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葛福灿的婚姻悲剧

去年夏日，画家陈逸飞为拍摄一部反映旧上海的影片，四处物色符合他绘画风格的题材和作品。知道我熟悉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情况，特向我征询。我当即推荐徐和他的代表作《鬼恋》，画家也欣然从包内取出《鬼恋》的电影剧本初稿。两人不谋而合，甚为融洽。他又要求我代为寻找徐的家属。虽然茫无头绪，我还是义不容辞地应允下来，愿意为深情厚谊的亡友尽最后一片道义之心。

我与徐的交往

我与徐相熟于抗战胜利之后。他从重庆到上海，住在江苏路刘以鬯家。刘以鬯是散文家，抗战时去内地，任报馆记者，又主编《幸福》杂志，回上海后和哥哥一起创办怀正文化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戴望舒、施蛰存、熊佛西等作家的著作和徐的《风萧萧》、姚雪垠的选集，还想复刊《幸福》。正巧我当时所编的月刊刊名也是《幸福》，于是我便改名为《幸福世界》。不久，刘以鬯托人带信给我说：他看到我编的《幸福》，非常赞赏，决定放弃自己出版，将《幸福》的刊名“贤让”给我。我到他府上去当面道谢，同时见到了徐和姚雪垠。

还是在我求学时代就爱读徐的作品，《鬼恋》的曲折情节和情文并茂的描写更使我钦慕。上海沦陷后，我曾风闻徐的长篇《风萧萧》在内地出版，内容是反映抗日爱国者在沦陷后的上海展开惊心动魄的地下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问世后风靡一时，令我神驰。没想到徐和我初次见面，就将新版的《风萧萧》相赠。50年过去了，当时的情境仍历历在目，我激动的心情也至今不忘。

此后，刘以鬯将徐的中篇《失去的爱情》在《幸福》上发表，他也有诗作和小说登载在我与刘以鬯合编的《春秋》上。我们经常会晤交谈。他很少谈自己，也不提过去。刘以鬯告诉我：我们仨是浙江大同乡。徐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又在心理系研究生深造两年，后来去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鬼恋》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第一部中篇。凭他深厚的学历和异国的经历，加上曾受西洋艺术多年的熏陶，其创作必然具有异国情调、洋场风光、都市色彩的独特风格，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赏识。抗战爆发后，他出于爱国热情自外国归来，报效祖国。

这位研究哲学多年的作家，写小说、散文、诗和剧本。小说通过动人故事，饱蓄哲理地探索人生、抒发人情、描绘人性、宣扬人道。他的散文玄思遐想，情真辞切。剧本结构新颖，对话幽默风趣。诗篇更是意境深邃，抒情感怀。他告诉我：他的小说虽然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他本人最喜爱的还是自己的诗作。他说：“小说是写别人，也是写给别人看的。我的诗是我的心声，写给自己的。”在他40岁那年，我帮他出版了一厚册精装的《四十诗综》。他在诗集的扉页上题签，对我表示感激。这本纪念性的赠书虽已佚失，然而他的字句笔迹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我们交往的一段时期里，他忙于写新作和编选旧作，先后出版短、长篇小说集《阿剌伯海的女神》《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旧神》《烟圈》《灯尾集》《幻觉》和几本散文集。我庆贺他的丰收，可是他总是感到遗憾：他在抗战后期开始构思的长篇《江湖行》是一部以抗战为背景、人物众多画面广阔的力作，却因自己生活动荡始终未能动笔。他离开“怀正”后住在姐姐处，也不适宜写作。我曾介绍他到我姓曾的朋友家去小住，他终日埋头笔耕，勤奋写作，每月两次相约朋友们会面闲谈。我见他总是独来独往，也无固定居处，就像他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刘以鬯告诉我，徐曾结婚，已离异，是个独身者。过着浪漫生活的独身者，尤其是像他那样享有盛名的小说家，难免有艳闻韵事。当时的小报不断传出京剧名伶言慧珠和某越剧女艺人对他的追求。友人询问，他总是微笑不答，让人摸不透他的恋史是真是假，仿佛他从不关心自己的婚事，也没有钟情的对象，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创作。

