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侃先生“系统条理之学”的内涵与渊源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提要：“系统条理之学”是黄侃小学的精要之处。在学术思想上，黄侃把探寻规律、总结方法、构建体系作为首要追求，树立起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现代标准。系统条理之学包括形音义综合研究和探求语言文字古今源流两个层面，体现出鲜明的系统思想与求本思想；黄侃对《说文》的推重亦与之密切相关。在研究方法上，审音法、比较互证法、《说文》内证法充分体现出系统互证的方法论。在学术体系层面，黄侃界定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在国学传统中的位置。系统条理之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黄侃吸收了从顾炎武到章太炎以来的朴学思想精华，使章黄之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范式。在学术史的溯源中，系统条理之学体现出继承传统、纠正时弊、开启新知三重价值。
关键词：黃侃；系统条理之学；形音义；古今源流；求本思想；系统思想
黄季刚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指出，“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
。这是黄侃小学的纲领性论述，充分体现出章黄之学的学术精神与研究特点。章黄之学的后继者们充分重视这一思想，把“系统条理之学”作为黄侃核心的学术理念，沿着这一思想方向推动传统“小学”的现代理论转型。如王宁先生指出，黄侃的这番话“成为对训诂学历史发展评价的纲领，也成为现代训诂学发展的进一步追求的方向”。宋永培先生指出，黄侃的这一论说是“根据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实际与经验作出的，抓住了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根本。这一论说对于我们认识文献词义学的基本特征具有指导意义”。
尽管学界高度重视这一思想，但对它的专题研究仍有不足。我们认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理解“系统条理之学”，需要进行三个层面的思考：首先，系统条理之学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它体现出怎样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实践？其次，它的学术来源是什么，它与乾嘉朴学、太炎学术之间具有怎样的渊源？最后，如何在学术史的整体脉络中理解其历史意义？为了解答这三重问题，本文从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学术体系三个视角，探讨系统条理之学的内涵与渊源，从而深入理解黄侃小学的历史价值。
一、黄侃“系统条理之学”的学术思想及其渊源
系统条理之学体现出深刻的学术思想，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建设过程中，黄侃充分吸收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的朴学思想精髓，对小学的学术标准、思想内涵、历史传统与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具体而言：
1.1 “学”的内涵：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学术标准
太炎先生将文字、音韵、训诂统合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使传统小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实现了学科的独立。黄侃对系统条理之学的探讨，正是要明确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现代学术标准。传统小学注重材料积累，具有丰富的文献考据经验，但由于理论意识淡薄与学术体系零散，多有琐碎散漫之病。“唐宋以降，治小学者率散漫而无统系”（《笔记》页2），为了解决这一弊端，黄侃不再把传统意义上的功底深厚、材料翔实作为“学”的首要标准，而是以是否具有清晰的理论体系与学术方法为第一要义。“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学术研究的关键在于建构体系、探寻规律、总结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一思想的提出，为中国语言文字学树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标准。黄侃反思了传统小学的末流风气，更吸收了从顾炎武到章太炎以来的语言文字学思想精华：传统小学自其滥觞之日起，便具有鲜明的系统意识。以《说文》为例，许慎对汉字的整理呈现出严密的形义体系，体现出自觉的系统思想。这一传统被清代以来的朴学大师充分彰显，顾炎武曾说：“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一方面由心性之学转向“道问学”的实学，将儒学导向知识主义传统；一方面与烦琐散漫的“章句之士”划清界限，推崇举本该末的会通之学和注重体系、规律的研究风气。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反对宋儒“一本万殊”之说，将儒学的核心范畴“理”阐释为“分理”“条理”，也就是事物具体规律的系统总和，从而奠定了清代朴学的哲学根基。他强调治学当求“十分之见”, “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把系统条理作为学术的最高标准。章太炎更把学术系统的建立作为现代学术的突破方向：“冥心孑思以成于眇合者，其条支必贯，其
