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贵霜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以前学界往往认为，贵霜的建立者是大月氏人，而大月氏人是游牧民族。所以在当时所谓的世界四大帝国罗马、安息、贵霜、汉朝中，除了贵霜是游牧民族立国，其他三大帝国都是由农耕民族建立的。基于这样的判断，就会认为，贵霜帝国推崇暴力征服、游牧经济，就如历史上众多的游牧民族帝国——如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帝国——那样。但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往往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强大，有学者据此提出骑马民族论和征服王朝论。一旦军事力量衰落，帝国就会迅速瓦解。但很显然，跟历史上的那些游牧王朝不同的是，贵霜帝国存在的时间并不短，虽然没有罗马和汉朝那么强盛，也没有延续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在贵霜统治阶段，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宗教、技术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乘佛教在贵霜帝国获得飞速发展并传入中国，独树一帜的犍陀罗艺术至今令人惊叹。这些伟大的成就，使贵霜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据汉文文献记载，统一后的贵霜帝国非常富庶，甚至《水经注》认为它的富庶超过了中国。《水经注》卷二记载：“（贵霜）土地平和，无所不有，金银珍宝，异畜奇物，逾于中夏，大国也。”《水经注》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贵霜帝国的基本认识，直白地指出它是一个“大国”，认为它的富裕超过中土（当时中土陷入长期战乱）。即便是贵霜的农业，比起很多文明来说也毫不逊色。比如巴克特里亚地区本就水源充足、土质肥沃、农业发达，之前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这里建造了成熟的灌溉农业体系。到了贵霜时代，在这些农业传统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继续得到王朝的支持和鼓励。灌溉系统得到扩建和扩展，农业获得了新的持续的发展，在南部地区，出现了集中开垦的农田和农业绿洲。似乎贵霜政权执行了鼓励垦荒的政策，中亚的泽拉夫尚河下游、锡尔河中游及塔什干绿洲地带，以及阿姆河与锡尔河下游地区的广大农业地区，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有的地区即便跟今天相比，其农业灌溉面积都毫不逊色。

张骞通西域之后，不但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科技和物种的交换。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自大宛以西至安息，这些地方都没有丝绸、漆器，也不懂铸造铁器。随着汉朝的冶铁、井渠法传入，给贵霜帝国的农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锄逐渐被更有效率的农具犁所取代。铁犁在耕地、果园、葡萄园中都能使用，装有铁犁头的木架犁广泛在贵霜得到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业装备的升级，必然带来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贵霜帝国广泛种植粟、大麦、小麦等农作物，杏、桃、李、甜瓜、葡萄等水果，以及芝麻、棉花、苜蓿等经济作物。中国文献，例如郭璞注《山海经》赞曰“月氏国多美果”。

张骞通西域时，见到这里“俗嗜酒，马嗜苜蓿”，也就是人喜欢喝酒，马喜欢吃苜蓿。于是汉朝使者取葡萄和苜蓿种子带回中原，从此中土有了葡萄和苜蓿。汉武帝为了招待使者和养马，特地在离宫旁都种上葡萄和苜蓿，一望无际。司马迁记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唐人写诗描述其事：“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苜蓿是上好的饲料来源，对牲畜养殖非常重要，可以养出健硕的好马。至于葡萄，前书已经揭示，饮酒在犍陀罗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当地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骞在大宛，就见到当地人用葡萄酿酒，富裕的家庭甚至藏酒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会腐败。葡萄起源于小亚细亚东部，然后向东西方传播。在荷马时期，葡萄酒已经成为希腊日常生活和宗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酒神崇拜也成为希腊宗教和神话的重要主题，有关酒神崇拜的主题随着希腊文明传入中亚，进入了希腊-巴克特里亚以及后来的贵霜社会。葡萄传入中国，从稀罕到普遍，给中土带来了更丰富的物产。汉语“葡萄”一词的发音，很可能来自希腊语的βóτρυ（botrus）。

