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亲历变革，回首峥嵘岁月（1）
蒋大卫 从边陲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到底如何具体实施对外开放，从哪里起步？小平同志倡议创办经济特区，从而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同年11月，又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级的省辖市。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确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特区规划提上日程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深圳市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对特区的发展做了诸多探索和研究，也形成了一些设想，但没有编制总体规划。
到1984年，特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很多外商进来了，国内的机构也纷纷进驻，形成了一股发展的热潮。不过随之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很多单位进来，需要建工厂、建宾馆、建学校……这些项目怎么安排、怎么布局？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制特区总体规划、用总体规划来指导当前和长远的建设就提上了日程。中央当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住建部的前身），部里又把任务交给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在原建工部城市设计院和建筑科学研究院城乡规划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革”期间，两院解散，研究人员被下放。我当时在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被下放到湖南长沙。“文革”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恢复建制，部分人员陆续回京。到1984年，虽然很多人已经回来，但技术力量依然不是很强，承担这项任务有困难。院里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再调回一些技术骨干来承担这项工作，中央同意并进行了特批，我就是被调回来的人员之一。
经院里研究决定，由我和宋启林负责深圳规划这个项目。当时考虑到工作的长远性，有很多工作要长期延续下去，就在深圳成立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咨询中心”，专门负责与规划相关的各项工作。宋是经理，我是副经理。宋主要搞管理，我主要负责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经济特区”该如何定位
深圳市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其中特区部分327.5平方公里。当时建设了一条全长80多公里的铁丝网（也叫“二线”，即特区管理线）把特区与非特区分隔开来，两侧设有巡逻道，以防特区外的人随意进入。我们负责编制总体规划的范围，就是“二线”以内的这327.5平方公里，而不是整个的深圳市。
编制特区总体规划，首先碰到的是对“特区”的定位问题。什么是“经济特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出现了不少的“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区、高新技术区……经济特区还是头一次。到底应该怎么搞，大家比较迷茫。深圳市政府专门请来专家研究，有人认为特区就是搞出口加工，有人认为是搞来料加工，有人说就是搞工业，众说纷纭。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大的一块地盘不可能仅仅是建一个工业开发区或者经济技术开发区那么简单，而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的、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型经济特区。但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观点。
后经综合考虑，这个定位还是被确定下来，并写进了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文件里，即：“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高度文明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定位中写到“以工业为主导”，那么这300多平方公里是搞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搞中小工业还是搞大工业，当时也有各种意见。有人认为应该是钢铁、水泥、石化、汽车这样的大工业（因为当时我国正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制造业）；有人认为受土地和水资源所限，特区不具备搞重工业或大工业的条件（虽然特区有300多平方公里土地，但可使用的只有一半左右，并且深圳是个缺水的城市）。
后来有位著名专家提出，深圳的工业应该以“轻、小、精、新”为主——轻就是轻工业，小就是不搞大型工业，精就是精密的工业，新就是高新技术的工业。这个意见比较符合特区未来的发展，我们遂进行采纳并写进了特区总体规划的文件里。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定位是正确的，后来深圳工业的发展也一直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
建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
规划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规模问题，既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也包括城市用地规模。
城市人口规模是编制总体规划最基础的数据，是用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配置的依据。对于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城市，如何预测规划期末（2000年）人口规模，既有难度，又有风险。所谓难度，是指传统的预测技术方法不太适用；所谓风险，是指根据国家当时的城市发展方针，我们的规划要冒政策的风险，还要顶住舆论的压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的方针确定为：严格控制大城市（50万—100万人）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20万—50万人），积极发展小城市（20万人以下）。1984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户籍人口已经有20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20多万，已经超出了小城市范畴，快达到中等城市水平了。我们做了各种预测，到期末都接近大城市规模了。但国家要求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我们怎么办？
最后经我院周干峙院长和咨询中心诸多专家共同研究，本着求实的精神，规划确定：深圳经济特区2000年的人口规模为户籍人口80万人、流动人口30万人。这实际是一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了。
之所以做这样的预测和规划，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创立经济特区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它将是国家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发展思路上要有所突破，特事特办。
其次，经济特区本身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又紧临香港、广州两大重要城市，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发展潜力巨大，而且还处在起步阶段，并不是像某些日本传媒所说的“中国要压缩特区投资”“中国已经开始修正经济特区政策”。
再次，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年均人口递增率都在10％以上，即使以后按3％—4％的年均人口递增率计算，到2000年也是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大于100万人）了。十几年后的实践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另外还有用地规模。特区可用地150-160平方公里，编制规划不能把这些地一次性都用光，要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当时分析了国内外城市的综合发展状况，发现差别很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及北欧国家的城市居民住宅以低层为主，单位面积大；城市生态环境好，绿地多；出行以小汽车为主，道路密，停车场多，占地大；加上人少地多，人均用地大多在200平方米左右。
而在我国，像香港这样的发达城市则人多地少，高层住宅多或低层住宅高密度，绿地少，公交优先，人均用地在30-40平方米；不同城市的差别也很大：如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的城市人均用地约200平方米，而上海、四川和东北等地的一些城市就比较低。当时上海600多万人口，城市建设用地不到200平方公里，人均用地只有30平方米左右。从全国来讲，当时人均用地大多在80-100平方米。
综合特区用地条件，我们最后确定规划建设用地123平方公里——如果按期末总人口110万计算，人均面积在110平方米左右，超过了当时国内平均水平。除此之外，规划还注重城市各类用地的合理结构，保证居住、绿化、道路交通、工业等主要用地的需求。规划还预留了沿深圳湾及前海湾的发展用地。2000年以后，这些预留用地陆续开发利用，验证了规划的前瞻性。
如何合理布局
第三个是布局问题。城市规划，就是把一个城市的主要组成要素包括居住、工业、仓库、道路、绿化、公共设施（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公安、商店）等用地进行合理布局，使彼此之间有一种协调的、科学合理的相对位置。如：工厂不能在上风方向，以免烟囱冒出来的烟吹到下风方向的住宅区里；公园要跟居住区相结合，以便于居民休闲；工厂不能和居住区离得太远，以免带来交通问题……不仅如此，城市规划还要落到1∶10000或者1∶5000的图纸上，这也是城市规划跟其他规划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发改委或土地部门的规划，基本上是战略性、宏观性、指标性的，并不落实到土地空间上，而城市规划是要明确落地的，要定性、定位、定量，有的甚至还要有标高。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很多工程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虽然在编制规划过程中会涉及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土地利用上，城市总体规划说到底就是城市范围内的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在发展，人口在增加，所以每个规划都是有期限的。城市规划法规定，一个规划通常是管20年。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总体规划的期限是从1986年到2000年。1996年的时候，这个规划重新修编了一次，做到了2010年。一般来讲，每个城市规划都需要十年左右修编一次。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跟我们不太一样，规划期通常较长，主要是它们的城镇化程度已经很高，城市人口增长缓慢，规划只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调整完善就行了。但我们不然，中国的城市在不断发展，不确定因素很多，所以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难度也较大。
那么，规划布局中哪些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呢？
城市建在公园里
第一是环境优先。深圳经济特区是带状地形，东西长49公里，南北平均宽7公里，东起大鹏湾，西至珠江口，东有梧桐山，北有笔架山，南邻香港，以深圳河为界。不管从周边环境还是自身地形来看，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良好，编制总体规划应该充分利用并保护好它的自然条件。
在这一点上，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很高瞻远瞩，他们要求“把城市建在公园里，而不是把公园建在城市里”。这种想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参观了国外的很多城市后受到的启发，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整个城市像建在一个大公园里，堪称“花园城市”的典范。
深圳经济特区三面环水，大鹏湾非常漂亮，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没有一点污染；大小梅沙的沙滩也非常好；珠江口的伶仃洋景观特殊；深圳湾虽然是淤积形成的，没有沙滩，但视野开阔，为优化城市景观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另外，在福田区有一大片红树林，具有保护海滩、修复生态的功效；南头有一大片荔枝林，树木大都有百年树龄，树冠盛大，景观奇特。
当时还没有“生态城市”“园林城市”“海绵城市”这样的概念，但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建设一个环境优美城市的设想是明确的。咨询中心几位绿化专家踏遍了特区的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林地、草地、滩涂，每一个有发展潜力的景区景点，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充分尊重生态环境的绿色规划：在保留五处大面积荔枝林及沿海红树林，建设和恢复了20余个风景点的基础上，还规划了一个近郊风景区（5440公顷），22个市、区级公园，以及总长140公里、宽度在15-30米的沿街绿地（后两项总面积达453公顷），构成了城市完整的绿地系统。
这样的规划，使特区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了17.8平方米（当时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足1平方米，北京也不到6平方米）。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个绿地系统规划大部分实现了。今天，深圳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离不开此规划打下的基础。
宜居很重要
第二是居住优先。特区要想吸引人才，就要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条件。为了保证居住优先，我们规划了179片大小不等、可以容纳80万以上户籍人口的居住区（流动人口大部分是租住农民的房子或由雇佣单位提供单身宿舍，变动性很大，规划难以做周全的考虑。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似乎都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小区住宅以多层为主，适当配置高层和低层。
1985年，深圳市政府请同济大学建筑系老师设计了内地第一个全高层居住小区——白沙岭居住小区。小区各项技术指标都可以接受，但造价较高，用地并不节省，推广有困难，所以总体规划中高层住宅占比不大。规划中的居住小区容积率大多定在0.8-1.2，为以后人口容量的增加留有了余地。
由于总体规划提供了足够的居住用地，且这些用地有序地在全市合理配置，为特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房建设提供了保证。良好的居住条件有利于工作的稳定，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全方位的交通体系
第三是交通优先。我们为特区规划了一个全方位的交通体系。
1984年，特区只有一条广深铁路和一条广深公路与外部相连。广深铁路在罗湖跟香港的铁路连接起来，如果到深圳，就在深圳站下；如果到香港，要在罗湖口岸过关；如果想坐飞机到深圳，不能直达，需要在广州白云机场下机再坐大巴，深圳的对外交通不是很方便。
当时有外商提出要帮助深圳修一条到广州的高速公路（国内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对方愿意提供资金，政府当然欢迎，但在路线设计上双方发生了争议。投资方希望以最短的路线走，以减少拆迁、节省投资，但这样要穿越福田区的红树林。深圳市政府不同意这个技术方案，因为这跟保护生态的原则有矛盾。
后来深圳市副市长周鼎主持会议，把投资商和我院周干峙院长、陈占祥总工程师都请来，还有我和其他一些人员，共同讨论研究。由于市政府之前已经做过调查研究，坚持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也介绍了福田的规划方案，要求对高速公路的走向做出修改。会上，陈占祥总工程师用标准的伦敦英语进行了一番说理，最终牛气的外商接受了我们的要求。
再说城市的市内交通。道路系统对一个城市来讲非常重要，如果把城市比作人体，那么道路系统就相当于骨骼。特区的特点是东西长、南北窄，铁路、高速公路自北向南穿越城市，工业区分散布置，所以特区东西向的人流、车流是主要的，南北向是次要的。
根据这种特点，该如何规划城市的道路系统呢？这就要求先预测车流量。当时内地还没有私家车，小汽车大都是单位的，数量很少。咨询中心参照香港的情况做了交通模拟。那时香港大概平均17人拥有一辆小汽车，相当于四个家庭一辆。但香港由于地方小，是限制小汽车发展的，城市交通主要靠地铁、公交巴士，小汽车大都是有钱人节假日出去玩才开。像纽约和东京等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也是这样，华尔街的白领大都是坐地铁上下班的。深圳怎么办？模拟后的结论是：东西向应该有三条主干道，南北向要有十几条或者更多。
最终我们规划了三横十二纵的路网，即三条东西向的主干道，十二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以及多条次干道和支路，形成“两个梳子”叠加的路网模式。相应地，又规划了20多个立交桥，这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那时北京、上海都还没有。这20多个立交桥，几乎每个都做了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这对以后的城市管理、控制立交桥用地起了较大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内地的港口是很缺乏的。相比之下，与深圳毗邻的香港，港口已经快饱和了。尤其是经济发展以后，东南亚很多货物要进入深圳，所以港口对特区来讲意义重大。
当时我们规划了两个港区：西面是妈湾港、赤湾港，东面是盐田港。妈湾港具有建港的先天优势，它有三公里多的深水岸线和广阔的腹地，道路交通也非常方便，并且还有适合兴建仓储和临港工业的广阔后方陆域，但是开发的工程技术难度较大。盐田港条件也非常好，属深水港，可建几十个万吨级的泊位，缺点是腹地较小，后面就是丘陵。因为盐田港主要是考虑作为集装箱的港口，所以我们规划的重点是研究解决它的疏港条件。
