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两宗教
多年以来，林语堂博士和弘一大师两个名字在我心中并存，有人提到其中一个，我立即想到另外一个，他们都带着现世的盛名皈依宗教，都在世俗眼中给宗教增值加分，也都在不求甚解的大众心中留下一则传奇。今读李淑珍教授《安身立命》一书，她以七十六页的篇幅讨论了弘一大师，以六十九页的篇幅讨论了林语堂，检视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曲折的心路，我更发现这两位名人有许多近似的地方。
后学数中国近代文学人物，也把林语堂尊为大师，抗战时期我们读他的书，在逼迫热辣的现实中独得片刻清凉，留下很好的回忆，有人责备他不顾民生疾苦，我们也没放在心上，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得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他修辞个人风格强烈，往往出人意表，我们这些一面查字典一面写作文的青年，在规矩方圆之外窥见行云流水，为之欣然。有人批评他的散文其实是杂文，原来杂文还有此一格，很好，中国文学在鲁迅的烈日蒸烤之外，多一树闲适的浓荫。
至于安身立命？我读他的书，后来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倒是从没有这样想过，他在基督教的家庭中生长，入教会大学读书，后来从基督教出走，走笔行文对宗教、对政治上的集体主义常加讥诮，好像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个需要。他最后受洗皈主，我那时没看到完整的资讯。
现在读了《安身立命》的分析探索，我才看见一个立体的、完整的、鲜活的林语堂，在“深刻机敏，优美雍容”之外，在“淡泊高洁，坦率真诚”之外，还有一个幽微的内心世界。林大师也像弘一大师那样，随着俗世声名升高，个性和环境的碰撞增强，内心的压力也加大。他从基督教出走，一度长期遁入道家，随缘游离爱国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最后，他和弘一大师都向现实世界之外寻求承担。
林语堂对基督教入而复出、出而复入，社会大众不免好奇，《安身立命》对这个问题有完整的答案。中国教徒为什么“改宗”，书中列举，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说有两个原因，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瓦格说有五种原因，美国史学家柯保安也有他自己的见解。我不做学问，喜欢简化，发现众说之中都含有一个共同的因素，用李淑珍教授的构词来表达，那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想当初林大师得风气之先，欧美白人信心满满要同化世界，此时的基督教也想以一本《旧约》代替各国的历史，林语堂进入大学，读书渐多，发现自己受到蒙蔽，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
他为什么又回归童年的信仰呢？传道人当然以“浪子回头”来彰显基督教的优越，但是看李淑珍教授在书中展示的文献，浪子并未回头，只是回家，这是我的家，我要回来，“如果上帝能爱我，像我的母亲爱我一半那样，他一定不会把我送进地狱”。一个人不相信原罪，不相信救赎，不相信肉身复活进入永生，居然能受洗成为正式教徒，这也是现代基督教的美谈或奇谈。林大师为什么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我觉得这里面有儒家的制约，当年孔孟之徒把原罪解释为遗传，他们不能忍受这遗传的源头来自犹太人。林氏驳斥肉身复活，认为“贡献所能，冀求种族不朽，事功不朽，岂不胜于追求个人肉身不朽？”更是义正辞严的儒家口吻。
林大师有没有在基督里面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呢？李教授以近乎感伤的语气表示，恐怕没有。是的，林大师并未进入基督，他是作家，他对天下后世的意义是，他的作品继续散发檀香和白兰地混合的气味缭绕千秋。
李淑珍教授在她的《安身立命》一书中说：“才华出众、生活浪漫的李叔同，皈依佛门，成为弘一大师……绚烂夺目的艺术家，突然转变为淡泊自苦的云水僧。”李教授引用丰子恺的解释，丰氏把人类生活分成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三个梯次，人人追求物质生活，大部分人在物质生活之上追求一些精神生活，另有极少数的人，所谓精神生活仍然不能满足他，他追求更高的灵魂生活，所以李叔同先生要出家。丰氏可能受唯物思想的影响，认为精神生活仍然是现世肉身之事。一般认为书画、诗词、金石、油画、音乐、话剧都是精神生活的寄托，李叔同对这些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断然舍弃这一切，皈依佛门，可见“美育”并不能代替宗教。
当年李叔同名满天下，这样一个人物皈依三宝，会产生可观的名人效应，增加佛门的号召力，所以佛门弟子尊为大师，在佛家著述中有很高的曝光率。那些文章刻意凸显大师的佛性慧根，省略了由俗入佛之间的漫漫长途，以及沿途的苦闷、探索、彷徨，以致我们一般读者有一个印象，李叔同成为弘一，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李淑珍教授从大众视角追述其事，也提到“从绚烂夺目的艺术家，突然转变为淡泊自苦的云水僧”。
接着书中以七十六页的篇幅，搜罗各种文献，说明李叔同出家有其内因、外因、远因、近因，并不“突然”。李氏安身立命历经五个阶段：翩翩公子，留学生，教师，道人，和尚。他不断追寻自我，创造自我，（安顿自我？）最后“由儒入释，由美入空”。谈外因远因，这本书从潮流世局对人的影响见著述的高度，谈内因外因，这本书从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激荡见著述的广度，著述旨趣既是以弘一大师为抽样，探讨知识分子在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中如何把握生命的意义，势必要用谨慎的推理，出之以商量的口吻，探讨人物心灵变化，在这些地方更看出著述的深度。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是孔孟之徒，舍孔孟而选择不同的信仰，李教授称为“改宗”，李教授指出，改宗之后的信仰仍然受到儒家的制约。我的联想，佛门智者一开始就准备接受这种制约，佛教史说，密教传入中国，限制了对肉欲的“放纵”。佛法入世，世间化就是儒化，历代高僧有下列种种说法：菩提心即忠义心（宗杲）；周公孔子即是佛，佛即是周公孔子（孙绰）；佛化身为帝王，帝王是菩萨行的阶梯（慧远）；菩萨行和仁道结合，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康僧会）。弘一大师也认为华严的“回向人间”与儒家的“兼善天下”殊途同归，发愿“现生迈入圣贤之域，命终往生极乐之邦”。佛教接受儒家的制约，才可以利用儒家，但是，要显得佛家和儒家圆融，你得先模糊两者的界限，所以基督教坚决拒绝。
书中设问：“多年艰苦的修行之后弘一是否真的已解脱无碍，成就菩提？”李教授并无肯定的答案。书中淡淡提及有人批评弘一“并未大开大阖，有所兴替，让佛教界面目一新”。恕我妄言，既在佛门，就要用佛家的高标准来衡量，他还是把个人生死看得太严重了，“了生死”，一方面是了解生死，看破，同时是不介意生死，放下，所以佛门把“断烦恼”放在“了生死”之后。李教授在书中以文学的咏叹为弘一大师塑成一个可敬的形象，说他“关卡重重，崎岖迢遥，带着前生的记忆，踽踽独行”。还有，“走孤独道路，虽然人迹罕至，却闪着幽光，隐隐通向天际”，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艰难，充满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