理必可比伍。今读其书，顾若是无组织经纬邪？……悲夫！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他用“一二三四”指称逻辑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认为人文世界呈现出复杂的网络现象，必须通过系统条理的研究在“组织经纬”中把握事物本质。就语言文字学而言，“文字之学，宜该形声义三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通过形音义的综合研究把握语言的系统与规律，成为了是否“通小学”的基本标准。我们看到，黄侃以系统条理之学为核心所提出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现代标准，正是对这些思想的继承与总结。
1.2 形音义综合研究与系统思想
从语源上看，“系统”又作“统系”，最初指宗法中的血统关系，后指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组成的体系，偏重于事物之间的网络关系。“条理”则偏重于事物的发展脉络，《孟子·万章》:“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条理是一个始终的过程，尤可见其时间性特点。因此，在具体研究中，系统条理之学可以分疏为两个层面：前者偏重于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后者偏重于语言文字古今源流的考察。其中，形音义系统是历时语言文字积淀而成的泛时整体，通过汉语言文字的历史考察，能够深入把握其内在特点；古今源流的考察也不仅是个体现象的发展变化，而是在形音义系统的整体演变中凸显其发展规律。黄侃在对训诂学进行界定时说，“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笔记》页181）。训诂学的目的是探求语言文字的“系统与根源”，亦体现出这两种不同的层面。
具体而言，系统条理之学表现为形音义的综合研究，体现出鲜明的系统思想。黄侃反思了“小学徒识字形，不足以究言语文字之根本”的弊端，认为形音义综合研究是传统小学的基本原理——“形声义三者不可分离，此小学之定理也。由此定理可成大学术，违此定理则生无穷之谬。”这一思想源自对前代学术的继承与总结，黄侃认为，古音学的发展是形音义综合研究的内在动力，“由古韵之发生，以至今日之合形声义以求真确之文字语言统系条例，则自明陈第始”（《笔记》页3）。由此开始，他梳理了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章太炎等学者的学术成果，勾勒出形音义综合研究的学术史脉络：
小学必形声义三者同时相依，不可分离，举其一必有其二。清代小学家以声音、训诂打成一片，自王念孙始，外此则黄承吉。以文字、声音、训诂合而为一，自章太炎始，由章氏之说，文字、声韵始有系统条理之学。（《笔记》页48）
黄侃把王念孙、章太炎作为学术史的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段王之学已经具有自觉的形音义互求的思想，但黄侃仍强调文字、声音、训诂合一始于章太炎，这又是为什么呢？在尊崇师说之外，这一认识有着内在的学理因素。黄侃对形音义贯通的学史阐释站在系统条理之学的高度上，而章太炎的形音义统一论不仅是汉语汉字的局部研究，更体现为语言文字学体系的宏观建设。一方面，章太炎明确了中国语言文字学贯通文字、声韵、训诂的学科框架，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一方面，《文始》“总集字学、音学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谓最后了义”，提供了形音义体系的研究范式。此外，章太炎的古韵分部是黄侃二十八部的学术起点，古音学的发展又是形音义综合研究的动力所在——这三方面的学术高度，均为清代小学所不能企及。我们看到，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是系统条理之学的渊源所自，系统条理的学理高度又影响着黄侃对学术史的理解。
1.3 语言文字古今源流与求本思想
系统条理之学既是对形音义的综合研究，也是对汉语汉字古今源流的考察，“求其统系者，求其演进之迹也；求其根源者，溯其元始之本也”（《笔记》页193），系统条理之学体现出自觉的求本思想。黄侃小学致力于语言文字本源的探求，“一切学问皆必求其根本，小学亦何独不然？”（《笔记》页59）探求本源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从语言文字的源头出发，探求其发展的脉络与规律；“明乎推求语根之法，不特可以溯其源，且可以见其统类也”（《笔记》页58）。由于注重源流考察，黄侃小学体现出鲜明的古今贯通意识，“小学之用，不仅可探讨古之语言，且可以探讨今之语言矣”（《笔记》页12）。
