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鄙夷与愤怒

但丁说自己九岁时初遇贝雅特丽齐（Beatrice Portinari）。从那一刻起，便对当时才刚满八岁的少女产生了爱意，这种爱一直持续到最后——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完全可信。

我们也不知道，九年后，这位在他的眼里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的女子是否真的向他打了声招呼，激起了他心中强烈的情感，让他到达了“至福喜乐的顶峰”。

他们也许是在十岁、十一岁或十二岁时相遇的；也许她从未向他打过招呼，或者她曾经向他打过几次招呼，在她的朋友面前捉弄了这个既不好看，家境又不富裕的男孩。

在当今的读者眼里，重要的是这次恋爱经验对但丁的巨大影响：在但丁眼中，贝雅特丽齐代表着一切。

在但丁之前或之后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感情。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人，或男或女，就像那绝对、完整、终极的爱：对于但丁来说，这份情感随着时间，也因为她的早逝，被理想化和神化。

但丁的这份感情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其强度与深度，而在于他那绝对的忠诚。尽管在这期间他也经历了其他的爱情与激情，这份感情却伴随他一生。

另一个惊人之处在于，但丁不仅把所爱的女人化为天使，更将她化为神。

所以，贝雅特丽齐成了眷顾人类的天主救赎罪人的工具，还获得了神学的表象，可以超越并弥补人类试图透过理性去认识终极真理的不足。

因此，她在但丁整个精神和文学的进程中从未缺席。在《神曲》中，她扮演着神恩的角色，陪伴朝圣者但丁穿越多重天，直到最高天的门前。

在人类历史中，鲜少（或说未曾）有任何一个人被深爱到这个地步，被提升到如此高贵的地位。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甚至认为，“为了将高不可攀的贝雅特丽齐穿插在他其他的恋曲之间，但丁写下了文学作品当中最棒的一本书”。

假使我们同意博尔赫斯以下的说法，这一点便显得更加突出：“对于但丁而言，贝雅特丽齐的存在是无限的；对于贝雅特丽齐而言，但丁的存在非常渺小，或许什么也不是。”

然而，即使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排山倒海，单单是这份爱也无法满足但丁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

其他同样浓烈和紧迫的热情，尤其是对政治与知识的热情，撼动着他的精神。

但丁对政治的热情早在年轻的时候便已显露出来，他很早就对公共事务产生了兴趣。

因家庭的原因，但丁走上了这条道路。他既非贵族，也不富有，所以必须在当时的佛罗伦萨社会中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因此，二十四岁的他参加了佛罗伦萨对抗阿雷佐的堪帕尔迪诺战役（Campaldino，1289年）。此后，他也参与了城邦的各种政治活动。在当时，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就可以担任公职，于是但丁加入了医生和药剂师行会，并成为人民首领特别议会成员，以其特殊的口才为人称道。他在佛罗伦萨越来越受欢迎，最后在三十五岁那年与另外五人一起被选为执政官，任期两个月（1300年的6至8月）。

正如他在现已失传的信中所写的，这个职位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对我来说，那些在任执政官期间召开的那些集会是不祥的，都是我后来的不幸的起因。”

的确，在此期间，由于白党和黑党之间的冲突和骚乱，两个派系的重要成员都被流放，其中有圭多·卡瓦尔堪提。在寇尔索·窦那蒂（Corso Donati）被流放的一年后，他遭到流放。几个月后，圭多·卡瓦尔堪提的放逐令被撤销，但他在1300年8月死于疟疾。对窦那蒂的判决仍然有效，这也加剧了派系之间的矛盾。

黑党在教皇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弟弟瓦洛亚（Carlo di Valois）的帮助下重新夺回了城市的控制权（1301年11月）。然后，一连串的抢劫、放火、寻仇与破坏事件开始，但丁的家也未曾幸免。数以百计的被告没有经过辩护就被判刑，有些刑罚甚至很严重，如流放和死刑。

但丁被指控盗用公款，还有其他无确切证据的罪状，没有出庭的他与其他人一起获判，被处以一个相对轻微的惩罚：监禁两年，撤销公职，罚款五千弗洛林币（fiorini piccoli，1302年1月）。然而，但丁早在1301年10月便出使罗马，安抚卜尼法斯八世，没有回佛罗伦萨为自己辩护和缴纳罚款，他认为这个判决不公不义。

黑党立即做出反应：没收其财产，判处其火刑。他的孩子和妻子因与窦那蒂家有亲属关系得以幸免。但丁近二十年漫长而痛苦的漂泊生涯从此开始，直到1321年去世。

但丁有生之年再也没见过心爱的佛罗伦萨。

对诗人但丁这一切而言，这却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政治的省思也是如此。

1304年白党企图武力重返佛罗伦萨，以失败告终。与但丁一起流放的同伴指责他胆小懦弱，甚至以背叛等不实的罪名指控他，让他再次经受背弃的痛苦。流亡和不公的判决让他痛苦，但是这些苦楚、破坏名誉的指控和对那些共患难的伙伴的行为的失望，加深了这种痛苦。

但丁决定抛弃党派，“自成一派”。

这件事影响到他对政治和道德的反思，让他预见到一种更高的秩序的到来，这种秩序节制人类的私欲，引导人类追求公众利益。

帝国和教会这两个最高权威是平等的，应各司其职，确保集体的利益。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都必须和谐地融入神为全部造物安排的一个较高的宇宙秩序中：

