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发展经济学学说的系统引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展开了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推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节从八个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详细阐述。前三个部分重在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经济增长模型，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后五个部分偏重于经济发展实践问题的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生态环境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对外开放）。

（一）有关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

1．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方法

对社会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对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体是否工业化、现代化这一视角进行发展阶段划分的做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划分是多维度的。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划分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所有制视角的五形态论、交换视角的三形态论和生产力视角的四形态论。五形态论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交换视角的三形态论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从生产力及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以石器为标志的游牧社会，以铜器和铁器为标志的农业社会，以机器为标志的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目前正迈向以智能工具为标志的信息社会。

相对于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社会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依据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划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定位。这其中又以项启源和程恩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2．项启源的五形态、三形态结合论

项启源较早地提出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之间关系的问题，由于在五形态论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这一阶段，而只是把它当作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一种低级形式来对待，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同时也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亟待解释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从社会发展阶段中把握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

项启源是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个问题的，他指出，虽然我国已经迈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处在三形态中第二大形态——商品经济形态的低级阶段，仍然需要使用商品交易和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资源配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交会点恰恰就在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实施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但仍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市场经济导向并不矛盾，只是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划分方法具有一定差别而已。

3．程恩富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

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一过程是如何分期的？程恩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四种基本形态进行了分析。

程恩富认为，社会主义整个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中初级阶段还可以分为初步建立阶段和巩固发展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生产力水平、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源配置方式、分配方式和民主制度等五个方面存在差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四种基本形态，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型产权形态，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体量的数量扩张，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

1．吴易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比较研究

吴易风在国内较早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并将其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吴易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个别资本再生产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系。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分属于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但马克思并没有把两者割裂开来进行研究，马克思指出，相互联系的个别资本的总和构成了社会总资本，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具有个别资本运动不具备的特点。

第二，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两种基本前提或两种构成原理。为全面深入地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活动，从实物形式考察，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从价值形式考察，马克思将产品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吴易风认为：前者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即实物构成原理；后者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前提，即价值构成原理。

第三，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并指出了这种平衡状态并非无条件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往往都处于不均衡的状态。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第一个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费里德曼发表了有关经济增长的一系列论著，以马克思两部类社会再生产模式为依据，构建了一个国民经济增长模型，并从中推导出了一些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并且，费里德曼指出：苏联计划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两部类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存量比率。对此，西方经济学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例如，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多马就指出：“增长模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各经济学派中……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苏联文献里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非常精致而有趣的增长模型”，“这些苏联模型较之西方国家类似的尝试有更高的发展”。

2．赵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探讨

赵峰在国内较早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其再生产模型则是第一个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主义的两部门再生产模型，构成了其劳动分工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的起点，这三个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完整框架。

在一系列严格的前提假设的约束下，赵峰得出的主要命题有四。第一，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平衡的增长路径，要求每个部门对可变资本的需求的增长率和对不变资本的需求的增长率必须相等，并且这个增长率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决定的。第二，在经济平衡增长时，市场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两大部类对劳动力的需求必须达到相应的比例，并且这个比例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决定。第三，资本主义经济要保持均衡增长，必须保证每个部门对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需求保持相同的比例增长，而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机制保证这个条件必然实现。即使偶尔经济增长处于这个均衡路径，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经济仍然按照这个比例增长。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储蓄—投资意愿，以及利润率水平，进一步决定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经济中存在技术进步（体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最终会趋于停滞。

3．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

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就是在借鉴西方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硬核，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内生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沿学者包括孟捷教授、马艳教授、冯金华教授、荣兆梓教授以及张忠任教授等人。

从2001年起，孟捷教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产品创新和分工演化的论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产品创新和分工演化是如何缓解资本积累矛盾和利润率下降问题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孟捷教授的分析继承了卓炯先生、林岗教授等对于分工开创性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现代诠释。孟捷教授认为：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积累趋势时，是以产品和部门不变为前提的，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必然会趋于下降，相对过剩人口必然会不断增多，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是，现实的资本积累是在产品和部门不断创新和分工体系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用部门不变的假定条件来说明资本积累的现实动态难免会产生局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才能繁盛起来。产品创新及相应的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由此也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