黄侃的求本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史基础。在他看来，清代小学的成就集中于对语言文字本源的探求，“清代小学之进步，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语根”（《笔记》页12）。黄侃把清代古音学、《说文》学与词源学的成绩聚焦于求本之学，将其与文献考据辨析开来，揭示出清代小学的核心特质。顾炎武提倡复古的实质是“举本以该末”“识古人制作之本”的求本思想，他对古本、古音、古义、本字和名实源流的考察，体现出自觉的探源意识，奠定了清代小学的发展方向。戴震强调治学应“本末兼察”，以洞彻源流的历史考察为“十分之见”——“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段玉裁认为“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将形音义综合研究与语言文字的古今源流相结合，精当地概括了乾嘉朴学的基本理路。
黄侃充分吸收了清儒的求本思想，而更为直接、深刻的影响则来自章太炎。求本是章太炎学术的一贯精神：“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研究小学，目的在于明声音训诂之沿革以通古今言语之转变也。”他把探求语言文字的古今沿革与演变规律作为小学的根本目的，在形音义的贯通中发掘语言文字深层的历史脉络。正如王宁先生所论：“太炎先生已经认识到‘语言有所起’、‘义率有缘’而‘统系秩然’，就必然要去进一步追究这个有秩序的统系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太炎先生旨在将《说文》平面的形义系统重组为历史的音义系统的理念，实在是难得的创新，他为传统‘小学’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语言学发展，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章黄之学一脉相承，充分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的理论自觉。
1.4 系统条理之学与对《说文》的推重
探讨了系统条理之学的思想与渊源，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黄侃推重《说文》的原因。在近代语言文字学家中，没有谁像黄侃那样将《说文》推崇至极：“《说文》则为言小学最完善之书。”（《笔记》页6）“《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笔记》页6）“《说文》者，一切字书之根柢，亦即一切字书之权度也。”（《笔记》页71）由于《说文》在章黄之学中的重要性，黄侃对《说文》的态度是解读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角度。黄侃推重《说文》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态度与清代《说文》学有怎样的渊源？是否如批评者所言“笃信《说文》到了迷信的地步”？这些问题，都应当在系统条理之学的高度上进行解释。
推崇《说文》是清代学术的整体风气，清儒或视《说文》为经学之津梁，或视《说文》为贯通形音义的小学典范。黄侃对《说文》的推重显然偏重于后一角度，他引用段玉裁之说：“‘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颜黄门曰：其书檃栝有条例，剖析穷根源，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此最为知许君者矣。’按段君此说，发明许书之所以为独至，至精至塙，无待更赘一词矣。”在黄侃看来，《说文》的价值主要有三：其一，展现出汉语言文字形音义系统的整体面貌；其二，通过本字本义的说解，为汉语汉字的源流考察奠定基础；其三，具有严密的内在体例和自证能力奠定了传统小学的学术特点。这三方面的价值，莫不与系统条理之学息息相关。段玉裁和黄侃都征引了颜之推对《说文》的评价——“檃栝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这两方面的价值，与系统条理之学的两个学术层面正相吻合，充分体现出系统思想与求本思想。《说文》是传统小学的源头，黄侃推重《说文》不仅是“量力守故辙”的学术坚守，更是通过对《说文》的理解与阐释，把“系统条理”的学术思想提撕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根本精神。
二、黄侃“系统条理之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渊源
“明其理而得其法”，系统条理之学不仅表现为深刻的学术思想，亦体现为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开拓。黄侃小学有一系列体现“系统条理”的研究方法，学界已有充分探讨。本文从音韵学、训诂学、《说文》学中分别举例说明，重在揭示其研究方法中的系统观念。
2.1 音韵学：审音方法的综合运用
音韵学是黄侃小学中创获最大的领域，集中体现了系统方法。黄侃注重“音理”分析，充分利用语音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行互证，得出了超越前人的结论。关于黄侃审音法的特点及其与考古法的互相推动，陈新雄、王宁、黄易青等先生已经有深入论述，这是本文探讨的基础。
