尚有生命力的一些表现手法——如把奇妙的幻想和平庸的事物随意结合、作家进入故事里评述小说、拼贴画手法、支离破碎不连贯的形式手段等——可以适当采用或进一步发展。那种把现实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大肆加以攻击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现实主义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手法。
以卡佛、安妮·比蒂、博比·安·梅森等人为代表的简约派作家以最简洁的文字、最简单的情节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凡人俗事，表现当前社会中的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卡佛的《保护》描写由于失业而一蹶不振的丈夫经受不了电冰箱也坏了的打击；梅森的《希洛》描写一位长年在外开卡车的司机因车祸回家养伤，想留在家里同妻子共享温馨的家庭生活，不料夫妻之间已经失去共同的语言，无法交流思想感情。这种不动声色的描写往往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同那些不善言词的普通人一起感受生活中的威胁和危机。
在越南服过兵役的蒂姆·奥勃莱恩写了一部描写越南战争的小说《追逐卡契奥托》，一举成名。他在小说中把主人公保尔对绚丽多彩的巴黎之行的幻想同严酷的战争场面相结合，全书的叙述结构像钟摆似的不断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来回摆动。肯尼迪在《斑鸠菊》中设计了死人生活在活人世界里、死人同活人对话的场面。主人公弗朗西斯·费伦回到奥巴尼老家，在坟地里找到了工作。他干活的时候，他死去的父母在坟墓里观察他、议论他。费伦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忽然发现对面的乘客就是20年前在罢工运动中被他扔石头时失手打死的工贼。莫里森更进一步，她在1989年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宝贝儿》中让女主人公赛斯死去多年的女儿作为活人闯入她的生活，跟她同吃同住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莫明其妙地消失了。这些作家认为，现实是有多种层次的，是因人而异的。奥勃莱恩的亲身经历使他看到幻想生活也是真实的。士兵们要逃避恐怖的战争，多半用幻想创造另一种现实，这种幻想也有其内在的现实性，也是士兵们看得见摸得着、能让人嬉笑哭泣的具有道德含义的现实。对于肯尼迪来说，人的思想行动中存在一种神秘的、不可言传的共鸣、交流、影响或感应。作家应面对这种神奇现实的客观存在，发掘探索人间事物的神秘所在。费伦失手打死的工贼一直生活在他的记忆里，20年来，他到处流浪正是为了逃避这个现实。同样，《宝贝儿》里的赛斯也无法忘记她为了不让孩子落入奴隶主之手像她那样过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忍心杀死的女儿，她一心渴望的就是有机会表达她对女儿的母爱。既然这一切是主人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事实，为什么不能让死人进入活人世界让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一段时间呢？超现实主义的幻想、鬼魂的出现非但不会破坏小说的可信性，反而要比回忆、思考、意识流等手法更能生动形象地表现现实。
有些作家还认为，在当前的信息社会里，有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经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加工已经成为现代神话，能在读者的头脑里唤起一定的图像、反应和联想。采用这类众所周知的、有特定内容和含义的事件或人物既可以节省笔墨，又可以剖析这些虚假的神话，达到批评社会、抨击弊端的作用。在麦克斯·艾普尔的小说里，迪斯尼乐园的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美国到处可见的霍华德·约翰逊旅馆甚至作家诺曼·梅勒、政治家胡佛等知名人士都成为他虚构的主人公。肯尼迪和道克托罗都曾以30年代轰动纽约的歹徒德契·舒尔茨为题材进行创作，写成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
有些作家还借鉴通俗文学的格局和手法。约翰·欧文在成名作《加普眼睛里的世界》一书中就有意识地采用通俗小说和电视肥皂剧常有的渲染夸张、强调轰动效应、突出性爱暴力等手法，把主人公的一生描写得犹如肥皂剧一样滑稽可笑，从而表现当代人命运之变幻莫测的严肃主题。女作家黛安娜·约翰逊发现侦探小说以扑朔迷离的情节线索为主的写法更能表现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她的描写种族关系、人性险恶及人们普遍共有的恐惧感的《影子知道》就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手法。道克托罗还喜欢把电影手法应用到他的作品之中。
