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计划编印出版通识教育的丛书，学院领导嘱我把自己的有关文稿整理出来。我感谢他们给我提供的机会，佩服他们为通识教育发展所做的谋划。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确实有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有理论上的研讨，需要有实践上的积累。

按我的理解，学院编印丛书，或许有资料保存和工作参考的意图。为此，我遴选文稿时，尽量聚焦通识教育这个主题，尽可能不选其他教育话题的文稿，尽量真实地反映自己的认识和事实经过，尽可能选用自己所写或所讲的文稿，尽可能注明文稿的用途和背景。

在文稿的编排中，我选了“我们的通识教育：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作为总的概述，它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通识教育的认识。所谓“我们的”通识教育，即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乃至中国大学的教育，不针对国外的通识教育，这表明了自己思考通识教育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用意。其余文稿，按内容分为三编。每编的第一篇是综述性的，其余按用途分类，再按成文时间先后编排，以便反映工作经历。

“上编”中的文稿，都是针对人格培养、面向大学生所写所讲的。因工作需要，我有不少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包括每年的新生入学教育大会、致新生的欢迎信、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总结大会、各类学生座谈会或论坛讲座等。利用这些机会，我总试图宣传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尽管内容相当浅薄，编在一起还显得重复，但我还是认为，这是通识教育的基本任务，也是教育工作者提高自身认识的机会。大学搞通识教育应该有明确的动机或目的，尽管它的具体内容可以讨论，但我坚信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一定是其中的要义。这个意义不能被弱化或异化，也不能望文生义、自以为是地解读。人格是人的素质之基，是学生的本质需要，完善人格是学生必须具备的意识和能力。大学始终要面向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向学生宣讲人格，让学生理解人格，与学生互动共建通识教育，这样对学生最有益，对大学最有益。不必非得等到课程和管理举措成熟之后，再去启发学生对人格的思考。

“下编”中的文稿，都是针对校外的（政府和社会）、针对素质教育而言的。作为民进会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有许多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机会，这使我可以将本职工作与社会、政府工作结合起来，既宣传通识教育，又促进自己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大学推进通识教育，不是自娱自乐，更不是自找麻烦，而是出于文化使命。客观地说，新世纪初中国大学兴起通识教育，反映了国家发展的需要，直接受国家发展的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全面素质教育，从人的本质需要和培养合格公民的需要出发，针对应试教育倾向，提倡从德智体美诸方面培养人的素质。这是政府和社会始终要坚持的教育目标，也是大学、中学和小学始终要担当的责任。大家都要有这样的共识，教育应该优先发展，教育发展首先要重视素质，重视素质就要构建公民教育体系，使8～22岁的青少年不总是在智力测试中竞争，而是在小学接受养成教育、形成良好的生活意识和行为习惯，在中学接受成人教育、形成良好的自主意识和人际意识，在大学接受通识教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社会意识，从而以良好的素养和能力进入职业界，使自己不断进步，并为大众造福，这就是全面素质教育之路。如果不讲个人素质只讲分数，不讲教育体系只讲学校排名，则谈不上公民教育。如果成人不明确自身应该追求的行为方式、权利义务、道德规训，不清楚自身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不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疆域、宪法制度等，则人生有盲目性，对职业界、社会和国家也是不安的因素，自然就会有“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的大问题。而大学是公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大学搞通识教育，必须针对人的素质问题，研究人与社会的生活，给学生以文明的启迪，这是方向性问题，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作灌输知识的名堂。大学搞通识教育，必须弄清自身在素质教育体系中的对象和功能，针对成年公民的特征和发展需要，发挥学术研究的优势。大学搞通识教育，客观上也受到基础教育的影响，大学应该正视现实问题，不推诿和抱怨，勇于担当，克服困难，为素质教育发挥引导、呼吁和弥补的作用。

“中编”中的文稿，都是针对大学、针对教育教学改革而言的。进入新世纪，复旦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势中，勇于创新，争取先进，富有作为。通识教育在其中创建，一边增加共识，一边决策实施，不断处理矛盾，不断设法完善，取得了一些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包括创立复旦学院及书院、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创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开展通识教育全校大讨论，筹建新的本科生院等。这些事件在学校的大事记、年鉴和档案中都有正式的记载，各位参与者也有各自的记录。我在其中边做边学边写的东西，浅薄而又散杂，还有遗失遗忘和错漏，但总算是真实的，或许有些参考价值。

