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早期罗马 2）它的历次战争

我们不能以当今的城市观念来看待早期的罗马，除非是当今克里米亚的城市。克里米亚的那些城市是为了贮藏战利品和乡间的牲畜和农产品修建的。罗马城里一些重要地点的古名也都与城市的这种功能有关。

倘若不把从远处一直延伸到罗马城里的道路称作街道，那么罗马城里甚至没有街道。房舍的分布杂乱无章，而且都很矮小，因为男子都在工作或是逗留在公共场所，很少待在家里。

但是，罗马之伟大展现在公共建筑物上。曾经并且至今依旧令人充分领略其强盛的这些建筑物，都修筑于王政时期。永恒之城那时已经开始修建。

为了夺取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洛斯及其继承者们几乎一刻不停地与邻邦作战，带着麦捆和畜群等战利品返回罗马城，全城为之欢呼雀跃。这就是凯旋庆典的起源，而凯旋庆典嗣后成了罗马城之所以威武伟大的主要原因。

罗马因与萨宾人融合而实力大增，萨宾人与他们的先人斯巴达人一样，吃苦耐劳，尚武好斗。罗马人一直使用阿戈斯小盾，罗慕洛斯改而采用萨宾人的大盾。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之所以能称霸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与一个又一个对手作战中，总是乐于取对方之长补己方之短。

意大利各个共和国当时都认为，它们与某位国王缔结的条约，当他的继位者登基后，便不再具有约束力，这是万民法赋予它们的权利。因此，原先属于罗马国王管辖的事务便不再受到约束，战争于是接连不断。

努玛对罗马的治理长久且太平，致使罗马的国力长期处于平平状态。那时的罗马倘若拥有较大的领土和较强的实力，此后的命运也就不会如此多舛。

罗马之所以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历代国王都堪称伟人。一大批先后执政的君主无一例外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这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在社会形成过程中，首领制定了共和国的制度，随后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就了首领。

塔克文戴上王冠既非元老院也非人民选举的结果。王权于是变为世袭，世袭的王权变成绝对权力。王权的这两次巨变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三次巨变。

塔克文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奸污了卢克蕾提娅，此类事情几乎总是以暴君被逐出他们所统治的城市而告终，因为在此类事件中，人民感到自己处于被奴役状态，因而采取极端行动。

对于新征的税赋，人民比较能够容忍，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从他们身上拿走的这笔钱是否会给他们带来某些好处；但是，他们受到侮辱时不但感受到的只有不幸，而且会联想到其他一切可能的厄运。

不过，革命其实已经到来，卢克蕾提娅之死只不过是个诱因。因为，一个气概豪迈、雄心勃勃、大胆勇敢，但是封闭在城里的民族，迟早会挣断枷锁，否则就只能改变自己的秉性。

罗马只能二者择其一：或是改变政制，或是继续保持贫穷小王国的现状。

当年罗马曾经发生的事情，在近代史上也有实例，此事确实值得关注。因为，无论什么时代，人的感情始终相同。引发重大变革的机遇不同，原因却始终相同。

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为扩大下议院的权力而贬斥上议院，古代的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也曾为扩大人民的权力而削弱元老院。但是，勇气倍增的人民，既推翻了图利乌斯，也推翻了亨利七世。

塔克文的形象从未得到好评；凡是谴责暴政的演说家都没有忘记提及塔克文。但是，他在预感到灾祸时采取的应对措施，他对被他征服的各族人民的宽和态度，他对士兵的宽厚，他为让众人服膺于他而使用的手腕，他修建的那些公共建筑，他在战争中显现的勇气，他在厄运面前表现出的坚忍不拔，他在既无王国又无财富的条件下亲历亲为或驱使罗马人进行的那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他那一个又一个的计策，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人物。

对塔克文和对其他人物一样，后人的评价难免不受成败的影响。任何一位君主若是败在某个对手手下，而这个对手后来若是成为霸主，或是力图诋毁这位君主留存至今的好名声，那么，这位君主的声誉肯定会受到重创。

罗马驱逐了国王之后，建立了一年一任的执政官制度，这种政制把罗马的实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每位君主在一生中都曾雄心勃勃，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其他欲望乃至懒散和贪图安逸。然而，共和国的首脑每年更换，他们总是力图在任上政绩卓著，借以获得新的任期，所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己的雄心，鼓动元老院向人民提出进行战争的建议，不断地向元老院指明新的敌人。