近年来，上述学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价值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价值转型、利润率下降规律、社会再生产模式等一系列理论难点问题展开分析，形成了诸多新观点、新结论、新思路。特别是孟捷、冯金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探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化的新路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图式中，部门内企业是同质的，孟捷、冯金华提出，现实中的生产活动实际上是由不同性质的企业共同进行的，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来生产属于同一部门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它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图式所模拟的动态平面结构，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平面结构，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内生增长理论的异质性企业假设，而是形成了特有的部门内企业“代谢竞争”。

（三）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正如我们在本书绪论中所提到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通过将创新、分工、人力资本等概念纳入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框架，实现了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并形成了新增长理论框架。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一新的理论动向，并尝试将分工和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学派。总体上看，该学派包括三条比较明显的学术线索，分别是有“南方的孙冶方”之称的卓炯先生开创的“社会分工学派”，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张宇教授、邱海平教授、孟捷教授、谢富胜教授等开创的“分工与演化学派”和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本小节分别介绍这三条学术线索，并对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简单述评。

1．卓炯先生开创的社会分工学派

卓炯先生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卓炯先生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61年广东省经济学会年会期间，卓炯先生写了一组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文，其主要的结论是：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只能决定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是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中心思想，并据此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点。

长期以来，私有制被看作商品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存在商品经济。卓炯认为，社会分工的存在才是商品经济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不能认为私有制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卓炯先生已经接近于指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由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的，作为人类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发展阶段，商品经济对应于强制性分工，而未来社会的产品经济则是由人类自觉分工决定的。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卓炯先生明确了两条线索，一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所有制演进”的线索，二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线索，而这条线索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通过这种划分，就把资源配置方式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厘清了，也就是说，虽然两者通过社会分工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但并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学派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学派最早由林岗教授开启，经过张宇教授、邱海平教授、谢富胜教授等人的推动和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在经济发展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反响。

林岗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分工问题。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的自然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社会分工分别表现为自发分工、强制性分工和自觉分工。这就表明：分工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形式，而绝不是什么永恒规律。林岗教授认为：在传统机器生产条件下无法消灭分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机器运转离不开人的直接控制和把握，与人处理机器运动产生的信息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而消灭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用具有与人类似的感觉和控制功能，而在处理信息的速度、可靠性、不疲劳和不受外界干扰方面又大大超过人的控制装置来代替人。这种自动装置不仅能使机器摆脱人工控制条件下人的生理状态对运转速度和工作效率的限制，而且能使人摆脱对劳动工具的繁琐的直接控制，使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消失，从而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失去必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的风格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越来越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面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展开分析。为此，林岗和张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得出了以下几方面结论。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通过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力、劳动工具等生产力的简单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组合关系。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时，不能撇开劳动方式的发展来谈论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像离开某一生物的有机整体而孤立地研究其某个器官一样，不可能对这一有机整体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做出科学的解释。生产关系是人在运用生产工具从事劳动活动时形成的关系，跳过劳动活动的组织方式这个中介，直接用劳动工具来说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必然造成解释上的主观随意性。第二，分工是劳动方式或生产方式的主要表现形式，生产力理论的深化，特别是分工问题的引入，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只有把产品创新和分工扩张纳入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中去，才能对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作出比较完整的说明。

3．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

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看，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简称“南财发展经济学团队”）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学派不无关系。将生产方式（包括分工在内的劳动组织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加以重视，是人大学派一贯的理论观点，而这一学术传统在南财发展经济学团队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南财发展经济学团队形成了以下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迁，直接研究对象是分工。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一国或地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方式的系统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需要研究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还需要研究地理区位上的空间分工、城乡分工和国际分工，同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也进行分工，其中最典型的是政府—市场分工、政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创新分工。

第二，分工与创新之间的互通性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分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其前提是分工与创新之间具有互通性。最普遍的创新分类方法是将创新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工艺创新实质上推动了分工深化，而产品创新实质上推动了分工广化。进一步而言，工艺创新对应的是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也即不断延长的生产步骤和增值环节；而产品创新对应的是社会分工的广化，也即不断扩张的产业门类和产品类型。