199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全面素质教育的目标。学校召开“暑期本科教学工作研讨会”，主题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我参加会议并主持了部分议程，开始了解教育形势和学校情况。下半年，学校开展教学计划修订，目标是推进学分制建设，使教学培养更规范、更宽泛、更科学。11月，我撰写了《学分制建设的设想》。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认识了素质教育、学分制和课程的关系。素质教育是教育目标，学分制是课程管理制度。目标决定制度的需求，引领制度建设。制度落实目标的要求，保障目标实现，它们是表里关系，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它们聚焦在大学的课程建设上，就是要促进课程功能（教学内容）和课程管理（提供方式）的协调，以适应当下全体大学生素质培养的目标和要求，这就逐渐引发了自己对通识教育的关注。

2000年1月，教务处召开“寒假教学工作研讨会”，主要任务是上半年完成“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修订的目的之一是深化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我代表教务处主持会议并做了“培养方案需要修订”的工作报告，向校党委暑期扩大会提交了题为“深化教学管理改革，拓宽人才培养途径”的报告。这两份材料在培养目标的表述中，都流露出关于通识教育的思考。此外，我还起草了“本科教育发展规划方案”。

2001年初，我起草了《本科教育“十五”发展计划》，并向校党委暑期扩大会提交了《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的可行性报告（讨论稿）》。按照学校“学期工作要点”中关于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的部署，我起草并报送了《文理教育方案》，《报告》和《方案》中都提出了文理教育和文理基础课程的设想，通识教育开始从培养目标落实到课程建设。

2002年7月，我向校党委暑期扩大会提交了“本科教学的回顾与展望”的交流材料，提出了全校性素质教育课程、建立文理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文理教育管理的设想和建议，撰写了《通识教育的思考》。

2003年，按照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计划，我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开展文理基础课程、综合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的调研和调整。

2004年5月，我编写了《关于实施文理教育管理方案的思考》。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文理教育初步方案》，决定2005年成立文理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学院）。9月8日学校召开了文理教育工作研讨会，9月21日召开了文理学院筹建讨论会，11月1日召开了文理学院筹备会议。至此，通识教育以文理教育的名称，从课程建设拓展到培养体制，启动了复旦学院的筹备工作。

2005年1月，教务处向校党委寒假务虚会议提交了《文理学院组建方案》。学校委派张恽、许平协助本人研究起草书院教育活动计划。9月，复旦学院正式成立，书院体制开始运行，全校本科新生培养管理工作实现了重大转变。11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启动了通识教育研究工作，筹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准备2006年秋季开课。熊思东、陆靖、熊庆年、王德峰任中心的副主任，我任主任并起草了《通识教育研究的背景与目的》。12月，我在中心召开的研讨会上讲了“我对通识教育的认识”问题，之后撰写了《通识教育的启动策略》。这是复旦创建通识教育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复旦学院及书院、中心的成立，为通识教育奠定了地位，也开启了更为艰难的建设历程，大量具体而复杂的困难迎面而来。

2006年，《学校年度工作要点》提出“加强复旦学院建设，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要求，我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开展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研究、制定和实施等，确保秋季开课。3月，我撰写了《为什么要开展通识教育研究》一文。5月25日，中心召开第四次主任会议，专题讨论了由王德峰牵头研究和起草的“六大模块”的课程体系方案。秋季开学时，复旦学院向新生开设了50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8月13日，复旦学院举行首届学生结业仪式，完成了首轮运行，我做了题为《深入理解学习与人生的关系》的致辞，希望学生离开复旦学院以后继续关心自身的人格培养。12月，我执笔汇编了《文理学院关怀教育计划》。至此，通识教育有了核心课程和书院两大载体，复旦学院有了基本完备的职能框架，为通识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我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协调和解决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落实学校的部署，负责开展全校性通识教育大讨论。4月，我撰写了《深入探索通识教育，促进学生长远发展》和《完善我们的通识教育》两文，起草并提交了《通识教育大讨论计划报告》。5月，在通识教育大讨论全校动员大会上做了《开展通识教育大讨论》的报告。由此，全校教师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广泛讨论，提出了大量高见，引起极大反响。通识教育从此成了复旦校园中最热门和持久的话题。7月，撰写了《通识教育的目标与计划》。9月，撰写了《推进通识教育的思考》。10月，在上海市高校辅导员会议上做了《给学生开拓前程、和谐发展的力量》的报告。随着核心课程和书院的运行，通识教育受到更广泛的关注，面临更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开课任务落实、课程评价标准、课程结构调整等，需要学校更充分地听取意见和建议，争取更大的共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这正是通识教育对大学发展的意义所在。

