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黑水为证：旅俄华侨风雨浮萍一个半世纪
叩开中俄（苏）关系史之门，一个特殊的群体赫然展现在眼前。他们或来自中俄边境地区，或来自内地省份，或经陆路一路艰辛，或经水路长途跋涉，选取不同的赴俄线路，采取不同方式，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地域遥远风霜寒冷之地，漂泊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广袤土地上。
从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至今，旅俄华侨已经走过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他们在中俄（苏）关系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经历风云变幻，留下辉煌与落寞，抒写平凡与雄壮。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或许有着相似的赴俄经历，却有着不同的奋斗历程和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界江，在黑龙江上中游中俄边境地区有许多让人难忘又记忆犹新的故事，滔滔的黑龙江水载走两岸人民许多记忆，却载不走旅俄华侨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近年来，中俄两国顺应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开创性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新型国家关系，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加深，两岸的学者对中俄关系以及旅俄华侨历史文化的研究日益增多。
关于“华侨”与“华人”概念
“华侨”作为一个具体概念出现已经有大约130年的历史，可是从其产生以来，对其理解和表述一直存在争议。在晚清、民国凡是具有中国血统而居住在国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华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侨概念也产生了变化。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指出：“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同时，依照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出的通知，对华侨定义中“定居”一词作了具体解释，是指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或已取得住在国连续五年（含五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张秀明认为，定居指中国公民已经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是已经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视为华侨。
1993年我国出版了首部《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其中对“华侨”一词的解释是：中国在海外定居谋生并保持中国国籍侨民的总称。如此看来，对于华侨概念的界定与历史背景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华侨定义所指人群也会有所不同。在俄罗斯学术界“华侨”一词泛指绝大部分居住在其境内的“中国人”，无论其是否取得该国国籍或长期居留权；在表述上多使用“中国侨民”“中国移民”“俄罗斯的中国人”等词语。
华人（Ethnic Chinese）概念初专指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华夏族，随后扩展到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周边少数民族，现时并成为全体中华民族之代称，其概念包括了“中国公民”（citizen of China）和“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法条强调“华人”除华侨外，尚包括“归化为外国国民”以及移民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中国人；“华侨”则单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华人是指带有前述中华民族血缘而“国籍非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
因此，基于本书研究对象的特定含义，我们将“华侨”宽泛地界定为留居海外并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人。旅俄华侨就是泛指留居俄（苏）、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人，它包括早期的华农、华商、华工等取得长期或永久居住权的居民，也囊括了赴俄（苏）短期居住、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这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出于多角度、全视野展示旅俄同胞学习工作、文化生活、社会活动的考虑。
国力衰微，割地成侨
黑龙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源远流长、水势壮阔，奔腾入海。巍峨的外兴安岭，绵亘数千里，是江北原野的天然屏障。在这辽阔的地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19世纪末以前，西起贝加尔湖，北至外兴安岭，东至鄂霍次克海，均属中国版图。自8世纪初，唐王朝在黑龙江地区设都督府，册封部落首领为都督起，历代王朝均派官吏对黑龙江地区行使管辖之权。到了清代，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各族人民分别归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管辖。这里不仅地域辽阔，而且民族众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满族、蒙古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边疆的古老民族，人数众多，足迹遍布整个黑龙江流域。清廷问鼎中原后，除居住在东北腹地和“从龙入关”者外，黑龙江中下游为其主要聚集地，他们绝大部分是清朝派驻瑷珲的八旗士兵后代，包括满族八旗、汉军八旗。这里还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索伦人）、鄂伦春族、赫哲族（俄人称戈尔德人），少部分费雅喀族（又叫作飞牙喀、非牙哈等，俄国人称之为基里亚克人）、库页（专指居住在库页岛的原住民）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中华儿女的血汗，他们胼手胝足，用辛勤的劳动共同开发这块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