这两个港口都需要很大的投资，当时就有人提出，能不能只建设其中一个。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认为从长远看还是两个都建设较有利，即“两面开弓”。如今盐田港发展起来了，规模很大，妈湾港发展相对缓慢。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几个跟香港联系的口岸规划，如文锦渡、罗湖、落马洲。这三个口岸对促进香港与深圳的联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工业布局也重要
城市规划布局除了充分考虑了环境、居住、交通外，工业也是重点考虑的问题。由于将特区工业定位为轻、小、精、新，所以我们没有规划大的工业区，而是把无污染的工业区进行分散布置。
这样的好处，一是不占用大片土地，二是可以跟居民区靠近，上下班不需要太多的路程。如果一个城市把工业集中在一头，而居住集中在另一头，每天上下班来回跑，交通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把工业区适当分散布置在铁路、公路线附近，运输货物、原材料也方便。
总的来讲，我们的规划是结合了深圳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结合了深圳的原貌，把城市的主要组成要素合理布局。看起来只是一张规划蓝图，实际上有很多内涵，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规划之前我们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对每块地原来做什么、将来做什么都有明确的了解和设想，因为一旦确定了一块地的用途，以后再更改是非常困难的。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后来有些用地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上埗工业区，我们规划时它已经粗具规模，以电子产品加工为主，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电子元件组装慢慢被淘汰了，经济效益不那么好了。而这块地处于城市中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地价来说，原有的厂房不那么值钱了，所以上埗工业区后来全部拆掉，盖成了高层建筑。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属于良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说是用地性质的调整。
除了调查研究，我们还广开言路，听取多方面意见。深圳咨询中心成立后，很多人来了解情况，有的是准备到深圳发展，想了解一下我们大致的规划设想，有的是想了解某一块地的具体用途，有的是希望我们帮助解决一些工程技术问题。我们每天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对于他们的到来是欢迎的，因为我们能借此了解很多信息，对于做规划是有帮助的。
从开始调查研究，到形成一个完整的规划成果，大概花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可以说，这是我工作生涯中最艰苦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
今日之反观
今天，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深圳经济特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是我们做规划时未曾预见到的。
首先是经济特区外的深圳其他地区发展不尽如人意。当时政府委托我们做的是“二线”以内的规划，“二线”以外1600多平方公里（原属深圳市宝安县）的土地只做一般的了解，未要求编制规划，所以并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估计到未来的可能变化。这导致部分区域后来的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在“二线”内按总体规划有序发展的同时，“二线”外的土地其实也在红红火火地“发展”着，国内外投资商、房地产开发商及各类企业纷纷入驻。他们之所以选择这里，有的是因未获批准进入经济特区暂时来“过渡”一下，更多的是看中这片土地上的种种“优惠”条件，如地域大、权力下放、可获得更多更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并且这里管理随意、无规划约束，搞“开发”、搞“加工生产”可获得更多的利益。
盲目无序的“发展”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后果：土地浪费与荒芜、植被破坏、水系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建设低水平化且不成体系、社会管理和治安管理松弛。整体面貌既不像城又不像乡，与“二线”以内城市现代化风貌差距甚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二线”以外地区引进了不少低效益的项目，导致低效益发展。有人在新千年初做过统计，特区外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只有特区的1/7左右，也就是说，如果特区内每平方公里能产出7万块钱，特区外每平方公里只能产出1万块钱。这种缺乏规划的发展以及低水平的管理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不仅在深圳，附近的不少城市也存在这种问题。本来国家设立经济特区是试图通过这个窗口来带动周边高水平地发展，但规划与管理跟不上，就会导致发展失控，以后需做长期调整才能改善。
让人欣慰的是，特区内的发展还是比较稳定有序进行的。当年规划的特区人口是110万（2000年），但到2014年，同范围人口已经发展到了300多万，谁都没想到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尽管如此，特区发展还是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
其次是高强度开发带来的弊端。我们规划的特区，开发强度为中等密度，但后来由于房地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深圳建了很多高层建筑。特别是在一些城中村改造中，建高层更是普遍现象，而且是高层高密度。城中村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拆迁的代价非常高。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开发商往往进行高密度开发，建二三十层的建筑司空见惯，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握手楼”“接吻楼”。由此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治安、消防、交通、基础设施配套、上学问题等。城中村原来住的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租金便宜，为了继续招徕这些租客，农民的房子拆了以后还按低标准建。这样的结果是城中村居住水平很低，人口密度很高。曾经做过调查：深圳某区城中村改造后，在约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住了近80万人，听起来骇人听闻。
高密度开发不仅是规划问题，其深层是社会问题和城市管理问题。行业内有句话叫“三分规划、七分管理”，一个城市发展得好坏与否，规划只起三分作用，七分是管理。不只深圳，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城市，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再次是深圳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问题，这是深圳非常特殊的一个问题。我们做规划时，预测期末特区户籍人口为80万，外来人口为30万，实际上现在户籍人口只占约40％，外来人口占约60％。这些外来人口中有一部分是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但大部分是打工者，流动性很大。一些外来妹十七八岁就来深圳打工，打到二十七八岁，体力、精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就被雇主淘汰掉，再换一批。如果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太大，这个城市就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是房地产问题。我们做规划的时候，住房还是分配的。住房改革以后，房地产问题出来了。深圳的现状是，有人没有房子，有人有一套房子，有人有多套房子，并且很多是投资、投机买多套房子。这就造成一个现象：房子与人口是脱节的，弄不清城市的房子到底是多还是少，政府和市场因此也就难以根据供需进行调控。现在有些城市依赖土地经济，靠土地来养活一个城市（有种说法叫“城市发工资靠财政，搞建设靠土地”），一旦土地经济来源少了，问题就出来了。
城市规划只能按照科学预测的人口规模来安排居住用地，适当留有余地，不能也不应按土地经济及房地产投资投机的需求来安排居住用地。前段时间，一些城市在编制总体规划过程中有追求扩大城市规模、追求更多的城市发展用地、依托房地产来发展经济的状况，由此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房地产泡沫。现在看来，房地产问题是经济转型中的难题，也是今后编制城市总体规划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尾声
现在，深圳已成为我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各种城市排名中均居前列。社会各界对我们做的这版规划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它为深圳城市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我觉得，深圳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主要还是得益于国家的重大决策，得益于广东及深圳市多年来推出的各种重大的改革举措，得益于政府对规划的重视、理解、认可、执行和创新。
如今，深圳市人民排除了各种困难，建设了一个生态环境、居住环境、文化环境、工作环境俱佳的城市，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以及技术、资金、项目，从而创造了深圳速度、深圳奇迹。相信未来的深圳会越来越好！
（作者时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杨玉珍/采访整理）
周汉民 上海浦东——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
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准备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我是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前期研究的亲历者，并从事相关的立法工作和浦东新区的开放度的探索，不仅留下了难忘的“浦东情结”，而且亲身体验了浦东建设中的深切感悟。
198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党中央毅然决然开始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中国提出恢复在世界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其实，1986年这项重要工作就开始了。
在复关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一些学者主动建立了一个关税贸易总协定研究中心，全国唯一的一家，设在上海，跨学科、跨专业、跨校际。
复关入世之路15年零4个月，这个研究中心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当时任常务副主任。全国第一本《关贸总协定总论》，是由当时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教授和我本人在1992年主持撰写的。第一本《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也由我们两人在1994年主持撰写，在国内率先出版。大家的共识是，国家要毅然决然地以更大的开放来促进更大的改革。
上海从1992年就开始提出建设“三个中心”，即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到了1998年加上航运中心，计划到2020年初步建成。与此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过去10年要求上海实现“四个率先”，涉及了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等一些总体方略。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更要求上海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科学发展的排头兵。最近，市委书记韩正视察浦东，希望浦东能够成为改革开放先行者中的先行者，科学发展排头兵中的排头兵，这是非常重要的定位。
浦东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
上海的发展，是沿河、沿江发展起来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段，上海沿苏州河两岸起步、发展，黄浦江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被称为“远东的巴黎”。但是，黄浦江东岸由于历史、政策、地域、交通和人们习俗的原因，发展始终受到制约。
1987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非常爱国的美籍华人教授，预应力专家林同炎先生，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的开发问题，建议要立足浦东、放眼世界。江泽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请汪道涵同志全力推进，由此，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
这个小组很特别，其成员囊括了相关开发开放最要紧的几个领域的专家。小组由汪道涵任顾问，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建交委主任张绍梁任副组长。
组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他对政策的把握非常独到；有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于品浩，他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笔杆子；有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李佳能；有土地管理局的一位老处长俞汉卿；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教授陈泽浩；还有我本人，当时我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留校出任老师。
我之所以被选入小组，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第二，我的专业是研究国际经济法的；第三，1985年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律师事务所进修期间，结识到访的汪道涵市长，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机会汇报对国际问题的观感和心得，汪市长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这个小组成员没有报酬，职级悬殊，有正部级领导汪道涵、副部级领导倪天增、正局级张绍梁、副局级俞健、正处级于品浩、副处级俞汉卿，还有陈泽浩研究员、李佳能总工程师，我作为研究法学的年轻学者刚刚获得硕士学位。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国内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和照搬照抄的，我们就依靠林同炎教授和他们的几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些国际经验。他们是真正的志士仁人，立志推动国内开发开放，对国家的发展充满感情。
对这个小组来讲，就是平地起高楼。摆在这个小组面前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到底是用浦东的小小一角作为试验，还是整个浦东作为开发开放的试验田；到底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等。研究全部是业余的，我们没有全职工作人员。
当时，办公的条件很差，在中山东一路1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搭了一排铁皮房，借了一间给我们办公。我还记得，当时因为市政府大楼电话号码都排满了，我们的电话是“0”号分机。由于大家都公务在身、特别繁忙，我也有教学任务，从古北路620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乘71路车坐到底去外滩办公，两头都要走很远的路。
研究小组主要的想法就是，浦东开发开放，一定是立足上海，面向世界。当时就提出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和法制化的目标，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趋向，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该以点带面。
我们当初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今天陆家嘴、外高桥这两点完全是按照当年的设想建设的，金桥这一点稍微有一些移动，当时设想的是黄楼，就是今天造迪士尼乐园那一带。说实在的，我们这批同志都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工作充满了激情。
当时没有世纪大道，浦东最重要的路就是杨高路，我们就规划要沿着杨高路来开发。“三点一线”的开发，必须要立足于土地批租，滚动出租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特别强调要对外开放，先行先试。
汪道涵市长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两个“度”，一个是开放度，一个是法制程度。浦东的开发开放，以什么为标杆？当时全国已经形成了四个特区，已有许多改革开放的举措。海南虽然当时还不是特区，但有30条开放政策正在制定。我们就到海南调研，决心争取到海南的相关政策。所以，从国内来说，我们是比照经济特区；从国际而言，希望把上海“远东的巴黎”声誉恢复起来。
我们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市政府发的文，由于工作很有成效，汪道涵同志将我们的成果不断向江泽民书记报告，他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了相当的积累。
1988年5月2日，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第一个国际研讨会，定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江泽民书记、朱镕基市长都到会，有150多人参加，我们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就是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以“四化”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令世界瞩目，让大家突然发现，如此沉寂，发展缓慢的上海将会有一个大动作！
