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田野
距离第一次到福建阳村的1993年，已经过去20多年了。博士论文的田野通常是一名人类学家的学术起点，亦是难忘的人生记忆。记得在阳村第一次看到堪称壮观的宗族祠堂，听理民老人给我讲述余、李两座宗族祠堂在唐宋曾经为功德寺院的故事，令我十分兴奋，因为在一般的观念中，儒家祠堂无论如何与佛教寺院不能画上等号。我的田野工作，也确实证明了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观点：华南宗族主要是明代的文化创造。20多年后的今天，常常有学生问我毕业论文有没有发表？是啊，自己学生的毕业论文有的已成书，而老师的毕业论文依然“沉默”。
宗族研究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无论是以弗里德曼（M.Freedman）、詹姆斯·沃森（J.Watson）为代表的外国学者，还是以许烺光为代表的华裔学者；也无论是以林耀华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大陆学者，还是以1949年以后的芮逸夫、李亦园、谢继昌、吴燕和、陈亦麟等为代表的几代台湾学者，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对宗族研究都有涉及。华南宗族在明代中期前后大规模创造的历史史实，是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1997年，当我完成阳村宗族的毕业论文时，学院曾因成绩优秀而为我申请了中文大学毕业论文的出版资助。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一个伦理问题已经横在面前，更没有想到的是，它后来改变了我当年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应该庆幸当年论文没有出版，因为如果论文出版，无疑会伤及阳村的百姓，特别是伤害曾给我很大帮助的那些热心宗族事业的老人。原因很简单：我在田野中得出的结论，表明他们的宗族并非那样古老，而是明代造就的。这一结论恐怕会令他们难以接受。前两年，余氏族长邀请我给余氏的祭祖纪念册写序。我先是犹豫是否要顺应他们对自己祖先的理解，之后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真诚让我无法拒绝，而我与他们在田野中建立的感情其实已经超越了论文中的真实发现。从学术的视角，也许我有充分的理由叙述历史真相，但是从当地人的视角，他们的感受谁来尊重？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无论毕业论文能否发表，哪怕永远沉寂，我也不能以伤害百姓为代价。
这些也让我慢慢检讨自己，为什么对历史上的宗族以及祖先的创造会在我的心底被视为“负面”——尽管在论文中我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想到中国和西方的许多“祖先”其实都是文化的创造，无论是伏羲、女娲还是亚当、夏娃。这些创造出来的祖先无一不带有自己的神话，而神话无一不带有虚构的色彩。为什么我们可以容忍这类祖先的创造和神话，却不能接纳华南历史上创造的祖先？华南宗族和祖先的文化创造难道不是百姓们心中的神话？学术和价值上的褒贬并不能掩盖宗族是千百万百姓的选择，哪怕它是工具性的选择。作为表征性的事实，作为中国社会几乎最重要的集体表征运动之一，这场造宗族的革命对于后来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为何我们不能够回到历史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它？实际上，发生在当地的关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以及他的老师李侗的故事，也有不少是虚构的，包括“国家”，亦是这类虚构的中心“忆题”。正是通过这些共同体的想象，宗族的想象后来实化为宗族的客观事实，进入到华南的社会结构；而“国家”的想象也通过宗族的虚构进入族谱，深入民间，来到百姓们的身边。宗族的创造，甚至改变了中国社会后来的走向。尽管儒家在国家上层治理上贡献有限，但是其宗族文化在民间社会影响巨大。历史上几代新儒家的运动，无一不与民间社会紧密联系，带来的是一种“文治”的结果。田野中，我曾和理民老人编撰了《福建杉洋村落碑铭》并得以出版，老人已经过世多年，我却无以回告。而现在，我觉得可以慢慢整理论文，在适当的时机出版了。因为我可以在充分理解他们的基础上，来叙述他们如何创造自己的祖先神话，来建构他们理解的“国家”。我希望通过难得的历史田野，来展现华南历史的另类真实。
伦理的自觉对人类学家来说至关重要。曾经有人问我，在一个千年古村落里做田野，有没有收集古董？这让我想起了余祖祥的宋砚。祖祥曾经在“文革”前就读于古田三中，学习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在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那年，祖祥拿着一方宋代的簸箕砚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助他在北京荣宝斋问问价格，请我帮助他卖掉这方古砚。我当时拍了照片，顺口答应帮助他问问。但是职业伦理让我对此事有些顾虑，因为我很难接受在田野中成为古董买卖的“中间人”。离开田野后，我并没有把此事特别放在心上，但是两年后，就听说祖祥身患癌症，不久就去世了。据说是因为看不起病，他一直自己坚持用中药治病。祖祥才华横溢，自学中医，在村中也算半个郎中，至今他母校的校歌还是他填写的歌词。他在田野中也对我帮助甚大。我追悔如果当初帮助他卖掉宋砚，也许他不至于经济拮据，也许可以挽回他年轻的生命？另一件让我至今痛心的是那纸清代贡生状的丢失。那年余氏祭祖，一位村民把他家里珍藏的他爷爷的贡生状铺在地上给我看，在熙熙攘攘围观的人群中拍照之后，我以为铺在地上的这状纸自然会有家人取走，后来却得知它丢失了。这让我十分自责，如果我稍微用点心，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在自己的田野中投入情感，成为他们的一员时，相信你会替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相信你无法去搜集任何一件古董来换取商业利益，因为它们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文化。我曾经在介绍阳村的《蓝田》一书中感叹阳村文化的逝去，希望乡民们永远留住、守住他们宝贵的文化。这些文化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是田野，是那些真诚的乡民、纯洁的友情、历史的丰厚、文化的深邃，给了我一生的学术营养和动力。我永远不会玷污这片田野，因为田野永远都是人类学家的神圣之地。最近在云南的一个哈尼族乡村，村民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一位女性人类学学生来做毕业论文，因为语言不通，她以不适当的方式——假谈恋爱来获得一位小伙儿的帮助，通过他来翻译语言，帮助她完成对村落的了解。当她结束田野离开时，哈尼小伙得知真相，痛不欲生。先是吸毒，就在半个多月前，听说他又喝了农药自杀，虽然被救，但是精神几近崩溃的淳朴小伙儿怎能继续接受严酷的事实？同情和惋惜之余，我深感田野中的伦理问题依然在继续，依然是学生们的重要课题。我希望学生们知道，尽管学术是高尚的，但是学术永远没有伦理上的特权！
田野的神圣，在于它不仅是人类学家的他者家园，更是我们获得人类知识的源泉。我们由此探索人类的知识，并将它们传递给全人类，此乃神圣之源。互主体的尊重、友谊、理解和情感是田野的灵魂，田野的人民永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就在即将完成这篇短文的刚刚两小时前，传来陕西白水县扶贫办韩晓刚主任突然逝世的消息，令我十分震惊和悲痛。去年因扶贫调研与他相识，随后我被白水的社区发展基金（CDF）项目所吸引，后来还专门带学生进行了一次补充田野调查，写了关于白水的三篇论文，希望促进白水CDF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没想到晓刚却匆匆离开了。晓刚不满50岁，可谓英年早逝，他完全是累倒在扶贫的第一线。晓刚不仅留给了我们难得的白水农民共有金融的实践，他还和一群理想主义者与乡民一道，创造了难得的共有经济神话。借此机会怀念晓刚，也希望向晓刚、理民老人和祖祥这些所有的田野故人深深致敬！
田野永远是神圣的，但愿人类学者永远不要辜负这片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