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田野是不是家乡，你都是他者
在做田野之前，学科之间的职业分工告诉我：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社会学研究我文化中的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民俗学研究我文化中的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尽管后来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均转向了我文化的研究，但民俗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学术分工依然存在。于是，我以为民俗学的田野就是我的家乡，而家乡的文化就是我文化，多么完美的三段论逻辑。后来，这个逻辑就演化成为我选择家乡作为博士论文调查的田野。
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18年，然后我离开了她，转往几个不同的城市。18年来我与那块土地有着亲密的关系，就凭这个亲密关系称她为家乡。可是，十多年后当我重返家乡，我才发现家乡根本就不是我的，也许从来就不是我的。于是，把家乡变田野就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其实，进入家乡之前，我也寻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联系人——除了三年的求学和一年的工作之外，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人——人类学称其为报导人，许多的访谈对象都是由这位报导人引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导人对家乡的理解影响到我对田野的呈现能力。我与报导人非常熟悉，从小一块长大，后来外出求学期间也一直保持联系，但这种熟悉不足以抵消访谈对象对我身份的好奇。对于夹杂着不同城市口音的我（有人认为这是南方口音，有的说是辽宁的某个地方），那些访谈对象始终保持一种毫不掩饰的关注。在每次访谈之前，我并不知道报导人怎么向访谈对象介绍我以及我的调查。每一次访谈的序曲都是对我身份和调查目的的询问，而访谈对象所能理解的调查目的与论文中的研究意义大相径庭，亦或许他们真的想听听我怎么说。对于我的身份，通常询问的顺序是这样的：你父亲是谁？在哪个单位？母亲是谁？在哪上班？你家在哪住？结婚没？对于田野合理性的询问，我说得最多的是我想记录这段历史。能否说服访谈对象接受我的调查，我也不是十分确定。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记得当时的一脸尴尬，还有对调查从未有过心安理得的感觉，那种不安始终贯穿在田野之中，成为调查的背景。当然，回答并不总是奏效，拒绝的理由是任性而随机的：“不知道”“家里闹矛盾”“你应该去找浪漫的人”……对于什么是浪漫的人我都糊涂了。但在这待了18年的经验告诉我，浪漫可不是什么好的评价，我都不知道访谈对象把调查想象成了什么。估计那个访谈对象会一直抱着这一印象生活至今。
对我身份的想象最有创意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位访谈对象要求我把他们的意见或看法带回到北京。理由是我来自北京，应该向上层反映一些单位不能全额开工资、工人收入锐减的情况。我都不知道，她说的上层是哪个机构？或许在他们眼里，我有沟通地方和中央的能力，她高估了“我”在北京的位置。这件事也反映出地方民众如何看待中央的问题，他们用地方性的知识来理解北京的正式制度，以为北京就是大一点的家乡呢。思来想去，我的解决办法是把他们的诉求用注释的形式放在论文中，让诉求转为阅读者的实践，让读者去阅读，让“可阅读性”转变成为“可记忆性”（德·塞托语）。
在田野中，无时无刻我都在琢磨怎样将田野中鲜活的个体语言转写成论文语言，琢磨着这些碎片化资料与论文写作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甚至偶尔有那么几段缝隙，杞人忧天式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我没想到的是，家乡人也在琢磨我。其实田野就是一种相互琢磨的过程，无论你面对的是异文化还是我文化。当你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对于他们的生活而言就是一种干预。不管是同质性强还是异质性强的田野，都需要找一个合理的位置，好把研究者安顿进去。安顿好了，才能开始对话。换言之，只有在访谈对象化解了由你的干预带来的无序之后，家乡才能变成田野。后来在论文写作中，家乡的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理解家乡的，论文写作遂成为拉近我与家乡距离的一种途径。
在田野中，始终有一种声音告诉我：无论田野是不是家乡，你都是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