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画苑

良师益友马国亮

在美国定居的我的老朋友中，马国亮先生算是最长寿的一位。他年已94岁，近年来，与我书信来往不断。

去年（2001年）10月，他知道我患病住院，特地在电话里向我问候，我听到几十年来所熟悉的声音，感到温暖和亲切，当我向他问好时，他低声回答：“我不太好。”我听后很是不安，正要写信去，却收到他寄来的一叠亲笔手稿，依旧思路清晰、字迹秀逸，不像是出自一个年逾90的老人之手。我为他的才华和笔力所折服，也推想他已恢复健康，不料就在一星期后，收到了他夫人寄来的信件，里面竟是令人惊愕和悲痛的马国亮先生的讣告。

马国亮先生是创刊于1926年我国最早的大型画报《良友》的主编。《良友》在世界画报史上也占有领先地位，为中国画报开辟了新纪元。《良友》记录了20年代到40年代的历史文献，内容包括国内外大事、各领风骚的人物，以及社会动态、科学文化、民族风俗等，都是以精美图片的形式，使读者每看一本，就能及时了解世界复杂多变的政局和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动态和趋向，不偏不倚，立论公道。此外，还刊登名家散文、小说、绘画和艺术家的回忆录。马国亮身负重任，兢兢业业，力求菁华，每月完成这艰巨而繁重的编辑工作。在一篇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和纪实的图片里，流露出这位主编热爱祖国山河、颂赞英才先知以及争取和平、自由和反对独裁专制的民主精神。他自己也能写能画，不断发表优美的散文，亲自为《良友》绘制精美插图，是位多才多能的作家。《良友》能成为中国出版史上颇具文献价值和受广大读者欢迎的通俗画报，马国亮先生功不可没。他在编务之余，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露露》和《偷闲小品》等。

抗战爆发后，《良友》停刊，马国亮离开上海，经香港深入内地主编《大地画报》《新中华画报》《广西晚报》副刊，并将所见所闻撰文报道。他真实地描绘了千万难民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采访了无数抗日队伍的英勇战绩。他见过外交家许世英、黄伯度，还访问过周恩来、宋庆龄、《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日本密探”万斯白。他后来以本人经历和文化人抗日救亡的战斗生活写成长篇小说《命运交响曲》，是一部八年抗战的真实记录。

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与冯亦代、叶以群、李嘉、凤子、丁聪等合编《人世间》，写了多篇文章嘲讽战后上海的种种畸形现象，表达了要求和平、反对独裁的民主思想。1947年应邀去香港，进长城影片公司任编剧，并主编《大公报》电影副刊。

我就是在香港与马国亮相识的，在长城影片公司的剧本讨论会上见过几次。他是该公司的编委，我是刚进入艺术宫殿的无知新手，对这位前辈既仰慕又敬重。马国亮先生总是彬彬有礼，以和蔼的笑容、睿智而深厚的目光、亲切而真诚的语言予我教励，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个气度不凡、聪明良知的绅士形象，可惜没有机会多多接近和就教。直到1952年1月10日，我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到深圳军管会招待所过夜，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夜色中昂立着一个身穿夹大衣、手提小皮箱的男子身影，我一眼就认出是马国亮，急忙赶出去招呼。两个本来并不接近的同行，在这特殊的情景中相逢，同样的遭遇使我们顿时成为难友和知己。在抗议港英政府的座谈会上，他激昂慷慨，控诉自己被剥夺自由、禁止爱国言论的暴行，发出反对殖民主义、向往新中国的呼声。一个文明的绅士一变而为迎接新时代的勇士，令我对他更为敬仰和尊重。

我们被驱逐，家属仍留在香港。我看到他在激愤之余，时刻担忧着妻儿的安全，直到通知我们到罗湖去接眷。我们穿了人民装，在边界的碉堡前接到了亲人。他和妻儿紧紧拥抱，泪满眼眶。在他的心里，除了祖国，家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我在广州逗留3个月回上海，马国亮在广州从事编辑工作。不久，他全家来上海，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编剧，编了几个动画片小剧本，同时担任民盟电影支部的主任委员。每次开会，他只说几句开场白，就一直含笑坐在一旁，等会议结束，似乎对政治并不热衷，个人也从来没有任何意见和要求。我们也就是在别人踊跃发言的时候，私下闲谈几句，这是因为同被驱逐的遭遇使两人之间比别人多一份个人的感情。不幸到了1957年，“反右”的狂流使50多万知识分子惨遭灭顶之灾，马国亮与我又一次成为难友。我们在批评会上检查自己时被迫低头“认罪”，两人在默默相望时，心里暗暗委屈。在香港是“左派”，回来后却成了“右派”，两人为这种奇突的不幸遭遇感到迷茫。别人不理解，自己也觉得无可奈何，只有相对苦笑。

