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与焦弱侯
【题解】
本文于万历十七年（1589）写于麻城。信中表现了李贽对道学家两面行为的深恶痛绝。文从郑子玄耻于讲学谈起，进而对耻于讲学的原因加以评述，尖锐指出，那些道学家“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甚至发出“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的呼声，实是对当时统治思想的大胆挑战与批判。文章进一步对黄克晦一类“山人”的言行心理进行了剖析，从而证明所谓“圣人”与“山人”都是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更加深切地揭示了道学家的伪善面孔。李贽在揭露“圣人”“山人”名为圣人、山人而心同商贾的同时，对靠自己的辛劳而获利的商人则表示了同情。
郑子玄者[1]，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2]。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3]，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4]，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5]，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6]：“我欲厉俗而风世[7]。”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注释】
[1]郑子玄：生平不详。李贽寓居麻城时的友人。《焚书》卷六有《送郑子玄兼寄弱侯》一诗，其中云：“我乃无归处，君胡为远游？穷途须痛哭，得意勿淹留！”又有《慰郑子玄》三首，可参看。
[2]丘长孺父子：丘长孺，即丘坦，字坦之，号长孺，麻城（今湖北麻城）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武乡试第一。官至海州（今江苏东海）参将。善诗，工书。其父丘齐云，字谦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潮州（今广东潮州）知府。丘氏父子后均辞官家居，是李贽寓居麻城时的朋友。著有《南北游草》等。文会友：以诗文结交的朋友。
[3]质实有耻：质朴诚实而知羞耻。
[4]颜、曾、思、孟：即颜渊、曾参（shēn）、子思、孟轲。颜、曾为孔子弟子。子思为孔子之孙，相传曾受业于曾参，以“中庸”为其学说的核心。孟轲（约前372—前289），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思想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并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曾提出“民贵君轻”说，并极力主张“法先王”“行仁政”，还提出“不虑而知”的“良知”与“不学而能”的“良能”，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他还强调了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倡导“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来的宋儒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儒学道统中，他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门人辑有《孟子》。
[5]周：即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州）人。北宋哲学家。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旁，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后人遂称为濂溪先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 “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周子全书》卷一《太极图说》）。“人极”即“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子全书》卷七《通书》），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他的学说对以后的理学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太极图说》等，后人编为《周子全书》。程：指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程氏兄弟学于周敦颐，均为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其学说为后来的朱熹所继承与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著作后人编入《二程全书》。张：即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人称横渠先生。北宋哲学家。曾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著有《张子全书》。过去常以周、程、张、朱并称，实际上张载哲学思想中具有唯物主义成分，与周、程、朱不完全相同。朱：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卒后追谥文。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后侨居建阳（今福建建阳）。绍兴进士，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特别是在哲学上，发展了程颢、程颐关于理学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
[6]哓（xiāo）哓：乱吵乱嚷。
[7]厉俗：激励世俗。厉，激励，劝勉。风世：感化世人。风，感化，教育。
【译文】
郑子玄这个人，是丘长孺父子的诗文友。他的文章虽不及丘长孺父子，但质朴诚实而且知羞耻，他不愿讲学，也很可爱，所以我喜欢他。郑子玄根本没有亲见过颜渊、曾参、子思、孟轲，也没有见过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只是见到了现在讲周、程、张、朱理学的人，他认为周、程、张、朱也不过同现在讲理学的人一样，因而感到讲理学是羞耻的事，不肯去讲。不讲虽然不对，但是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讲，认为周、程、张、朱都是这个样子，那么，这都是今日讲周、程、张、朱人所造成的后果，这些人真是罪该万死。郑子玄认为，讲周、程、张、朱的人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心想升官发财的家伙，他们得到高官厚禄之后，仍然大言不惭地讲道德，说仁义；还装腔作势地对人们说：“我要改良风俗，感化世人。”郑子玄觉得，论起败坏社会风气，没有比这些讲周、程、张、朱理学的人更厉害的了，因此他越发不相信理学了。不相信也就不肯讲，那么不讲也就不算什么过错了。