第三，科学发展的本质含义是消灭“异化劳动—强制性分工—私有制”这一路径。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发展，要求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总体格局下，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力量，特别是在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带动下，调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公有制经济发挥示范作用，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解私有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劳资矛盾。进一步而言，科学发展的长远指向并不是简单地“消灭分工”，反之，却是要推动分工的深化与广化，并利用分工这一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所有制变革。

第四，从自然分工、强制性分工和自觉分工这一视角探讨了分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问题。在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中，人类社会总体和人本身是混沌地一体化发展的，而在强制性分工发展的阶段，人类社会总体和人本身的发展是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特别是在强制性分工发展到顶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人类自身因分工而产生的“异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社会总体发展和人本身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得到解决，这就是自觉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五，可以选择发展经济学的重新解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一个突破口。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然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另一方面，从学科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通过禁锢自身的研究范围得到发展，只有深入分析现实问题，将相关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学科交叉和融合，从而巩固并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学科中的指导地位。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研究

1．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

从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两百年间，西方发生了三次产业革命，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西方国家的就业形势长期呈现严峻态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经济竞争力陷入衰竭。何自力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主流经济学把产业转型仅仅看成技术问题，并且认为单纯的市场调节就可以使产业结构朝着所谓的优化和高级化的方向转型，忽视了产业转型还是制度问题，忽视了生产关系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制约和影响。技术对劳动的替代程度的深化，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程度的深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资本的本性推动下的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却对资本主义工业体系进行着创造性毁灭，即一方面资本主义靠着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生产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的绝大多数被资本家所支配并输向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在技术替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特有规律的作用下，技术在资本的操纵下与劳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劳动与包含越来越多的技术含量的劳动工具越来越疏远，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资本获取最大利润手段的更新换代，其结果是推动制造业走向衰退，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萎缩，金融秩序因失去工业的支撑而濒于崩溃，国家信用因难以偿付巨额债务而丧失，致使资本主义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落。这说明推动既有质又有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政产学研多个主体的协同作用，偏废任何一方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健康的增长。

针对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洪银兴认为：过去关于产学研问题的研究，普遍将产学研解释为产业部门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关系，把彼此间在技术创新中的关系表述为大学和科研机构创新的技术向产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而实际上，现代科技创新更需要产学研协同创新，这指的是各方在同一个创新平台上共同创新，而不只是技术转移的关系，另外，现阶段的政产学研不只是指产业部门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而是指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间功能的协同。顾钰民指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创造市场、体制、政策三大条件，其中，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市场条件是实现充分竞争的前提和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企业自觉行为的基本条件；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体制创新的基本依据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政策导向和规范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保证。

2．对创新发展动力的研究

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物质资源投入，而在现阶段，物质资源供给已接近极限，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创造新的发展动力。针对创新发展动力，黄泰岩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显示，我国先后完成的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保证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增长奇迹。但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种种困难表明，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衰竭，必须实施第三次动力转型。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就要随之更换，经济转型最本质、最根本的要求和任务就是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思路和措施包括：第一，在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前提下推进第三次动力转型；第二，在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中依靠新的制度供给推进动力转型；第三，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中创新技术要素供给推进动力转型；第四，在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中优化结构供给推进动力转型。

（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

1．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和工业反哺农业问题的研究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总结，发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多维度分析。任保平、周志龙从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出发，在分析新常态下开发经济发展潜力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原因。任保平认为，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实质是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大主要依靠改善供给，而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是改善供给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结构性变化，而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可以引起产业结构变化；城市化只能引起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即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从我国在新常态背景下的现实状态来看，应该采用工业化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即工业化是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新常态背景下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动力。据此，提出了通过工业化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路径与国家政策取向之间的关系，强调传统产业改造与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简新华在研究中阐述了我国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依据，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国情条件、发展过程、实现道路等方面指出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特点。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导致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以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协调兼顾机械化与就业、通过不断调整力求产业结构优化；合理进行工业布局、与城镇化适度同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实行对外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发展内外向结合型经济；民间和政府力量相结合、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等等。