新崛起的作家中不少人都受到试验小说的影响，然而，他们又有自己的思考、发展与创造，他们纠正了一些作家脱离社会、脱离读者，一味玩弄形式和技巧的偏向，把创新和作家的使命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博采众家之长——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小说
1975年，美国作家道克托罗发表了一部以虚构人物和虚构情节为主，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背景或陪衬的小说——《雷格泰姆音乐》，引起了美国文坛的一场大辩论。广大读者十分喜爱这部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纽约时报书评》等报章杂志一直把《雷格泰姆音乐》列为畅销小说，众多出版社竞相购买它的平装本版权，一年之内销售额在百万册以上。
然而，就在《雷格泰姆音乐》大受读者欢迎的时候，它遭到评论界一部分人的猛烈抨击。道克托罗成了1976年争议最多的作家。攻击者把小说贬得一无是处，认为主人公不符合传统小说的定义，故事情节违反时代特征，全书“作为闹剧则史实太多，作为历史则滑稽取笑的成分过浓，作为黑色幽默又过于轻松”。换句话说，批评家们感到恼火，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把《雷格泰姆音乐》归入70年代十分流行的试验小说，还是把它算作当时备受冷落的现实主义小说。
道克托罗丝毫不受评论界的影响，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和手法。15年过去了，他又发表了四部小说：《罗恩湖》（1980）、《诗人的生活：六个短篇与一个中篇小说》（1984）、《世界博览会》（1986）、《比利·巴斯盖特》（1989）；两度获得美国书评家协会奖（1976及1990）；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成为公认的大胆采用新颖手法表现严肃的、社会性很强的主题的优秀作家。道克托罗的作品大多通过描写历史来迫使读者对历史重新进行评价，从而认识美国神话的虚幻性。《雷格泰姆音乐》就是通过三个虚构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繁荣昌盛的美国社会，揭露其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下所埋伏的种种危机与不平等现象。新作《比利·巴斯盖特》从15岁的虚构人物比利的角度来审视确有其人的30年代轰动纽约的神话式歹徒德契·舒尔茨，通过描写暴力和犯罪活功再次剖析所谓“自由”、“平等”的美国神话和美国梦，从他已经发表的小说的内容和主题来看，他应该说是个关心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家，道克托罗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继承了狄更斯、雨果、德莱塞、杰克·伦敦等大师的社会小说的传统”。
然而，道克托罗所惯用的手法和技巧却与上面那些现实主义大师们极不相同。例如，《雷格泰姆音乐》把历史事实和虚构情节糅合在一起，描写了大量有据可查的历史事件，如皮尔里的北极探险、劳伦斯城纺织工人大罢工、弗洛伊德的美国之行等以及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如大财阀摩根和福特、脱身魔术家哈利·胡迪尼、无政府主义政治家埃玛·戈德曼等等。但他又对历史进行加工和再创造，使历史服从于小说的结构情节的需要。他让虚构人物黑人柯尔豪斯强占摩根的图书馆，抗议白人的种族歧视，又让另一个虚构人物爱上确有其人的伊芙琳·纳斯比特并在确实发生过的墨西哥革命中丧命。同时，道克托罗又为有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虚构各种动机、思想和行功，编造弗洛伊德漫游纽约柯尼岛上的爱情隧道、摩根在埃及金字塔内过夜企求圣灵托梦等虚构情节，他在其他几部小说中也常常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把历史作为虚构小说的素材，又通过虚构情节再现历史，达到嘲讽抨击的目的。因此，从手法来看，道克托罗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试验小说家。不过他的试验手法并不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并不是为技巧而技巧、为试验而试验的自得其乐的自我表现。难怪有位研究他的评论家说：“当代美国小说的读者们常常把小说分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以纳博科夫、品钦、巴塞尔姆、巴思、盖迪斯等难以预测的、仅次于上帝的众神们所率领的后现代主义阵营和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诸如贝娄、斯泰隆、马拉默德和罗斯等人组成的后传统主义大作家。埃·劳·道克托罗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一大原因是他居然能同这两大对立的阵营都发生关系，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因为他的作品通过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事实的最基本形式表现了真实世界，又通过破坏叙述线索，变更人物、事件甚至时空的个性或特性，使之发生错位混乱等主要手法达到‘试验’效果。他的作品有一种模糊了现实主义和试验主义的对立冲突的不可归类的特点。”[47]