从整体上看，黄侃主要立足三个层面的音韵关系进行审音研究。其一，立足《广韵》声韵体系，利用反切系联与中古声、韵、等第的配合关系分析中古声类的系统框架，从而进行上古声母的研究。黄侃的古音学以《广韵》为起点，利用反切系联和韵图中的音节结构，进行缜密的音理分析。在四十一声类的基础上，他吸收古无轻唇舌上、娘日归泥的观点，从韵图系统反映出的齿音与舌音的界限划分中取得突破，得出古声十九纽的结论。其二，立足声韵相挟而变的关系，通过声、韵在韵图系统中的结构对照，得出古韵二十八部的结论。其三，立足阴阳入三声相配的关系，设立并不断发展自己的韵部体系。无论是从章太炎二十三部中独立出德屋沃锡铎五部，作为咍登、侯东、豪冬、齐耕、模唐的入声，还是将谈、盍两部从填、帖中分出，与收舌的三组六部两两相配，都是这种系统思维下的产物。
在黄侃的古音学中，体现出鲜明的“以关系证关系”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宋代等韵学中已见端倪，在江永以来的清代古音学中更被充分运用。无论是钱大昕对于声韵相挟而变的观察，还是戴震对古今声音流转反映出的古韵部之间的相邻关系，以及对音韵系统性反映出的古声韵部类的思考，还是段玉裁利用三声相配确定古音分合的系统观念，都对黄侃有着深刻的启示。章太炎划分古韵二十三部，用成均图表示语音结构、语音流变的多层多向的关系网络，这种全面的系统思维更是黄侃研究方法的直接源泉。作为古音学的集大成者，黄侃把系统的审音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在古音、今音、等韵的网络及其关联中进行互证；这种系统条理的方法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并非批评者所谓的“乞贷论证”（即循环论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声韵的结构分析与系统考察，黄侃的古本音说深入地揭示出语音古今演变的规律。“在上古汉语的起点上，古声纽本来只有十九，古韵本来只有二十八部。以此为起点，向下演变。黄侃的十九纽二十八部，不但在语音上，而且在文字、词汇上能很好解释未演变分化以前的现象，以及演变分化前后的关系。”从语音系统的考察到古今源流的解释，充分体现出系统条理之学的整体格局。
2.2 训诂学：语言系统中的比较互证
在训诂学上，黄侃小学的重要特点在于通过词义与语境的系统考察来深入把握文献词义，亦即比较互证的方法。“凡读古书，遇有所疑，须展转求通，勿轻改易。……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必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笔记》页221），对词义、语境、事理进行综合考察，避免随意假借、改字的弊端。黄侃善于通过词内义项关系和词与词的意义关系的对比，在关系中探求特点。以对“基”的考证为例，“基，始也，又训谋。犹肇训始，又训谋。又腜训始，同声之谋训虑。方训始，同声之访训谋。落训始，同声之虑训谋。《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此其义也。”（《笔记》页242）在这一则短小的考证中，通过同训、同源、同例之间的比较互证辨析毫厘，准确揭示出“谋”有“谋始”的词义特点。
在系统中明词义，这是乾嘉朴学的精要所在。黄侃吸收了清儒系统互证的思想方法，并纠正了清代小学的末流风气。自清代后期以来，乾嘉之学因声求义、不拘形体的风气逐渐泛滥，一些学者根据孤证妄破假借、随意改字，正如章太炎所言，“近世作者，高邮王氏实惟大师。其后诸儒，渐多皮傅，观其甚者，虽似涣解，方更诘
，宜有所杀止矣”。黄侃继承师说，对这种脱离语言系统的考证提出严厉批评：“余尝见今人读前人书，凡遇有不解者，辄云某与某通、某为某借，其立义实少有当者。不知古人用字，必弃其本字而不用，而故为假借何为者？”（《笔记》页222）“凡轻改古籍者，非愚即妄，即令著作等身，亦不足贵也。”（《笔记》页221）“考据之学有三要，一曰不可臆说，二曰不用单文，三曰不可迂折。”在这里，“臆说”指随意通假、轻改古籍，“单文”指根据孤证轻率立论，都是脱离语言文字系统所导致的弊病。黄侃的反思是对乾嘉传统的复归，通过语言文字的系统互证把握传世文本与经典故训的合理性，从而树立起科学的训诂标准。
2.3 《说文》学：形音义的全面内证
《说文》是黄侃小学思想的重要源泉，黄侃的《说文》学也最能体现系统条理的方法论特点。黄侃主张以白文系联为本，在《说文》形音义体系中进行全面内证。“研治《说文》，贵能玩索白文，白文通顺，疑误乃尟，按之许书，可得其征。”（《笔记》页83）把发掘《说文》内证作为研究的基础。他总结了直看、横看二法，“撢究是书，不外直看、横看两法。知上之为高，又知高之为崇，以此递求，则直看法也。知丕之为大，又知皇之为大，以此旁求，则横看法也。循是求之，以得其穿锁钩连之迹，则不待改字而其义见矣”（《笔记》页86）。在“穿锁钩连”的网络关系中探求字义，以达到“其义自见”的效果。在内证的基础上，黄侃注重发掘《说文》的条例与规律，“治《说文》者，一贵明其字例，二贵明其词例。必于此两端憭然于胸，乃知《说文》说解几无一字虚设也”（《笔记》页86）。“字例”是字形规律，“词例”是训释规律，强调通过形义两方面的条例，因简驭繁地理解《说文》。