这次国际研讨会，主要就是全面介绍浦东开发开放方方面面的设想，比如土地政策如何？怎么吸引外资？如此等等。如果要说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是浦东开发开放条件基本具备，方向基本明确，时机必须抓住。国际研讨会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昭示世界：浦东开发开放在即。今天看来，会议的作用是巨大的。
浦东开放，立法先行
1990年7月初，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制裁，中央决定要派出不是担任部长，但是由部长级干部领衔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朱镕基市长。
记得当时同行的好几个市长是他的校友，都是清华毕业的，如：重庆市市长孙同川、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合肥市市长钟咏三等。朱镕基说，我们这个代表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有懂行的人一起随行。由此，市长代表团由汪道涵任顾问，又配了一个由五位学者组成的上海市学者代表团。
这五位学者是：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丁幸豪，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远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敦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经所所长姚廷纲，还有我，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律系主任。我们五位各有分工，就如同当时在研究小组中一样，我的分工是关于开放度和法制的研究。
那时浦东开发开放已经在4月18日由李鹏总理在上海正式对外宣布。我们于7月7日出发，第一站到纽约，开了一个座谈会，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如登在报纸上，就巴掌大的篇幅，就凭这个何以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外国的企业不敢来，因为没有法制保障。
朱镕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为了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要求立法正式颁布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是在中国前无古人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也后无来者。
我被任命为立法小组的成员，后来又专门任命我为英文版的总审定。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天，我们就在沈大成楼上春申江宾馆的客房里埋头苦干，我的主要任务除参与立法起草外，就是对法律英文译稿予以审校。但法律的英文翻译稿与审校太难，我不得不寻找在上海联谊大厦内工作的美国律师葛范德先生帮忙，我们是在律师业务交往当中认识的。
我向他说明自己现在身负重任，因为立法讲究严谨，请他帮我对英文译稿“抛抛光”，我吃不准的地方就和他切磋。立法强调的是如何保护、如何促进。我从事立法起草工作，始终记住两个词：保护和促进，我认为，这是法律重要的功能。法律的英文版同样要让人一目了然，这一任务的挑战性很大。
法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特别重要。今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工作，首先应当做的同样是立法。先要把线条想清楚，把相关的法立起来，不要在乎有几项优惠政策。尤其对像浦东开发开放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样的大手笔，更是这样。浦东开发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化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压力，树立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这就是浦东的贡献。
参加WTO复关谈判
中国是世界关贸总协定（GATT）的创始缔约国之一，GATT创始于1948年，当时代表中国的是民国政府。由此，我国与世界关贸总协定没有建立过官方关系。
1978年，我在外贸学院读经济学本科，1985年读法学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贸易法。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美国法与关贸总协定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所以，我较早就接触了关贸总协定。
1986年7月9日，中央政府提出要恢复我国在世界关贸总协定中的席位，上海就在9月成立了研究中心。汪道涵市长和当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季崇威同志，外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同志（中国当时第一任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一起推动成立了这个中心。
起初，我们对关贸总协定进行研究。WTO（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正式成立，取代了关贸总协定。中国当时要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和今天要建设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初衷是一样的，都是以开放促改革。
我的感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从来就是以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的进程。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之间，设立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然后1990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直到2013年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我们的改革必须比照国际经验，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这就叫以开放促改革。
我在1995年到2000年担任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期间，主要研究的领域就是为中国复关和入世做理论和政策准备，不仅写了几本书，更重要的是做了另外两桩事情：一是对外，二是对内。对外是诠释中国复关和入世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进行了上百次的演讲，遍及大江南北；对内就是我们上海研究中心完全跟随前方入世谈判的节奏，不断提供必要的咨询意见，有些咨询意见被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采纳。我本人曾分别给江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写过长信，全面阐述入世的意义、途径和利弊得失分析。
我们当时也研究过复关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内在联系，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不能毫无准备，既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物质准备。浦东开发和开放其实就是中国入世的物质准备，就是实实在在地拿出这样一个区域，做出样板来。
当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研究前期，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余秋里在上海西郊宾馆开会，我在现场听到他说：浦东开发和开放不是江西，江西如果搞开发和开放，几座大山就可以挡住它的影响，而上海的改革开放承担着中国半壁江山的重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自己的责任，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勇猛，又要坚实，这是整个开发和开放必须做到的。
1990年中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在无形中解散，因为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感到历史走到这一步应该有这样的转折。小组解散以后，就有别的机构和部门来实实在在地推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浦东新区的领导从沙麟开始，杨昌基、赵启正等同志一路走下来，到了2000年，终于明白，在先行先试中体制、机制和法制要并行，以一个开发区的模式继续推进不会长久，以管理委员会的做法可以经历一个历史阶段，但也不能长久，所以，浦东要进入建政的过程。
担任浦东副区长期间的实践探索
2000年8月，浦东建政。当时，我在外贸学院任副院长。某一个早晨，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孟建柱找我到康办谈话，他说：你从现在开始要放下外贸学院的工作，到浦东新区任职。为了让你免了后顾之忧，先免了你外贸学院副院长。
这让我感到非常突然和忐忑。我在外贸学院干得很好，学术上也很有自己的感悟，要我到这样大的浦东做一个副区长，谈何容易？当时，区长候选人是胡炜，他对我的任职十分关心。
他告诉我，五位副区长候选人就是你这位是外来的，别人都已在浦东干了多年。所以，你要想办法，跟我一起下基层，让大家更多地熟悉你。
周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这是我最大的宽慰。
我当时是无党派人士，是区政府班子中唯一非党人士。我第一个分管就是管陆家嘴，这个地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志；第二分管外高桥保税区，就是今天的自由贸易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分管社发局，社发局一个局包括教育、卫生、民政、体育等其他很多条线，我的秘书按照我的分工整理了27个工作条线的文件夹。
今天，我特别感悟社发局的模式，这才叫“小政府、大社会”。对浦东而言，主要工作可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立法、规划、人才、资金。
第一，立法，当年汪道涵市长坚决支持我把这个词挪到最前面，我为此写过很多文章，论述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重要性。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时，我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再论浦东开发，立法先行》。
第二，规划，浦东开发究竟分几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分步推进。
第三，人才，浦东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既要将才，也要帅才。
第四，资金，要最大可能地吸引内资外资。
我刚任副区长时，从幼儿园开始算起，浦东有508所学校，但大学寥寥无几，只有上海海运学院，现在改名叫上海海事大学，后来搬到了临港，当时就在陆家嘴。那时我的决心很大，并且得到禹鹏书记和胡炜区长的坚决支持，一口气把三所大学——杉达学院、国际金融学院、第二工业大学合在金海校区。这三所大学在新校区落成以后，同一天升格为本科院校。在张江引进了华师大二附中，我做新校建设总指挥。
在离开浦东之前，又引进了中医大，建了曙光医院东院。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深知人才要急速引进，构成人才高地才行。当时，我还提出，要办浦东大学，到今天这仍然是我的夙愿。纵观中国所有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都有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学。比如，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厦门大学、烟台大学、青岛大学，只要有改革开放的地方，大学都极为重要，这是你的金字招牌，上海没有浦东大学还是一个遗憾。
当年全国有14个保税区，我们大都去学习过。我还带领浦东陆家嘴、金桥、张江、外高桥四个集团的一把手，北上去中关村学习。当时全国已有15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经济成就等于另外14个总和。陆家嘴最强的是它的金融高端机构迅速集聚的功能，我分管这一区域，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是2001年年底离开浦东的，当年11月底受命去巴黎申博了。今天看来，时间虽短，但印象深刻。
我的体会是，事业的成功绝不在于你一个人有多大能耐，但是，绝不能或缺任何一个人的能耐；不取决于某人的努力，但绝不能或缺所有人的共同奉献。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的大原则。
要做好工作，就是要有激情、远见和决心。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事都有“浦东情结”，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情结就是以人心向背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浦东开发开放的所有经验表明：我们首先要有激情，不能因为开发开放20多年了，我们就激情衰退。其次，要有远见，要把浦东开发开放一直抓下去，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嘱托。最后，要有决心，不怕困难，勇于开拓。
“把世博带回家，就是把世界带回家！”
2001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派我去巴黎申博。就如同2000年8月让我去浦东，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我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顾虑。我是一个非中共干部，能否承担起申博这样的重任？我还有繁重的家庭责任等，但我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重托，上任中国驻国际展览局的代表，一做就是10余年。
世博会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办世博？我们当年办世博会的口号就说明了问题——“把世博带回家，就是把世界带回家！”世博会是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契机。世博会不仅仅是上海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它更是整个世界的。这句话长期指导我在世博第一线奋斗。
我负责招展工作和法律事务，2006年3月，我们从零开始，最后有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18个企业馆、50个城市最佳实践区参展，全国包括港澳台都积极参展，办成真正意义的世界盛会。世博会极大地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化程度。
什么叫国际化？国际化程度其实就是三个度：第一，知晓度，当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齐聚上海，世博会迎来101个国家的元首和首脑，那才叫世界舞台。第二，喜爱度，世界公认上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整个世博会从筹办到举办完成历时10年，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负面评论，这很了不起。世博结束后，我写了《世博十年路》，出版了中英文版，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第三，参与度，就是人们愿意和你在一起努力，我们叫同舟共济、共襄盛举，这是世博会成功的又一个标志。
从2000年到现在13年，浦东从我们这届班子以后调整六届了。浦东的作用，不仅仅是1200平方公里土地，不是五六百万人的作为，它为中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样板。
我用几句话来总结：第一，改革要凸显。中国的古语讲得很好，叫“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的使命是维新，维新就是改革，改革从来没有完成时。第二，政策要突破，改革不仅仅是数百个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又必须做的事。总之，没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是唾手可得的，要有勇气、激情和决心才行。凭着我们对这块土地特别的热爱，大家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
（作者时任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崔桂林 严亚南/整理）
林沙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实录
初创及“五八八”
从厦门经济特区创办之时，我就参与特区建设的报道，并参与《厦门日报》（特区版）和《厦门特区报》的策划和筹办。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开工典礼；第二件事，《厦门日报》（特区版）第一期的头条新闻。
1982年1月10日，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破土动工兴建。进行如此工程浩大的建设，且要求在一年内完成机场建设（指地面土建部分），令厦门人兴奋不已。30多年来由于受到“海防前线，不宜建设”的影响，厦门市容改变太少。
改革开放后，厦门由“海防前线”变成“开放前哨”的经济特区，建设气魄非同凡响，机场开工典礼那一天，天阴带有腊月的寒意，工地的气氛却热气腾腾。典礼台设在一块新平整的土地上，由5部8吨载重车拼搭而成，两台长臂的起重机各托起4面红旗，以表示我国“四化”建设。起重机拉挂开工典礼的横标和对联，形成一个富有创意的机场开工典礼台。
1982年2月25日，《厦门日报》（特区版）第一期出版，头条新闻《厦门特区加紧基础建设 海陆空工程已全面铺开》：中外人士瞩目的厦门经济特区，经一年多来的积极筹建，各项基础设施陆续动工，海、陆、空配套工程已全面铺开。
这一批由国家投资几亿元的宏大工程计有：湖里出口加工区的“六通一平”；东渡新港前期工程建设；厦门机场修建工程；自来水扩建工程；架设11万伏过海高压线路；增建微波通信、程控自动电话等电信设施；建造旅游专用码头；修建新的城市干道等。
特区版第一期还刊登了市委第一书记陆自奋谈《厦门特区发展方向》，要建设5个基地是：轻工基地、外贸基地、经济作物基地、科教基地和祖国统一基地。同时，刊发了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示意图。
视察厦门
1984年2月7日上午，欢度春节后，邓小平同志来到厦门，视察特区各项基础设施。当专列驶进厦门火车站时，项南等省、市领导人迎上前去：“欢迎您：小平同志！”在从火车站到宾馆的路上，邓小平同志边浏览沿途的新貌，边听项南等同志的介绍，心情兴奋不已。