黄生过此[1]，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2]，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3]，遇一显者[4]，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5]，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6]，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7]，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8]。”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9]。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10]，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11]。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注释】
[1]黄生：即黄克晦，字孔昭，号吾野，惠安（今福建惠安）人。著有《吾野诗集》。《泉州府志》《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等有传。黄与李贽早年有交往，《吾野诗集》中有几首赠李贽的诗，可证。
[2]长芦：在今河北沧县附近。抽丰：亦作“打抽丰”“打秋风”，旧时指利用各种关系和借口向人索取财物。
[3]九江：今江西九江。
[4]显者：有显赫地位之人，这里指苏濬，曾任贵州按察使、浙江学政，与黄克晦在九江相识。
[5]嵩：指嵩山，在河南登封北，五岳之一。少：指少室山，在河南登封西北。
[6]俟：等候。
[7]道：经过。
[8]卒（cù）卒：匆匆忙忙。
[9]林汝宁：即林云程，字登卿，晋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万历十四年（1586）任汝宁知府。据《泉州府志》载，黄克晦与林有交往。好一口食：好一批财物。
[10]藏林汝宁之抽丰：掩盖到林汝宁处打秋风。藏，掩盖。嗛（zhuàn）：泉州方言，欺骗之意。
[11]身：指物质享受。行：指品行、名誉。
【译文】
黄生路过麻城，听说他是从京都往长芦去打秋风，而后再跟随长芦的长官另赴新任。经过九江时，遇到另一高官，于是就又随这位高官转而北上，不顾严寒风霜，不顾年老生死之险。他到麻城后，见了我说：“我想去游嵩山、少室山，那位高官也想去，便拉我同行，因此来到这里。可是又因那位高官在城里等我，我就不能在你这里过夜了。从嵩山、少室山回来的时候还经过这里，到那时我就可以和你多呆几天了，现在匆匆忙忙的，心里的确舍不得离开你。”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我猜他实际是贪图林汝宁的一笔钱财。以前林汝宁三任为官时，他每任必往，而且每次都满载而归，从不满足，像饿狗想吃隔日屎一样，却用游嵩山、少室山来欺骗我。他用游历嵩山、少室山掩盖他到林汝宁那里捞油水的真面目而欺骗我，又怕林汝宁怀疑他是为了打秋风，就又用舍不得李卓老、要再来拜访李卓老作借口，来骗林汝宁：真是名利双收，两得其便。我和林汝宁差点都上了他圈套而不醒悟，这手段真是太奸诈了！现在的道学家和他有什么两样！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1]，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2]，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3]。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4]，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5]。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注释】
[1]山人：隐居山中的士人，其身份各有不同。这里指自标清高而又热衷于奔走权贵之门的读书人。
[2]良知：儒家谓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最早为孟子所提出：“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后来王守仁加以发挥，认为“良知”即天理，存在于人的本体中。人们只要推良知于客观事物，则一切行动就自然合乎理，即自然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标准。王守仁还将这种“致良知”的功夫叫作“致知格物”，并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方法。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
[3]穿窬（yú）：亦作“穿逾”。挖墙洞和爬墙头，指偷窃行为。窬，通“逾”，翻越。
[4]“今之”句：指理学家。性命，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指万物的天赋和禀受，也包涵着对人生价值的探讨。《周易·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5]“皆其”二句：意为都像黄生，假托舍不得李卓老以欺骗林汝宁那样去欺骗世人。
【译文】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在所说的圣人与现在所说的山人都是一路货色，他们的区别只在有幸和不幸而已。幸而能作诗的，就自称山人；不幸而不能作诗的，就不称山人而以圣人自许。幸而能讲良知的，就自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的，就不称圣人而自称山人。无论自称山人，还是自称圣人，反反复复，见机行事，都是为了欺骗世人而从中获利，名为山人而心思却同商人一样，口里谈的是道德而心里想的却是偷盗。自称山人的人而心思却同商人一样，本来已经够卑鄙的了，竟然又以游嵩山、少室山来掩盖捞取钱财的行为，还把别人看成是可以欺骗的，就更加卑鄙了。现在讲道德性命的人，都如同黄生假托游嵩山、少室山一样，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捞取财物；现在那些患得患失，一心想升官发财，捞得好田宅、美风水，而又给子孙留得好处的人，都像黄生用舍不得李卓老来欺骗林汝宁一样去欺骗世人。那么，郑子玄不肯讲学，实在是不值得奇怪了。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1]？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2]。
【注释】
[1]释迦：即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这里借指佛教。
[2]决知免矣：肯定是没有的。
【译文】
再说，商人又有什么鄙贱的呢？他们带着数万资财，经历风涛的危险，受尽关卡官吏的欺辱，忍受着市上交易时人们的辱骂，万般辛苦，投入的资财很多，获得的收入却很少。而且还必须交结高官，走当权者的后门，然后才能得到好处，避免迫害，他们与那些高官交往中怎么能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而傲然地坐在他们上位呢！现在自称山人的人，说他是商人吧，他却不携带一点资本；说他是隐士吧，他却专门奔走于高官当权者之门，真是卑贱啊！我虽然这样骂他们，难道自己就没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吗？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思想，不是穿着佛教徒的衣服来欺世盗名呢？如果有，就请惩罚我，我决不庇护自己的短处。不过，像那样患得患失，买田宅、求风水一类的事，我是绝对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