因为我在单位里每周一次的“民主生活会”上暴露思想不够，不肯触及灵魂而无法转变立场，领导就命令我下乡劳动，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使我终于离开了动辄受批评的环境。我先到郊区奉贤农村，后转单位办的农场。都是犯错误的人在一起，我也已经到了生活的底层，就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而发展成为反党分子，也真心地认了罪。我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一天似乎过得很充实，可是每当我回想过去，内心总会浮起一片空白，无限惆怅，仿佛自己的未来会是一片黑暗。不久，马国亮也被押送到农场，两个患难之交又一次相逢。相逢在以罪人之身受到惩罚的劳改农场里，与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的那晚，情境相似，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我们身披光环，对前途乐观而满怀激动，如今成了阶下囚，对今后悲观而无望。我帮他取下行李，满腹酸楚，他却幽默地握住我的手，笑着说：“在这里见到你，就像在苦闷中见到上帝，我真高兴。”他仍是那么洒脱和幽默，是穿着破旧衣裳的翩翩绅士。

别人都下大田劳动，为了照顾他年老，就让他去播种作为猪饲料的“小球藻”：在离宿处较远的空地上挖一个两丈长一丈阔的浅坑，坑里蓄满清水；将小球藻的秧倒入，再加上粪便，任其生长。马国亮一个人负责这艰巨而单调乏味的劳动。他每天天刚亮起床，粗粗洗漱后，穿着棉衣，两腿套着长雨靴，肩负铁搭，在晨色迷茫中出发去水坑，然后一刻不停地将铁搭在水池里掏拨，使已经发绿成状的球藻来去翻动，找到已成熟的小球藻，就小心地捞上来，装在车上，向猪棚推去。他茹苦含辛，任劳任怨，认真负责，风雨无阻。我在旁看到，暗暗叹息，过去对中国出版事业有很大贡献的大主编，而且曾是反殖民势力的爱国志士，竟因一时“立场”不对而被罚当苦工。晚上，我悄悄问他有何感想时，他沉思片刻，含笑回答：“不知道这种轻便劳动，能不能真的脱胎换骨？”简短的回答，显示出他内心的矛盾、怀疑和痛苦。

我们这些“改造分子”每半月允许回家一次，如果错过便算放弃。某次，马国亮与我轮在同一个假日回家，我们高兴能够同行，前一夜就准备好行装，不料到了第二天，从清晨起便下暴雨。我们吃了早饭，只得焦急等待，直等到中午，还是豪雨如注。午后只有一班车，赶不上就不能回家。我绝望了，准备放弃。可是马国亮并不气馁和灰心，竟穿上雨衣和长统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今天不走，还要等半个月，家里在盼望我们呀！”不等我同意，就帮我穿上雨衣和套鞋，连背囊也不拿，拖着我就往外走。

走出农场，雨下得更大。密密的雨帘遮住我的视线，望出去白茫茫一片，耳边响着令人寒栗的风雨声。脚下的田塍路被雨淋得透湿，成为一片泥泞，稍不小心便要滑跤。我有些畏缩，将脚步放慢，轻轻呼唤走在前面的马国亮。而他却挺直身躯，步履坚实，回头来拉住我的手，扶着我加快前进，走慢了会赶不上车。他鼓励我、安慰我：“老沈，现在我们这些人，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回到家里才能温暖我们的心，只有亲人才有使我们有活下去的勇气，在子女身上能寄托未来的希望！半个月一次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即使千刀万剐，我们也要赶回去一家团聚啊！”

我们浑身雨淋湿透，在泥泞里挣扎半天才赶到车站。正好有一辆车开到，我们幸运地挤上车，已全身大汗！我看到他两眼涌满泪水。

不久，他被调到嘉定社会主义大学去学习。当年国庆节，我们同一天被召回局参加大会，宣布摘帽。离开时，我们在大门口相聚，两人紧紧握手庆贺终于免去万恶罪名，还感激得到宽大处理。