回顾80年代的美国小说，我们虽然不能断言道克托罗是开创一代新风的先驱，但我们确实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小说家像道克托罗一样，既能被归入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又是十分出色的创作技巧试验家。越来越多的作家采用了既非传统现实主义又非几近文字游戏的纯试验主义的却又博采两家之长的新创作手法。有些评论家如莱里·麦卡弗莱把这种手法称为“试验现实主义”，有的作家如麦克斯·艾普尔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不管怎么称呼，这种新现象、新手法正越来越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和重视。
这类新手法很难用情节的开头、发展与结尾，人物塑造的单薄或丰满，时间的直线、循环或错乱以及叙事者、叙述角度等传统概念作明确的说明。但是，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是主题十分严肃而手法十分大胆。
这类作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他们关心政治，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针砭时政、抨击社会。例如，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1982）探索种族歧视和黑人男女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黑人妇女的解放为主题，描写一个备受后父和丈夫欺凌与折磨的年轻妇女在女友们的启发帮助下开始有所觉悟，同丈夫及自己头脑中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做斗争，终于走出家庭，自食其力，成为有思想有才能的新女性。威廉·肯尼迪的《斑鸠菊》（1983）反映美国的城市生活，以大城市中到处可见而又不为人重视的无家可归或有家归不得的流浪汉为题材，探讨他们沉沦的原因，描写这些小人物难以把握命运的悲哀以及他们为维护个人尊严、求得心理平衡的种种努力。近年来声望日高的另一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强调她写的是“乡村”文学、“部落”文学，“用并不复杂的简单的故事描写复杂的人物”，反映黑人来到美国城市以后“古老的部落价值观念和新的城市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她1977年发表的《所罗门之歌》就是刻画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黑人青年寻找民族传统的寻根过程。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宝贝儿》（1988）虽然不描写城市生活，却再现黑奴争取自由的斗争对黑人心灵的影响。女主人公赛斯为了不让子女重新落入蓄奴主手中再度过上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忍心杀死了一个女儿。她的出自保护儿女的母爱行动遭到误解。她失去了天伦之乐，背着沉重的包袱痛苦地生活，终于正视历史、正视自己，找到自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所有这些作家都喜欢探索历史，不少人在小说里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目的在于揭穿美国神话的迷惑性和虚幻性，他们几乎都认为他们的小说深深扎根于现实，是对美国社会的一种政治性的表态。肯尼迪说，他同30年代的左翼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时代不同了。左翼作家的故事与手法不再能打动80年代的读者了。因此，他必须寻找新的方法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斑鸠菊》等作品正是说明，即便是街上的流浪汉仍然必须通过斗争才能有所得，因为高高在上的有钱有势的人才不会送礼上门的。里根才不关心什么人的价值或种族的价值，他要的只是金钱与权力。作家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同这样的制度与政府进行斗争。