城乡差距的拉大和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洪银兴在研究城乡协调发展时，较早地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观点。他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农业哺育工业，国家往往通过剪刀差等手段人为地推动工业的资金积累和快速发展。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就应该由城市和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推动农业和农村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以实现城乡一体化。虽然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是互动的，但两者之间的力度是不对称的。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是要素“涌入”，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由此产生哺育和反哺的不对称。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会使农业和农村状况进一步恶化，还会因其丧失对工业和城市的哺育能力而严重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针对城市化问题，黄泰岩、石腾超认为，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是城市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必须以保障农民进城就业为核心。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展实践来看，如果城市化推进不当，就可能变成厄运。城市化就是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通过实证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表现为下列特征：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总体和空间扩张总体均呈逆向变化，而人口集聚与空间扩张总体则呈正向变化。因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必须发展以特大城市和巨大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群，优化城市组织结构；必须重点推进产业集聚，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必须优先解决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市民化。

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后，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反哺，不仅是指给农业提供自觉的足够的收入反哺，更重要的是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针对农业中人力资本严重缺乏的现状，特别需要建立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对象的反哺机制。与此同时，城市的反哺作用显著增强，主要特征是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并且，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中心作用。

2．中国的城市化相关问题研究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伴生现象，西方发展经济学甚至将城市化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同时也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化的转变作为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来对待。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主要从城市化动力、城市化模式、城市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

从城市化动力来看，刘文超、白永秀认为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演进的决定性因素，交易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分工的演进和城市的兴起。由于城市集聚经济和农村分散经济的不同特性，城乡经济之间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的不平衡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交易效率的提升会使城乡二元经济对立程度呈现“倒U形”的变动趋势，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呈现缓和态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必须追本溯源从提高交易效率入手，尤其是要注重提升乡村交易效率，借此不断提高乡村经济的分工水平，最终通过实现城乡之间完全且平衡的分工来达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目标。简新华、黄锟根据对中国城镇化实际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城镇化水平在总体上还是滞后的结论，而中国城镇化的速度目前是基本合适的。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和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提高1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城镇化率处在60%左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从城市化模式来看，简新华通过对四种旧城市化模式与新型城镇化进行对比，突出新型城镇化的特征与优势，表明只有通过新型城镇化这样的健康城镇化才有利于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才有利于服务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利于实现城乡协调、持续、高效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牛婷、李斌、任保平以我国城市化与产业化为研究对象，将产业化进一步细分为产业结构和产业优化两层次，并分别与城市化构成“整体关系”与“优化关系”两层次模型，通过检验1978～2011年经济数据，构建了长短期的ADRL模型，通过变量弹性系数的差异，发现整体关系式中的长期关系作用要强于短期关系，但二者存在相同的变动方向，但是优化关系式中的长短期变量系数存在相反的变化。汤向俊、任保平构建了包含城市内部工业品流通效率的模型，探讨了不同层次流通效率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中国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显示，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市化贡献更为显著。因此，要想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推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白永秀、吴丰华分别从历史传承性、人类居住状态的演进、城市建设的本质、城镇化目的等四方面考察了城市化进程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提出应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农村人文关怀。

3．农业现代化中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地制度改革研究

农业生产方式演进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与独立探讨农地制度优劣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不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农业发展理论，将农业生产方式和农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由此得出了有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大量有益结论。陈纪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农业生产方式分为小农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三种类型，但是，小农生产方式并未像经典作家预言的那样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存在空间分散性，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中，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过程进行监督的难度较大，成本也非常高。这表现在：首先，由于农业生产活动往往在广袤的土地上进行，劳动过程中很难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持续观察，对劳动者的劳动投入量和工作努力程度也难以进行定量测度，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惯常使用的计时工资制难以实施，同时，这也是在雇佣制农业生产中机会主义盛行的原因，劳动者很容易借监督不力而偷闲怠工。其次，由于农产品具有较长的生长周期，同时受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农产品的产量、质量与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之间很难进行精确匹配，劳动者可以以作物品种质量差异、土地肥力限制、自然气候变化、农业设施条件局限等为理由，推脱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波动的责任，这使得计件工资制、绩效工资制等也难以在农业中实施。

