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帝国的困局：对外扩张与政体选择

就希罗多德文本的自身结构来看，在大量有关各个民族风俗习惯的描述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史脉络，这一脉络的核心正是波斯帝国的兴衰，为此，将文本标题定为《波斯帝国兴衰史》或《天下帝国利病书》似乎更为确当，而且直观。

帝国是扩张的产物，而帝国要维持自身，则必须进一步扩张。扩张，正是帝国在其公民内部注入活力、凝聚人心的关键；帝国要维持其统治，只能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身权力地位的潜在势力，帝国统治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消除，方可安心。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帝国政治的基本逻辑，也是帝国政治的宿命。

眼见东邻米底王国被居鲁士摧毁，波斯势力不断增强，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不可能无动于衷，作为一国之君，他面临的最急迫的政治决断在于：“是否可能在波斯人的势力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设法阻止他们势力的增长？”在摧毁吕底亚之后，新崛起的波斯在居鲁士的带领下，开始走上对外征伐的不归路：伊奥尼亚、亚述、巴比伦……居鲁士本人最终在征服马萨革泰人的战争中被杀；冈比西斯继位后，开始远征埃及，最终将埃及纳入波斯帝国版图，而这从地缘上对希腊世界构成了半包围之势；通过政变上台的大流士刚刚在政治上稳住阵脚，便选择剑指希腊，表面看似受到出于私心的王后阿托萨撺掇，但通过阿托萨的说辞，希罗多德道出了帝国扩张背后真正的动力机制：

 

主公，你已经拥有强大的势力，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为什么整日无所作为地坐在这里，既不去征服新的领土，又不扩大波斯人的势力？我认为，像你这么年轻和这么富有财富的人，应当成就一番伟大的功业，以向波斯人证明，统治他们的国王乃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另一方面，你现在拥有和平，就应该把武力用于战争，这样也免得他们无所事事，起兵反叛。现在，你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也正是你能够顺利成就伟大功业的时候。

 

当此之时，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煽动伊奥尼亚人叛离波斯的统治，并伙同雅典军队将帝国陪都萨迪斯付之一炬，当地女神庙也化为灰烬。对波斯人和大流士来说，如果说伊奥尼亚叛乱之前希腊的威胁更多的是潜在的，而今那个潜在的敌人居然提前打到家门口了。“宙斯神啊，请允许我向雅典人复仇吧！”“主公，千万要记住雅典人啊！”惩罚希腊人的罪行，报一箭之仇，维护帝国尊严，正是大流士远征希腊最为直接的动因。而为了帝国长远计，希腊已然构成波斯帝国自身安全迫在眉睫的威胁、帝国生存的心腹大患，远征希腊便成为此后波斯帝国对外战略的核心。

薛西斯在平定埃及人的叛乱之后，远征希腊即被正式提上日程。与此同时，希罗多德的《历史》也行文至第七卷，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全面战争正式打响，对波斯帝国来说，远征希腊无疑是帝国最终一统天下的关键环节。希罗多德对出征前夕薛西斯与叔父阿塔班努斯之间的辩论细节做了大篇幅的深描，而这场辩论将帝国对外扩张的迫不得已刻画得淋漓尽致。在阿塔班努斯看来，当年大流士远征希腊，波斯军队侥幸逃过一劫，除非迫不得已，最好不要拿整个帝国的安危去冒险。针对叔父的劝阻，薛西斯指出：

 

我非常清楚，假使我们待在这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他们是决不会按兵不动的，他们毫无疑问会侵犯我们的国土，如果我们从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作出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因为请不要忘记，就是他们侵入亚细亚并且纵火焚烧了萨迪斯的。因此，现在无论从两方面的哪一方面讲，我们都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我们所能做的选择，要么主动出击，要么被动挨打，两者只能选其一。这就是说，或者希腊人把我们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或者我们把希腊人的国土添加到我们波斯人的领土上。在这场争论中，是没有折中路线可行的。

 

而当薛西斯因为叔父的劝阻忧心忡忡并打算放弃远征计划时，梦中幻影的话却一语道破帝国放弃扩张转而守成所必然面临的如下困局：

 

在短期内你虽然变得强大有力，但是同样你很快又会趋于衰弛。

 