然而，这些针砭时政、抨击社会弊端的美国作家几乎都不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简约派代表作家卡佛说：“完全写实的手法叫人感到乏味。”道克托罗说：“我不再能够接受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它们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普遍主张以真实世界为基础，充分发挥作家的想像力，进行各种技巧手法上的试验来丰富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他们博采诸家之长，大量吸收意识流、黑色幽默、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话、幻想、鬼魂及电影电视和通俗小说的格式与技巧。道克托罗认为写作就是向读者的头脑里输送各种图画，有关人物道德状态的图画，因此，他大量采用电影手法。在他看来，电影电视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不连贯性、场景转移、时空跳跃、叙述者及叙述口吻的变更等等都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把这类技巧恰当地用在小说里不会使读者迷惑不解产生反感。作家没有必要按传统小说的作法，采用单线编年结构，按故事情节的时间顺序和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作直向单线式叙述。
肯尼迪说，他从一开始创作就喜爱超现实主义，一心想要进一步扩大和延伸虚构小说中的“现实”。他并非神秘主义者，也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但他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中确实存在一种神秘的无法理喻不可言传的共鸣、交流、影响或感应。作家应该面对现实，并深入现实发现事物、生活和人类活动中的神秘所在。这种神奇现实的客观存在是他创作的一个出发点。于是，他在《斑鸠菊》里设计了死人在活人的世界里，死人同活人对话的场面。主人公弗朗西斯·费伦回到家乡去坟地干活，他死去的父母在坟地里观察他、议论他，甚至互相对话。费伦坐在公共汽车里，忽然发现他对面的乘客就是20年前在罢工运动中被他扔石头无意中打死的工贼。托尼·莫里森更进一步，她在《宝贝儿》里让女主人公赛斯20年前出于母爱而杀死的女儿作为活人重新闯入她的生活，跟她同吃同住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莫后其妙地消失了。
这些作家们认为，现实其实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的。对于弗朗西斯·费伦来说，他失手杀死的破坏罢工的工贼一直生活在他的记忆里，20年来，他竭力逃避的正是这样的现实。同样，《宝贝儿》里的赛斯也无法忘却亲手杀死的女儿，多年来使她时刻感到痛惜揪心的就是这个死去的女儿。她一心渴望的就是有机会或有办法表达她对这个女儿的爱。既然这一切是主人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现实，为什么不能让死人进入活人世界跟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一段时间呢？鬼魂的出现非但不会削弱现实，反而要比回忆或意识流等手法能更生动更形象地表现现实。
在越南服过兵役并以《追逐卡契奥托》（1978）——一部描写越南战争的小说——一举成名的蒂姆·奥勃莱恩认为，幻想生活也是真实的。战争是恐怖的，人需要逃避它。战士们多半生活在幻想里，创造另一种新的现实。《追逐卡契奥托》便是由战争场面和主人公保尔幻想中的巴黎之行所构成的。奥勃莱恩认为这些幻想也有其内在的现实性，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使人嬉笑哭泣的、具有道德含义的现实。
另一位70年代末期开始引人注目的美国作家约翰·欧文认为不应过于排斥通俗文学，过分纠缠通俗和严肃文学的界限。文学界认为浅薄无聊的电视“肥皂剧”中所表现的生与死、爱与恨其实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作家们应该关心的题材。他在成名作《加普眼睛里的世界》（1978）中就有意识地采用通俗文学常用的渲染夸张、强调轰动效应、突出性爱和暴力等手法。主人公加普的诞生就是一出十足的滑稽戏，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不想结婚的女人却又想办法同一个在越南战争中受伤的、不省人事濒于死亡的伤兵性交，结果怀孕生下了加普。加普是位作家，但又不是文弱书生而是个摔跤运动员。他天生聪慧，19岁就一举成名，但这位一辈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作家却又才思枯竭，不仅写不出文章，而且找不到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对儿女十分疼爱，一心保护他们，却又在把汽车倒出家门口的汽车道时无意之中轧死了女儿。总之，欧文把加普一生描写得犹如肥皂剧一样滑稽可笑。当然，欧文并不是为了讨好读者故意制造喜剧性场面，他探讨的是人生陷阱及命运之不可捉摸等十分严肃的主题。