除了农业和畜牧业，贵霜帝国最激动人心的经济活动，是基于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从1世纪开始，丘就却、迦腻色伽等贵霜君主东征西讨，囊括阿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大片领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贵霜的位置正处于横贯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上。贵霜帝国的出现，取代了以前小国林立、战乱不止的局面，给长距或者本地的商业贸易提供了更安全的保障，也减少了商团的交税成本，提高了商品交换的效率。有证据也显示，贵霜统治者鼓励商业发展，由此在国际贸易中积累起巨量财富。几乎与贵霜帝国建立同时，贵霜人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商业网络。商业不仅在贵霜帝国内部各族群之间繁荣，也带动了与罗马、安息、东汉等各个国家地区的商品交换。印度的香料、象牙，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埃及和西亚的玻璃等商品川流不息地在商路上运输。随着商业的交流，宗教输出输入也成为重要的历史情节。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的理念、艺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世界。甚至从西方传入的音乐理论和新的乐器，比如箜篌、琵琶、胡笳等，也从中国传统的琴瑟之音那里夺去不小的表演份额。

贵霜人建立的庞大贸易帝国，以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为中心，连接着罗马等西方世界和中国等东方世界，可谓是一个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与西方世界的连接，水路是印度洋西部航线：从埃及亚历山大城等港口出发的商船，穿过红海，绕阿拉伯半岛向东，或者从波斯湾出发的商船，往东在印度河下游的港口登陆，再把货物运到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然后送往中国、印度等地，或者在当地售出供本地居民消费；陆路或取道南西伯利亚，或经黑海、外高加索、里海、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然后从巴克特里亚往东进入中国，往南进入犍陀罗、印度。贵霜商人和粟特商人一起，在1—4世纪，几乎垄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葱岭以东虽然不在贵霜的统治之下，但是西域诸国都给予贵霜商人贸易自由，甚至大力支持，让他们在欧亚贸易中扮演中介的角色。他们往中国贩卖的货物包括和田的玉石，阿富汗北部的青金石，印度的珠宝、佛教用品等。另外，从犍陀罗存在一条去往印度西北海岸港口婆卢羯车的贸易支线，通过这条商道，西方、中国、东南亚的货物都可以运抵贵霜，然后转运他处。尤其是在陆路交通因为政治等原因阻绝的情况下，这条海路就变得异常重要。公元前127年左右，张骞在巴克特里亚见到来自四川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就很可能是通过这条贸易路线运到巴克特里亚的。在数百年间，贵霜帝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发动机的作用，大部分的国际贸易都通过它的中介角色而达成，贵霜商人奔走世界各地，对文明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商业利润之外，宗教、思想、文化、物种、技术等的交流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所起到的作用，更是无法估量。

有关贵霜商人参与长距贸易的证据，通过考古发现不断揭示出来，令今人对贵霜这个商业帝国有更多的认识。位于亚丁湾和印度洋交界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发现了佉卢文、巴克特里亚文、婆罗米文的铭文，或可佐证当时贵霜商人曾经达到过这里。文献记载也佐证贵霜商人当时在远洋贸易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希腊作家克里索斯托姆（Dio Chrysostom）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演讲也提到了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这正是阎膏珍统治时期，说明当时贵霜商人已经积极主动跨越大洋，到东西方做生意。中国史料记载贵霜商人在印度和东南亚贸易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这一点也被考古证据所佐证。阎膏珍及其子威玛•卡德菲塞斯的铜币在越南湄公河等地出土。除了钱币，在当地出土的犍陀罗式女神雕塑也跟锡尔卡普的同类雕塑极其相像，很可能是贵霜商人携带至此的。

贝格拉姆宝藏中的象牙雕版非常精美，带有显著的印度艺术风格，跟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当地艺术风格不同。其中一件精美的女神雕像，女神站立在摩羯鱼（Makara）之上，身材婀娜，曲线玲珑，可谓精品。摩羯是印度宗教信仰中常见的一种带有神力的动物，可知这件象牙雕刻是为了吸引印度用户的眼睛。

贵霜商团也在跟中国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贵霜商人奔走于长安、洛阳与西域间的路途中。敦煌悬泉汉简有17枚提到月氏使者或“大月氏客”（商人）。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这个时候贵霜帝国还未建立，仍是大月氏王时代，但两者间已经有了贸易往来。楼兰、尼雅出土的汉简提到“月支国胡”。贵霜建立之后，两者间贸易开始不断增长，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汉佉二体钱的发行。这种带有汉文和佉卢文两种语言的钱币，显然很利于两国贸易。佉卢文甚至作为官方语言在西域的一些邦国中使用。19世纪末以来，大量贵霜钱币在和田、楼兰、阿克苏等地发现。甚至更往内地的宁夏也出土了17枚贵霜铜币。在中国的贵霜商人，很可能会被称为印度人，因为此时大片印度土地属于贵霜版图。所以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古粟特文信札中有提到贵霜商人和粟特商人在洛阳的内容。1988年出土于甘肃靖远县北滩乡的一件鎏金银盘，上面刻着巴克特里亚文，时代是3—4世纪，可为长距贸易的明证。这件银盘先从罗马运到巴克特里亚，在此刻上巴克特里亚铭文，再被运到中国贩卖。