到了1949年，时局更是动荡，刘以鬯结束出版社工作去香港。平时不问政治的徐，仍闭门写作，我不知道他的居处，也就没有交往，直至1950年我因工作需要去香港。不久，徐也到香港卖文为生。他在《星岛日报》叶灵凤主编的副刊上发表连载小说《期待曲》，也在我编的刊物上撰写小说和散文。我们又经常会面，他还是独来独往，有事到他任职的大公书局联系。有一次，我与他在香岛大酒店二楼隔桌对坐，突然闯来一名刺客，连发两枪，火光从我们两人之间穿过直射邻桌的一对老年男女，我惊惶地反身倒地，全层人们四散逃奔。徐迅速过来扶起我，指指刺客扔在我座位下的手枪，拖着我急遽离开。事后，他告诉我这件事可能有政治背景，又郑重地表白自己的心意：“香港这地方复杂，我们还是明哲保身，自顾写作吧。”可是我因工作在身，继续活动，终于在1952年因不受港督欢迎而被迫离开，从此与徐断绝音讯，再也没见到我尊为师友的多产作家了。

大陆历次政治运动都波及文艺界。徐的作品，尤其是《风萧萧》受到严厉批判，作者本人虽在海外，也被列为“反动文人”。我却暗暗为他庆幸，知道他苦心构思反映全民抗战的《江湖行》终于在香港出版，也因此被誉为“抗战爱国作家”受邀请去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五年后，他回到香港，在新亚书院、香港浸会学院文学院讲授中华民族文化，编纂1000万字的《徐全集》。

“浩劫”过后，我与海外的朋友联系。正要探询徐的情况，突然接到他的亲笔来信，寥寥数笔，除问好外，只提到他有个干女儿笔名三毛，有机会到上海时，希望我多多赐教。我同时听说：凡去香港的朋友，徐总是关心地频频询问大陆知识分子的情况。我正欢欣地翘首等候他带着三毛来上海，离别30年的老朋友又能重聚欢谈，没想到却等来了他于1980年病逝香港的噩耗。

在上海他有未露面的妻儿家小

徐和我相处多年，我见他总是独身一人，分别后也不知道他是否成家。如今徐已离开人间，我到哪里去寻找他那无踪无影、或许根本并不存在的家属？

世事多偶然，常常是偶然的机缘成为迷途的指南。和我素不相识的翻译家盛草婴的弟弟盛晓峰向我了解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情况，谈到徐原来就是他们弟兄的表亲。他还告诉我：徐的妻子葛福灿和女儿现在就居住在他过去的住屋。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终于能找到悼念多年的好友的遗属，也可以解答长久悬存我心里的迷惑。

我满怀尊敬和喜奋去复兴中路一幢楼房。我一步步跨上幽暗、狭窄又堆满邻居杂物的楼梯，推开假三层木板房门，在家具陈旧、墙壁剥离的房间里，见到我相交多年、情长谊深的亡友遗属时，心里顿时感到沉重和闷悒。这位从1930年代起就闻名海内外、对中国文坛有着非凡贡献的文学家，他的从未露面的夫人已75高龄。虽然衣着朴素，然而仪态端庄、谈吐文静，仍保持着她高贵的素质和儒雅的涵养。只是酷厉的风云岁月和几十年来的饮恨隐忍使她变得羸弱憔悴和郁郁寡欢。她的一双不断颤抖的手掌，显露出长期受到屈辱的脆弱心灵。徐的女儿却不姓徐，为了与“反动”的父亲划清界线，被迫改为母姓，叫葛原。她已40多岁，还是独身，从小受尽委屈，失去童年的欢乐，虚度青春的年华。无休止的屈辱和折磨，难言的忿懑和压抑的怨恨，使她神态肃穆，性格内向而坚韧，可又因为无力摆脱压制在身上的厄运而绝望。我面对这一对可敬又可怜的母女，默默聆听她们诉说不幸的遭遇和悲惨的身世。

葛福灿出身书香门第。葛家是嘉定县的望族，她自小就受到素励清操、高尚气节的熏陶，是性情温煦、典雅持重的名门淑女。她崇仰神圣的教育事业，小学毕业后，便投考苏州东吴大学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师范学校迁移上海，学生就在中西女中借读。葛福灿成绩优秀，毕业后被中西附小请去教学。她兼教国、英、算，培育出一批批品学兼优的高才生。

抗战胜利后，徐到上海住在他的二姐家，与葛福灿不期而遇。1949年夏，他俩回宁波结婚，请租住在家中的著名学者、书法家沙孟海证婚。

一年后，葛福灿养下女儿。那时上海已经解放，生活负担的加重和徐写作的停顿使得经济上近于拮据。出于无奈，徐只得离开上海、离开家、离开出生只有50多天的女儿。临行时，他依依不舍地凝眸自己的心爱骨肉，在襁褓中的女儿那一对酷似父亲的大眼睛也闪着乌亮的眸光望着徐。她不会知道那人就是她的亲生父亲，更不会懂得父女不得不分别的痛苦。