在新的科技革命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为资本监督劳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人工控制农业生产过程提供了可能性。农业科技进步通过对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空间进行逻辑性的重新安排，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生产中资本监督劳动的难度，推动着小农生产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演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要求农地制度朝着农户私有化的方向发生变迁。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特有的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制度背景下，农地产权的私有化只能在使用权范围内实现。一旦农地实现了使用权私有化，资本力量就能够利用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进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农地将在资本所有者手中实现集中连片的规模化经营。

资本主导农业规模化经营将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发一系列弊端，微观上不利于保护农户经济利益、促进城市化的有序进行；中观上不利于稳定农业产业结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宏观上不利于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稳定农产品价格。为此，我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应引领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可以将明确和构建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作为切入点，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发展方向，着力改变目前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空置”状况。根据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应分类设计农地制度的三类具体形式，一是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大中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引导种田大户和家庭联合农场发展的中小型农地股份合作社，三是引导“农户+公司”模式发展的农地股份公司。

（六）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1．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两方面，而这两者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降低单位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而低碳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从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理论基础来看，林木西、王兆生认为，能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而能源结构是否合理则是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基本标志，我国的能源生产结构适度性较低，应从能源生产总量、能源生产弹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生产增长量等方面加以调整。马艳、严金强认为，根据部门内部不同的技术类型，资本技术构成可区分为低碳型技术构成和高碳型技术构成，由部门之间技术特征决定的产业结构，以及由部门内部技术类型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两大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决定性因素。蒋南平、向仁康提出，绿色发展应建立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耗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就需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尽快制定资源能源补偿标准，避免资本统治力对生态的破坏，以科技手段来加速生态的修复及经济的发展。

从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来看，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分析了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一般机理与多维路径研究，提出各区域应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特点、经济发展阶段特征，针对产业低碳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具体领域，科学选择金融支持低碳发展的重点领域，形成各省区独特的金融支持低碳发展的具体路径。同时，未来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必然形成以市场性金融支持为主体，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为辅助的健康的金融支持体系。蒋南平、向仁康认为，低碳消费包括生产资料的低碳消费和生活资料的低碳消费。首先，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快供给侧改革，通过调整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比例，从生产角度去化解消费危机。从供给端去碳化，提升人们消费的低碳水平。其次，消费者树立正确消费观，避免过度消费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最后，要科学认识人与自然不是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要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低碳消费的可持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念和文化层面，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类似，生态文明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思维理念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态文明具有非正式制度的某些特征，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顾钰民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本质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对自然做出的行为又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所以治理生态环境一方面在于需要不断探索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在于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这对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态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是多层面的。杨承训、承谕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概念，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并不是相互割裂、水火不容的，主张应当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提升生态环境与生态建设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杨承训从生态空间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城乡生态连体结构与循环体系”这一概念。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强调要促进城乡一体化，然而大自然的“倒逼”使得城乡发展不仅要一体化，生态的治理也应该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具体可以落实到：①城市和郊区以及广大农村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生态布局，形成互补互约的生态空间结构；②积极发展现代都市生态型农业；③实施一系列循环利用工程。如此，全面地发挥以城待乡的优势，就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与市场经济的和谐共处。

生态文明也可以通过环境政策激励技术创新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发展。何炼成、庄静怡研究了工业生产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环境政策激励→技术创新→环境优化→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传导机制。通过实施环境政策激励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促进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减少，从而实现生态效率提高的目标。除了科技创新，基于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政策还需要激励劳动、资本和制度等生产要素，使其与“自然”要素形成一个协同整体。马艳、肖雨从市场经济的五大逻辑支点出发，即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制度力与自然力，分析了前四者与自然力之间的天然悖论关系，即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天然存在着悖论，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为了消除市场经济中的生态悖论，必须尽量弱化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和制度力对自然力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倡导“劳动生态观”、推进绿色技术进步、创建“生态资本”系统、重构生态制度体系。