一切事物之间都有秩序，这是使宇宙和上帝相似的形式。

《天国篇》，第1章，第103-105行

所有的生物（有灵的、理性的、天国的生物）必须遵循宇宙的和谐，才能与神相像。被赋予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人打破了这种和谐，造成了混乱和无序，这便是所说的原罪。因为本能与激情，人类为了颠覆神为其所安排的道德秩序，所以必须运用理智来克制内在的冲动。

文明的社会也是这个观念体系的一部分。

皇帝是世俗世界的至高权威，须尽监督之责，确保世俗生活中所有人遵循此秩序。

教皇是至高无上的灵性权威，须将人们引向永生，督促自身及他人遵循道德和宗教规范。

在道德上，皇帝和教皇必须各自完成上帝指派的任务，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谋福利，并相互尊重，尽管君王必须像长子尊敬父亲那般尊敬教皇（《帝制论》，第3篇，第16章）。

“在教会与帝国之间他没有选择：他接受教会，前提是教会必须净化；他渴望帝国，前提是帝国全然地忠于职守。他不希望皇帝奴役教皇，也不希望教皇干涉皇帝的职责。而且，他将长久以来相对立的两种力量团结起来，期望他们平起平坐，达成一个超越双方的更高目标：为受苦的人类服务，给世界带来和平。”（Papini）

但丁在作品中指责某些人、社会阶层和当时的教会背叛了自己的重要使命，所以，尽管但丁已经脱离了任何派别，他的这个崇高的思想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在但丁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特别是《神曲》，都弥漫着一种伦理和政治的激昂情绪，而且语调从鄙夷到恳求，从讽刺到痛心，从怜悯到蔑视，从谩骂到挖苦，多有变化。

不管是佛罗伦萨市民还是教士，不管君王还是教皇，在自治城镇和意大利的各个角落，凡是堕落的人都令他愤怒。

他说尽了佛罗伦萨和自己同胞的坏话。佛罗伦萨是“万恶的城市”、“万恶之巢”。佛罗伦萨人是“贪婪、忌妒、狂妄之人”，是“忘恩负义、心肠邪恶的市民”。

比萨是“人民的耻辱”，它的居民是“诡计多端的狐狸”。

热那亚人“远离一切美好风俗，充满一切恶习”。

意大利则是奴隶，是苦难的客栈，是“狂风暴雨中无舵手的船，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妓院”。

对于皇帝，他的口气中有种痛心，几近哭诉，有时也会是呼吁，呼唤神圣的复仇。

对教士、修会和教会的上层，但丁这位“手无寸铁的先知”则以严词批评。诗人在《神曲》中借各种事件与情节，鞭挞教会的腐败，试图将他们引回正途。

但丁之所以大发雷霆，并不是因为那令人痛苦且不公的流亡生涯让他心生怨恨，也不是因为他对卜尼法斯八世和后任的扩张主义的反感。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许多教士，有时甚至是教皇本人的罪恶行为，在他内心激起了极大的痛苦和愤慨。

但丁认为他们背弃了教会为人类谋福利的至高使命。当他看见正是那些被赋予圣职的人背弃传统，不追随伟大圣人时，心中便充满愤怒。

为了让自己的严词更具权威性，但丁不仅用了《圣经》的语气，引用《福音书》，还提到了历史上教会中一些伟大人物。

除了自己的语言之外，他借用圣本笃、圣托马斯、圣波那温图拉之口，以愤慨的语气反对教会的腐败。这些抨击在《神曲》中越来越激烈，并在诗歌结束时达到高潮。就在天堂中，圣彼得针对当时的教皇以及一般而言所有那些行为与“贪婪的狼”无异的教士发出了最严厉的谴责。（《天国篇》，第27章，第19-63行）

诗人借耶稣基督的继任之口说出的语言非常犀利，与天堂仁慈、善良、和谐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彰显其谴责之意。所有的至福者和圣彼得都纷纷附议，因教会和教皇的腐败羞红了脸，但丁的谴责便显得更深刻有力了。

但丁说教廷是“发出血腥和臭味的阴沟”，并说，“那个从上界坠落下去的邪恶者在地狱里感到高兴”；他也为几位被控以买卖圣职、异端邪说、背叛及其他严重恶行的教皇、枢机主教和教士在地狱里分配了位子；而他如此颂扬帝国，并挞伐教会的世俗权力，也极可能给自己招来侮辱教皇，甚至异端邪说的罪名。

然而但丁早已为之做好了准备：先让圣彼得在教义上赦免他，又借着自己和其他的至福者之口赋予自己宣扬道德的使命，仿佛让天堂见证他作为先知的身份：他的话一开始可能“味道辛辣”，但后来，一旦这些话被充分理解，它们将给听者“留下摄生的营养”。

但丁就这样将严厉抨击融入了更高的伦理和宗教视野中，正因为他攻击了那些鼎鼎有名的人物，他的诗也有了“劝世寓言”的价值。

“依靠理性和信仰的至高权力，他的文学天才大胆地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呈现出他认识的这个世俗与历史的世界。上帝也已对此做出了最终判决，并为一切在神圣的秩序中安排了位子。经过审判，各个人物的世俗本质也没有在末世审判时遭抑制或削弱，而是保持了人在世俗与历史世界里的本质，进而与他们的永恒命运相连。”（Auerb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