2008年，我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推进课程建设。4月，我完成了《全校公共课程改革要求》《课程经费分配办法（草案）》《课程结构调整方案（草案）》的起草工作，组织制订和实施《2008年新的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增加了六个学分。1月7日、4月8日和4月18日召开了课程结构调整研讨会。1月10日和4月15日召开了课程管理改革研讨会。2月26日和3月17日召开了核心课程管理研讨会。4月17日、5月27日和9月5日召开了专业建设研讨会。为开展通识教育论坛活动，4月10日召开了预备会，4月30日召开了筹备会，5月11日通识教育论坛举办。7月29日召开了本科生院建设讨论会。11月，起草并布置了《建立通识核心课程开课管理机制》，明确了教务处与复旦学院的工作程序：由复旦学院与开课院系、教师沟通后，制订开课计划；由教务处制定开课待遇等政策，下达开课任务。12月11日召开了核心课程管理工作会。

2009年，我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推进核心课程管理与建设，审核复旦学院拟订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管理规定》等。1月6日、4月7日和6月10日召开了核心课程教学工作研讨会。7月23日，在“第三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做《用学问引导学生的人生态度》的致辞。12月8日，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研讨会上做题为《共同努力，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书面发言。另一方面，对培养制度改革提出设想。4月，撰写了《坚持推进通识教育》（原题《完善我们的通识教育》）。6月，按照学校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提出的制定“本科培养体制改革与发展方案”的要求，为校党委暑期务虚会议起草了《完善本科生培养制度的设想》。10月，向校领导提交了《本科生学院建设方案（讨论稿）》。复旦学院两年多的运行，使我深切地认识到，复旦学院的职能过于局限，通识教育的目标和效果需要依托更完善的体制。进一步说，从培养人的需要出发，本科管理体制不能立足于专业训练的需要，必须在全校层面上深化改革。

2010年4月2日，我在全校本专科生辅导员会议上做了通识教育报告，就《本科生学院建设方案（讨论稿）》征求各方意见，几经修改，向校领导班子暑假务虚会提交《本科培养体制改革与发展方案（送审稿）》，经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在全校征求意见。8月6日在复旦学院召开了座谈会。8月，我向校党政联席会议暨校长办公会议提交了《关于推进本科培养体制改革工作的建议》，学校决定成立本科生院筹备工作小组，陈立民和我任组长。9月，起草了《筹备本科生院》的工作计划。9月10日、9月25日、10月13日、11月5日和12月24日召开了五次筹备组工作会议。其间，我代表筹备组执笔和提交了《书院建筑规划与改造报告》《关于留学生培养和海外交流生管理体制调整的报告》《关于组建本科生学院领导班子的报告》。11月，撰写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探索贯通本科教育全过程的通识教育新模式》的任务书，起草了《培养方案编制与执行报告》。

2011年1月，我代表筹备组执笔和提交了《关于本科生导师制度建设要点的报告（讨论稿）》《三份专题报告征求意见的通知》《探索贯通本科教育全过程的通识教育新模式进度报告》。6月以后，本人不再分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业余偶尔写了一些有关的文章，如《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坚持推进“我们的通识教育”》等。

我认为，改革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识教育是改革的方向和任务，犹如经济改革与市场的关系。以我国大学现有的本科培养体制来推进通识教育，必然会长期面临复杂的矛盾和困难。大学决策者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作孤立的、局部的、本位的需要，既不轻视，也不急于求成。要致力于深化改革，用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做全局性和系统性的谋划。坚持围绕人格培养的目标，聚焦核心课程（内容、设置、开设、修读等）和住宿学院（内容、方式、条件等）两大载体的建设，努力转变教育观念，改进管理制度，提高培养能力，改善培养条件。等到它们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学发展自然就上了台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招生是大学培养工作的重要部分。通识教育的推进，直接引发了招生改革，包括全校新生不分专业修读核心课程、安排书院住宿和活动等。2007年复旦在全国率先实行的本科生招生改革试验，其涉及校外的问题、产生的社会影响更甚于通识教育。考虑到主题和篇幅的因素，这类文章这里均不选用。

我的文稿以及表达的感想，都是应实际工作需要而形成的，没有学术价值。它们或许有的价值，只是在于反映了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实践的情况，并希望大家关注这种情况。

作者

201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