3．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西方经济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进程和影响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并给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气候变化是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的结果，并提出以市场化和地球工程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案。在减排的机制设计上，西方主流学者倾向于碳税和碳市场的构建，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体现了这一逻辑。非正统经济学者则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结果，主流方案无法根本解决气候问题。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气候变化归因于资本积累的扩大，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气候治理将增加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征收的税款调节再分配，推动节能减排新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就有希望逐渐改变这些国家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碳税、减排和再分配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谢富胜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重建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其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治理需要全球范围的行动，生成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马克思式”大众运动，通过联合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资本集团参与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

（七）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整和政府市场关系问题

1．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构想未来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己任的。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赖以存在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深刻解剖的同时，也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刻研究和概括。通过对市场经济的缺陷进行深入阐释，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产品计划经济。应当看到，虽然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则构想不尽一致，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活动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的原则构想存在某种关联，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强而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等。因而，谢地认为：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撇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组合的各种可能性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否定市场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的过程中，对市场经济的本质进行了最深刻的揭示，而且由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市场经济是古典的、非改良的、鲜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就更能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不畏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噪，破除市场迷信，在遵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同时，努力克服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缺陷，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对市场秩序和政府职能的探讨

由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思潮，一段时间内曾引起了对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过度迷信，何自力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显露的各种缺陷：其一，市场自发调节推动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导致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其二，市场自发调节推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其三，市场自发调节使政府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形成债务经济。而这些缺陷使得实行该模式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呈现加速衰落态势，一些拉美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少数大资本家获得暴利而多数劳动者陷入贫困，高经济增长的承诺成为泡影。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目共睹，几乎没有被世界性金融危机波及。这些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西方国家流行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洪银兴指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资源是相对市场资源而言的，这主要是指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资源、公共财政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原因是市场配置资源遵循效率原则，而公共资源配置则要遵循公平原则。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可有效地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时，应推动市场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公共资源配置由政府决定这一格局的形成。

根据以上原则，洪银兴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市场决定不了的，如国防等由政府决定；市场失灵的，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领域，政府应加以干预；市场解决不了的，如产业区域布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等由政府安排；市场调节下企业不愿意进入的，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安排。在这样一些领域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

（八）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1．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早在1997年，洪银兴就撰文指出：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单纯地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上，需要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2010年，洪银兴再次撰文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后，由其阶段性特征决定，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更强的发展引擎。开放型经济的基础和理论指导需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在实践中需要摈弃单纯追求出口数量而不注重出口效益的出口导向战略，改变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为比较优势的外向结构，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产业链环节的科技含量，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为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点也相应转向获取国际创新要素。

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新的外贸增长模式。简新华提出中国现行的以数量扩张、劳动密集和低价格取胜，低效益、难持续的外贸增长方式，面临外贸条件恶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外贸依存度太高、高新技术引进困难等诸多难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转变成为结构优化、市场多元化、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科技兴贸、以质取胜、高效益、可持续的新的外贸增长模式。

2. “一带一路”与对外开放新格局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倡议亚欧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倡议得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走廊，对于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意义。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包括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政策、实施步骤、支持体系、实施对策等多方面内容。王保忠等指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的八大战略路径是交通、能源、产业、城市、贸易、金融、文化、生态一体化，一体化战略实施重点是能源一体化，优先方向是交通运输一体化，在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初级阶段应着重推进交通、能源、产业、城市一体化，高级阶段应重点关注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白永秀、王颂吉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推进泛中亚经济一体化、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展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区，推进亚欧经济一体化、提升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白永秀、王颂吉指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下，要从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战略统筹、合作机制构建、风险辨识与防范等四个方面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支持体系。任保平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本思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内容包括空间、经济、市场、基础设施一体化，战略重点在于推进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和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白永秀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密切相关，同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统领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的战略举措包括：发展临空经济突破“内陆”限制、开展能源合作、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西部企业实力、促进重点产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