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贽探索、战斗与悲剧的一生

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南安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死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享年76岁。

李贽70岁那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性本柔顺，学贵忍辱，故欲杀则走就刀，欲打则走就拳，欲骂则走而就嘴，只知进就，不知退去……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正兵法度森严，无隙可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以取灭亡之祸欤！

 

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李贽一生与封建传统势力作坚决斗争的一个总结，不仅表明了他在封建势力面前勇敢战斗的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对自己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信心。他坚信自己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是“正兵在我”，所以充满勇气去进行斗争。我们综观李贽的一生，可以说，他的确终生都在探索，终生都在与封建压迫和封建传统思想作顽强的斗争。

李贽的远祖从事过商业活动，有的还远航海外，做过通事。其先世信仰也极为复杂，既有伊斯兰信徒，又有佛教徒。其家族中，还有不少与别的民族乃至外国人通婚之举。到李贽的父亲却以教书为业，家中生活并不宽裕，因此，李贽“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由于特殊的家世，广泛的社会接触，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流俗的看法。他在12岁那年写的《老农老圃论》里，就对孔子反对樊迟学农表达了不满。后来，“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对孔子和朱熹的思想表示了反感。他还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说明他的“异端”思想从青年时期就已经滋生萌芽了。

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26岁时，考中了福建省乡试举人。通过这次考试，他看出了科举制度的虚伪，说：“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上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李贽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得出的这个结论，既是对科举制度的深刻揭露，也是对那些在科举路上往上爬的理学之徒的辛辣嘲讽。

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30岁，开始做官。先任河南辉县教谕，共五年。34岁，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不数月，他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孝。这时恰值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泉州也受到倭寇的包围，他回到家里，顾不上守孝，就“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参加了保卫泉州的战斗。

三年服满后，他携眷到了北京，补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他祖父死，为了奔丧，把家移至河南辉县，然后请假回籍，又是三年。他离辉县时，买了几亩地让妻女耕种度日。谁知又遇旱灾，加上当地官吏“假借河漕名色，尽撤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结果，造成了辉县的大荒，李贽买的几亩地，只收到几斛稗子，两个女儿因病饿相继死去。幸亏他的朋友邓石阳来赈济，拿出自己的俸银二两，并写信给朋友募得一些银两，给了李贽的妻子。李贽的妻子就用一半买米，一半买棉花，纺纱织布，度过了三年的灾荒。

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40岁，由泉州回到辉县。同时，又把家从辉县迁回北京，补了个礼部司务。这是一个穷官，所谓“司务之穷，穷于国子”。但李贽认为“穷莫穷于不闻道”, “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他抱着求学闻道的目的，在北京住了下来，一直到隆庆四年（1570），李贽44岁，前后共五年。这个时期，他接触了王阳明学派，并推重王阳明、王畿为“得道真人不死”，说他们与“真佛、真仙同”，表现出对二王学说的崇信。这时张居正已经是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为当时的三内阁之一（其余二人是徐阶和高拱）。李贽与张居正虽然没有直接来往与接触，但他对张居正是很崇拜的。他曾说：“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表现出对张居正政治改革的支持。

隆庆四年（1570），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直到万历五年（1577），共七年。李贽在南京时期，与学者焦竑朝夕过从，还与泰州学派的赵贞吉（大洲）、罗汝芳（近谿）、耿定理等相往来。这时他还认识了王畿，后来又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从他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贽思想是受到泰州学派影响的，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趋于成熟。这时他还认识了后来成为理学代表人物的耿定向，耿定向是耿定理的哥哥，焦竑的老师。但耿定理和焦竑一直是李贽的终生好友，思想比较一致，而耿定向却是后来李贽进行长期反传统思想、反理学教条的主要斗争对象之一。李贽研究佛经也是从这时期开始的，他说：“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李贽想从佛学探求人生之理，表现了他对儒学的疑惑，实际上，佛学也成了李贽后来批判儒学的一个武器。当然，佛学的唯心主义对李贽也产生了较深影响。

万历五年（1577），李贽51岁，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在任期间，法令清简，得到人民的好评。未到三年期满，他坚决辞官，从此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