扩张俨然成为帝国的宿命，即便如“王中之王”的薛西斯也无可逃避地沦为这一无法规避的命运轮盘的一部分。

波斯人和薛西斯面临的这一帝国宿命，同样也是后来雅典帝国所必须面对的。公元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前夕，尼西阿斯与亚西比德之间展开的那场辩论，似乎就是阿塔班努斯与薛西斯之间辩论的重演；在那场辩论中，亚西比德对帝国所面临的政治处境做了如下更为精到的概括：

 

一个人不但要在受人攻击的时候抵抗占优势的强国，以捍卫他自己；而且要预先采取手段，防止敌人进攻的实现，我们很难准确估计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多么大的帝国。事实上，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计划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们所已经取得的，因为如果别人不是在我们统治之下，我们自己有陷入被别人统治的危险。你们对于安静生活的看法不能和别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们会改变你们整个生活方式而使之变为和他人的生活方式一样。

 

政治世界，要么统治要么被统治，没有中间道路。扩张对于帝国固然是危险的，因为对外战争随时都可能遭遇挫折或失败，但主动放弃帝国的扩张其代价更为巨大，恰如伯里克利所言：

 

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

 

缔造和维持帝国，需要不断扩张，而扩张反过来也会毁灭帝国，这正是国家盛衰循环背后的核心机理，希罗多德开篇即明确自己的著述要旨：

 

不论是大邦还是小国，我在叙述的时候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先前强大的邦国，现在大都变得弱小了；而如今强大的邦国，在先前却是弱小的。我之所以要对大邦小国同样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留于一个地方。

 

在与波斯人开战之前，克洛伊索斯做了极其周密的谋划，同时精心部署，派人请示神谕；神谕的回答是，如果克洛伊索斯与波斯人开战，他将摧毁一个大帝国。虽然这场战争最终毁灭的是吕底亚帝国而非波斯帝国，但吕底亚帝国似乎就是波斯帝国的化身；希罗多德似乎在隐约暗示，波斯帝国将重蹈吕底亚帝国的覆辙，整部《历史》正是从吕底亚帝国的覆亡开始，到波斯帝国远征希腊惨败结束，帝国兴衰最终完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式循环。

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即政体更适合经营帝国事业？希罗多德文本中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显然时刻观照着雅典帝国民主政体的具体现实。据修昔底德观察，在雅典国势日盛之时，其统治形式名义上实行的是民主政体，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里；也就是说，虽然雅典在法理上实行民主制，但实际推行的却是君主制。伯里克利在战争初期即公元前429年的瘟疫中意外去世，致使雅典政局陷入空前的混乱，民主政治在自利的政客的操弄下，堕落为党派之间相互倾轧、彼此掣肘的温床；由于缺乏能够在各党各派之间凝聚共识的强有力领导核心，雅典帝国事业最终在内忧与外患的交相催逼下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希罗多德关于政体问题的讨论集中在第三卷末，“七人帮”在政变后围绕波斯帝国的政体问题展开了激烈论辩，希罗多德强调，虽然这样的辩论令许多希腊人难以置信，但它的确是发生过的事实。第一位发言者奥塔涅斯结合历史教训，集中分析了君主政治的弊端：实行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会促使掌权者心生傲慢，走向多疑、嫉妒和偏执，高贵者遭弃，卑贱者得意，君主的反复无常使臣民进退两难：

 

如果你对他不卑不亢，他就会迁怒于你，因为你对他不够敬重；如果你真的对他毕恭毕敬，他又要怪罪于你，因为（他说你）是献媚拍马。

 

而且，由于权力不受限制，君主很容易为所欲为，国家法律被视同无物，因此，奥塔涅斯主张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第二位发言者麦加毕佐斯集中揭露了民主制的弊害，在他看来，要说反复无常、桀骜不驯，无知且粗野的民众比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更加危险，与乌合之众相比：

 

（君主）至少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这些无知的乌合之众既然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又如何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适当的呢？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国家事务，就如同一条泛滥的河流，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了。让波斯的敌人选择民主政治吧。

 