女作家黛安娜·约翰逊虽然不完全赞成试验小说削弱人物的重要性、取消对人物个性或心理活动的描写、只塑造单薄的漫画式人物的做法，但她也不想遵循以人物塑造作为小说创作的出发点、由人物来决定情节的发展或故事结局的老传统。她对情节更感兴趣，认为命运的变迁、突如其来的大起大落更真实地代表现代生活。她发现侦探小说以情节为主，把问题的解决蕴含在事件的发展而不是人物的性格之中。于是，她在《影子知道》（1974）一书中试验侦探小说的格局和技巧，连小说的标题都是取自从前的一个广播节目的提问式的标题：《谁知道坏人心里藏着些什么？只有影子才知道。》但约翰逊又没有完全按照侦探小说的传统，通过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情节和事件给读者以明确的答案，她认为现代生活十发复杂，未必有解决问题的手法，她在《影子知道》里描写种族关系、人性之恶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恐惧感，但她并未提供明确无误的解决办法。她提供了事件和情节却不满足读者解决问题的愿望。这种开放式结构的侦探小说可以说既是传统式的又是试验性的。
有些作家即使塑造了人物，也往往运用素描的手法，没有细腻的心理描写或复杂的个性刻画。《雷格泰姆音乐》中的人物都像侧面剪影一样，只有几个姿态和大概的轮廓。这些人物也不像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或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少年主人公。他们并不经历从幼稚纯真到和社会认同、接受社会的道德准则，或从天真烂漫到看穿世界的虚伪、抛弃幻想、同社会的道德观念决裂的成长过程。卡佛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故事开始时就已经没有幻想也不对社会和生活抱任何希望。他可以说是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结局写起，探讨梅尔维尔、海明威、福克纳等先辈一再描写的传统的美国文学有关孤独和忍耐苦熬的主题。只是他笔下的人物更不善言词，更没有能力懂得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会如此空虚和贫乏。
所有采用这类新手法的作家都认为语言是小说的基础，语言试验是十分重要的。但他们虽然强调文字的功能却并不玩弄文字游戏，并不只在表达方式上下工夫，而是千方百计寻找能够表达小说中心内容的最佳语言和最佳方式。肯尼迪的《斑鸠菊》中的语言充满了惟有在街头巷尾才能听到的音调、节奏、语气、幽默等特性。艾普尔、莫里森、沃克等都很强调讲故事的传统，强调运用富有鲜明色彩和节奏感的语言，把故事说得娓娓动听，达到扣人心弦的目的。简约派作家卡佛在语言上下的工夫是去掉一切没有必要的形容词，用最精练的文字、最平淡的口吻描写躲在社会角落里的小人物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的平淡无奇的事件。然而，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描写达到振聩发聋的效果，使读者看到平淡生活中隐伏的威胁和危机。
这类既非现实主义又不是象征主义或试验主义的小说家们还认为，在信息社会的今天，他们没有必要对一切事件或人物作详细的交代或描述。相反，有些众所周知的事件有其特定的内容和特定的含义，在小说里采用这些材料可以节省笔墨，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作家喜欢把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写进他们的小说里。如麦克斯·艾普尔的小说中出现大旅馆主霍华德·约翰逊、政治家胡佛、迪斯尼乐园的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等等。肯尼迪和道克托罗都以30年代轰动纽约的歹徒德契·舒尔茨为题材进行创作。他们认为这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美国神话的一部分。作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神话人物，没有必要虚构像他们那样的人物。其实，他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并不感兴趣，他们想探讨的是这些人物所代表的制度和体系，这些人与事怎么会引起人们注意，又被人们渲染加工，成为神话流传后世。他们利用这些历史人物作为虚构小说中的主人公，目的在于剖析神话，批评社会。
虽然评论界越来越重视这种既非纯试验的后现代主义又非传统现实主义的新型的小说，作家们本人却并不觉得他们的手法技巧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对于托尼·莫里森来说，她是个黑人作家，黑人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当然是她创作的一大源泉。黑人的民间文学、圣歌和赞美诗里一向提到黑人会飞的本事，也许这表现黑人逃避生活、寻求解脱的希望。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1977）里试验这个传说的其他可能性，并且取得了成功。主人公米尔克曼找到民族之根，懂得了“如果你把自己完全交付给空气，你就能驾驭空气飞起来”的道理。他终于愿意为他人而冒险，飞起来了，成为完整的人。通过《所罗门之歌》，莫里森给“黑人会飞”的传说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可能性。