由于贸易和传教等原因，不少贵霜人在中国定居。在长安、洛阳等核心地区，有大量贵霜人定居生活的痕迹。除了译经僧和外国人质外，甚至包括一些下层人士。东汉末年，董卓被吕布等人谋杀，董卓女婿牛辅在战乱中仓皇出逃，结果被亲信所杀，杀死他的亲信就是“支胡”，可能是贵霜人，董卓的凉州军团中应该有不少来自贵霜、中亚的人。贵霜人在中土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玻璃的传入。最初玻璃在中土非常稀少，被视为珍宝的一种，甚至用作供奉舍利的七宝之一。玻璃品很多是在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城制造，然后运到东方贩卖。中国人最初对玻璃和水晶并没有严格区分，故以高价购买。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贵霜商人来到洛阳，说自己会“铸石为五色琉璃”，然后在山中采矿，在洛阳铸造。他们制造的“琉璃”甚至比从西方买来的还要润泽精美。由此，中国人掌握了“琉璃”的制造技术，“琉璃”价格也就一落千丈，“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贝格拉姆宝藏保存了为数众多的玻璃制品，很多是喝酒用的酒器。玻璃在当时仍是比较奢侈的物件，这些玻璃容器上有彩绘的图案，其中一类图案是战争场面，甚至有学者认为，表现的是特洛伊等历史上有名的战争场面。除此之外，玻璃容器彩绘也展现了渔猎的场景：奔跑的动物，各样的鱼，等等。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贝格拉姆宝藏中居然保存了大量用玻璃制成的海豚和鱼。虽然还不清楚这些制作精美（鱼眼和鱼鳍用蓝色玻璃制成）的艺术品具有什么功能，但是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当年丝路贸易的丰富层面。

除了金银，奢侈品在贵霜商人的货物中占很大的比例。比如珊瑚，罗马帝国境内的地中海及红海是重要的珊瑚采集地。虽然罗马人并不稀罕这种东西，但在中国，珊瑚却被视为珍贵的珠宝，因此珊瑚成了极具商业价值的货物。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生产的石棉，在中土叫作火烷布，也是重要的商品。其他的，还有从西方输入的安息香。此时，中国丝绸技术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改造后，传入罗马。穿丝绸衣服成为罗马的时尚，丝绸成为抢手的奢侈品，甚至导致罗马元老院因财政困难禁止男子穿东方输入的丝绸。还有贵霜本地特产，也是重要的商品，比如费尔干纳的马、巴克特里亚的双峰驼，都是外国喜爱的商品。双峰驼长于驮运货物，能跨越干旱沙漠，所以成为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最佳运输工具。此外，犍陀罗还以出产木材著称。波斯皇帝大流士兴建宫殿，所用木材据说就是从犍陀罗送来的。直到20世纪，当地的木材还在白沙瓦出售，用来制作木碗、木盘等。由于环境变化，森林大量消失，现在犍陀罗已经失去了古代森林葱郁的面貌。

跟繁荣的商业经济相匹配，贵霜的货币发行也异常丰富。张骞第一次把这一地区的货币情况传到中国：“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张骞还强调，这里的人“善市贾”，用金银做器具。贵霜第一代国王丘就却发行的钱币主要是铜币，绝大多数钱币上的铭文使用最高王号“大王、王中之王”，或者是“大王、伟大的贵霜王”。钱币样式深受希腊传统影响，有的钱币上有宙斯或战神赫拉克利斯的形象。丘就却在位时间约为30年到80年，活了八十多岁。统一之后，贵霜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贵霜又鼓励印度地区同罗马等国进行海上贸易，于是大量罗马钱币通过贸易进入贵霜。贵霜的政治体制中，地方政权似乎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