黑龙江沿岸地区对于俄国，尤其是对于西伯利亚具有重要意义。1689年，清朝同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认中俄东部边界，阻止了俄国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继续扩张、侵吞。《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较长久的安宁。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之际，以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原属我国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出海口，划为中俄“共管”，俄国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享有航行权，从而夺得了经黑龙江前往太平洋的通道。1860年11月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划归俄国。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成为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从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从中国的内河变为中俄两国的界河。
1900年，中国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相继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俄国为了维护其在华的侵略利益，于1900年7月，派兵进入此时仍属中国管辖的“江东六十四屯”，对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驱赶，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瑷珲县志》记载，江东六十四屯北起精奇里江口，南至孙吴县的霍尔莫勒津屯，面积3600平方千米。在1900年被俄人割占前约有3.5万人。与之毗邻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大约有4万居民，两地居民总数在7.5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人。这一部分人因为割地而成为生活在俄国的侨民。
学术史：国内外研究动态
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中，并未有专门针对黑龙江上中游中俄边境地区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相关史料研究的成果问世，学术界对中俄边境地区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相关史实的研究和关注较少。
1．国内研究现状及动态
相关史料。清末民初之际，一些官吏和文人对黑龙江沿岸进行实地考察，留下笔记等史料，如曹廷杰的《西伯利亚偏东纪要》《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屠寄《黑龙江舆图》《黑龙江舆地图说》等，宋小濂《北徼纪游》，程德全《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林传甲《龙江旧闻录》，以及《会勘黑龙江中俄国界案》《黑龙江述略》《黑龙江志稿》《黑龙江志略》《龙江三纪》等，特别是民国时期徐希廉编纂的《瑷珲县志》等对旅俄华侨赴俄方式、分布及生活状况等有粗略记述。
近年来主要学术成果。侧重旅俄华工的生活状况与觉醒的学术成果有李永昌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记录华侨基本状况如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李明欢著《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侧重俄罗斯移民政策的有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强小云《移民对当代中俄关系的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侧重留俄学生的有郝世昌、李亚晨《留苏教育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等。
相关的回忆录及日记。《赛福鼎回忆录》；蔡运辰《旅俄日记》；列夫、王易《刘泽荣传略》；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马员生《旅苏纪事》；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等，都详细记录了旅俄的所见所闻，还原了当时旅俄华侨的真实生活。
国内期刊文章。（1）侧重旅俄华侨的生活状况的有赵俊亚《旅俄华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卜君哲《近代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社会研究（1860～1931年）》（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3），李志学《割地成侨——俄罗斯华侨华人史的特殊一页》（《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侧重旅俄华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林军《全俄华侨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研究》（《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薛衔天《关于旅俄华工联合会机关报—— 〈大同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渊《旅俄华工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过程的历史考察》（《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5期）；侧重旅俄华侨对俄罗斯贡献的有B．扎采平：《华人对俄罗斯远东城市发展的贡献》（《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4期）；侧重留俄学生的有于洪君《关于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者和青年学生赴苏学习的几个问题》（《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6期）等。