游览鼓浪屿时，在“鹭江”号上，邓小平同志和省、市领导同志就如何对外开放等问题交谈起来。
项南同志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你们的意思是——”邓小平注视着项南和省、市负责人。
“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语气坚定地回答，“使整个厦门岛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都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着，一边察看地图，然后平静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人来大陆，要从香港或者日本绕道，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王震插话说。
“可以考虑。”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口烟，接着问：“自由港，实行哪些政策呢？”
在场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议论了一下，项南作了回答：“人员自由来往，货币自由兑换，货物自由出入。”
2月9日，邓小平视察了厦门湖里工业区，在新盖的综合楼里，欣然挥笔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他又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2]
对厦门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2]
邓小平同志回北京50天后，中央领导同志在京宣布：国务院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整个厦门岛131平方公里（含鼓浪屿）。
5个月后，国务院《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批复指出：“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加强对台工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重大部署。”
厦门市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勤奋而努力地工作，力争上游，厦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年均增长20％以上，“八五”期间增长速度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1992年，厦门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综合实力十强。利用外资从无到有，日益增大。外贸出口连续多年居全国第4位。城市建成面积扩大了4倍。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硕果累累。先后获得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口岸”“国家环保模范城”等称号。
如今的厦门，已由昔日一个封闭落后的海防城市，成为今天一个全面开放、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社会精神面貌良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空中桥梁引来航空城
厦门架起一座“空中友谊桥梁”。
厦门从此走向世界，世界从此认识厦门。
第一，高崎国际机场从1982年伊始兴建，至1983年10月22日正式通航，只用了22个月，被誉称为“厦门速度”。这个速度，在我国机场兴建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第二，它是我国由地方筹资兴建的第一个机场，也是我国第一个利用外资（科威特贷款）兴建的机场。第三，它是个“花园机场”，绿化程度高，栽植了100万平方米草皮。第四，1985年1月5日经国家民航局批准，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正式营业，这是国内首家区域性航空企业。
1986年7月18日，厦门机场被列为中国国际航班机场之一。
1989年11月16日，民航厦门飞行管制区成立并对外开放。
1990年4月1日，厦门机场成为世界民航图上的一员。
1992年7月20日，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开工；跑道进行柔性加盖工程；新的候机楼由华东设计院和加拿大B+H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外形呈线形布局，采用中国闽南传统坡顶屋脊和现代大跨度钢筋混凝土空腹桁架结构相结合，气势恢宏，轻巧通透，既融合了地方建筑特色，又展现了现代风格。楼内洁白亮丽、视野开阔。同时，进口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配备了15座登机桥，地下汽车库等，候机楼内服务设施相当完善。候机楼前方建有一个面积5.5万平方米的园林广场，为“花园机场”增姿添色。
扩建后的机场飞行区达到4E级标准，可满足波音747、空客A340等大型飞机的起降。机场吞吐能力为1000万人次/年。
目前，已有国内外27家航空公司在厦门国际机场营运，开辟了50条国内航线和7条国际、地区航线，每周进出港航班达700多次。1997年机场旅客吞吐量为349万人次，在全国民用机场中列第6位，其中出入境旅客人数已连续7年居全国第4位。
厦门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表明，特区离不开机场，机场的发展又依附于特区经济的繁荣，世界航空企业纷纷落户厦门。
1988年，厦门丰盛贸易集团和香港华榕财务有限公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创办了厦门艾迪轻型制造公司，生产AD-100型超轻型飞机。1993年12月31日，艾迪飞机首次飞出国门，应邀去关岛进行飞行表演，得到海外航空界的高度评价。
1996年1月18日，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隆重开业。它是由香港飞机工程公司、厦门航空工业公司、国泰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和北京凯兰技术发展及咨询公司合资兴办的。这年3月21日接纳第一个维修顾客——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200型客机。
1997年2月1日，厦门卢卡斯太古宇航有限公司开业。这是太古与英国卢卡斯合建的飞机附件维修厂，有飞行控制系统、燃油系统和液压系统三个维修车间。
1997年8月16日，美国波音加盟厦门太古。
1998年4月22日，中国陕西秦岭航空电气公司与美国胜特兰宇航公司在厦门合资组建厦门胜特兰秦岭宇航有限公司。
随着厦门飞机维修基地二期开工，厦门航空城的建设已进入实质性阶段。据有关人士称，目前厦门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飞机维修基地。
据介绍，目前，厦门已具备了飞机航线维修和基地维修两个方面的能力。飞机维修范围包括：老龄飞机改装、发动机吊架及结构、从客机转为货机的结构改装、大型检修、航空电子更新及改装、空中交通警告及防撞系统和风切变防御系统的安装、改装全面内部翻修、全部除漆和喷漆、大型行李架的安装等。
1996年1月，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开业，至1998年4月底，进入厦门从事飞机维修业务的各国飞机已达60架，其中已放飞58架，维修的绝大部分飞机为境外飞机。二期工程建成后，可同时对4架波音747和2架波音737进行维修。
港口建设方兴未艾
厦门港原是一个岛港型的海港。自20世纪50年代厦门海堤建成后，厦门岛才同大陆相连，与西面杏林、嵩屿和南面的屿仔尾等大陆沿岸地区共同构成为一个近似于通常建港条件较好的内湾型港湾，海湾水域辽阔，达50平方公里，岸线曲折，可供建港使用的岸线相当长，仅其中深水岸线就有28公里。
新中国成立前，厦门只有一个可停泊5000吨的太古码头（即今和平港区），其他得依靠驳运，港口吞吐量最高一年仅500万登记吨。
自从兴办经济特区后，福建省政府把厦门港确定为全省港口龙头和重点建设港口；交通部把厦门港定为海峡两岸直航首选试点口岸后，又把厦门港列为主枢纽港、国家20个基本港之一。
厦门一直贯彻“以港立市”的战略方针，加速港口建设步伐。1997年，厦门港建成7个港区，即和平港区、东渡一期港区、东渡二期（海天）港区、石湖山港区、海沧港区、嵩屿港区及同安刘五店港区，拥有生产性码头81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6个（含海沧2号、3号泊位，东渡12号泊位、象屿码头及博坦10万吨、1万吨级码头各1个）。港口拥有各类机械设备数百台套，其中有50吨汽车起重机，30.5吨集装箱轮胎式龙门起重机，16吨、10吨门式起重机，200吨起重船，90吨、60吨驳吊以及自动化散粮、散化肥灌包设备，并拥有计算机信息管理网络等现代化管理手段。1997年全港货物吞吐量完成1753.7万吨，比上年增长12.91％；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50万标箱，达54.6万标箱，比上年增长36.44％；全年接待国际旅游船116航次，接待国际游客37184人次，居全国第一；跻身我国沿海十大港口行列，排名第10位；在世界100个集装箱大港中，厦门港排名第78位，在我国内地排名第6位。
厦门港建设方兴未艾，东渡港区三期工程作为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和福建省重中之重建设工程，包括5号、10号、11号3个两万吨级多用途泊位，1个5000吨级杂货泊位和3个1000吨小船泊位，设计年吞吐量为210万吨。国务院和国家计委已正式批准为1998年新开工项目。东渡港区9号泊位码头已完成主体工程。
路桥绘就大厦门构架
福建人自古擅长建桥，皆因福建山岭重叠、溪河纵横、港渡交错，加以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山洪暴发，海水猛袭，时有发生。闽人深感“行路难”之痛苦，遂形成一种修桥铺路的风尚。
据《福建通志·津梁志》记载，到1937年底止，全省9府、61州县尚存唐、宋、元、明、清历代古桥2600多座，闽东南占其一半多。中国古代十大名桥，福建就占有4座：泉州洛阳桥、晋江安平桥、漳州江东桥和福清龙江桥。故古代有“闽中桥梁甲天下”之说，如今则是“厦门桥梁甲闽中”了。
厦门原是海岛，20世纪50年代修海堤，“岛今成半岛，宏伟见人工”（郭沫若诗句）。这条海堤靠高崎一侧留有航道，因之人们称其为“堤中桥”。不要小看“堤中桥”不长，却用上了现代建桥的沉箱技术。堤中桥的沉箱，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破天荒第一个。
随着特区建设的发展，单靠厦门海堤这条出岛通道，已远远不能适应了，只有修建出岛的第二条通道——厦门大桥。这座桥长6569米，设有4车道，日夜流量为25000辆。大桥主桥由47对桥墩组成，立交桥由146个墩柱、6道匝道桥组成。由于泉厦高速公路的兴建和通车，又增加了1道匝道，共7道匝道，是我国首座跨海公路桥。
望那大桥飞架高（崎）集（美），古寨学村相辉映；堤中桥连岛陆，万顷波涛变通途。使人想起一个比喻：“厦门有如香港本岛，杏林便是九龙半岛，海沧是新界。”这个比喻，非常确切，香港是由香港本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组成，一条海底隧道把它们连成一片；厦门经济特区则由厦门岛、杏林、海沧、集灵四部分组成，十里长堤也把它们连成一气，而今又增加一座现代化大桥，更加气派，厦门特区的经济也会像香港一样，飞速发展。厦门海堤和厦门大桥，犹如大陆巨人伸出两只手，把“海上花园”高高托起。采集百花酿美酒；斟满杯，举过头。祝贺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祖国走向繁荣富强，厦门在飞速发展：海沧台商投资区的开发建设，岛内汽车拥有量猛增，单靠厦门海堤和厦门大桥已满足不了厦门特区发展的需要，于是又修建出岛的西通道——海沧大桥。
海沧大桥位于厦门西港中部，西起海沧开发区马青公路，穿过西海域中的火烧屿，东接本岛仙岳路，是厦门岛的第三条对外通道，全长5926.527米。由西引道、西引桥、西航道桥、东航道桥、东引桥、东渡互通立交、东引道及附属工程等组成。悬索主桥长1108米，主跨648米。
大桥为双向6车道加紧急停车带的高等公路特大桥梁，是我国第一座特大型三跨吊钢箱梁悬索桥。悬吊结构在国内首次采用不设竖向塔支座的全漂浮连续结构，为世界上第二座采用此种结构的大型悬索桥。它将是厦门市一座标志性的景观工程，优美流畅的桥梁造型，轻巧独特的锚、塔结构，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的桥梁色彩，轻柔的夜景效果等，都将与厦门这座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相媲美。
堤中桥、厦门大桥和海沧大堤连着岛陆，共同绘就大厦门构架。从福州方向来，路过大同镇，进入集同路，眼界立即开阔，那宽60米的6车道的平坦路，两旁的人行慢车道，行道树排队，迎风点头迎送；中间预留两车道的隔离带，绿茵如葺，花叶点缀；雕刻石狮的里程碑，格外引人注目，多好的舒适的道路呀！它是福建省级文明样板路。
集同路两旁有同安城东开发区、城南开发区、周吉（台湾）工业区，村办的潘涂工业区，以科技为主的洪塘头工业园，凯歌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以轻工为主的后溪镇工业小区，以及集美北部工业区、商住区、综合区、学校区，等等。工厂企业排队站，楼房住宅展新姿，形成“同（安）集（美）工业走廊”的雏形，也是“大厦门”城市路网的主骨架。
集同路与324国道、205省道相连，从集美西折经海堤、集灌路，又与324国道相接。从集灌路南折杏林城区，经杏滨路和新建的新阳大桥与海沧台商投资区连成一气。海沧有自己新建的道路网，四通八达。海沧大桥建成后，由西面可直接从陆路进入厦门老城区。
据厦门路桥公司统计，自1993年公司成立至1997年底，累计投资27亿元，新建、改建福厦路、集灌路、集同路、杏滨路、海沧公路网以及环岛路等高级公路100公里，投资金额是特区道路建设前10年的8倍。
老厦门人都知道，厦门最宽敞的路是中山路，最早的第一条马路是条蚯蚓路（开元路）。它从20世纪30年代至1980年，因厦门沦陷，地处“海防前线，不宜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老城区道路总长才110.06公里，面积100.50万平方米。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同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题词的鼓舞下，厦门市政建设一日千里，如扩建福厦路和厦禾路，新建湖里道路网、莲前路、全尚路、湖滨东西北中路等，1981-1995年，城市道路总长已达410公里，面积618万平方米，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道路建设总长增加4倍和6倍；城市桥梁实现零的突破，达到87座。
“小城春秋”的厦门，50年代前的确没有“车马之喧”，城市交通主要靠步行和自行车、黄包车、三轮车，汽车是凤毛麟角稀罕的事儿。厦门海堤连岛陆，鹰厦铁路通车后，汽车才慢慢多起来，厦门才开始有了新的交通工具——公交车，至1980年公交营运车辆才88部，1995年增至389部，增幅为3.4倍，营运线路由22条增至35条，客运量由2898万人次增至16596万人次。
其他公共设施发展情况，截至1995年，路灯15517盏（2188盏，为1980年数字，下同），排水管总长度505公里（172公里），排水管总密度8.69公里/平方公里，污水厂1座，年处理污水2739万吨（现有污水厂2座，处理能力大大增强）；自来水生产能力59.7万吨/日，供水管道总长度917公里（163.33公里），全年供水总量16507万吨（3002.3万吨），日均供水量45.22万吨。这些数字表明，厦门在发展、在前进，投资环境在日益改善，已走出一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康庄大道。
环岛路的建设，是厦门发展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一条休闲旅游观光道路，临海（路段）见海，把最美的沙滩留给老百姓。环岛路位于厦门岛东部地区，从厦门大学起经胡里山、白石炮台至溪头下，沿黄厝海岸行进，从广播山经石胄头入海，在前埔与莲前路延伸段交叉（国际会展中心），穿越海滩后至香山，再沿海岸展开，过何厝、五通后，直插墩上，与环岛一期机场段相接。
根据不同地形地势，环岛路设计路宽为44-60米，4车道、沥青路面。环岛路为港口风景城市的厦门增添一景，乘车兜海观光，金门、厦门海岸景色尽收眼底，沿途还可游览厦门八大景之一的“五老凌峰”的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现存世界最大的伯克虏大炮的胡里山炮石及奇石馆，我国对外直接引资基地的国际会展中心，以及两岸对峙时炮战遗址何厝等，给人以遐思。
新中国成立前，厦门岛东部地区只有乡村小道，新中国成立后，因海防需要，对东部地区道路进行扩建，命名为“国防路”；改革开放后，改名为“滨海路”，而今又扩建为“环岛路”——休闲旅游观光路。路名的更改，记述了历史发展的脚步。
（作者时为厦门日报记者）
郭锡龄 关于广州市实行计划单列情况的回忆
20世纪70年代末，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之发端。本人适逢于1978年5月从公交系统调到广州市计划委员会（现发改委前身）担任主任秘书，有幸从政府工作的层面上亲身经历那段热火亢奋、波澜起伏而又让人备受锻炼的日子，目睹了一系列足令日后广州发生巨变的重大事件。岁月留痕，往事并不如烟。
那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改革开放的决策，宣告彻底抛弃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允许两省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喜讯传来，春风习人，一片莺歌燕舞。作为政府最主要的综合经济部门，市计委闻风而动，旋即着手制订贯彻方案。
正是此时，有“内部消息”透露：中央打算设立经济特区。经打听，果然。但说实在话，究竟何为经济特区，这在长期处于极端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即便从事经济工作有年的老同志也绝对是个陌生概念。
不过凭直觉，谁都能悟到肯定是件好事情。没有半点犹豫，市里当即决定：广州要力争。于是，在时任市计委主任曹云屏、副主任麦扬主持下，我们迅速成立了专门小组展开工作：首先分头到省、市图书馆，中大、暨大图书馆，省委政策研究室查找相关资料，不果。然后又借助麦扬同志的旧关系联系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再通过他们向海外机构咨询（那时别说没有今天的互联网，在内地就连境外报刊资料也属罕见之物）。
很快，我们就整理出了一份集世界上各种类型的经济区、经济特区、科技园区、自由贸易区、免关税加工区、临港工业区有关情况之大成的资料。紧接着，我们又连轴转、漏夜干，翻阅了一摞摞历史档案资料，厘清弄准了几段历史脉络：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州市即由中央直辖，及至1954年6月之后，连同另外9个直辖市转为省辖市，改为实行计划单列（即将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从所在省的总数当中，单独列出来。如：广东省社会总产值×××亿元，其中广州市×××亿元），直至1959年结束；之后中央在1963年6月对广州市再次实行计划单列，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末被中断。再据此整理出了一批资料。
最后由麦扬同志主笔，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写出了一份请求中央批准在广州市设立经济特区的报告。报告建议，将广州辖内珠江河段水面上两个四周环水的小岛——小谷围和合利围供作选址（其中18.5平方公里面积的小谷围岛即今天广州大学城所在）。报告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梁灵光同意后打印一式两份：一份循办文程序逐级上报到省委、省政府，由省再报中央；同时为了争取时间，也为了“走捷径”到当时国务院分管对外经济工作并负责联系粤、闽两省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处，由我将另一份报告送交正出差途经广州的江泽民同志，请他代为转呈。