李贽从30岁出任河南辉县教谕，到54岁辞去云南姚安府知府，二十余年的官场生涯，使李贽经受了不少磨难与波折，使他逐步认识到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认识到封建理学家的丑恶面目。他后来总结这一段生活说：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予平生之大略也。

 

李贽二十多年来处处与上司抵触的事实，实质上反映了他一贯与封建压迫和封建传统思想以及理学家们斗争的情况。在这种长期斗争中，他体会到：“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李贽与封建压迫、封建传统思想和理学家的这种斗争，愈到后来愈加激烈。

李贽在云南辞官后，并没有回故乡泉州，而是住在黄安耿定理家。李贽既辞官而又不回故乡的行动，也是贯穿着他反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内容的。关于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十分清楚：

 

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特以世人难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游，其所游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摄得我。故我于邓鼎石初履县时，虽身不敢到县庭，然彼以礼帖来，我可无名帖答之乎？是以书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则太尊己；不敢曰治生，治生则自受缚。寻思四字回答之，曰“流寓客子”。……然既书流寓矣，又书客子，不已赘耶？盖流而寓矣，非筑室而居其地，则种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称客子，则知其为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马公、邵康节之流也。去住时日久近，皆未可知，县公虽欲以父母临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临我，则父母虽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

 

这一大段文字，说明了他流寓作客在外，是为了摆脱封建势力对他的束缚和压迫，是他的斗争方式之一。

李贽客居黄安不久，就开始了与耿定向的思想冲突。耿定向当时由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升任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后来又升任刑部左侍郎。同时他又是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平时喜欢讲学，以儒教正统自居，喜欢吹嘘自己的“不容已”精神。但是事实上他具有当时虚伪的假道学的特质。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被杀，本来耿定向是有能力实施援救的，却因为怕得罪当权者，而坐视不顾。后来又因为李贽反对用虚伪的理学教条教育耿家子弟，与李贽发生了直接冲突。万历十二年（1584），耿定理死，李贽在耿家无法再住下去，就于第二年移居于麻城。万历十五年（1587），李贽将妻女送回福建。万历十六年（1888）秋徙居龙潭湖芝佛院。龙潭湖是一个十分幽僻的地方，平时除了几位至交外，很少有人来往。李贽在这里一直住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是他的思想成熟，也是他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反对封建理学斗争的高潮时期。

李贽一离开黄安，就痛快淋漓地写信揭露了耿定向的假道学面孔，指出，耿定向之流“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并揭露他们“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李贽用匕首一样的语言，剥落了耿定向一类的假道学面孔，揭露了他们“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虚伪的两面派真面目。作为刑部侍郎的耿定向，掌有生杀之权。李贽面对这样的当权者，敢于反复与他论辩，多次揭露他的虚伪面目，而且言辞毫不假借，可见他确实有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李贽流寓麻城时期，还落了发，以“异端”自居。李贽落发，是否真正皈依了佛教？事实并非如此。李贽自己曾多次讲到他落发的事，汪可受在《卓吾老子墓碑》中记载：

 

老子（指李贽）曰：“吾宁有意剃落耶？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中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复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

 

这是他落发的第一个原因。落发的另一个原因，也如他自己所说：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他的朋友刘东星也说李贽“虽弃发，盖有为也”。综合上面这些材料，再结合李贽虽落发而又留胡须，虽出家而又食肉，身居佛堂而又挂孔子像，挂孔子像而又批孔批儒，从这种种思想与行径来看，李贽的落发，与其说是为了出世，皈依佛教，还不如说是为了入世，进行反封建理学的斗争。李贽何尝是谨守佛教戒律的虔诚僧徒，这不过是李贽探索人生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李贽弃官以后隐居龙潭湖的十多年间，并不是出世的佛教徒或隐士，而是在进行紧张而艰苦的探索、著述和斗争。尤其是《焚书》和《藏书》的写作，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追求。

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64岁，他的《焚书》在麻城刻成。他在《自序》中说：“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又说：“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这就表明，李贽已经预料到，《焚书》的出版，必将引起封建统治者对他的迫害，但他还是以无所畏惧的态度，将《焚书》刻印了。在《焚书》里，他公布了与耿定向论战的七封信，把耿定向的伪道学面目揭露无遗，同时还尖锐地揭露了当时那些讲理学者的丑恶嘴脸，并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学派的祖师孔子及其所谓“经典”。如《童心说》，指出“六经”、《论语》《孟子》，不但不是“万世之至论”，而且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李贽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批判，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可算是空前激烈的，不但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对后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焚书》具有对封建统治者强烈的揭露和批判性质，以耿定向为代表的封建理学家和黄、麻地区的官吏士绅，纠集了一批打手，趁李贽出游之机，对他进行辱骂驱逐，并用造谣诬蔑的手段，对他进行种种迫害。