从阎膏珍到威玛•卡德菲塞斯，金币开始被广泛使用，这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国际贸易的繁荣。贵霜不盛产黄金，中亚和北印度都不产黄金，南印度黄金产量也很少，而且没有记录显示黄金从南印度往北运输。当时生产黄金的主要是阿姆河流域，但是繁荣的丝路贸易从其他地区带来了黄金，贵霜的黄金主要来自跟罗马的贸易。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于2世纪初期两次击败位于罗马尼亚的达契亚人（Dacia），夺取了达契亚金矿，使得自己黄金产量大增，不再仅仅依靠西班牙的金矿，进而可以使用黄金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沿着繁荣的丝绸之路，来自罗马的黄金持续不断地流入贵霜，给贵霜的经济繁荣注入了活力。不过相比金币，在国际贸易中，贵霜人更倾向于使用铜币。从考古证据来看，在东西方发现的贵霜钱币大部分都是铜币。但因为罗马主要用金银作为支付手段，而中国商人需求的主要商品中也包括金银——当时中国的金银产量不能满足需求。金银价格在中国很高，不论《后汉书》还是《魏略》，都把金银列在货物首位，颇能说明问题。

最能反映贵霜商业繁荣的，可能是出土于贵霜夏都迦毕试的贝格拉姆宝藏。贝格拉姆位于阿富汗东南部，喀布尔河的两条支流交汇处。北边是兴都库什山，东南为河谷。这里自古就是西亚、中亚和印度之间的交通要地。在大流士的贝希斯敦（Bisitun）铭文中提到了迦毕试，其本意就是“城镇”。1922—1925年，法国阿富汗考古团的富歇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城址，北城被称为“旧王城”，南城被称为“新王城”。1937和1939年，哈金（ J. Hackin）夫妇在新王城Ⅱ号发掘区发现了两间密室。密室门道被砖墙封堵，里面藏着一大批外来器物，这些器物来自中国、印度、罗马、希腊、埃及、腓尼基等不同地区，包括上千件象牙和骨雕，179件玻璃器，61件石膏制品，112件青铜器，还有部分陶器、铁器、漆器碎片等。这就是有名的“贝格拉姆宝藏”。

一般认为，玻璃器、青铜器、石膏制品来自罗马，象牙和骨雕来自印度，漆器来自中国，琉璃制品来自腓尼基。最初哈金认为这是迦腻色伽的宝藏，但后来证明其时代可能早一些。富歇认为新王城是贵霜帝国的夏都迦毕试，这座城的建造年代大约是1世纪。这些器物，根据学者的研究，基本属于1世纪中期和2世纪初期。所以有学者认为，这里是贵霜帝国的一处商业据点，贝格拉姆宝藏其实是这个商业据点最后的存储地。考虑到所有器物都出自同一时段，而且成批出现，所以很可能这里的确是一处商业仓库，而不是宫殿或者别的建筑物。这批器物大部分是日常用品，并不是纯粹的艺术品或者奢侈品。在贝格拉姆宝藏中出土的融合了希腊赫拉克利斯和埃及神祇塞拉匹斯的神像，证明贝格拉姆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贝格拉姆宝藏中的石膏雕像表现的是希腊罗马神祇，绝大多数是浮雕盘。这些浮雕盘呈圆形或梯形，上面描绘了太阳神阿波罗、酒神狄奥尼索斯、爱神阿芙洛狄忒等。这些器物销售的对象可能是居住在这里的希腊化遗民。整批器物缺乏本地文化因素，比如当地的青金石等，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佛教的宗教用品。考虑到佛教在当地传播的情况，这个商业仓库的时段很可能是1世纪中期。

但这个仓库或商站到底属于谁，是贵霜人，还是罗马人的，尚不清楚。1—2世纪，罗马帝国涌现出了斯特拉波（《地理学》）、梅拉（《地方志》）、马林（《地理学导论》）和托勒密（《地理志》）等人。他们根据罗马商人提供的信息，把地理学极大地推进了。托勒密的世界地图甚至标注了很多印度和中亚的山川、城市。这说明罗马商人足迹遍布各地，贸易据点深入中亚。这处商业据点是不是罗马人建立的呢？不得而知。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在50年的时候，丘就却挥师南下，攻占喀布尔河谷，之后又攻占布路沙不逻。60年左右，丘就却攻占塔克西拉。在战争过程中，可能是受到惊吓的贵霜人或罗马人商团仓促将商站封闭，让贝格拉姆宝藏一直保存到今天。

