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学术争论

（一）“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之争

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积贫积弱，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经济上无法实现自立富强，因此如何实现自立富强，自然也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旧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始终围绕着“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两条发展路径的争论展开。前者以吴景超、贺岳僧、张培刚等为代表，后者以梁漱溟、高践四等为代表。

在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围绕“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之争展开深入研究的，当属漆琪生和陶大镛。漆琪生提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本质任务决定了中国走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国民经济的重工业、重农之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阶段性的。如果从中国国民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看，中国经济必然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发展阶段上，完全以工业化作为发展目标则是不妥的。他提出，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任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极地挽救经济危亡，然后是等待眼前的任务得以完成，国民经济的基础相对稳定，这时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建设工业化的阶段。因此，漆琪生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农业建设是救亡图存的关键。

陶大镛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其早期的经济理论研究中，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了深入探讨。陶大镛认为，单纯工业立国或农业立国的观点都不可取，对于中国而言，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农工皆不得偏废”。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是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独裁资本主义，而且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中国工业化的最终目的，而是要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并且，为了顺利实施工业化，其首要条件是实行土地改革，主要理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这样农村的劳动力将不再浪费，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后，剥削不存在了，高利贷资本和寄生性的消费也没有了，农村的剩余价值就会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这将为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基础。

（二）作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的《农业与工业化》

尽管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阵营，但张培刚先生是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史中不可不提的人物。张培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农业与工业化》被学界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与拉格纳·纳克斯、威廉·刘易斯等人几乎在同期开展的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相比，张培刚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出了基于中国国情的独到见解，他也因此在发展经济学史上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是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所写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曾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并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在这本书中，张培刚将其在国内时就有所思考的中国工业化主题推而广之，深入研究了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以及如何处理工农业关系这一世界性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历史中，时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拉格纳·纳克斯于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被公认为该学科的先导性著作，然而，仅从时间上来看，《农业与工业化》的出版要早于前者四年。据此判断，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总体来看，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对“工业化”概念的重新界定。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而这种基要生产函数，主要是指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的生产函数。第二，工业化要求有一定的发动因素，如企业家创新精神、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同时，也会遇到一些限制因素，如资源与人口。第三，工业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农业的地位被削弱，尽管工业化的过程总伴随着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但工农业发展应是互促的而不能偏废，特别是不能忽视农业的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已经注意到了分工这一现象，在论及工业化的特征时，他指出：“工业化也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工业进步的经济利益，主要是以报酬渐增的形式，不断地创造出来，而且全部或局部地得到实现。”在这里，张培刚提到了阿林·杨（Allyn Young）的报酬递增理论，指出企业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与整个工业的相对增长率有关的，而整个工业的增长率，实际上与产业内部分工的深化又是分不开的。

虽然张培刚并未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贡献。张培刚认为，马克思较早地研究了工业革命，并且，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为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即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工业革命破坏性的一面，同时也注意到它创造性的一面，技术层面的生产力和制度层面的生产关系两者交互作用，现代工业的产生和成长可以由此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