旅俄华侨、华人输出地的地方文史资料。如《山东省志·侨务志》《威海旧影》《龙口县志》《荣成市志》《莱州史话》《烟台文化通览》，以及中俄边境地区编撰的《黑龙江省志》《呼玛县志》《漠河县志》《大兴安岭历史编年》《黑河地区志》《珲春市志》《绥芬河站志》《旅俄华人史料选》；曹明龙、于海鸥《旅俄华侨（旅苏、俄留学生）纪念馆史料汇编》。
虽然国内学者对旅俄华侨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但是尚未进行系统梳理和调查，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尤其对黑龙江上中游的旅俄华侨涉猎的更少，如中俄通婚、社团组织，旅俄华侨对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发展、贸易往来等交往的作用与贡献，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
2．国外相关研究及动态
（1）俄罗斯（苏联）方面
帝俄时代。伊凡·纳达罗夫、翁特尔别格、B．格拉维分别著《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阿穆尔沿岸（1908～1911年）》（圣彼得堡，1912）、《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圣彼得堡，1912）。这些资料详细记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侨华人赴俄的线路、人数、分布、职业状况、工资状况、社团活动及中俄通婚、华侨华人经济文化活动，并提出管理华侨的办法，是研究早期华侨华人的重要参考资料。
苏联时期。伊·巴比切夫、尼·波波夫、刘永安的《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详细记录十月革命后旅俄华工的觉醒，拿起武器和苏联人民一起并肩作战，保卫苏维埃的英雄事迹。
当代俄罗斯。索罗维耶夫·费德罗·弗拉迪米洛维奇《资本主义时代俄远东的华人劳务（1861～1917）》，Е. И．聂斯杰洛娃《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的管理体制及中国移民（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记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俄华侨（华工、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生活，再现了百年前华侨真实的生活状况和俄罗斯对华侨务工、定居采取的政策。俄罗斯远东科学院的亚历山大·G．拉林撰写的《中国人在俄罗斯：历史与现实》以及《旅俄华侨简史（1850～1920）》。当代俄罗斯一些学术文章有O. В．扎列斯卡亚的《1930年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农庄》等，对于中俄资料的对比研究以及国内资料是最好的补充和完善。
（2）日本方面
福岛安正的《单骑西伯利亚之行》中，就有对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周边及清朝黑龙江城的详细调查的细节，包括人口、士兵、城镇、商铺、贸易买卖、采金、民族等内容。日本参谋部《露境边民人口调查》、乌居龙藏《东北亚洲搜房记》（商务印书馆，1930）、石光真清《谍报记》，这些资料对当时中俄、中苏边境的村镇分布、人口布局、民族成分也进行了翔实的记录，对于研究黑龙江流域沿岸华侨华人后裔大有裨益。
国外学者由于视角、侧重点、立场不同，研究的成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旅俄华侨发展历史、特点了解不足，很难深入了解此类问题，但学者们从不同侧面记录旅俄华侨的生活状况、行业分布、文化活动，为黑龙江上中游旅俄华侨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口述为实，亲笔为证：本书的研究设想
黑龙江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而居，黑龙江上中游的漠河、呼玛、黑河、逊克、孙吴等地是赴俄的重要通道，也是早期华侨归国的留居地和集散地。
笔者此前曾对19世纪中期至当代的旅俄华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曾出版《旅俄华侨史》（人民出版社，2015）、《华侨在俄罗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和《旅俄华侨史料汇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本书即是在此基础上借鉴新史学中的社会史和口述史的方法，进一步深化旅俄华侨史研究的尝试。
2013年初春，笔者决定从家族的源流入手，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利用笔者工作的黑河学院与俄罗斯边境毗邻的便利条件，在随后的5年里，利用寒暑假和休息日走遍黑龙江上中游的各市县及其乡镇，先后到华侨后裔生活地山东省、北京市、沈阳市、齐齐哈尔市等地调研、查找资料，并两次去旅俄华侨谋生地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采访调研。无论是山间小路，还是城市街道都留下笔者探寻的足迹。先后寻访百余人，有90余人提出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笔者透过当事人及其亲友的回忆，查阅尘封百年的档案及文献，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用质朴的语言记录百年来黑龙江上中游旅俄华侨的足迹，力求还原旅俄华侨当年的生活情景，试图为了解旅俄华侨创业、奋斗的历史，了解中国移民的历史，了解中俄关系历史的人们提供点滴帮助，这也是拙著创作的初衷。