我是骑自行车到省委小岛宾馆1号楼二楼房间，亲手交到时任国务院进出口委主任江泽民之手的。数月之后的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公报，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建议，我们的请求报告落空了。
随着改革的深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展开。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国发〔1984〕13号文，将广州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对其中先行开放的5个城市，时称广、大、上、青、天，在扩大地方政府权力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放宽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划出一定面积范围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利好消息给广州的发展注入了一次兴奋剂。
所谓好风借力，广州在抓紧选择黄埔港附近区域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时，审时度势，于同年的7月，以穗字〔1984〕38号文报告，向省和中央申请：“在不改变广州的省辖市行政关系下，由国家从1985年起实行全面计划单列。”由于之前调研资料充足，报告理据极有分量，加上时任市计委主任麦扬、副主任尹佩云做了大量外围工作，时任市委书记许士杰起到重要作用，时任省长梁灵光在任仲夷书记支持下给了广州很大的帮助，都对其后事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他们使广州从一开始就及早起步，从而夺得改革和发展的先机。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直到今天广州都应该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我作为市计委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处副处长，参加了文件调研、起草至报送全过程的一些具体工作，有机会领受老一辈领导同志的耳提面命，领略了老领导们的风采，至今记忆犹新。实事求是地说，这期间各级机关的工作紧凑、高效、有激情，尤其是通过频繁地前往省和国务院机关部门做工作，他们作风之严谨、态度之率直和思维之大局观，的确令我眼界大开。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年10月，我们终于获得国务院以国发〔1984〕137号文件批准广州市实行计划单列，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广州由此成为当时第一批8个计划单列城市之一（这是广州历史上的第三次也是最长一次的计划单列）。国家计委在《关于恢复广州等城市计划单列的通知（计综〔1984〕2039号）》中规定：“广州市的各项计划指标基数的划分和核定工作，由广东省主持，省、市协商确定。广州市的计划单列，除条件具备的可以考虑在1985年计划中单列外，一般从‘七五’计划和1986年年度计划开始全面实施。鉴于广东省的特殊情况，广州市实行计划单列时，财政和外汇分成可不单列……”
事实上由于省、市之间的“讨价还价”，主要就是“广州市如何多做贡献”的问题，在开始计划单列之初的几年里，省、市每年都需要就部分重要计划指标的具体安排进行协商。
一直到1990年，广州市计划单列的内容才基本上得以落实：在计划管理方面，国家下达到各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共16大项，其中除财政计划未单列外，其余15大项广州已在国家计划中单独列出并直接下达给广州市，分别为综合计划、基建投资计划、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计划、农村经济计划、工业生产计划、交通运输（含邮电）计划、人口计划、利用外资计划、主要商品收购计划、重点项目接待攻关计划、劳动工资和招工学校招生计划、教育事业计划、土地利用计划、主要物资平衡计划、对外贸易计划。
回想起来，正是从争取设立经济特区到争取实行计划单列这段时间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已形成非常强烈的率先改革、加速发展的意识，下决心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作为“反帝前线”而无法放开手脚发展所耽误的时间和“文革”十年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从梁灵光到后来的叶选平、许士杰几代主要市领导同志及整个领导层的精力，都明显集中在经济建设上，目标极为明确，作风极为扎实。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市机关的一批中青年干部，主要由市委的政研室、宣传部，市政府的计委、体改委、外经委、统计局，还有社科所、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志，主动围绕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如何促进发展；围绕改革传统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扩大开放步伐；围绕三次产业的比例及内部结构的课题，反复组织调研和理论探讨。不少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一时间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浓厚的、活跃的理论空气。所有的理论研究，都紧紧地扣着当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充满改革探索精神。
许多今天不言自明的道理，甚至基本提法，在彼时往往却是辩论的焦点，比如叫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比如外资投入的占比应不应该限制问题等，不过一切都是为了工作。而这时期的广州市由于改革开放头几年先行先试所迸发出的活力，已立竿见影、顿见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几年里，我们每个季度召开研讨会的《会议纪要》，对呼吁中央关注广州市改革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期间的理论与实践，客观上为广州以后的深层次的改革和经济健康发展铺就了很好的基础。
实践证明一经计划单列，广州市的经济从此每年以两位数大幅度增长，广州的城市建设从此日新月异。只可惜实施时间不够长。
1993年，中央出于形势大局的权衡，以中发〔1993〕7号文件决定：广州市等8个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但继续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主要惠及内地的有关省会城市）。作为过渡，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1994〕103号文件补充明确：广州等8个原计划单列城市原则上继续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于1994年发文明确：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广州市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至此，广州市历史上第三次计划单列结束。
行笔至此，需要作三点说明：
一是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的特定体制背景下，争取计划单列无疑已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事实上，本轮计划单列实实在在地使广州市释放出空前的发展能量：广州市的经济总量在内地大城市当中排名由改革开放前的第6、7位上升到1991年开始仅居上海、北京两个直辖市之后的第3位，成为全国省会城市的排头兵，并从此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在同一时期内，广州市对全省、全国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财政方面的贡献每年都有着大幅度的增加。
二是由于实行计划单列，使广州市不仅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拥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权，可以通过改革，取得先发优势，而且使广州市得以作为省级经济体的资格，直接参加到全国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有机会第一时间了解到全国大局的经济部署、政策取向，并在全国会议层面上汇报情况、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凸显了广州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分量。另外，借助计划单列，广州市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医疗等社会事业方面也得以参加到全国会议，有利于加快发展。
三是虽然1993年之后取消了计划单列，但由于市场改革的进程已使传统的计划体系在整个社会经济格局之中的作用大为改变，广州市有条件发展主要是通过改革，更多地倚重市场的力量来实现。
事实表明，1993年之后至今，广州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和在全国城市中的位次一直得到保持，而城市建设则更是屡有大手笔。
（作者时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王述祖 我参与了天津开发区的建设
展望和预测未来，离不开回顾总结历史。我有幸参与了开发区的创业，那艰苦卓绝的历程，永驻我的心中。至今，我把回忆这段历史当作一种无比的幸福。常忆当年创业时，才能不断地激励斗志，清醒头脑，永葆开拓进取、励精图治的精神，谱写新的辉煌。
天津开发区建在哪儿？
我参与了天津开发区的选址和论证。当年，我从引滦入津前线下来，到西青道一条街改造指挥部当董事长，组织西青道改造工程。工程刚要完工，就接到市委电话通知，调我到市委“方案组”报到。这个“方案组”是个什么机构，搞什么方案，让我担任什么职务，负责什么工作，当时都是未知数。后来才知道，那个方案组是为搞开发区做选址工作的一个机构。当时在哪儿搞开发区，大家心里都没有准谱儿。
再说，我一个搞建筑工程的怎么能搞开发呢？但不管百般疑惑，千般寻思，还是按照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去做。既然组织叫去，就要一步一步从头学起，再困难也要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工作了几个月时间，经过反复推敲和论证，初步确定开发区选址在目前这个位置。这个过程是复杂曲折的。当时李瑞环市长非常重视，听了几次汇报，又经过若干专家论证才最后确定下来。
开发区选址确定后，1984年5月，市委、市政府派几个领导，还有我，到深圳参加近一个月的培训学习。当时，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主要领导人都到了深圳，住在西丽湖度假村的松林别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到会给我们讲话，让我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开放。因为深圳市特区开放比较早，在这里，可以了解什么叫开放，怎么搞开放；了解它的法规和规划。深圳特区真是一部教科书。通过培训，我们对有关对外开放的许多东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天津开发区规划选址在塘沽盐场三分场。当初的盐场三分场“汪洋”一片，都是盐汪子，卤池，耙盐的结晶池。在盐汪子上怎么搞开发区呢？当时，一些外国人看了，说什么也不敢相信。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要搞开发区，要让外商来投资办企业，你必须要改善硬环境，基础设施得过硬。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没有人来投资之前，你要把路修好，把雨水管线和污水管线修好，电得进区，通信得有。这是投资办企业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这个，人家上盐汪子里来投资吗？不可能的！
“开路先锋”带头搞基础设施建设
我当时认为，从吸引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垫投，先把盐汪子的水放净，垫好土，修好路。可是修路以前要下管子。下管子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雨水的，一个是污水的。雨水的好办，按天津市降雨量的平均数以及一个阶段集中的降雨量计算出来，据此下管子，这个有依据。关键是污水。当时，谁也不知道企业污水有多大量，这是一个难题。量估算大了，对国家是个浪费；估算小了又不够用。而这个难题，找谁也回答不了。
以前都是先走基础设施，后走项目，没有先走项目后走基础设施的。为了准确回答这个难题，我调查了全国一些大城市工业区每平方公里的污水排放量，调查了天津市工业区的污水排放量，特别是陈塘庄这个工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多少家工厂，多大面积，每家工厂的排放量有多大，综合加一块儿平均多少。同时还了解了新加坡的裕廊、韩国的马山和我国台湾的高雄等一些主要工业区的数据。当然台湾去不了，我们委托外国人到那边儿调查。然后把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才确定了我们下多大的管子。因为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心中总算有了底。
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既不浪费，又够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找不到内行人充分商讨，我下那么大的决心，做出这样的决策，是承担了很大责任，冒了一定风险的。但是，我心里有谱儿。因为那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拍胸脯决定的，是调查研究了很多资料才得出来的。现在总结出经验了，全国许多开发区都按这个数走，都没有出现问题。
解决了下管子的问题，接下来就是修路。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到处都是稀泥，很深，必须穿胶鞋，整天和泥巴打交道。要修正式的路，当务之急是修一条进场的临时路。没有临时路，哪能修正式路？临时路就是现在的建材路。这条路长4.5公里。
1984年11月15日，谷牧副总理到天津来，审查开发区的方案。当时，我作的汇报。谷老听了很高兴，说国务院批准了，可以干了。11月15日放完水，到12月份，天气特别冷。现在全球变暖了，那时真冷，零下十几摄氏度。在这种情况下修一条路，真难啊。当时定了指标，到1984年年底第一条路要通车。我算了一下，4.5公里长、6米宽的话，每天必须有一列砟石或石屑运进来垫上。当时车皮很紧张。我找到转运办的老席主任。他是“老铁路”，非常支持，亲自调车皮，保证每天一列。所以我心里总想，天津开发区可不能忘了席主任。奋战一个多月，终于修成了一条汽车可以开进来的临时路。当时的开发区负责人张昭若给我发了个奖状，叫“开路先锋”。路通了，具备了施工队伍进现场的条件。这是很不容易的，开头难啊！
转年开工，修正式路。当时有个计划：第一年，即到1985年12月6日，第一条柏油公路要进开发区，就是现在的洞庭路。要以第一条公路通车剪彩作为庆贺建区一周年的礼物。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确保20个外商投资企业投产。在这个目标激励下，第一代开发区人拼命苦干，节假日都不休息，日夜兼程。
那时，大家都住在开发区，除了吃饭睡觉，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开发区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第一条公路洞庭路通车是12月6日，建区一周年。那天晚上下雪，早晨剪彩，时任副市长郝田役同志来剪彩。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不像现在的剪彩仪式那么隆重。仪式安排在一个小的载重车上。司机同志因故没来，找人家又不在，到剪彩的时候没有车子，没有剪子，临时把医务室的剪子拿来。可是剪子又没开口，老领导剪了半天也剪不动。
搞项目，就要搞得又快又好
第一代开发区人来的时候，开发区什么也没有，租了现在中建六局三公司招待所三楼的四间屋办公。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后来为了方便，就在开发区盖小平房。两个月的工期，正赶上冬天施工。
1985年春节前建好了，春节后进去办公。冬天盖的房子，屋里沁着水，非常潮湿。晚上盖被子睡觉，一觉醒来，棉被上面一层白霜。屋里热时，水从屋顶往下滴。这就是当时的工作环境。
最难的就是第二年确保20个企业投产。当时成立了现场指挥部，十几位同志，我是指挥长或叫总指挥，易志宽同志是副总指挥。我们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盯着，最快的项目是中日合资的哈娜好医材公司，7个月完成。还有中德合资的威娜化妆品公司，原来在市区已经买地了，因为那个地块有些争议，市里办事效率太低，我们借机说别在市区建了，到我们这儿来吧，就拉到开发区来了，结果只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建好了。
工作量最大的嘉泰陶瓷项目，从平地开始，一直到832台套的设备安装，最后烧出砖来，也只用了区区8个月。这是超人的速度，世所罕见。一位日本朋友不敢想象8个月能烧出砖来，抱着刚烧出来的瓷砖感动得痛哭流涕。
当时我们要求20个企业建成投产，到年底一定要兑现。我记得光这一个工程，施工队伍就十几家，天天“打官司”，天天搞协调。你还不能逼急了。有一段时间，哈娜好工程进度慢了。为了促进它的工程进度，以免拖全局的后腿，夜间12点开会。别人干得热火朝天，为什么你的工地耽误了？那个项目经理已经睡觉了，我们跑到他家里从被窝里把他“掏”出来。
我在现场开会，让他看看人家怎么干的，用这样的办法激励大家，把工程质量搞得好一点，按期高速完成。大家按期把企业建成投产，这就是一个无形的广告：开发区可以搞项目，而且可以搞得很快很好，从而增强外商到开发区来投资的信心。我们天津开发区的第一批创业者，都有这样一种韧劲和闯劲。
所谓“韧劲”和“闯劲”，前提是大家得吃苦。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艰苦得很，没什么福利待遇，没有补助，没有津贴。车也没有，办公室空调、暖气都没有，现代办公设备更谈不上。我们照样住在这儿“滚”。凭着一种艰苦奋斗精神来创业。事实上，只有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最能感动投资者。让他们看到开发区的希望，感到来开发区投资可以更快地实现他们的夙愿和理想，从而像追逐梧桐树的凤凰一样，心甘情愿地把大笔资金投向这块“大有希望”的土地。
既“不给钱”，也“不管你”
这一代开发区人的创业精神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
当时市长李瑞环在概括开发区成功的经验时，曾指出两条秘诀。第一，不给钱；第二，不管你。
不给钱，就是用贷款。贷款不同于财政拨款，那是要付息和还账的。这就给了开发者一种激励，钱不能乱花，要用在刀刃上。还账靠什么呢？靠投资者来买地呀！都不来买，你拿什么还账？从而逼着你把投资者当上帝，尽心竭力地为投资者服务，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当然买地的钱很少。更重要的是投产以后有税收，用税收来还本付息。所以，政府不给钱，反倒有力地激励了第一代开发区人按市场经济规则搞开发。我们十分珍惜这点来之不易的银行贷款，斤斤计较，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既考虑它的使用效率，又要考虑如何加快回报。
