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心理辅导咨询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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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在天堂——两个丧失至爱亲人的儿童的游戏疗法

钟莹 译

乔伊斯·布鲁斯顿,美国纽约市韦斯特彻斯特郡的一名学校社会工作者。长期从事在校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同时在纽约市泰瑞镇的佛德汉大学社会服务研究所担任讲师。

两个不幸的孩子

辛蒂·V,女孩,10岁半,念小学五年级。母亲V太太,54岁,是家庭主妇。两个姐姐,今年分别25岁和26岁,已经搬出去住了。

辛蒂的父亲V先生两年前死于一次心脏病突发,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好,他的死完全是个意外。就在V先生死后几个月,辛蒂大姐姐刚出生的小宝宝夭折了,他们家的一个好友也死于非命。

自辛蒂的父亲死后,也就是从辛蒂四年级起,我以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给她作心理咨询,每周一次,持续了一年。与此同时,我也和V太太及辛蒂的老师保持联系与合作。治疗的重点在于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以帮助辛蒂释放悲伤的情绪,培养起自信心,并和母亲作适当的分离。

辛蒂在咨询过程中常常流露出愤怒的情绪,需要不断地控制自己。我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并加以同情。有时候,我还尝试着把这种愤怒直接和她父亲的死联系起来。我使用过“游戏”疗法来支持和帮助解释她的情绪。比如,她喜欢玩“战舰”游戏,我就在游戏过程中强调生活有时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就像游戏中的突然袭击。我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肯定父亲的死对她的心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给她信心,告诉她大多数人是可以活到老的。

辛蒂对“失去”很敏感,对母亲的死和消失感到害怕,这是因为父母中一人的死亡往往会引起孩子为失去另一人而恐慌。另外,V先生死后,辛蒂和V太太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困难,她们母女俩同床而眠。我做她们的思想工作,鼓励她们分开来睡,并试图消除V太太的愧疚感和安慰小辛蒂不要害怕。

鉴于辛蒂的退缩表现(特别是在学校里),我鼓励和训练她多多向老师寻求帮助和参与同学之间的讨论,以提高自信心。

我对辛蒂的个别咨询持续了一年。接下来的那个暑假,辛蒂的外婆久病而逝,姐姐又离家出走。我们的咨询已完成两个阶段,这时辛蒂对她的母亲说不想再继续下去了。V太太把这事告诉了我,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

我和辛蒂一起回想了上个阶段的咨询情况。我相信问题在于自己操之过急了,我不应该这么快就直截了当地把她家里的事牵扯进来,这给她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感。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谈论别人的“家丑”(姐姐离家出走)。

为了减少压力,我对她说:“你对我生气不要紧,我们共同努力来把问题解决掉。”但她对我的话没有反应。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无论是在学校的走廊里相遇还是写信的时候,我都以轻松而没有压力的方式和她交流,但辛蒂的阻抗并没有减少。

罗莎·T,女孩,九岁半,念四年级。在她四年级开学不久,母亲开枪自杀而死,此后罗莎就和叔叔艾尔(24岁,管理员)、婶母卡罗(25岁,怀孕六个月,销售员)住在一起。

罗莎每晚以及周末都和父亲T先生(36岁,园丁)一起吃饭。T夫妇俩在T太太死前一年就离婚了。每天放学后家里人把罗莎接回来,下午由外公外婆陪伴,直到晚饭时间。外公外婆是在T太太死后特地搬到纽约来帮助照看罗莎的。

T太太的自杀使全家一片混乱,家里人决定向罗莎隐瞒事实的真相,对她说妈妈是死于用药过量。但罗莎的学校在一个小社区里,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的孩子竟残忍地奚落罗莎说:“你妈是开枪自杀的!”罗莎回家问婶母时,婶母没有把真相告诉她。

从罗莎在学校表现的历史记录上来看,她比较孤立,与同伴交往困难。亲人自杀会给全家带来恶劣的影响,羞愧和罪疚感会久久地笼罩在生者的心头,死者悲惨的样子也会在生者的脑海里如影随形。事发后身边的环境会充满紧张焦虑的气氛,巨大的社会压力又阻碍和影响着生者去表达悲伤的情绪。

我开始对罗莎进行个别咨询,并会见了她的叔叔和婶母,建议他们把事实告诉罗莎,因为这样有助于罗莎建立起对家人的信任,也能够防止有朝一日她了解真相后一下子难以接受。叔叔和婶母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们自己也因此更能开诚布公地谈论这场事故带给他们的感受、恐慌和担心。

罗莎保存着妈妈的几张照片,从中她获取了些许安慰,但有时睹物思人,她又感到害怕。

和罗莎单独面谈一个月之后,她表示愿意和其他父母过世的孩子交流。

结成游戏治疗的伙伴

考虑到罗莎总感到孤立和羞耻,而辛蒂又讨厌个别咨询带来的威胁感,我决定采用同伴疗法。我分别向她俩作了说明,两个孩子都显示出一定的兴趣,虽然辛蒂有些迟疑,但她仍愿意试试看。