在清代《说文》学中，已经具备了内证为本、注重条例的研究方法。段玉裁指出，注释《说文》“要在以经注许，以郑注许，而尤要在以许注许”，把《说文》内证放在了首要位置；段玉裁、王筠更充分总结了《说文》的相关体例。黄侃继承并发扬了清人的这一方法，他不仅满足于“以许注许”的局部互证，而是要通过全面内证来把握《说文》的形音义体系。正如陆宗达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只有把每个字的形、音、义拆开，同时又从《说文》全书的整体上按照相应的系统来重新组合、编排这些拆开了的形、音、义，才能重现形的系统、音的系统、义的系统，以及这三个系统的综合与穿插。而从每一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综合上来认识一个字，才能认识得全面、深刻。”在《说文》内证法中，全面体现出系统条理之学的方法论特点。综上所论，系统互证的方法贯穿了黄侃的小学研究，无论是文字、音韵、训诂任何一个领域，他都善于在语言文字系统中进行内证与演绎，从而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可以说，这是黄侃小学最核心的方法论。
三、黄侃“系统条理之学”的学术体系及其渊源
在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之外，系统条理之学亦体现为黄侃对语言文字学的学术体系的建设。他延续了章太炎创立“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的学术方向，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体系、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整体框架及其在国学传统中的位置三个层面，构建起系统条理之学的学术体系。
首先，黄侃整理并规范了传统小学的研究术语，全面探讨了学科内部的研究框架，奠定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研究体系。在魏晋“韵书蜂出”的时代，传统小学的三分已然形成并不断发展，章太炎更据此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基本格局。但三门学科内部学术体系的设立，却始于黄侃。黄侃吸收前人之说，界定并创制了一系列术语——如孳乳、变易、转注、假借、笔意、笔势、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互训、义界、推因等，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础，进而从学科命名开始，辨析名实、阐明理论、梳理学史、展现应用，秩序井然地探讨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展现出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可以说，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现代研究格局基本上得到展现。
其次，黄侃继承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以音韵学为枢纽，以训诂学为归依，深入探讨了小学三分之间的关系，完善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整体框架。“由音而义，由义而形，始则分而析之，终则综而合之，于是小学发明已无余蕴。”（《笔记》页4）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独立与深入，是对其进行贯通研究的前提。黄侃深刻地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音韵之学，最忌空谈音理，必求施之文字训诂，则音韵不同虚设；而文字训诂亦非以音韵为之贯串、为之钤键不可。……音韵之于文字训诂，犹人身之有脉络关节也。（《笔记》页34）
小学为文字、声韵、训诂之总名，训诂学为小学之终结，文字、声韵为训诂之资粮，训诂学为文字、声韵之蕲向。（《笔记》页181）
音韵学是文字训诂学的枢纽，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字训诂学是音韵学的依归，也是避免空谈音理的保证；文字、音韵的研究又以训诂学为“蕲向”与“终结”——意义研究是传统小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是乾嘉之学的核心理念，章太炎也反复强调“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 “形义互通，必藉声韵为之介绍”。以音韵学为枢纽、以训诂学为终结的学术框架，体现出由乾嘉到章黄一脉相承的学术理念。
最后，黄侃吸收了章太炎的思想，把语言文字学作为整个国学体系的根基。小学本为经学之基础，章太炎更将语言文字之学作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黄侃继承师说，认为“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 “经学不徒以训诂了之，但不得不由训诂入。训诂明未必义理即明，但训诂尽明，义理亦未必不明也”（《笔记》页90）, “小学之于群籍，由经史以至词曲，皆不能离之。而或以为治小学仅为读周秦、两汉之书，误矣”（《笔记》页10）。把语言文字学作为经学、史学、文学等各门学术的基础。我们看到，黄侃积极思考着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学术体系与理论框架，在整体的学科体系中不断探讨自己的位置，这是系统条理之学和以考据为主的传统小学的重要区别。
四、黄侃“系统条理之学”的历史意义
分析了系统条理之学内涵与渊源，我们可以进一步在学术史中理解其历史意义。