第二条最关键，就是“不管你”。开发区创业之初，计划经济的束缚还非常厉害，上级政府的哪个部门都能管你。针对这种大环境，李瑞环市长说了，“市里各委办不要掺和，让开发区这帮人直接按市场经济规则放手去干，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当时，我们就提出来，要创建一个“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因为你只有跟国际接轨，才能吸引外资来，你这套体制不跟国际接轨，人家就感到很不理解，很不适应，很不方便。如果干什么事都像在计划经济环境里，要跑几十家才能办成，那谁还上你这里来投资呀？
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在促进对外开放方面，天津市至少有两大高明之处：一个是1987年，天津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一个是开发区自成立那天起就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不给钱，也不管你。不给钱目的是激励你；不管你目的是让你摆脱一切束缚，直接跟国际接轨。这是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基本条件。
我国成功入世时，我就和一些同志讲，我们天津开发区18年前就入世了，就和国际惯例接轨了，所以没有什么可怕。天津开发区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评比中一直第一。要说“第一”，首先是创业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而且在体制上并不像有的开发区，一上来就几千万几千万地往里投。对天津开发区，天津市委、市政府是一分钱不给的。当时我最清楚，开发区从财政拿几十万，开始你得给工资嘛，也就这几十万元，剩下的都是靠贷款来运作。
实践证明，这条路子走对了，成功了。不给钱，不管你，这六个字非常重要。作为第一代开发区人，我深感那时的开发精神，那种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敢冒风险、勇于按市场经济规则闯新路的精神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如果这种精神没有了，或者淡化了，钱再多也搞不出大的名堂。
艰苦创业，有时候确实要冒风险，担责任；谨小慎微，树叶子掉下来怕砸了头，不敢冒风险，永远也干不成大事。讲一个故事。开发区嘉泰陶瓷公司，当时定的是1986年年底投产。它是开发区最早的20个企业之一。烧制陶瓷需要煤气窑炉，燃料是煤气。当时没有煤气，没有液化气。因为开发区的液化气站当时还没有建好。这怎么开炉、烧砖呢？为了兑现承诺，我决定把50公斤的大罐串起来，排在厂房边上。当时冷啊，12月份，液化气不好出。烧煤气罐的都知道，来点热水浇浇罐，温度高点，气就出得快。但这是明显的违章操作。当时我急得头上冒“火”。为了不失信誉，非冒点风险不行了。
我考虑了一番：这个事儿，既要胆大，又要心细；既要敢冒风险，又要确保不出事故。于是，我出了个主意，搞个池子，通点热水，控制好温度。我跟煤气站站长在那儿指挥，虽然违章，也有很多措施，但不能蛮干，既要保证液化气源源不断地送到窑炉里边，又不能使水温过高，以免引起罐体爆炸。
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50公斤的大罐，一旦爆炸，那就是颗大炸弹哪！我王述祖非蹲大牢不可。但是，你不冒风险，光想干太平活儿，当保险官儿，你创得了大业吗？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谁都能干，要你共产党员干什么？我拍了板，作了决定，又提出了许多保护措施。也不是简单地放热水，要考虑到水温如何控制，气如何进行调整，等等。
当然，不干就没有这个风险，我宁可担这个风险。因为开发区人说到做到，说什么时候出砖就得准时出。我们承担了风险，干成了事儿，按预定计划烧出了第一块瓷砖。为什么感动得日本人哭？就是因为这个速度，世界罕见；这样的精神让外商感到开发区办事效率高，速度快，服务一流，这才纷纷来投资。有了20个企业投产，后边才有200个企业接踵而来。
现在开发区有几千家外资企业了，怎么来的？归根结底就是一条，用投资者的满意度来吸引更多的外商。外商现身说法很重要。现在仍然应该注意这一点，只有这样，开发区才大有希望。要说跟国际接轨，首先就得凭精神，凭吃苦精神、创业精神、服务精神。没有这些精神，开发区再想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只要发扬光大这些精神，开发区就一定能够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作者时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朱秉衡 广州开发区初创时期的若干个第一
第一次筹备领导小组会议
参加第一次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之前，我在广州立德粉厂、龙门县去蹲点。这两个地方是朱森林同志的挂钩联系单位，我的主要工作是定期撰写情况报告给森林同志参阅。当我结束蹲点工作返回市委办公厅报到时，恰好朱森林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前往其办公室，做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记录，从此，我成了领导小组的常任秘书，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
这次会议的时间是1984年的4月26日，当天出席会议的是9个人（领导小组7个成员加上杨献庭和我）。朱森林在会上表示，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要建设开发区，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要离开原工作单位，到筹备领导小组上班，开展开发区的筹备工作。当时就决定了几件事情：一是要确定筹备组办公的地方，赶快亮出招牌；二是起草一批文件，例如规划等，需要呈请中央正式批准；三是要进行开发区区址的选点。
当时经济特区举办已经有几年，深圳、珠海、蛇口工业区等都已经粗具规模，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了部分沿海城市的座谈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提出要参照经济特区的经验，继续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沿海港口城市，选择一块地方，按照经济特区的政策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会议纪要》也就成了开发区的“出生纸”。会议之后，14个沿海开放城市就根据会议精神，组织班子进行研究，应当怎样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一个办公地点
当时东方宾馆副楼的一个会议室1262房作为筹备领导小组的第一处办公地点，面积100平方米左右。选择在东方宾馆设立办公室是因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献庭原来是东方宾馆的总经理，通过他的关系对支持领导小组工作有利。
办公室的招牌是由我用仿宋体手书：“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两尺宽四方的白纸，底下用蓝色墨水写了一行英文：“Guangzhou Economic & Technologic Development District”。当时对“区”的英文单词用的是“District”，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简称就是“GETDD”，后来也根据这一缩写设计了开发区的第一个标志。在挂这一招牌的时候，我还是有档案意识的，特意让人给我照了一张挂招牌的照片。
一年以后，有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人士告诉我，用“District”翻译广州开发区的“区”是错的，准确的用词应该是“Zone”，“District”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意思，是一个大的区域，比如哥伦比亚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像广州开发区这种经济功能区域，应当翻译为“Zone”，即园区的意思。
但那时候，“GETDD”已经在全世界范围使用了，于是我说，不改了，将错就错吧，况且也错不到哪里去，将来说不定开发区真的发展成为足够大的“District”。至今，全国的开发区中，仍只有广州开发区是用“District”，其他都用“Zone”。这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在翻汉英字典查“区域”一词的时候，“District”比“Zone”早出现，没有详细看两者的区别，想当然用了这个词。
第一笔开办费
广州开发区的初始开办费是2万元人民币。当时为解决筹备小组的办公经费问题，筹备小组组长朱森林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向市财局写一张条子，要求给筹备领导小组划拨办公经费1万元。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已经算是很富裕了，但是1万元对于开发区的筹备工作而言，显然太寒酸。
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朱森林在“一万元”的“一”字上添了一横，便成了“二万元”。我就凭着这张条子到市财局要了两万元，作为筹备小组的运作经费。经费取回来之后，求市委办公厅行政处代管，凭我批的条子报销。开发区的第一笔经费就是这两万元。至于向银行借贷和省里、国家的开发贷款，那是以后的事情。
创办20年后的开发区财政可支配财力一年40多亿元，20年间，从2万元到40多亿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奇迹。
第一批财产和第一笔开支
开发区购置的第一批财产，是10张办公桌，每张单价是37元，劣质木头做的、俗称“一头沉”的办公桌。开发区的第一笔开支是370元。当时小组只有9个人，预多一张桌子是准备给后来者用。我们租了几辆三轮车，将这些桌子拉到东方宾馆，但是东方宾馆门卫死活不让我搬进去。当时东方宾馆是广州市最高级的宾馆，也是唯一的一家星级宾馆，是接待外宾的涉外酒店。门卫说，这样的桌子竟然敢拉进东方宾馆？不让进。后来只好又找杨献庭，才顺利地将10张桌子拉进东方宾馆，搬到1262房，顺着窗户边就摆开了。
除了朱森林只是挂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他主要的职务是市委副书记，他没有到这边办公，杨献庭在东方宾馆本来有独立的办公室，也没有要我们的办公桌，其他7人就集中在一个房间办公了。开发区就是这么开张的。
第一张名片和第10个人
开发区是广州市第一个印制并使用名片的单位。当时国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开发区既然是要面对外商的，是涉外的，与外商、港商见面给一张名片，觉得挺好的。广州公务员第一个用名片的，开发区筹备小组是第一个。当时我依样画葫芦，按照见过的名片的形式、大小，写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某某某，加上标志“GETDD”，就这样设计了开发区历史上第一张名片。
名片画好之后，要找地方印刷。当时广州没有印名片的地方，印刷厂还是铅字排版油印。印刷厂全归广州市轻工局管，我找到轻工局的黎局长，表明需要印刷名片。局长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让生产业务处负责人帮我办。我马上找了生产业务处负责人余琪春。刚好他在，如果当时是其他人在，可能在开发区的历史上就不会有余琪春的名字了。他后来成了开发区第一任的行政处处长、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余琪春要我和他一起骑单车到位于西关的印刷厂，厂长表示，这个东西可以印，不过就是麻烦一点，既然是市委要的，可以给你印。印9个人的名片，每人一盒，200张，需要单独排字模才能印，一个星期才能交货。一个星期后，是余琪春骑着单车，用一个小布袋装着9盒名片，到东方宾馆找我交货。名片印刷效果不错，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那些名片了。
交货之后，余琪春留下来聊天，他问我：这个筹备小组规格这么高，市委副书记是组长，一大帮局长只能当成员，你这个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我向他吹牛：市里要划一块地方，建设开发区，实际是广州的经济特区，这个区将来都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我把开发区的前景描绘了一番。
他突然冒出一句：你这里收不收人？我也来干，怎么样？
我当时一口就回答：当然收啦。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天天都忙得不得了。你愿意来，当然好啦！
他说：我是认真的，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我说：你明天就来！
这样，除了筹备小组的9个同志外，第10个工作人员是余琪春。第10张办公桌刚好给他用。他来了以后，就当我的助手，帮我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他年纪比我大，比较稳重，什么行政、财务、后勤事务就交给他负责。到12月份成立管理委员会的时候，他成了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管行政一直管到退休。说老实话，是印名片这件事“成全”了他。
第一个招商会
开发区还没有正式奠基，就已开始着手招商。1984年9月，广州市组成空前阵容的经贸代表团，率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先，前往香港开招商会，主题是“洽谈、交友、调查、做生意”，团长是朱森林，开发区第一次组团出访，唯一的一个参团代表就是我。
由于开发区是新鲜事物，引起了港商极大的兴趣，众多的客商前来洽谈，招商会场广播叫人喊的几乎都是广州开发区朱秉衡先生，开发区第一次赴港招商签订的第一批项目有7个，全部是港资项目，都是我草签的项目协议。
开发区历史上第一个签约的“外资”公司是香港唐石毅先生的南海洋行，是一个综合项目，包括石油生产、加工、销售等。作为外资第一个动工的南海洋行投资项目，是位于开发大道与志城大道交界处的云海加油站。
第一个房东
自从吹沙填土吹响了建设的号角以后，开发区的办公地点从东方宾馆搬到开发区来了。东方宾馆1262室变为开发区驻市区办事处。当时这里是一片荒滩，只有新港码头有点建筑物，新港旁边有一个海员俱乐部，作为码头的配套设施，供那些外国海员娱乐活动，建成后一直空置在那里。我去找这栋物业的业主——广州市总工会海员俱乐部，租用了这幢大楼。空置的海员俱乐部成了广州开发区第一个房东。当时租金是30万元一年，简单装修了一下，成为开发区管委会早期建设的指挥部。
1984年7月始，几十个工作人员每天要从市区到“指挥部”上班，交通成了一大难题。开发区购买的第一台“通勤车”是一辆国产东风客车，30座，价格是8万元。加上黄瑞源从冶金局带来的“陪嫁”——一辆“小面包”车，东方宾馆借来的杨献庭的座驾雪铁龙轿车，开发区筹建期间的全部交通工具就是这3台车，陈伟杰开面包车负责接领导，沿路遇到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扬手即停，谁都可以坐。领导与大家同挤“东风”车，司空见惯。那时可没有领导专车的概念，人的心态平实、自然得多。
第一次自助餐与礼仪教育
广州开发区奠基典礼那天的午餐招待会，是开发区的第一次大型聚餐，也是广州地区第一次举办的自助餐会。之前，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自助餐。第一次的自助餐地点在当时的东江宾馆，由当时最著名的爱群大厦厨师做，他们做得很认真，连碗筷、餐具等都是他们提供的。
食品头天晚上在广州做好，租了几辆解放牌汽车，上午10点运到东江宾馆，摆开一溜长桌子，食品也一溜的摆在桌面上，旁边放置一大堆的餐具。当时好在我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内外有别”，二楼安排领导和境外来的嘉宾，食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二楼铺了一块好的台布，一楼连台布都没有。
吃饭的时候，可热闹了，谁也没有吃过自助餐，也不知道该怎么吃，我也只从电视上看到过自助餐，也没有吃过。二楼那里还有一点规矩，因为都是香港、国外来的嘉宾，做领导的也比较斯文，还晓得拿了食品按秩序找一个地方坐下吃。一楼实在是乱得没法看，一个个拿着碗筷站在桌子边上吃，就不走了，后面的人只好把筷子从人缝里伸进去夹，有的干脆拿个大盘，把菜倒进盘拿走，搞得惊叫连声。
我那帮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宿，连早饭还没吃，一看这阵势，都傻了，不知所措。秘书科的老大姐王杏英很乐于照顾别人，拿着几个大塑料袋，管你这么多，一袋一袋连倒几盘，回办公室请大家吃围餐去了。
那天的场景确实乌烟瘴气，但很热闹。正是因为自助餐的这个场面，引发了后来开发区一度成为常规培训的涉外礼仪教育。后来管委会做出一个决定，所有新进入开发区工作的人员，不管你从哪里来，是什么职务，一律要经过3个月的岗前培训，进行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培训，从最简单的行为开始，包括怎样穿衣戴帽、打电话、待人接物、吃西餐等礼仪。后来要求大家学跳交谊舞，男学穿西装、打领带，女的学穿套装。还有一本《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部必读手册》，是我主编的，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全都是很具体的行为方式：怎么打电话，怎么穿衣戴帽，怎么吃自助餐，怎么吃西餐，怎么迎来送往，等等。
经过培训，面貌大为改观。开发区的人一出场面，那真是别开生面，大不一样。以前打电话是“喂，找谁？”后来改为：“你好，我是开发区。”举行签约仪式时，开发区的人特别醒目，男的是白衬衫、黑西裤、打领带，精神十足，女的大多是淡妆、套裙，风姿绰约，在广州当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黄埔“一期”与志愿军
建区初期，开发区面向全社会招聘人才，在广州也是首开先河。1985年2月14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招聘人才启事，面向社会公开招揽人才。这一批招了大概有100人，这一批人后来被称为“黄埔一期”，这100人基本上都成了开发区的业务和行政骨干。半年后，又公开招了第二批，史称“黄埔二期”，70多人。
开发区建区初期调人进来很难，只能靠“志愿军”，你愿来我才收，不能靠组织的调配，所以才引发了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做法。当时人才招聘工作小组组长由人事处长欧阳惠娟担任，我当了一年多的副组长。
后来还从其他渠道调进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是原籍广东，在外省、外市工作，想回广州安居，落叶归根或解决两地分居。开发区初期从外省、外市调进一批技术干部、专业干部大多数已人到中年，学有所长，他们成为建区初期在建设、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骨干团队，为开发区的铺开局面立下过汗马功劳。这批人大多已退休。
1994年，开发区建区10周年的时候，搞过一次“开发区创业者”奖项，凡1984年到开发区工作的人都可获颁一枚纯金的金牌，当年86名“创业金牌”获得者，目前还在职务岗位的，只剩下17名。换句话说，参与了广州开发区20年创业全过程的有17位同志。他们是李潮迅、夏藩高、麦文英、陈伟杰、刘树开、汤启明、麦绮杭、訾保同、刘芳、毕炉生、黄国友、李高秧、陈伟强、李敏、陈爱国、周智雄等。他们为开发区贡献了20年的辛劳，虽然现今已不再有金牌的荣耀，但开发区的创业史应该记录他们的名字。
广州第一路与区徽
1985年修建夏港大道（现在的开发大道），设计的路面宽度是60米。当时是全广州最宽的道路，建好后，号称“广州第一路”。无论是外商，还是开发区人、市民们都对这条路赞叹不已。从广州一进入开发区，让人耳目一新，对开发区增添不少信心。但有的上级领导来开发区视察的时候，却批评说，马路搞这么宽干什么？浪费土地，增大建设成本。但是不到10年，夏港大道已不堪交通繁忙的重负了。可见，20年前对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建设的意识和理念与现在相差多远，现在建马路动不动就宽100米、120米，豪气十足。
