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长”（Pressat, 1979）。对人类而言，人口老龄化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了。然而，这一现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感到不安，以至于人们一提到它，就会联想到“老龄危机”（世界银行，1994）。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让我们思考以下两个重要的事实。

——2000年，全世界共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06亿。而在过去的50年间，这一数字增加了4亿。根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未来的50年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将增加13.58亿，为前者的3.4倍（联合国，2001c）。

——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预期寿命增加以及出生高峰期出生的各代人口陆续进入老年，人类在未来50年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老龄化。20世纪后50年，世界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仅仅由8.2%上升到10.0%。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在21世纪前50年，这个比例将从10.0%上升到2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就已经达到了19.7%，并且还在继续攀升，到21世纪中叶，将达到32.5%（联合国，2001b）。

尽管在这一问题上“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Henripin et Loriaux,1995），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人口老龄化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这一现象所引起的人口、经济、社会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后果是复杂多样的，它将广泛深刻地影响未来几十年公共政策的制定。

自从老龄化出现以来，人口学家就花大力气对其进行研究，并且厘清了首先在发达国家观察到的这一人口现象出现的机制。然而，步入21世纪，他们又要面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新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

很久以来，人口老龄化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人们对老龄化的认识主要以发达国家的情况为依据。不过，在未来几十年，老龄化不仅冲击发达国家，也将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我们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所做的计算表明，人口老龄化目前已经波及所有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而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这一人口现象将席卷全世界所有144个人口在1998年达到100万以上的国家。在整个第三世界，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7.7%上升到2050年的20.6%。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特别是，2000～2050年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本研究中定义为在给定时期内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将比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平均为1.0%）更快。作为例子，这些发展中国家有科威特（3.9%）、蒙古（2.8%）、孟加拉（2.8%）、伊朗（2.6%）、泰国（2.5%）、墨西哥（2.5%）、巴西（2.2%）、中国（2.2%）、土耳其（2.1%）等。此外，按照联合国的预测，上述发展中国家将不仅老龄化速度快，而且老龄化的程度也将很高，其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到21世纪中叶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1%）。这样，这些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将会在比发达国家更困难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迎接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研究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问题的绝好机会，主要理由有四方面：（1）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老龄化出现最早、发展特别迅速的国家之一（Zeng and Georges,2000a; Mo,2002）。（2）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大，这样就可以减少潜藏在人口统计数据中的偶然性，并使人口老龄化在中国具有多样性。（3）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统计数据十分丰富，而且有关年龄的统计数据的质量相对比较可靠。一方面，中国高度重视人口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人口老龄化出现以来，除了人口普查和定期的人口调查之外，中国还在全国范围和各地区开始进行了老龄化和老年人调查。此外，还有由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的一些调查（Mo,1998）。另一方面，中国的年轻人和有文化的人可以按新历准确地提供出生日期，而老年人，即使是文盲，也可以记住自己的出生日期。这是因为，一来中国人使用的农历很容易换算成新历；二来中国人往往记住自己的生肖从而记住出生年份（Coale and Li,1991; Mo,1998; Zeng and Vaupel, 2000）。正如本研究在总结论部分所做的评估显示的，中国人申报的年龄总体上是准确的。（4）人们在东方文化中可以找到使社会适应老龄化的有利元素。主要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之一，它的两大基本特点是“和”（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与“孝”（孝敬老人）。这样的文化有助于解决老龄社会通常会产生的问题，如老年人孤独、代际冲突等。

比较人口学是深入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强有力工具。自从20世纪70年代老龄化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国的人口学者便对这一人口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研究。他们的研究以大量的调查为基础，主要涉及老龄化的过程和成因，老年人口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观察，还有老龄化的后果和对策（Mo,1998;2000）。不过，很少有研究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化的先驱——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即使在西方国家的文献中，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很少。我们认为，对中西方老龄化进行比较研究是深入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新路径。对中国而言，这样的比较研究有双重必要性，这在以下两句深具哲理的中国成语中可得到贴切地表达：“洋为中用”和“温故知新”。至于比较研究的有效性，则可以体现在中国的一句俗语“有比较才有鉴别”中。通过对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它们之间在老龄化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以及对策等方面的异同，这些异同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与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相联系。这样的比较鉴别将为现代人口老龄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研究对中国和加拿大的人口老龄化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决定选择这两个国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基于以下三个事实：（1）联合国2001年公布的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国1999年位列第97，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加拿大的这一指数在“八国集团”国家中排在第1位，属于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之一（联合国，2001d）。此外，不管是中国还是加拿大，都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21世纪上半叶，老龄化在这两个国家的发展速度都很迅速。根据联合国1998年的人口预测计算，在21世纪的前25年，加拿大的老龄化速度将是“八国集团”国家中最快的。而同一时期，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在全部57个2000年人口超千万的发展中国家中排在第10位，其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到2025年将达到19.5%，排第3位，仅次于古巴和韩国。总之，中国和加拿大是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人口老龄化的具代表性的国家。（2）根据联合国1998年的中方案人口预测，虽然中国和加拿大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状况差别显著，但是，到21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将达到相同水平，而与此同时两国人口将趋于相似的年龄结构。这令人想起中国的一句成语：“殊途同归”。借助于这两个国家特殊的案例，根据相对可靠并具可比性的联合国及加拿大统计局的估计和预测数据，本研究对这两个实现相同年龄结构转变（即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为30%）的老龄化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其中这一过程在加拿大是从1911年到2050年、在中国则是从1971年到2050年实现的。（3）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老龄化进程都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即在中国受生育政策的影响，在加拿大受移民政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构成世界上重要的老龄化人口学实验室。对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如何影响老龄化进行比较研究，将为21世纪各国制定人口政策应对老龄化挑战做出独特的贡献。

老年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地方会有所不同。目前，在加拿大，传统上把老年起点设定为65岁，而在中国老年起点是60岁。为了保证国别间的可比性，按照一项联合国关于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最新研究报告（联合国，2002）和一项关于加拿大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的权威研究报告（Desjardins, 1992）的做法，本研究主要选择60岁作为老年的起始年龄。不过，当以60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导致相关数据不足时，我们有时也会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始年龄。

既然老龄化的定义是“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增长”（Pressat, 1979；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1981；联合国，2002），本研究就选择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作为描述老龄化程度的主要指标。作为补充，其他指标如年龄中位数、老龄化指数（本研究中指60岁及以上人口数与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之比，也称老少比）也会在必要时使用。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自联合国对1950～2050年世界各国人口所做的估计和预测（联合国，1998; 1999a; 1999b）以及加拿大统计局所做的1911～1950年加拿大人口测算（加拿大统计局，1936; 1973）。补充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加拿大统计局。对于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联合国人口预测中各人口参数假设的合理性将在总结论中做出评价。

本研究主要以我们建立的中国（1971～2050年）和加拿大（1911～2050年）两个人口老龄化数据库的数据为依据，分四章进行讨论。第一章审视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通过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新面孔，提出对中国和加拿大的老龄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对这两个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进行比较。老龄化的形式和阶段性是本章比较的两个要素。对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化，即老龄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学动力的比较，则是第三章的内容。至于第四章，该章通过比较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和加拿大采取移民政策对各自老龄化进程的影响效果，研究通过人口政策调节老龄化进程的可行性。事实上，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是影响老龄化进程的两种重要的人口政策。

最后，这样的比较研究将揭示，在差异很大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和加拿大是如何实现相似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这不仅有助于为决策者应对未来数十年来势凶猛的老龄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对人类人口老龄化的认知，促进老龄化人口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