葛福灿在香港有亲戚，就将女儿寄托给母亲后去港。在香港逗留了几个月，夫妇俩总挂念着女儿，她就回上海，准备带女儿去香港，生生死死团聚在一起。可是，当时对来往香港有了限制，葛福灿无法离开上海，出生才50多天就离开的女儿也因此再也见不到父亲。徐常常来信，以后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绝音讯。是信件遗失？还是有其他原因？葛福灿明白：与像丈夫徐那样的海外关系保持联系就是立场模糊。为了独立生活，为了养大和培育从小失去父亲的女儿，她坚强地挑起重担，全心全意投身教育事业。教学上的优异成绩受到领导重视，先评她为一级教师，再推选她任区人民代表，连任四届。为了生存，为了不离开讲坛，为了女儿的前途，她只得忍住内心痛苦的煎熬向组织表态，还让女儿改姓为葛。“阶级立场”这把无情的利刃，划得去夫妻名义，可割不断天长地久的爱情，而夫妻关系可以“脱离”，父女的血缘却无法改变。女儿虽然改姓，可是“阶级成分”的“血统论”使女儿摆脱不掉父亲带来的连续不断的厄运。

葛原从小学到中学都读书用功，成绩优异，老师喜爱，同学亲热，选她为班委员，但当了几天就被撤了，原因是有个“反动”父亲。她那纯真稚嫩的心灵受到沉重打击，回家扑在母亲身上，伤心痛哭。到了16岁，她和其他要求进步的同学一样申请入团，学校肯定她的积极性，但是仍旧因为她的父亲是“反动文人”，“成分”不好，没有批准。她那颗奋发向上对前途充满希望的心灵，再一次受到沉重挫折，留下了难以恢复的创伤。她遭到奚落、讽嘲和诽谤，她自卑、消沉、灰心，感到耻辱。她含着泪向母亲诉说自己的委屈。葛福灿自从与徐划清界线后，很少在女儿前提起她的父亲。《风萧萧》受到批判后，她也把丈夫的作品收起。多少天、多少夜、多少次，葛原悲愤地问苍天，问自己：“父亲走后，刚跨入人生之门的我，开始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虽然我并不认识父亲，虽然我毫不知晓父亲的行踪，但我始终无法赎清他带给我的‘罪孽’。这是为什么？”

中学毕业，虽然葛原要求深造考大学，但正逢“文革”，在“政审”这一关绝难通过，她只有等待分配。也因为“成分不好”得不到理想的工作，葛福灿母女就似两棵过早枯萎的弱草，身心受到猛烈残酷的摧残。母亲在学校里被“揪”下讲坛，劳动改造；女儿被划为“黑五类”，受到歧视。她们受批挨斗，除了那架钢琴外，葛福灿把徐的所有藏书、著作、几千张照片全部销毁！只将鲁迅送给徐的两张亲笔字幅献给鲁迅纪念馆，得以保存。可是这些还不能把徐带给她母女的“罪孽”抹去。几次毁灭性抄家，生活水准降到最低限度。最使葛福灿感到歉疚的是女儿遭受了不应由她承担的苦难。没有幸福，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连所有青年男女应该享有的青春和爱情都被剥夺，终身大事也因父亲的缘故而被耽误。流落在国外的徐生死不明，栖居在上海的母女孤苦伶仃，相依为命。一年又一年，她们日日夜夜梦魇般地生活，千万滴泪水冲洗不掉满腹委屈和怨愤。

千苦万难，总算熬过了十年灾难，人民的巨掌拨开满天乌云，葛福灿回到学校的讲台，已经30岁的葛原认识到自己受委屈的原因。她坚韧不馁，决定投考高等学府。母亲也将对徐的怀念寄托在女儿身上。就在葛原30岁生日、庆祝她踏上新的人生征程时，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一封父亲的来信。这是葛原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父亲的信，也是她过了30年第一次收到父亲给她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母女俩手捧信笺，一句句，一字字，反反复复地读着，又是惊喜，又是激动。徐的信寄自法国，盼望能在香港相聚。对父亲毫无印象的葛原读着信，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深厚真挚的父爱。两颗被摧残得几近枯竭的心灵从死寂中苏醒过来，潺潺热泪，滴湿了久别亲人的远方来信。