 

第一次:互相认识

我们玩了一个关于名字的游戏作为自我介绍,以这种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活跃气氛,消除彼此的陌生感。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一下同伴治疗的目的:谈谈各自的情况,互相了解父母死后心里的想法,同时认识新朋友,分享彼此的快乐。我请她们每人对已故的亲人和自己发表一些看法,这之后她俩显得更加放松了。

然后我提出有关治疗中的规则和保密的事宜。她们决定对自己的活动和讨论向家人保密。

我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职责,其中包括和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联系(因为父母和监护人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我会把每次面谈的大致情况告诉她们的家人,但不会涉及到具体内容。第一次面谈就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初步的评估和治疗方案 罗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同伴关系不良和低自尊的(自我评价)问题,母亲的死又带给她强烈的孤立感和羞耻感,从而加剧了她的社会性问题。

而辛蒂一贯很怕羞,有退缩行为(尤其在外面),还伴有学业不良的情况。由于身边发生了一连串死亡事件,所以她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感到脆弱和孤独。治疗的方案是让罗莎和辛蒂接受游戏治疗,使用双人同伴技术。要达到的目标是:

1.哀悼死去的父母;

2.提高社会性技能和交友技能;

3.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用的治疗技术有:木偶剧、绘画、自发交流(让当事人自由地开展对话,而不是在咨询师的询问引导下进行陈述——译者),以及教给问题解决的方法。整个治疗阶段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她们可以尽情地哀悼父母和表达感受。

我定期跟罗莎和辛蒂的家人取得联系。对V太太需要做的工作是:

1.告诉她辛蒂哀悼父亲的方式和程度是和大人不同的;

2.鼓励她和辛蒂作适当的分离;

3.鼓励她做一个坚强的母亲。

对罗莎的家人而言,关键是帮助他们理解孩子表达哀伤的过程,并对整个家庭哀痛的表达给予外界的支持。

游戏治疗的几个场景

第四次治疗

第八次治疗

罗莎和辛蒂分别完成了一幅家庭树图。在她们给图画添颜色的时候,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我很担心辛蒂不仅仅是在想象自己去死,她很有可能真的会去尝试,所以我请辛蒂在谈话结束后留下来,对她的自杀可能性进行了评估。罗森塔尔的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就可能产生自杀念头并实现自杀行动。福克斯说过:“每个丧失亲人的孩子都有自杀的潜在危险,而且对任何显示这种可能性的言语都要给予立即、充分的评估。”

我对辛蒂说很能理解她为了能和爸爸在一起而想要去死,毕竟这太让人痛苦了(既难受又孤独),但我想知道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她想过怎么去死吗?产生这种想法的频率有多大?她有没有对别人说过?辛蒂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让我放心了一些,因为我知道她不会付诸行动。我告诉她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让我和罗莎分享,这样做很好。“让你所信任的人知道你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我也找过辛蒂的母亲及老师谈话(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辛蒂的想法),询问辛蒂有没有特别的行为表现。他们都表示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事后我立即和我的督导讨论了关于辛蒂自杀的想法和接下来的治疗工作。

小结

辛蒂和罗莎想要表演一出木偶剧,她们“串通”好了,对我说:“我们不想讨论了。”两人都觉得我在用“谈话”的方式逼她们说。她们更喜欢通过玩的方式,象征性地而不是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她们会更加放松。

第十六次治疗

第十七次治疗

尾声

治疗的整个过程在于鼓励罗莎和辛蒂逐渐地释放她们的情绪,并慢慢地让她们接受失去亲人的现实。帮助这类儿童很关键的一点是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可以让他们用象征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感受,并被咨询师所理解。我本着对孩子自身价值无条件认可的信仰,本着认真倾听的态度,本着对来访者中心治疗理念的虔诚,做到了为她们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通过游戏治疗的方法,罗莎和辛蒂已经能够表达一系列的情绪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能够认同她们内心的痛苦,肯定她们的感受和焦虑是正常的。

建立双人同伴模式,有助于提供一种友谊联盟,既增强了自我价值感,又提高了社会性技能。在这个模式下,辛蒂和罗莎能够互相分享经验,面对困难和苦恼也不再感到孤独了。与此同时,她们可以为解决同伴和家庭问题共同出谋划策。

我还分别咨询了孩子的父母(丧失配偶)/监护人,因为他们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能否克服心理创伤起着关键的作用。理想的治疗模式是把所有家庭成员都引入到咨询和治疗中来,这样咨询师可以帮助整个家庭缓解压力,减轻亲人突然死亡或自杀带给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症状反应。通过处理家庭成员的哀伤,可以更有效地帮助维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在学校环境下,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实施家庭治疗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但作为一个学校社会工作者,我能做到的是介绍其家人到相关的心理健康机构去寻求治疗和帮助。

 

