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乡村社会的管理者：精英阶层的形成

中国古代，朝廷任命官员最低级别至县一级，县以下乡村的管理者不属于朝廷命官，闾里乡亭之长，均产生于乡间村民之中，不具备命官这一朝廷代理者的身份。乡间管理者如何产生？又如何获得左右乡里的权威？虽然讨论管理者不属于地理研究诠释的内容，但却是在乡间社会产生，又反作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的重要问题。

乡村的事存在于多重复杂关系之中，涉及这一问题，杨懋春有这样的概括：“传统农村中正式的或公认的行政组织与实际情况有一部分不同，在公认的行政系统中，最高领袖是村长，政府所承认的是村长，村长之下有乡约、地保、邻闾长。在实际上，村中的最高掌权者是族长或乡绅，但这些人往往隐在幕后，更不跑腿办事。”这说明，事实上乡村管理者存在于两个层面之中，即表面的与事实的。表面的是那些跑腿的村长、里长，事实上的管理者是背后的“精英”。乡村社会的管理者来自民间，山西本土人将他们称为“能人”，学术界则赋予他们“精英”之称，无论能人还是精英，固然均来自乡间，却在某一方面不同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致力于农活的农民，获得乡村管理权的精英或才能过人，或拥有资财，凭借两者或其中一点，他们赢得了这份权利。那些具有名分的村长等职多不在能人、精英之列，隐在背后的则是这些精英人物，他们是乡间社会的真正操纵者。

乡间的精英非能即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然拥有支配乡里的权威，获得这份权威的途径在于预付资本。从经济学角度解释预付资本，这是投资者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获利而预先垫付的资本。投资者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重新得到它，并且获得比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乡间精英的预付资本虽然与经济学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预先投入，带来日后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山西乡村社会精英人物预付资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以开渠引水为例，开渠兴工之初投资出力，无论人力、物力投入多的均会在水渠修成之后，凭借先期贡献，在保证自家田亩灌溉的前提下，赢得水渠灌区管理的话语权；同样与水渠相关，无论为赢取分水比例而下锅捞钱，还是置身械斗慷慨赴死，乃至为保全灌渠利益对簿公堂，这些拼死之举同样赢得预付资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可以概括上述两种预付资本获取的形式。乡间社会具有话语权的还存在第三类人物，即宗族中族长，即使山西宗族势力逊于南方，族长也是不可忽视的乡间精英。仔细追寻，族长地位的获取同样与预付资本相关，这份预付资本在于，族长的先人对一宗、一族的繁衍拥有创造之功，依嫡长子继承序列，宗族之内成员自然需要礼拜当世的族长，若没有当今族长祖宗的祖宗，就不会存在现今的儿孙之辈。无论预付资本表现为哪一种形式，乡间社会精英人物身份的获取，均与此相关。

乡村中面临各种事务，且能、财、力过人者并非一人，平衡这些人物的方法如同公司中的董事会，但凡列入董事会之中的均为创业有功的大股东，乡村中投入较多预付资本的人物自然跻身“大股东”行列中，一年或三年其中一位执掌乡间事务，任期过后继续轮选且继位者仍然出自这一圈层。只有当新的人物能、财、力具有不凡的表现，打破现有平衡，才需要进入新一轮的精英组合。执掌乡间事务，且拥有话语权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