贝格拉姆从地理位置上看，作为商业中转站再合适不过了。不论是从阿富汗去西方，还是从喜马拉雅去东方，都必须经过此处，穿越兴都库什山中的狭窄商道。贝格拉姆是丝绸之路上不可忽视的商业中心。从亚历山大城等地运来的货物沿印度河北上，到达贝格拉姆。这样一来，西方商人就可以从海路切入陆路商业网络，从而避开安息对贸易的阻隔垄断。无疑，这些商人及其代理人通过贝格拉姆，将海上运来的货物分销到贵霜各地，或运往印度、东方进行销售。虽然不知这些国际贸易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但贵霜人应该在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贝格拉姆的这座商品仓库的所有者，也可能需要定期向贵霜官方缴税。

在犍陀罗浮雕中，马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早在希腊-巴克特里亚时代，马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土的一件银制马车玩具惟妙惟肖，马匹健硕有力，但马车轮子是固定的，无法转动。作为儿童玩具的马车出现，也说明马在日常生活中地位非同一般。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一块反映特洛伊木马计的浮雕也为大家所熟知。浮雕中的马应该是犍陀罗本地马的样子。在佛传故事浮雕中，马经常出现，比如释迦王子骑马出行、离宫出走、和车夫与宝马告别，以及马带佛陀舍利归国等。释迦太子往往是贵霜贵族打扮，其宝马揵陟则装饰奢华，身姿健硕，反映了当时人眼中宝马的形象。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写《天马歌》，歌颂大宛出产的宝马说：“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月支窟的说法，似乎暗示月氏的养马技术极为高超。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宝马不惜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在贵霜帝国极盛时期，大宛正处于其统治范围内。汉文史料也屡屡提及，月氏及后来的贵霜帝国以出产良马著称。马在贵霜社会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犍陀罗浮雕艺术中屡屡出现的犍陀罗马形象，为今人提供了直观的感受。

东吴黄武五年（226），孙权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等国。回国之后，康泰撰写了《外国传》一书。后来此书散佚，部分内容保存在《水经注》《史记索隐》《太平御览》等著作中。比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外国传》记：“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可见月氏（即贵霜）以马著称，已被广泛认同。又如《太平御览》引《外国传》记：“加营国王好马，月氏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于路失羁绊，但将头皮示王，王亦售其半价。”可见贵霜商人经常把优良的犍陀罗马运往东南亚贩卖。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提到犍陀罗马的情况，在其《赌骰篇》中提到各国献给婆罗多族的礼物时写道：“大王！婆奴迦车（Bharukaccha）呈送的贡品全部是犍陀罗马。”可见马在贵霜商人的贸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三国时期东吴的丹阳太守万震著有《南州异物志》一卷，很可惜也散佚了，残存一些语句见于其他著作中。比如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注解大月氏或者贵霜帝国，提到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也说明贵霜以出产良马著称，马在贵霜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佛教文献经常提到，迦腻色伽的军队有马兵、象兵、步兵、车兵，可见骑兵在贵霜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壁画等材料看，贵霜骑兵分为两种，一种是骑射的轻骑兵，装甲较轻，士兵主要用弓箭作为战斗工具。另一种是具装重骑兵，一般配备长矛、砍刀等武器，具备冲撞能力。在贵霜君主发行的钱币上，经常出现君主骑马的形象，而且佛教转轮王的身份标志七宝中亦有宝马。可看出，迦腻色伽等护持佛法的君主，因为马的重要性，在佛教文献中经常提到马的作用。

马作为交通工具、战争资源，在贵霜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养马，月氏人也以养牛著称，整个畜牧业都很发达。从大月氏阶段进入贵霜帝国时期之后，整个帝国的畜牧业非常繁荣，汉文史料有很多记载。比如《通典》记载，大月氏“国人乘四轮车，或四牛、六牛、八牛挽之，在车大小而已”。甚至流传一些看似神奇的事情，比如《元中记》记载：“大月氏又有牛，名为曰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疮愈。”这种牛肉取之不竭的传说，或许仅仅是大月氏畜牧发达、产量丰富的反映。类似记载还见于《山海经注》和《太平御览》，说“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尾，即羬羊也”。可见大月氏畜牧业之发达，马、牛、羊的品种都非常优良。大月氏也盛产单峰驼。《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国……出一封橐驼。”橐驼即单峰驼。此外，费尔干纳出产“天马”，即汗血马，极善奔跑，汉武帝曾为得到天马而发动对大宛的战争。巴克特里亚盛产双峰驼，适于驮运货物，穿越沙漠，其身影往返于丝绸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