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流水杳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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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道德

人与人的行为交叉互动,行为从人性出发,包括道德不道德,也包括表面道德其实不道德,或表面不道德其实道德。文学作品既然表现人生,作家就要考虑到人的复杂,不能以道德予以简化。

以短篇小说而论,文评家说它写的是“一个人,遇见一个问题,他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得到结果”。进一步推演,它是“一个性格突出的人,遇见一个非常的问题,他想了一个独特的办法来解决,得到意料之外的结果”。从文学理论家的界说可以看出道德的局限,道德常常倾向于不作为,而且往往难以解决“不道德”的问题,看来“不甚道德”的人比较能干一些,军队作战的时候,往往是平时“调皮捣蛋”的分子有能力完成任务。一个单位里如果个个君子,难免单调沉闷,一旦进来一个“通权达变不拘细行”的新同事,马上古井生波,轶闻掌故陆续产生,人人眉宇间多了些朝气。

道德缺少戏剧性,戏剧性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成分,它常由坏人产生,所以戏剧中不能全是好人。从前地方戏的口诀“戏不够神仙救”,时代戏的口诀“戏不够坏人救”;从前说“无女人不成戏”,现在说“无坏人不成戏”,两句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前代编导歧视女性,常把女人塑成负面角色,利用她推动情节。

我们常说“百善”、“万恶”。善行大致类似,罪恶的行为则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你想捐钱给红十字会吗?那很容易,技术上没什么挑战性,如果是向官员行贿就不同,你得够聪明机巧,有几分发明天才。捐款的经过平铺直叙,行贿的经过却可能很有趣或者很曲折,你愿意听一个行贿的故事还是听捐献的故事?

给歹角编戏难度高,编导先得自己“够坏”。好莱坞电影常常成为坏人作奸犯科的教材:香港一名大盗,开着挖土机挖掉银行门侧的自动取款机,那玩意儿的重量是七百五十公斤,他是看电影、学作案。纽约一名强盗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毯子,由一个女子推进银行,那男子突然掀开毯子,拔出手枪,这一对雌雄双盗也承认他们作案的手法由电影学来。

中国的京戏不外“忠孝节义”,那是大处着眼,但戏剧是由许多细节组成,京戏对人心的奸诈险恶做了“有情的揭露”,入木三分但不失忠厚,坏人竭尽聪明机巧,最后却成全了好人,这是京戏的风格。究竟是哪一部分叫看戏的人津津乐道呢?是坏人做了些什么,不是好人最后得到了什么。曹操欺负汉献帝,能使一个庄稼汉跳上戏台把曹操杀死,郭子仪勤王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作家常以“不道德”或“非道德”为创新的手段。例如“夫妇互相体谅”是道德典范,也是故事陈套,推陈出新的方法之一是反其道而行。有一个人在家中举行宴会,庆祝结婚二十周年,至亲好友来做长夜之饮,忽然发现男主人不见了,大家到处寻找,在后院的石凳上找到他,只见他丢掉领带,敞露前胸,手里提着空空的酒瓶发呆。朋友问他怎么了,他说:“结婚后三个月我就发现无法跟她共同生活,她又坚决不肯离婚,我想杀了她。律师告诉我,你如果那样做了,法院会判你二十年徒刑,二十年太长了,我只好忍下来。你看,今天二十年了,如果我当初杀死她,今天我也自由了!我好后悔啊!”它显然不道德,然而很精彩,作家很难抵抗这种诱惑。

戏剧不允许好人做单调的表演,如果引入坏人,那歹角可能夺走观众的注意力。戏剧情节向高潮发展,可以把不道德推向极端,相形之下,道德的挥洒空间较小。例如那一部叫作“色·戒”的影片,献身抗战的美女爱上他们要暗杀的大汉奸,泄漏了机密,以致参与行动的爱国青年全体丧生。故事显然违背道德家的要求,但是戏“好看”,道德家能提出更好的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