首先，系统条理之学是对学术传统的深刻继承，无论是学理还是方法，它都与《说文》所奠定的传统小学的基本精神密不可分。黄侃吸收了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的朴学思想精髓，可以说，系统条理之学的每一个层面都积淀了前人的学术精华，黄侃是三百年来小学研究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其次，系统条理之学是对学弊与时潮的积极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在宏观上，传统小学烦琐散漫之病日益严重，随着西方语言理论逐渐进入中国，已经面临着民族学术的内在危机，如何构建民族的语言文字学体系成为了迫切的时代需求。章太炎曾饱含忧患地说：“我国学者大病在专务考证，前清之际，更流琐碎，逮西学东渐，制造繁兴，于是易其法古人者，转法外人。此其弊由于读书太多，不知运用，个人思想为之阻遏之故。是以袭取他人虽有余，自发条理则不足。……学者多法古人，法外人，无独立之精神，乏统系之学问。”黄侃提倡的系统条理之学从民族传统出发，建立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理论体系，可以纠正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的不良风气，回应着时代的学术需求。在微观上，传统小学随意破读、改字的风气不断蔓延，新兴的古文字考据也难免求新务奇、臆说纷纭——“今自宋以来，彝器踊盛，近日甲骨诸文，出自泉壤，虽其物未必皆赝，而说者纷纭，无师以正。”黄侃反对的不是古文字本身，而是抛弃传统、炫新立异的学术态度，他所强调的系统互证的方法与标准，正是针砭时弊的良方。
最后，系统条理之学体现出鲜明的创新价值，可以说，系统条理之学的每一个层面既借鉴了前人，也都对前人有所超越。“小学之有条理系统亦经数百年前人之力，然非谓小学之事已尽矣，苟今日由此求之，尚有无穷之事业，正不必妒前人先我而成功也。”黄侃立足章太炎建立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继续推进，拓展学术理论、总结科学方法、构建学科体系，使章黄之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范式。从乾嘉到章黄，小学的发展并非由“全盛期”走向“衰落期”，而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在理论的深刻性与实践的全面性上均超越了前人。这一突破，与系统条理之学的建立密不可分。
继承传统、纠正时弊、开启新知，分析了系统条理之学的三重价值，我们亦可更为深切地理解黄侃“始变—独殊”论的实质：
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端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残守阙，以报先民，不愆矩矱，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
一般来说，我们容易把“始变”与“独殊”相对立，认为黄侃是“独殊”的代表。事实上，在“独殊”的寂寞坚守中，即蕴含着“始变”的锐意风发。黄侃不是一个复古的保守者，而是要在学术传统的继承中发展传统、走向现代；他的历史形象不是倜傥不羁的旧文人，也不仅是有所不为、守先待后的“狷者”，而是一位怀抱着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深情、孤独而坚定的探索者。在系统条理之学的构建中，我们看到了黄侃对民族学术独立的自信与赤诚，看到了他对历史深沉的理解与担当，也看到了他在坚守中孳孳创造的不懈追求。这种学术精神，是季刚先生留下的至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段玉裁著，钟敬华点校：《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章太炎讲演：《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章太炎讲授：《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章太炎著，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中华书局，1967年。
陆宗达：《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
王宁、黄易青：《黄侃先生古本音说证辨——兼论考古与审音二法之于古声研究的影响》,《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2003年。
王宁、黄易青：《章太炎先生成均图的结构及其元音系统》, 《中国语言学》第二辑，2010年。
宋永培：《〈说文〉与文献词义学的发展》，收入《〈说文〉与训诂研究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黄易青、王宁、曹述敬：《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陈新雄：《文字声韵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学术和生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李运富：《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
王立军：《论章黄学派的汉字系统观念》, 《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