案例点评

父母的死对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父母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爱的源泉,是他们面对这个变幻莫测、危险重重的世界时唯一安全可靠的庇护所。这样一个至亲至爱的人离开人世,从此不能再陪伴他们的成长,在孩子看来,就好像一下子置身于荒郊野外,从前那个温暖安全的环境面目全非了,这是他们幼小的心灵所难以承受的。

福克斯报告说,“父亲、母亲或者是兄弟姐妹的死,可能会导致儿童在成年后出现情绪障碍”。因为遭遇这种变故的孩子会被强烈的情绪所淹没,诸如愤怒、难过、害怕、无助、愧疚、把死者理想化,以及感到受欺骗和被遗弃。而他们又往往以一种间接的、滞后的、伪装的行为方式发泄这些情绪,比如搞恶作剧,采取攻击、叛逆的行为,或者表现出退缩性行为,以及冲身边无辜的大人发脾气。总之,没有处理好内心的悲痛会潜在地影响儿童情绪和智力的发展。

本案例涉及的两个孩子都处于学龄早期(分别是九岁半和十岁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明白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人一旦死了就不能复活了。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现实,特别是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当自己亲爱的人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也开始了解人总有一死,自己也一样,尽管他们在理智上对死亡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但在心理上还在不断同“生命有尽头”这样的观念作抗争。

以往的研究资料表明,儿童因失去亲人所经历的哀伤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典型的反应是震惊、抗拒、愤怒、拒绝相信。孩子很可能会连续几年保持这种抗拒的状态,他们不肯与死者分离,对死者的离开表现出愤怒,拒绝接受事实;第二阶段是强烈的情绪体验阶段。孩子会感到痛苦、失望,甚至要崩溃,表现出强烈的分离焦虑;最后一阶段是最终的适应阶段。孩子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寻求新的事物,心情逐渐轻松起来,并开始对自己的将来充满希望,焕发出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本案例中的两个小女孩辛蒂和罗莎,似乎还都处于哀伤的第一阶段。辛蒂对爸爸的死感到气愤,而罗莎不愿相信自己的妈妈真的死了。

本案例的作者,即两个小女孩的咨询师乔伊斯相信,孩子有能力表达与处理哀伤和悲痛,但在此之前他们有特殊的需要——需要大人保证“会好好照顾”他们。儿童处理哀伤的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要好几年才能够达到最后一阶段,因为他们每次只能承受很少量的痛苦。孩子会把身边的大人当作自己仿效的榜样,所以此后负责照顾孩子的父亲、母亲或其他成人能否提供合理的引导,能否提供宣泄情绪的机会,将对孩子处理哀伤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乔伊斯强调对父母/监护人进行同步咨询的重要性,并提出有必要对家庭的所有成员进行哀伤辅导。

本案例中,咨询师使用了游戏疗法,还引入了双人同伴模式,使得整个治疗过程显得很有创意,也为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了铺垫。游戏是儿童自我表达最自然的方式,孩子在游戏过程中能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由于词汇能力和自我概念方面的欠缺,儿童在情绪表达时会遇到困难,而在游戏中,他们通过不断重复的动作、表演,就可以把握生活中让他们感到矛盾、痛苦和焦虑的情景。

木偶本身既安全又好玩,很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和激发他们的兴趣。两个小女孩在自编自导的木偶剧中扮演各种角色,在不知不觉中释放了内心紧张焦虑的情绪,达到了宣泄的目的。同时,通过担任编剧、导演的角色,她们的自信心也得到了锻炼。此外,咨询师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有时充当一名观众和观察者,任凭两个孩子自由发挥,让她们以自己的思路去表演从而达到情绪的宣泄;而有时她又是个积极的参与者,扮演里面的某个角色或承担某项任务,利用手中的木偶使孩子们的内心冲突以更具“疗效”的方式展开。

通过木偶剧、图画和自发的谈话这些种种生动有趣的形式,罗莎和辛蒂终于能够顺利地表达她们对死去的妈妈爸爸的悼念了。

另外,令此案例很有特色的一点是,咨询师把两个命运相似、年龄相仿的孩子安排在一起进行治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积极的效果。正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咨询师和孩子单独的面谈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孩子产生了明显的阻抗。而建立同伴联盟,既为孩子提供了一个互相支持的安全环境,又可以充分展开多种形式的游戏,自然也就赢得了孩子的治疗兴趣和真心实意的配合。

总之,我们要从孩子的发展阶段出发,去了解他们至爱亲人的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要想把孩子从丧失父母的心理阴霾中解救出来,就必须理解他们的特殊性。这包括:一、对安全感的需要;二、对痛苦的心理承受性很脆弱;三、需要大人作为榜样;四、由于语言和自我概念的发展水平低,可能会导致情绪的压抑和混乱;五、需要保护和鼓励对死者的美好回忆。

(钟莹)

译者简介

钟莹,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学系,同年保送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徐光兴教授,主修学校心理咨询专业,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咨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