1994年前一直用了十几年的开发区区徽是我组织人设计的。一分钱设计费没花，设计理念有两个：一是对外开放，要跨过海洋同西方文明国家建立联系，倡导海洋文化，一条巨轮，乘风出海，走向世界；二是开发区最初的地图像一个三角形，有些记者叫作“黄埔金三角”，三角形抽象成一面风帆，还是想扬帆出海，走向世界。可是时过境迁，桑田沧海，区徽只剩下建总还在用，路口的区标也因为建立交桥砸掉了。
第一顿年饭
1985年2月，开发区过第一个春节，全体干部员工吃第一次团年饭。当时开发区全部工作人员，包括管委会机关和3个总公司，总共97个人。只有一个小厨房，由于没有桌子和地方，团年饭只能吃火锅，在海员俱乐部的会议室举行。97个人，在地上摆了10个火锅，大家从办公室搬了些椅子，矮的、方的、长的、短的都有，10个人一“围”，煤油炉全部是借来的，方的、圆的，铁的、铝的，各式各样。我吩咐厨房，一早去买了菜和肉，把它切好，分成十大盘，每“围”摆一盘。
缪恩禄发表了一个新年祝词后，大家就开始吃饭，吃的过程中，有的煤油炉子灭了，有的不小心把煤油炉打翻了，热闹非凡。
缪思禄主任说大家辛苦了一年，为了让大家回去过个好年，吩咐我们准备点年货。年货由商业进出口公司经理罗明组织，进口了一些稀罕的东西给大家。其中每人一箱“红牛”饮料、一小袋的金莎巧克力。金莎巧克力当时在国内很罕见，很多人拿回家后，当作非常珍贵的礼物，送给亲戚品尝。
还没吃完饭，缪恩禄主任就说，跳舞！那时候录音机刚刚兴起，管委会有一台双卡录音机已经很不错了，随着舞曲音响，缪恩禄带头跳起了交谊舞，干群同乐，大家把艰难困苦忘得一干二净，而这顿春节团年饭，我一辈子都记忆犹新！
（作者时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徐匡迪 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3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岁月。
教授从政
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到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人还不多，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努力参与钢铁冶金新技术的开拓，并旁听了宏观经济学等课程。
1983年在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做了两年多技术副总经理，在实践中积累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些国外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它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为后来在经济转型中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回国后，钱伟长校长提名我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三年后又被朱镕基市长任命为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即从教学、科研工作转向政府部门工作。我十分珍惜已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工作，经钱伟长校长与朱市长商定，我一周四天在高教局工作，其余三天回校带博士生及做科研。
1991年初，我随朱市长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有一次在法国证券交易所，翻译的同志对可转换债券不了解，翻成了转型的债券。朱市长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企业可先发债券，如果经营三年效果好的话，债券可以变成股票，成为它的资本金。
朱市长听后不大确信，便用英文问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结果法国人连声说对。事后朱市长问我，你是学工搞钢铁的，怎么会知道金融？我说，我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发行过可转换债券，通常我们要承包一个钢厂投资项目，制造设备的时候需要融资，常通过这一途径，成本最低。
在回国的飞机上，朱市长叫我过去，他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
我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
他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
他当时已经酝酿改革，要把上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重大转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当计委主任以后没多久，朱市长就调到北京做常务副总理了，但他已为上海经济的转型奠定了方向。
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来到上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我也出席了会见。
吴邦国书记向小平同志介绍我：“这是一位国外回来的教授，现在从政了。”
小平同志说：“教授从政好啊！搞四化需要有很多的教授从政。”
我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科技知识和对国外市场经济的了解，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迈向市场经济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计划经济最周密、最彻底的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伐”，并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为上海加快改革开放吹响了冲锋号。
邦国同志、黄菊同志召开市委扩大会，传达小平同志讲话，号召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大一点。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深感肩负的重任。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我们计委一班子人经过讨论，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得到邦国、黄菊同志的支持。
第一个方面，计委转变职能，就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过去，计委是最大的经济综合部门和审批机构，有着大量的审批权，劳动工资和物价调整的权也在计委。它还是最高层的决策咨询部门，市委、市府制订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计往往先要计委提出一个初步意见，供领导决策。
我们的改革建议是：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比如说35％用于工业技术改造，40％用于城市基础建设，还有25％用于社会事业，等等。如果市委批准了这一切块方案，那么计委就把相应的投资规模下达相关部委，具体项目则由各个部委审批后报计委备案，计委从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使计委很快从大量审批的矛盾中解脱出来，效率大大提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工作都活跃了起来。我们也有时间积极地跑中央有关部门，筹划建立起一批大市场，包括建立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
第二个方面，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为支持上海市大发展和浦东大开发的步伐，资金需求十分巨大，而上海市政府当时仅有37亿元可用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筹措资金也十分困难。
朱镕基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时，曾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了两笔钱，建起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再要建桥怎么办？当时搞浦东开发，每天有10万辆汽车要过黄浦江，摆渡坐船从浦西到浦东需要40分钟，只有两个桥，一个隧道，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想到了借鉴国外BOT的办法，请香港的一家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向市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的经营权卖给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即可筹到24亿元用来建第三座和第四座桥。同样，隧道也卖49％，可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之后，我们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这样，我们就把现有资产盘活、投资规模放大了。
土地批租
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筹集资金的大事。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棚户区，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炸毁的废墟上居民自己搭建的。要重新建设城市、改善那里人民的生活，必须解决棚户区拆迁问题。
计委就提出土地批租的建议。先在城郊接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供搬迁的居民居住。搬迁以后，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当时还没有产权的概念，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共同建设新上海”。有差不多100万居民从市中心搬出去。
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批租8000美元，而城郊接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50到60美元。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值筹到的款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市中心的工厂也都退二进三批租给外商去开发。很快，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就在市中心建起来了。市容及道路交通、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
对于这一做法，当时有关部门，包括有的领导也提出了质疑，说这么搞是不是上海市中心又变成租界了，都是外商的楼宇、酒店、商场了。我们说，这不一样，旧上海的租界有治外法权，有行政管理体系，税收财政也不归中国，连警察都不一样。
现在的行政管理、税务财政、公安巡警是中国的，外商只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投资经营，就像合资企业一样，而且一定年限后，批租期满时，土地和地上建筑都归还中国。
最后，领导拍板决定，说可以试，先看三年，然后再做结论。在这以后的两年中，上海连年高速发展，上缴中央财政每年递增30％以上，最后领导也充分肯定了上海在率先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放开价格
第二个方面，是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全国一样，都是由计划、物价部门规定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我们向市委建议，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
当时上海有一个果品蔬菜公司，它组织了一个大的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搞采购运输，但效益不好，还要政府补贴。我们试点的办法是果蔬公司只搞交易市场，只管挂牌价，而不管采购，而且挂牌价一定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中城市每斤高5分钱，货源则放开由个体户来经营。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的。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从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到山东的苹果，海南岛的椰子、香蕉，广东的荔枝。过去国家公司的采购员在产地采购后不随货回来，新疆的哈密瓜运到上海沿途损失25％到30％；而个体户从新疆到上海是睡在哈密瓜上的，基本上没有损失。
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放开的改革。在1995年时，全国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统一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维持现状，由于购销价格倒挂，每年由财政补贴6000多万元。另一个是价格放开，粮、油价格随行就市，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将受影响。
我们算了一笔账：上海当时共有三十几万低收入的群体，其中包括孤寡老人、下岗职工和支边支疆回来后没有合适工作的青年。如果每个月白送他们20斤粮食和半斤油，算下来还不到4000万元。所以我们建议，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后，粮油价格可放开，顺价销售，上海人民就能吃到最好的米、最好的油。
后来随着发展，老百姓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也不断调整政策，先是发食品券，自己到粮店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后来为了制止倒卖食品券，干脆直接发补贴，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开了。
价格放开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上海的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了。引起了干部、群众的议论。物价高到底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划一时，什么地方物价低，那个地方的人民肯定是安居乐业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地方物价高，而且工资也高，那个地方肯定是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比如东京、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物价都高。
什么地方物价低呢？非洲那些贫穷国家的物价低，中国的老少边穷地方物价低。黄菊同志总结大家的讨论后，形象地提出要做到“三个一点”：即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也比周围地区高一点，工资的增幅比物价的增幅再高一点。有了这“三个一点”，上海人在物价较高、物资丰富的条件下也可以安居乐业。
现在回顾起来，从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点燃了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到我们在市委领导下解放思想，努力工作，用三年时间实现了三项重大改革，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上海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上海市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时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
夏克活 在“马上就办”中诞生的福州保税区
保税区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产物，是中国政府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基本做法，结合国内创办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经验，于20世纪90年代辟建的对外开放区域。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区和试验区。
1992年7月，我从闽北山区调到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此时开发区正在积极申请创办保税区，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名字叫“福州保税区筹建处”，组织部门分配我到福州保税区筹备处工作。从此，我便与福州保税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度过了21个春夏秋冬，见证了福州保税区在“马上就办”中诞生、改革、创新、发展的点点滴滴。
“在马尾吹沙造地！”
1992年7月15日。
那一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筹备处的同人刘荣官、王宜平以及开发区建设局的刘宗炬工程师、开发区建设总公司（上市公司三木集团的前身）陈坚等，挤在一辆十分破旧的吉普车里，摇摇晃晃地来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沙地上。刘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一片是吹沙造地造出来的，脚下全是闽江吸上来的沙，上面的树木是用来防风固沙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树木全部砍掉，把地平整出来，铺设地下管网，建好区间道路，架设海关监管隔离网。用管委会领导的话来说，叫“以干促批”。何谓“吹沙造地”？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没过几天，我就打听到了“吹沙造地”的来龙去脉。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上决定全面开放沿海14个城市，并在这些城市中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消息刚刚播发，中共福州市委主要领导就立刻行动起来，咨询专家，实地踏勘，决定选址马尾建开发区。报告送到省里，对投巨资在一个小地方建开发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在马尾吹沙造地！”省委书记项南这样建议。
听说要在马尾吹沙造地搞开发区，福建省闽江流域规划办就给胡平省长打报告，称在马尾吹沙造地会影响福州市区防洪堤坝的安全。人命关天，胡平省长马上组织20多位水利、规划等方面专家进行论证，得到“不会影响”结论后，胡平省长由担心变成了放心。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这样落户于马尾。
据开拓者介绍：站在马尾卧龙山岗向东眺望，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茫茫的荒滩，烂泥巴上长着一丛丛杂草，在那近两平方公里的沼泽地上，最有生气的便是江中鸭子们，或洗澡，或唱歌，或摇晃脑袋四处张望……
