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 斯大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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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

在革命和民主改革的时期,运动是在解放的旗帜下进行的。

农民从地主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了。工人从工厂当局的任意蹂躏下解放出来了。士兵从将军的专横暴戾下解放出来了……

这种解放的过程也不能不触及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着沙皇制度压迫的俄国各民族。

民族“平等”的法令的颁布和民族限制的实际取消,乌克兰人、芬兰人、白俄罗斯人的代表大会和关于联邦共和国的问题,民族自决权的郑重宣布和“不加阻挠”的官方许诺,——这一切都说明俄国各民族展开了伟大的解放运动。

这是革命时期的事情,当时地主退出了舞台,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处于民主派的压力之下。

随着地主(将军们!)的重掌政权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取得胜利,情形完全改变了。

关于自决的“伟大言词”和“不加阻挠”的庄严许诺被遗忘了。制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甚至直接干涉各民族的内部生活。解散了芬兰议会1917年3月底召开的芬兰议会要求实行芬兰自治。在同临时政府进行了长期而无结果的谈判以后,芬兰议会于1917年7月5日通过了《最高权利法》,根据这项法律,除了属于全俄机关管辖的对外政策、军事立法和军事管理等问题以外,议会的权力扩展到芬兰生活的各个方面。临时政府于1917年7月18日发表声明,说芬兰议会在立宪会议没有表示态度以前通过了法律,于是把该议会解散了。并威胁说:“如果需要的话,将宣布芬兰戒严。”(《晚间报》,8月9日)对乌克兰拉达和书记处乌克兰中央拉达是乌克兰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于1917年4月建立的。七月事变前夕,组织了拉达总书记处作为乌克兰的最高管理机关。临时政府在摧毁了彼得格勒的七月游行示威以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从乌克兰境内划出了顿巴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地区和乌克兰的其他地区。乌克兰的最高权力转到了临时政府所任命的专员手中。但是面临着日益逼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拉达的首领们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了,于是拉达成了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的堡垒。展开了进攻,这显然是企图使乌克兰的自治失去领导。同时采用了挑拨民族冲突和罪恶地诬蔑为“叛逆”这种卑鄙的老手段,以便把反革命沙文主义的势力发动起来,使民族解放的思想淹没在血泊中,在俄国各民族之间挖掘一道鸿沟,播下互相敌视的种子,从而使革命的敌人拍手称快。

这样就给这些民族联合为统一友爱大家庭的事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因为不言而喻,对各民族“寻衅”的政策不能联合而只能分散各民族,加强它们的“分离”趋势。

因为不言而喻,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有使俄国“解体”的危险,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如此假仁假义地大声疾呼反对这种“解体”。

因为不言而喻,挑拨民族冲突的政策是卑鄙的政策,它加深各民族之间的猜疑和敌视,分裂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破坏革命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同情那些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的没有充分权利的被压迫民族。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把我们的矛头对准那些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实行帝国主义兼并和强迫“联合”的政策的人。

我们完全不反对把各民族联合为一个国家整体。我们决不主张把大国分裂成小国。因为不言而喻,把小国联合为大国是促进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之一。

我们坚决主张这个联合是自愿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联合才是真正的和巩固的。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承认俄国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以至有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权利。

其次,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这种口头上的承诺,立即让各民族在其立宪会议上确定它们的领土和政治组织形式。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为各民族真正联合的事业开辟道路。

毫无疑问,俄国各民族不会是绝无过错的,它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也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向它们,首先是向它们的无产者指出这些错误,力求用批评的方法,用说服的方法来纠正这些错误。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对各民族的内部生活强加干涉和以强力“纠正”它们的错误。各民族有全权处理自己的内部生活,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革命所宣布的、现在被反革命所践踏的俄国各民族的基本要求。

当反革命还掌握政权的时候,要实现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

革命胜利,——这是俄国各民族摆脱民族压迫的唯一道路。

结论只有一个:摆脱民族压迫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地主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这就等于使俄国各民族从民族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

或者俄国各民族支持工人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那末它们将得到解放;或者它们不支持这个斗争,那末它们就看不到自己的解放,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载于1917年8月13日《无产者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95~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