当然，不少作家都提到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们的影响。艾普尔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法就是现实主义，有些夸张，但很接近他对世界的看法，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作家们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夸大其事把现实变成超现实，但他能吸引人们，使人相信他所创造的世界是真实的。
然而，这些作家也承认现实主义大师们对他们的影响。肯尼迪说他们作品中的鬼魂手法来自狄更斯和以《小镇》闻名的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他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伟大的作家，但他也受到海明威、福克纳和贝克特的影响。因此，没有一个作家能完全隔绝同传统的关系。约翰·欧文虽然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过时了，但他也承认自己深受狄更斯的影响。他佩服狄更斯能够创造性地大胆使用语言，能创作结构精致典雅的小说，并且对生活、对笔下的人物有深沉的爱。蒂姆·奥勃莱恩认为优秀的描写战争的小说都有超现实主义的一面。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超现实的经历，作家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战争是十分自然的。《追逐卡契奥托》中超现实主义的巴黎之行的幻想并非他的首创，从19世纪末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描写南北战争的《红色英勇勋章》到20世纪德国作家雷马克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无战事》以及后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小说《第22条军规》、《裸者与死者》等作品都有超现实主义的部分。因此，作家们既无必要彻底排斥传统，也没必要按约定俗成的公式化的传统手法进行创作。
对于六七十年代风靡美国文坛的试验小说，有些作家如沃克、卡佛和莫里森不大以为然。加德纳还写过一本《论道德小说》批评试验小说家故弄玄虚、沉醉于文字游戏，忘却了作家审视现实、剖析人性、以动人的故事肯定某些美德和价值观念的责任。但是，大部分作家并不对试验小说家深恶痛绝。蒂姆·奥勃莱恩认为小说家历来都在手法技巧上进行试验。他本人就在人物、语言和叙述方法上进行试验。《追逐卡契奥托》的叙述结构有些像钟摆的活动，以描写现在时间的“观察所”章节为轴心，在有关战争经历的现实与巴黎之行的幻想中间来回摆动。但这样的结构是为主题服务的，并不是单纯寻找试验的乐趣。大部分作家同意奥勃莱恩的看法。他们认为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给当代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信息社会。人们不必再像19世纪那样到小说中去寻找信息，了解社会。因此，作家在表现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时候也必须采用新的多姿多彩的手法和技巧。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试验技巧，诸如抽象派的拼贴画手法、故事情节的不连贯或不和谐性，甚至作家进入小说并在小说中讨论小说等等，都可以借鉴或采用。关键在于要使作品有一定的可读性，能使读者领会作家的信息，在得到启示的同时也得到快感。当代作家要向试验小说家学习经验和教训。大胆创新是必要的，但做得过分，为试验而试验，脱离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只能是作茧自缚，走进死胡同。
这些作家们普遍感到，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终于看到现实主义虽有局限性却并非老朽过时得必须抛弃，试验主义虽有创新的优点也非十全十美，不是小说发展的必由之路。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吸取两家之长，在试验手法时不忘却作家反映时代的责任，在表现严肃主题时注意到手法技巧要新颖多变。可以相信，这种既非现实主义又非后现代主义的独具一格的表现手法将给美国文学带来新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