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读书？

如果你是个哲学研究者或爱好者，或许有人认为你至少必须读《纯粹理性批判》，要不《朱子语类》等等；如果你对文学有兴趣，也许有人会劝你一定要读《红楼梦》或《浮士德》；同样，如果你是个社会学研究者，却不知道费孝通的名字，你是个经济学家却没听说过陈岱孙其人……这在你的领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这里说的不单是为专业研究或拿文凭升学位而必须看的所谓“正经书”。

我所说的甚至也不只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可不读的关于基本文化素养的书。美国芝加哥大学据说曾拟定过一个从《理想国》《圣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的书单子，作为西方文化的必读书；我国近代张南皮也曾有过《书目答问》。但这样的必读书，仍是由他人给定，而非由于自身的需要认为必须读的，至少还不是必读书的全部。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必读书”呢？在孔子时代，“不学诗，无以言”，我想《诗经》是必读书；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用说，“红宝书”是必读书；而后来，萨特、弗洛伊德、尼采……成了知识人的案头必备——无论它们是装饰品还是真正的精神必需，反正，有些书你不读，要么你自己觉得无法和同时代人进行心灵沟通，成为不能面对时代的落伍者；要么别人会认为你是头脑僵化跟不上历史前进步伐，甚至自外于历史发展潮流的落后者。

你不愿落伍，更不甘落后，于是，你读了别人号召你甚至强制你读的书；你担心被“历史”和“时代”所抛弃，因此，你读书好像只是为了证明你的知识储备的量和新鲜的程序而已，你忘记了思考，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忘记了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书，而是被动地“拜读”了所谓的“必读书”：那些髦得合时的布面精装或分函线装。

如此看来，怎么能说就没有了必读书呢？不是仍然有“指令性”书目，不是仍然有作为知识传承必不可少的经典或准经典吗？宣称“没有必读书”，对于习惯了“被禁止”，而仍不真正习惯于“无限制”的我们来说，要理解它的确不十分容易。何况这“没有必读书”本身也具有多面性：令人尴尬也发人深省的多面性。

说“没有必读书”了实际上是说人们心中没有了必读书所代表的戒命和律令。

没有了戒命，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每一本书及其所代表的思想，都只是思想者对某些问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所作的阐述，它也许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但却远不是永恒真理的颁布者。读者和作者此时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进行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而不是被动地俯首聆听点头称是。这实际上对每一个认真的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有能力以真正批判的态度来面对传统——不论是中国的传统还是外国的传统，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如果等而下之，停留于标新立异，你来男权主义，我就来女权主义；你来形式主义批评，我就来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反其道而行之；你来黑格尔，我就来福柯、德里达；你来福柯德里达，我又来孔子朱子与你周旋……或者，今天为新教伦理鼓与呼，明天为中庸之道鸣不平，如此等等，只能说是拿思想的“贞操”不当回事儿。这是“隐私权”，我等其奈它何？

“没有必读书”了，因而似乎也不再能以读什么书便属于哪一类的人这样简单又表面的判断来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了。有人对我说《笑傲江湖》一定要读，其实我那时正在读《射雕英雄传》；也有人告诉我《廊桥遗梦》动人心魄，而我正读着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一本读过多遍的书；你可能与我一样沉迷于如今已不再时髦的托尔斯泰，也可能你更喜欢梅里美式的传奇与异域情调；你对“醉里挑灯看剑”的辛稼轩击节赞赏，你又为胡里奥·伊格莱希亚斯一路的儿女情长而感动……你和我似乎都不知道，从柏拉图到乔姆斯基，从《书经》到不知其详的“财经小说”，哪些是作为戒命存在的“必读书”。

然而，“没有必读书”是不是意味着，精神的遨游，就是没有确定停靠站的一种无傍无依的漂泊呢？

我们真地落入了服从戒命，无地自由；没有律令，却又无地彷徨的二难境地了吗？

这使人很自然地想起康德的那句关于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名言。在似乎一切价值都被质疑，一切“第一原理”都遭审判，一切“必读书”的经典地位都要重新进行论定……的今天，我们在否弃任何外在与人为的戒命的同时，是不是仍有必要坚持内心的律令呢？

我们的周遭所存在的价值失范与心灵的无所归依的现实，是不是正与这内在律令的丧失有关？罗曼·罗兰曾说：“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这光明靠什么来滋养？假如我们根本怀疑“心的光明”本身？根本不承认有一种普遍的光明如太阳一样存在？我们需要宗教性的代表必然的“大书”予以引导，还是全靠理性自身？

丢弃陈腐的“必读书”无疑是不容易的，而丢掉所有的“必读书”之后造成的精神真空，也会让人感到存在失去了应有的重量。必须承认，没有了“必读书”却仍有着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

（原载1997年1月11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