从7月开始，决策者拉开了吹沙造地的序幕。通过前后三期的吹沙造地，一是造出了1.98平方公里金灿灿的沙地，二是形成了2000多米长的深水岸线，三是还为闽江船运疏通了航道，收到一石三鸟的效果。
1985年1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规划面积4.4平方公里的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诞生了！
国务院自1990年9月8日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以来，到1992年5月13日，全国共批了6个保税区。听说中央已经向各地打过招呼，不再新批保税区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又一次掀起了改革开放浪潮。敏感的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感到机会又一次来临了。抓住历史机遇推动更快发展，是福州开发区人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在开发区里建保税区”，开发区领导班子迅速做出决定：从吹沙造地中划出0.8平方公里，加其他1平方公里申办保税区。想好了的事，必须“马上就办”。一边规划，一边行动，一边报告。在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在市委书记习近平的鼎力支持下，6月，开发区就紧锣密鼓地拉开了筹建保税区的序幕。
7月，一年一度的省委、省政府经济形势分析会在马尾卧龙山庄召开，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贾庆林表态：保税区可以定在马尾。
在省委、市委及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福州保税区的筹建工作在“特事特办，特事快办”的口号声中快速推进。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保税区的建设者们，就拉起了3900米的隔离网，建好了区间大道，建起了海关监管楼。
9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福州保税区的请示》（闽政综〔1992〕256号）上报国务院。
11月19日，《国务院关于设立福州保税区的批复》（国函〔1992〕181号）正式下发。《批复》指出：“同意设立福州保税区。保税区要充分发挥马尾港的优势，努力拓展转口贸易、过境贸易，开展为贸易服务的加工整理、包装、存储、运输、商品展示，积极为扩大对外贸易服务，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福州保税区设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部。保税区东边界为红山油库，两边界为青洲路，北边界为中湖山脚，南边界为罗星路至闽江边。”
就这样，在中国改革开放这片热土上，中国第十个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在海峡西岸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诞生了！马尾这个历史名港，迎来了焕发神采、再铸辉煌的春天！
用速度争来的福州保税区
1992年福橘挂满枝头的一天，领导叫我上市委机关办事。这是我第一次踏进福州市委、市政府大院。走到大门口，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幅标语。一幅是大门口左侧墙壁上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一幅是大门正对面墙壁上的“马上就办”。当时，我心里一怔，“为人民服务”跟“马上就办”，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真棒！就这样，这两条标语就像福州鼓山涌泉寺摩崖石刻群里的“忘归石”一样，任凭岁月和风雨洗刷，始终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坎里。
12月底的一天，我就切身感受到了“马上就办”的甜头。
那天下午，我把《关于请求验收福州保税区隔离设施的函》转报件送到市政府，办公厅同志告诉我，市委常委、副市长龚雄正在参加市委常委会议。我就到市委那边找，跟办公厅同志说了下，没过几分钟，龚副市长就来了，很快签发了文件。拿着文件，我马上到市政府办公厅外经处，处长马上安排打字。没一会儿，我拿着油迹未干的文件赶到省政府。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请求验收福州保税区隔离设施的函》（闽政办函〔1992〕175号）就转报海关总署了。
1993年1月17日，海关总署和国家有关部委验收组前来马尾，对福州保税区进行验收。省委协记陈光毅、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来了，副市长翁福琳来了，省、市有关部门领导来了。通过检查验收，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家坤代表福建省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监管司司长代表海关验收小组分别在《海关总署验收福州保税区隔离设施纪要》上签字，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福州保税区首期开发的0.8平方公里隔离设施合格，18日正式挂牌营运。
验收时，海关总署监管司刘司长听说眼前这座小巧玲珑、造型别致的海关监管楼，仅用了3个月就建成了。也禁不住跷起大拇指称赞道：这样的速度，在中国保税区建设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没过多久，我向管委会领导建议：把“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条标语，写在海关监管楼两边的柱子上，领导马上就采纳了，我敢说，福州保税区的一切都是用速度争来的，都是践行“马上就办”精神的结果。
1993年3月6日，福州保税区海关筹备处入驻福州保税区，正式开始对进出福州保税区的货物实施特殊监管。
1993年3月20日，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设立福州保税区管理委员会。5月20日，福州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与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代表福州市人民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1994年5月23日，国务院对《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置福州保税区海关机构的请示〉》（闽政〔1992〕综412号）做出批复：同意设立福州保税区海关（为处级），人员编制。120名，首期配备75名（国函〔1994〕42号）。
率先步入依法治区的轨道
1993年3月19日，正好是保税区运作两个月的时间。
这一天，市人大财经委、法制委领导到开发区、保税区调研。
4月7日，市人大财经委、法制委领导又来到马尾，专题召开“福州保税区条例立法座谈会”。通过座谈讨论，形成“有法比没法好，粗比细好，快比慢好”的意见。于是，福州保税区的立法工作步入快车道。我作为执笔人，与保税区、开发区同人在3个月时间里，在《福州保税区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拿出《福州保税区条例草案》初稿，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座谈、征求意见和修改定稿后送交市政府。
1993年7月17日，《福州保税区条例（草案）》经市十届政府第十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榕政综〔1993〕137号）。
1993年9月25日，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福州保税区条例》，随之报请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11月12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了《福州保税区条例》。在审议该条例时，省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福州保税区条例”的初审报告》中指出：“1.保税区是我国主权范围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对外开放的特殊区域，我国现有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保税区原则上均可享用；2.突出了保税区是比经济特区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区域，强调了立法要为保税区的建设与发展创造宽松、效能的运作环境，促使保税区用好用活用足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促进保税区的建设、搞活与发展；3.借鉴和吸收境外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和境内其他保税区的建设经验，结合福州保税区的实际，探索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保税区体制，改善投资环境，有效吸引外资，发挥保税区的开放窗口作用，促进保税区的繁荣发展。”
“因为保税区是个新事物，保税区的立法在我国也史无前例。《福州保税区条例》的制定，有利于福州保税区在软环境建设上先行一步，从而促进保税区的建设与繁荣，带动福建的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全国保税区的法制建设。因此，建议本次会议予以审议批准。”
《福州保税区条例》共8章39条，把保税区的各种优惠政策、管理办法、投资者权益等内容以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创造一个规范化、法制化的投资环境。在全国13个保税区中，福州保税区率先步入了依法治区的轨道。
“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马上就办”，逐渐成了福州保税区的办事规矩和习惯，自然而然也就跟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7月3日下午，保税区管委会领导召集会议，专题研究保税区推行企业登记制问题。会议结束前，副市长、保税区管委会主任黄玉立特地说了一件事，他说外商邱先生给市委习书记写信，信里面讲了八条，反映外商在福州投资创业耗时受气的事，希望福州市改进。
领导要我针对这个问题，写个材料给他，准备在下次中层干部会上说一说。此时，我想起了市委大院里的“马上就办”那句口号，想起了福州保税区倡导推广的“特事特办、特事快办”，通过一番思考，我首先写下了“马尾的事，马尾办；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尾的事，马上就办”这三句话，然后再稍稍展开。
“马尾的事，马尾办”，强调的是主人翁精神，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马尾自己能解决的事情，自己积极主动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要积极争取上面支持解决；
“马尾的事，特事特办”，强调的是马尾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是福州对外开放的窗口，保税区又是特殊区域，这里的每一件事，不论大事小事，都是特别重要的事，都要特别用心去办，不能挑挑拣拣，有的办有的不办；
“马尾的事，马上就办”，强调的是工作效率，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要求做到：9点钟能办的事，不能等到10点钟去办；上午能办的事，不能推到下午去办；今天能办的事，不能拖到明天去办。我写的东西很短，就写在福州保税区管委会的便笺上，32开，三张纸没写满。
不久，宣传部和管委会办公室在马尾隧道口的山坡上立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这个口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翻山越岭，传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伴随着马江浪潮，漂洋过海，传到了好远好远的地方。
后来，我听福州保税区企业的一些人讲，他们的企业都是被马尾隧道口上的那条标语吸引过来的。
“要干就要干好，在全国争上游”
“要干就要干好，在全国争上游。”为把市委领导对保税区的要求落到实处，福州保税区的同志们认识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四个字：“改革创新。”现在外商创办一个企业，首先必须经过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向发改、建设、土地、规划、环保等部门审批，好比女人“十月怀胎”，太难了。这种“审批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改革。
1993年6月28日上午，“深化改革会议”在管委会“528”会议室召开。会上正式提出“福州保税区率先实行企业登记制改革”的构想，把过去的“项目审批制”直接改为“企业登记制”。
7月3日下午，副市长、管委会主任黄玉立主持召开“福州保税区企业登记制改革”专题会议，他的开场白是：
“一年一度的省委、省政府经济形势分析会又要在我们这里召开了，去年我们向省委、省政府要了个保税区，今年我们要什么？我看就是要政策，要企业登记制。”
通过深入讨论，确定了整个流程：决定设制一张《福州保税区投资项目申请表》，投资者填好后，凭申请表直接向工商办理登记注册，登记主管机关在6个工作日之内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凭《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就可向海关、外管、税务、银行等部门办理登记和开户，改原来单一的直线程序为复合式的同步程序，不再把各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作为前置条件。《企业登记制》的最大特点，就是突出了登记注册的法律地位。
7月28日，福州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对外正式颁布《福州保税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注：内资参照执行）。
8月6日，“福州保税区企业登记制新闻发布会”在卧龙山庄举行，省市工商局、外经贸委、海关、外管、企业、新闻单位200多人与会，第二天《福建日报》作了长篇报道。福州保税区企业登记制的改革创新，逐步走进福州，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1994年7月28日，福州保税区实行《企业登记制》一周年。据登记机关统计：至1994年7月底，实行“企业登记制”一周年，工商部门在保税区登记注册外资企业105户（其中合资39户，独资66户），投资资本1.940亿美元，注册资本1.0137亿美元，受理内资企业（参照外资企业直接登记）52户，注册资本2.1172亿元，私营企业也有两户在保税区落户。105户企业从领取《福州保税区投资项目申请表》，到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平均只使用了4.6天，比试行登记制前的平均数时间缩短了71天。
富有创意的改革——“红灯”呈报制
“马上就办”，是一句口号，也是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变成行动。有人会自觉地把它变成行动，有些人则受旧体制下形成的惯性和法制观念淡薄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将新规定新举措束之高阁。要改革，要创新，遇到难事、麻烦事、可办可不办的事、吃不准的事（我们把这些称为“红灯”）是难免的，问题是用什么态度对待它。想方设法去解决，是一种态度；简单轻易地把它扔在一边，撒手不管，不作为，这也是一种态度。
“保税区的事，大事小事，都是事，即使办不了、不能办，给服务对象说清楚，也是一种办。”于是，福州保税区管委会推出了《福州保税区机关政务“红灯”呈报制》，明确要求：保税区各部门在政务工作中遇到无法解决或一时不能解决的事项，因政策把握不准或精神吃不透而无法定夺的事项，对工作对象无法肯定答复的事项，拟否定的事项等，均实行“红灯呈报”制度。具体做法是：单位科室人员遇到“红灯”时，及时填写《机关政务“红灯”呈报表》，呈单位领导阅处；单位领导无法办结的，呈分管领导阅处；分管领导仍然无法办结的，呈主管领导阅处；主管领导仍然无法办结的，提交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切实做到“事事有回声，件件有着落”。遇到“红灯”事项不报者，予以查处，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福州保税区机关政务“红灯”呈报制》，是一项富有创意的改革措施，它运用行政管理学的原理，对革除行政运作过程中的“中梗阻”现象，对克服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阻力，对防止少数工作人员“不给好处不办事”的发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办事限时制”的施行
继试行“企业登记制”“红灯呈报制”后，福州保税区又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办事限时制”。
1995年春节过后不久，管委会领导提出要求，要我们搞出一个提高各部门办事效率的文件，对保税区各个部门承办各类具体事项的办结时间，提出一个十分具体的时间要求或规定。
一天下午，雷成才（主任助理、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主任）、王裕、吴乐进（管委办秘书）、刘宗坤（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等，我们几个人聚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办公室，先是讨论各个部门具体承办事项，把它们一一列出来，然后讨论每个事项所需要的办结时间。
我是执笔人，一边在记录，一边参与讨论。最后归纳为5大类30项。第一类投资项目，领取申请表、名称核准、营业执照、银行开户、税务登记、海关注册，办结时间1-3个工作日不等；第二类土地使用权及基建各事项办结时间，包括签订土地合同3个工作日，红线图2个工作日，设计方案报审3个工作日，消防审批6个工作日，产权证10个工作日等；第三类水电通讯办结时间，包括基建施工用电申请安装10个工作日，永久性用电申请审批10个工作日，安装调试20个工作日，供水申请安装10个工作日，通讯安装7个工作日；第四类人员车辆出入1个工作日；第五类货物进出通关手续3个工作日。这些讨论完成后，开始给文件起名称。等到我们把“办事限时制”这个名称敲打好，月亮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卧龙山岗。对这个名称，我们大家都十分满意，我的感觉，就好比吃了蜜，特别甜。
1995年4月3日，《福州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实行办事限时制的规定》经1995年区第九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于1995年5月1日正式执行。该《规定》明确要求：“凡投资者和企业向保税区有关部门申办各类事项实行限时办结制度，即投资者和企业在其提供的文件资料齐备、程序合法前提下，受理单位（或经办部门）必须自受理之日起按本规定的时间予以办结（简称限时制）。”
“办事限时制”，这是一个新名词、新概念，是把市委“马上就办”精神和保税区、开发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口号变成易于操作的行政程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办事限时制”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福州保税区各个部门的办事效率，为投资者和企业营造出了一个仿真的国际投资和经营环境。
（作者时任福州保税港区管委会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