元老院本身也很愿意进行战争，因为它疲于应对人民不断提出的申诉和请求，所以试图转移人民的怨气，让他们关注外患。

战争几乎始终是一件能让人民愉悦的事，通过合理分配战利品，就能让战争变得有利于人民。

罗马是一座既无商业也无手工业的城市，劫掠是发财致富的唯一手段。

于是对劫掠行为规定了纪律，人们有序地遵照执行，就像当今小鞑靼人那样。

战利品集中起来分给官兵。由于开拔之前人人发誓绝不私拿战利品，所以任何东西都不会丢失。罗马人是世界上对誓约最虔诚的民族，誓约始终是他们维护军纪的保障。

留在罗马城里的公民也能享受胜利果实，战败者的部分土地被没收并分成两份，一份出售，其所得归公共机构，另一份分给贫穷公民，分得土地者须向共和国缴纳年租。

只有征战和胜利方能赋予执政官以凯旋庆典的荣耀，所以他们对战争极度狂热，勇往直前，然而，决定胜负的是实力。

因此，罗马永远在打仗，而且始终相当激烈。从治国原理来说，一个始终处于战争之中的民族，肯定只有两个结果：若非自取灭亡，就得战胜所有其他民族，那些时而打仗时而和平的民族，从来既不善于进攻，也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

罗马人于是获得了深邃的军事知识。短暂战役中的战例大多被置之度外，和平带来了另外一些想法，不但忘掉了犯过的错误，就连自己的长处也不记得了。

连绵不绝的战争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罗马人若不战胜敌方，绝不缔结和约。确实，何必与一个民族签订耻辱的和约，回过头却与另一个民族开战呢？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罗马人越是打败仗，取胜的欲念越强，打败过他们的人因此而心惊胆战，他们自己誓必取胜的意志则越发坚定。

由于始终面临着残酷的报复，坚忍不拔和一往无前成为罗马人不可或缺的品质，这些品质与对自己和家庭以及祖国的热爱难以区分，与人对一切值得珍惜的事物的热爱无法分离。

意大利人不懂得使用任何围城器械，再则，由于士兵不领饷，他们很难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很少进行决战。打仗是为了占领敌方的营地或土地，战斗停息后，胜败双方返回各自的城市中去。意大利人之所以竭力抵抗，罗马人之所以固执地要制服意大利人，原因即在于此；罗马人屡屡取胜却不会腐败，而且始终身处贫困之中，原因也在于此。

如果他们很快就征服了邻邦，那么当皮洛士、高卢人和汉尼拔来到时，他们或许已经衰败了；如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难以避免的那样，他们或许已经飞快地由穷变富，因富而腐败。

可是，自强不息却障碍重重的罗马，虽然令人感受到了其实力，却无法将其扩展；罗马的地盘不大，但是它所体现的品德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意大利人并非全都好战，托斯卡纳人因富有和奢侈而变得柔弱，塔林顿人和卡普阿人、坎帕尼亚和大希腊地区的所有城市都在闲散和淫逸中日趋萎靡。拉丁人、赫尔尼奇人、埃魁人以及沃尔斯奇人都酷爱战争，他们都居住在罗马四周，对罗马进行难以想象的抵抗，从而把他们的顽强精神传授给罗马人。

拉丁城市都是阿尔巴国王拉丁努斯·希尔维乌斯建立的殖民地，这些城市不但与罗马人有共同的渊源，礼仪也相同。在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推动下，他们在罗马修建了一座神庙，作为两个民族的联合中心。拉丁人在雷吉路斯湖之役中战败之后，只得与罗马人结盟，联手作战。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十大执政官掌权的短暂暴政时期，罗马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倚仗它的自由而实现的，国家像是失去了用以驱动身躯的灵魂。

城里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受奴役的人，另一类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力图奴役全城的人。元老们犹如离开一个外邦城市一样弃罗马而去，邻邦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抵抗。

元老院有能力支付军饷，于是包围韦伊城，围城长达十年之久。罗马人有了新技艺和新的作战方法。他们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因而从胜利中获利更多。他们于是进行更大规模的征伐，派出更多的人去建立殖民地；总之，攻克韦伊堪称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不过，罗马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少。他们虽然给了托斯卡纳人、埃魁人和沃尔斯克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的盟友，即拥有同样武器和同样军纪的拉丁人和赫尔尼奇人却离罗马人而去，托斯卡纳人内部结成了若干联盟，意大利人中最好战的萨莫奈人则向罗马人展开猛烈攻击。

自从开始给士兵发饷之后，元老院不再把战败者的土地分配给自己的士兵，改而把另一些条件强加给战败者，比如，强迫他们在一段时间中为军队提供饷金，供应小麦和服装。

高卢人攻占了罗马，但丝毫没有削弱罗马的实力，罗马的军队与其说战败，毋宁说被驱散，几乎完好无损地全部撤到韦伊去了。民众逃到邻近城市，罗马城的大火烧掉的只是牧人的若干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