基于此，他主张实行寡头制，即在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进行统治。最后，大流士在对三种政体做了系统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为君主制做了全面辩护，而大流士的发言俨然是这场论辩的“总结陈词”。在大流士看来，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寡头制，最终都因各自难以克服的弊端而不得不选择君主制：寡头政治中，由于每个人都想做老大，因此很容易在彼此之间造成敌意和倾轧，进而导致流血冲突，最终势必诉诸君主制的统治方式；而民主政治很容易导致玩忽职守，玩忽职守的人彼此勾结、朋比为奸，置民众利益于不顾，若有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则会受到人民拥戴，最终立其为王。实践证明，君主制是最终也是最佳的统治方式，而且君主政治与自由并不矛盾：

 

不应当更改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希罗多德关注更多的当然是希腊，他笔下的波斯帝国背后正是他所生活其中的雅典帝国；希罗多德总是以他者为借镜，反观希腊：通过克洛伊索斯，希罗多德揭示了“山地派”领袖皮西特拉图如何以卑劣的手段和愚蠢的方案蒙蔽了素以聪明著称于世的雅典人，而且屡屡得手。虽然夺权手段卑鄙下作，但皮西特拉图的执政能力却堪称典范，而希罗多德对皮西特拉图的执政业绩也不惜誉美之词：

 

他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此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变更任何法律。他根据既有的制度管理城邦，他的政策不仅是贤明的，也是有益的。

 

通过对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前往希腊请求援助过程的描绘，希罗多德揭示了被雅典人奉为“民主革命先驱”的哈摩狄阿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斋吞（Aristogeiton）的“弑僭”举动，非但未给雅典人带来任何实惠，“反而受到了比僭主当政时期更为残酷的统治”。后学修昔底德对公元前514年雅典发生的那场刺杀僭主的阴谋活动的真相做过仔细考证，语带嘲讽，读之令人如坐针毡。阿尔克麦昂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如何通过贿赂德尔斐女祭司，利用斯巴达人的援助，发动所谓“民主革命”，夺取雅典政权，而雅典正是在克里斯提尼时代国势不断增强。

 

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表明，当人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那是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好的表现。

 

雅典人享有的这种自由恰恰是作为事实“君主”的克里斯提尼通过其“民主革命”赋予的。而在大流士远征希腊期间，阿尔克麦昂家族和卡里阿斯据传曾勾结波斯人和流亡僭主希皮亚斯，对此，希罗多德这样写道：

 

在我看来，这些人与哈摩狄阿斯和阿里斯托斋吞相比，他们的的确确使雅典获得了很多自由。因为哈摩狄阿斯和阿里斯托斋吞只不过是由于行刺希帕库斯，而激怒了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其他人，却丝毫无助于推翻僭主政治。但是，阿尔克麦昂族人显然是雅典的解放者，正是他们通过贿赂手段使皮西亚女祭司在神谕中敦促拉栖代梦人使雅典得到自由。

 

与修昔底德对雅典的僭主-“第一公民”传统（有关论述可参看本书附录II）的肯定类似，希罗多德字里行间似在暗示读者：经营帝国事业，事实上的君主政治也许是仅有的选项。希腊人之所以能够暂时团结御侮，最终战胜波斯，正是得益于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过人才干和他的随机应变、力挽狂澜，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制度。在字里行间，希罗多德对雅典民主语带嘲讽：阿里斯塔哥拉斯在斯巴达碰了一鼻子灰，却通过花言巧语说动了雅典人，希罗多德叹道：

 

的确，欺骗一大群人似乎比欺骗一个人更容易。因为阿里斯塔哥拉斯未能欺骗一个人——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但是他成功地欺骗过了3万雅典人。……他们议决派遣20艘舰船援助伊奥尼亚人。……这些舰船的派出，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异族人，都是灾祸的开始。

 

通过薛西斯的远征，希罗多德呈现的是希腊世界的分崩离析，许多城邦纷纷向波斯投诚，甚至帮助波斯人进攻希腊。雅典人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地米斯托克利采取各种手段维持希腊人的脆弱联盟，团结抗敌，然而战争胜利后，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却未在自己同胞那里得到任何奖赏。雅典海军正是得益于地米斯托克利的苦心经营，而雅典帝国的这位缔造者最终却遭遇民主雅典的放逐，客死他乡。后学修昔底德对地米斯托克利充满传奇的一生以及后来的遭际有详细追忆，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窥见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帝国事业背后的政体选择深沉而婉转的权衡考量。

有关地米斯托克利与雅典民主政治，笔者将在本书第四章集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