万历二十四年（1596），李贽准备去山西，湖北巡道御史史旌贤却发出了要法治他的警告。面对反对势力的威胁，李贽从容镇静而坚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窃谓史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夫有罪之人，坏法乱治，案法而究，诛之可也。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若吓之去，是以坏法之人而移之使毒害于他方也，则其不仁甚矣！他方之人士与麻城奚择焉？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在李贽的斗争下，反对者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此时，李贽应丁忧家居的吏部右侍郎刘东星之邀，到山西沁水作客。在这里他完成了《道古录》（又名《明灯道古录》）。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又应大同巡抚梅国桢之约，由沁水到了大同，在这里他完成了《孙子参同》。而后他又到了北京。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贽在焦竑的陪同下，由北京乘船顺运河南下，到了南京。在南京期间，李贽曾三次会见意大利人利玛窦，并写下了《赠利西泰》诗一首，成为中西交流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贽的《藏书》在南京刻成。李贽自述他写作《藏书》时的情况说：

 

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觌，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

 

李贽正是抱着“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为古人辨雪的战斗精神，从事《藏书》著述的。李贽要和谁战斗？怎样为古人辨雪？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明确提出反对“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并公开申明，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李贽正是抱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明确目的写《藏书》的。《藏书》是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它“起自春秋，迄于宋元”, “人更八百，简帙亦繁”。在这部“系千百年是非”的六十八卷巨著里，李贽以反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儒家传统观点，为不少历史人物做了翻案文章。正如李贽自己所说：《藏书》“其是非堪为前人出气”, “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予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

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又回到麻城龙潭湖，“著书谈道，听者日众”，以致“喧阗郡邑”，引起极大反响。因此，也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再一次对他进行迫害。他们以“异端惑世”“宣淫”等罪名，拆毁了李贽居住的芝佛院。李贽不得已暂时避到商城黄蘗山中。

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贽在曾任御史并因抗疏神宗而被削职为民的马经纶陪同下，到了通州（今北京通州），住在马经纶家。在这里，他除了不时会见一些求学问道者外，就集中精力修改已经刻印的《易因》，并最后定名为《九正易因》。这是李贽的最后一部著作，其中有些地方表现了李贽的形而上学思想，甚至杂有占筮的神学谬论。但很多解释也阐明、发挥了《周易》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因素，并多有反传统思想的论述。

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已经76岁，但是他的反对者仍在加紧对他的攻击与迫害。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神宗，攻击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要求“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张问达的书一上，神宗朱翊钧便亲自下令逮捕李贽：“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李贽就是在这种“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下，被逮捕入狱了。在狱中，李贽仍不屈于压迫，忍受着严重的疾病痛苦，读书作诗自如。最后，终因精神崩溃自刎而死，表现出与卫道士斗争到底的精神，走完了他的悲剧人生。

李贽对于死，是早有准备的，也就是说对于卫道士对他的迫害是早有认识的。他曾对汪可受说：“得荣死诏狱（皇帝亲自下令逮捕审问的案件），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他在与焦竑的信中说：“闻有欲杀我者，得兄分剖乃止，此自感德。……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犹闻侠骨之香，死犹有烈士之名，岂龙湖之死所可比耶！”他在七十二岁那年写的《老人行叙》里说：“虽曰《老人行》，而实则穷途哭也。……百世之下，倘有见是书而出涕者，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始终不惑，圣域立跻，如肇法师所谓‘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吾夫子所谓‘有杀身以成仁’者，则所著之书犹能感通于百世之下，未可知也！”

“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这是李贽一生的自我写照。尽管李贽的思想比较复杂，有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也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强烈地反对封建理学，思想里也仍然有儒家传统的影响，如此等等。但是，就他的思想行为的主要方面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是当时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反对封建理学的不屈斗士。李贽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正因为此，也构成了他悲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