女儿葛原在香港为生父送终

葛福灿体弱多病，又听说丈夫已成家，就不想去见他。她理解徐。他始终爱她，虽因岁月悠久和生活的变故另外成家，可是对她始终没有忘怀。她不愿使他为难，也希望在两人的心里永远珍藏过去一段难忘的爱情回忆。葛原受到父爱的感召，而且要求到他那里去学习和工作。她宁愿放弃最后一次高考机会，满怀深情地要到父亲身边。她带着母亲对丈夫的祝福来到香港，不料父亲已患肺癌，在医院治疗。当她被引进病房时，见父亲盘坐床上，面容憔悴，神情黯然，在床灯的斜照下，伛偻的身影笼罩大半间病房。父女俩默默相视。葛原生平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哽咽着唤叫：“爸爸！”有多少委屈和痛苦要向父亲倾诉，可是又怎么忍心使病重的父亲再加上悲痛？徐多少年来一直对女儿感到内疚和歉悔，此时此刻，千言万语也难以表露苦楚，只能像安慰一个伤心的孩子般劝慰女儿：“现在好了，你不要走，留下来吧。”他又提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愿望：“留在香港，帮助父亲整理文稿，一切都会好的。”葛原希望看护病重的父亲，可是有人从中阻挡，使父女俩不能每日见面。葛原每次去医院，父亲总是昏迷，嘴里低声呓语：“不要走！不要走！”像有千言万语要叮嘱，有重要的事要交代，可是都被病魔和某些人设法中断。直到1980年10月5日凌晨，葛原来不及赶到医院，父亲就与世长辞。女儿悲痛欲绝，她诅咒命运对自己的作弄。世界上还有谁像她那样，一生中只同父亲相处过两次：出生后50多天和在香港半月，总共才60多天。前一次是生离，后一次是死别，这短促的相逢竟涵盖了女儿生命的起始和父亲人生的终止，包含了父女俩惨绝人寰的生离死别。

母女情深 相依为命

亡友徐的遗属向我凄恻哭诉，使我震撼和沉痛，我的心随着天色的灰黯而感到忧悒。在朦胧中我仿佛回到过去，又看到了徐。他一生写了多多少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却没有一个像他自己和妻儿生离死别那样更令人心碎和悲痛！他生前所写几十部小说使千万读者悲伤流泪，他自己也怀着痛心的遗憾和对妻女的悔疚，含泪离开人间。

徐的一生虽然结束，他妻女的悲剧却仍在继续。我再一次去葛家，目睹比前一次更凄凉的景象：葛福灿因摔伤股骨，在家支着撑架，痛楚度日。葛原要筹措巨额医药费，又面临单位的经济困境，痛苦的过去加上不幸的现实，使她们仿佛永远摆脱不掉厄运套在身上的枷锁。几十年沉沦苦海、相依为命的母女在患难中相互体恤，倍加情深。母亲见女儿日日夜夜陪伴病床，日渐消瘦，总觉得对不起葛原，葛原却一心侍奉，说是代死去的父亲向病痛的母亲奉献爱心，补偿过去留在心灵的创伤。徐的英灵始终魂绕梦牵地盘桓在她们心里。葛原还告诉我：女作家三毛前年到大陆，受干爹徐生前嘱托，到上海时寻访葛原。一个是一生中只见面几次、长久隔离的亲生女儿，一个是多年相处、身受教益和爱护的干女儿。异姓姐妹见面时，情不自禁倾诉对父亲的怀念，相拥而泣，没有姐妹兄弟的葛原便将三毛当作自己的亲人。三毛送给葛原100元钱，说明不是礼物而是纪念。葛原接到的是亡父的爱心，她也要回报三毛对她的情谊，就买了一幅双面刺绣托人带去。估计这纪念品可以送到三毛手里时，报上突然刊登三毛自杀的噩耗，可恨的厄运，竟残忍地夺走父亲在生前为她洒下的“姊妹情”！

画家陈逸飞摄制《人约黄昏》，葛原从媒介中获悉影片改编自《鬼恋》，就在外景开拍之日亲自去现场，向导演陈逸飞介绍自己。画家喜出望外，热情接待并在首映式时请她母女观赏。当影片映出徐名字时，她们激动万分：葛福灿看到了新婚一年多就不再见面的丈夫，女儿终于看到了受人敬仰、誉满海外的父亲的名字。她们又悲痛又欣慰，泪如雨下。

徐的全集在海外出版，评论家为徐的著作作出公允和赞赏的评价。他的小说数次被改编成影视剧。被称为“漂泊都市之魂”的徐，已被誉为“中国抗日爱国”的文学家。葛原多么想重读父亲的遗著，并保存着留作纪念。最近某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选集，可是书的定价却使她把父亲遗作拿起又放下，终于失望而归。拥有千万读者、著作畅销海内外的大作家，她的女儿竟然买不起他写的书，恐怕人间没有比这更令人感伤和不幸的了吧！

我认为葛原的命运比她母亲更为悲恻：应该得到的她都没有得到，不应该轮到的她全轮到。要等到什么时候，她才能摆脱厄运，得到应该属于她的一切？但愿这一天早日来到，以慰徐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