各自回厂后，我们仍从事编辑工作。我们怀着戴罪立功的心情，努力组稿。我们被扣除几年的工资没有发还，也没有任何奖励，然而我们毫无怨言，既尽心尽力扶植剧本，又帮助新进厂的青年编辑。马国亮更是悉心培养子女。他夫人是音乐教授，女儿常子学钢琴，儿子庸子学大提琴。马国亮但求安宁，在劫难后只希望保持自己这个能享受幸福生活的音乐之家。不料，“文革”如晴天雷击鼓荡中华大地，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我们又犯了扶植毒草和腐蚀青年的罪行，每会必批斗，每斗必认罪，不是主犯，便是陪斗。我除了挂着黑牌扫地、游街，还被列为“清除出队伍”的五类。我听说马国亮的境遇更加悲惨，每天早晨跪在厂门口，迎接造反派。听说有的“老牛”被罚，站在食堂中央，经过的人都要打他一记耳光，我真担心马国亮会遭此侮辱。他在1940年代已靠拢党组织，白谦不够标准，此后又一直为党工作，要求进步的老文化人竟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成为反党分子，真是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不料，还有更为不幸的大祸落到马国亮身上。北京的马思聪“出逃”，竟连累他夫妇（马国亮夫人马思荪是马思聪妹妹）。他俩被禁闭数月，一家人不能团聚，使他痛苦。释放后又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监督劳动。到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我送二女儿去安徽，在车站又不期而遇他夫妇也在送心爱的儿子马庸子远行。他一直想培养儿子成为大提琴手，如今下乡劳动，手指要变形，将断送他培养儿子的理想，美好的希望全破灭了。我夫妇和他夫妇，四个人目送自己心爱的子女去接受教育的艰苦劳动，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父母身边。我满含泪水，强颜欢笑，而马国亮再也压抑不住家破人散的悲痛，竟掩脸恸哭不已！这是我与他又一次悲惨相逢。同是文化人，在同一时代，相同的患难，共同的命运，何止是我们两个，还有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多么悲痛的年代，我们是多么不幸的一代啊！

整整十年浩劫，耽误了祖国前程，摧毁了民族文明，千万人民的生活到了绝境。多少青春被埋没，多少人死于非命！终于盼来了光明，万众欢腾。接着是拨乱反正，错划的“右派”可以改正。当我接到通知时，禁不住痛哭失声。不是感动，更不是感激，而是沉痛。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又是疑惑，又是省悟：我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右派”帽子落在我头上时，我先委屈，后来经过几年批斗“改造”，开始认罪，承认是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十年之后，还是那些划我为“右派”的当权人，竟又说我并没有错，可予“改正”，我只得默默接受。我这个可怜的知识分子，连自己是不是错都不知道，任凭别人摆布，说我有“错”就认错，说我“没错”就改正，我的知识在哪里？我的人格又在哪里？真是百无一用、毫无主见、唯命是从、又不敢为自己辩护的软骨虫啊！难道还不该自责、不该悲哀、不该为自己懦弱而放声大哭？

我把这感想告诉同样“改正”的马国亮，他似乎比我更省悟、更明白，先含泪点头，随即幽默地一笑：“我终于明白是谁错了！如今我们什么都失去了，岁月、事业、理想和人生，总算保住了性命和失而复得的家！其他作为笑料，不值一谈了！”

半年后，他受香港《良友》杂志的邀请，举家去香港定居。在过去曾被递解出境的地方，他恢复了生机，重编《良友》，约我为他写稿。2年后，他去美国探亲，途中记事，出版《美国短长》一书。5年后，他又举家到美国定居，还不断地写作。因两腿患疾，不能起立，坐10年轮椅，还笔耕不止，出版《浮想纵横》。文章中有不少风趣幽默又鞭辟入里的警句和真理，回答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所受的委屈和疑问，显示出一个追求真理、爱憎分明、揭露黑暗的有骨气的中国文化人的执着精神，令我敬佩，使我鼓舞，也永远牢记在心！

我得到他的同意，代他编选小说集《女人的故事》和散文集《生活哲学》（将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当我将最近出版的小说集寄出不久，就收到他的讣告。他没能看到自己的旧作在大陆新版，散文集也要到6月份问世，他也见不到了。作为老友的我，真是万分遗憾和歉疚，但是我希望读者们能在他的遗作里，读到一个拥护真理、满怀真情、为人正直、敢说真话的作家所留给人世的一片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