本书主要针对黑龙江上中游中俄边境地区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历史沿革、人口、民族、文化结构、社团活动、中俄通婚等进行深入的社会实践调查，通过查阅呼玛县档案、爱辉区档案、黑河市档案、哈尔滨市档案、黑龙江省档案，结合地方文史资料《黑河文史资料》《旅俄华侨史料选》《莱州文史》《哈尔滨历史编年（1763～1949）》，以及《瑷珲古今名人传》《黑水丛书》等，对该地区百年来旅俄华侨中俄通婚状况，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数量、分布状况、职业结构、生活状况等进行梳理和归纳、综合分析，探寻特色典型案例，从中了解旅俄华工与俄罗斯远东大开发的关系、华商在远东地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留俄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及其途径。
本书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通过人物小传展示不同历史时期旅俄华侨的生活状况、情感经历、创业历程及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变化。通过一个个华侨的故事延伸到一个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变迁，折射不同时期的中俄关系。
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20世纪初劫后余生的旅俄华侨，选取6个有代表性的华侨，他们生活在日益衰败的清末，祖祖辈辈居住在土地肥沃的黑龙江左岸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过着富裕安宁的幸福生活。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官吏卖国求荣，在清政府管辖之下世代居住和生活在此地的中国人随着国土的沦丧一夜之间成为俄国领土上的“中国侨民”。据资料记载，在俄国入侵前，“自格尔必齐河起，至霍尔托库止，黑龙江城附近左岸，向有旗户分驻三十余屯”，连同汉人村庄算在一起，黑龙江以北地区有满、汉“五十余屯，万余人口”。按照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正式将黑龙江沿岸地区划属俄国时，在阿穆尔省居住着1.5万名左右的中国人。他们分布于结雅河（精奇里江）到霍尔莫勒津屯间的44个村落里（即江东六十四屯）。在滨海省，有900名左右的中国人沿乌苏里江的支流定居。此外，该省还有不定居的中国渔猎者、挖参者和采金者，这些居无定所的人与定居者一共也不超过2000～3000人。
1900年沙俄武力侵占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居民，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驱赶到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尸横遍野、血染龙江，枪炮声、哭喊声打破往日村庄的宁静，他们的父母兄弟被屠杀，财产被掠夺，经历生离死别，幸存者奔走在逃生的路上，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辗转逃到江省卜奎（今齐齐哈尔），遇上瘟疫，大多又折返回到瑷珲。他们望江兴叹，近在咫尺的家园面目全非，只好选择在黑龙江右岸一带安家落户。坚强不屈的瑷珲儿女不抱怨、不灰心，在荒芜的土地上，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他们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地耕耘着，在黑龙江右岸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第二部分是早期开交通时期的旅俄华侨，选取19个华侨故事。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俄边境正值开交通时期，一些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灾民由于灾荒频发、土地减少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大开发急需劳动力等原因，在推拉因素的影响下，闯关东、闯崴子，追寻淘金梦。由于黑河是赴俄的重要通道和旅俄华侨归国的离散地和集聚地，他们选择在黑河安家落户。有的在俄罗斯打拼后，与俄罗斯妇女通婚，组成各具特色的中俄通婚家庭；有的旅俄归来支援抗联，惨死在日军的暴行下；有的回国拉街基、投资建厂，兴办实业，成为黑河早期民族资本家，为早期黑河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有的在苏联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抗日先锋，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还有的归国后关心支持边疆教育事业发展，受聘劝学员，扶贫救困，乐善好施，开设养病院，救助归国侨胞，被省政府嘉奖。这一部分的华侨与割地成侨的先民不同，他们在俄国胼手胝足，谋取生计，忍辱负重，赚取钱财，生活安定富裕后，历尽千辛万苦，携妻儿回国定居，他们爱国爱乡，不仅是黑河工商业的引领者，还是早期中俄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第三部分是新时期的旅俄华侨，选取8位有代表性的华侨。他们是中俄边境贸易合作的见证者、亲历者。在中俄边境贸易开启后，他们率先走出国门，带去质优价廉、种类繁多的商品，满足了俄罗斯居民对日常生活用品的渴求，他们分布在中俄边境城市，并辐射至俄罗斯远东其他地区和城市。他们长期在俄罗斯生活与工作，以血缘、亲缘或业缘为主形成较大的移民网络，构建成微型华人社区。有驰骋商海多年，中俄边境贸易的引领者，也有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互货贸易的小商小贩，还有从黑河走出去的资深外交官，把俄罗斯人推介到海南旅游的公司经理，把长城和苏州园林修筑在俄罗斯的建筑商，以及新时期的中俄通婚代表。面对经济危机，有的选择回国谋生，有的选择坚守俄罗斯，开辟新天地，有的组建中俄通婚家庭，成为企业白领，他们在俄罗斯的农业、商业、建筑业等各个领域挥洒着汗水，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繁荣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他们是新时期中俄关系的见证者，是联系中俄经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本书的特点和使命
本书首次全面系统针对黑龙江上中游中俄边境地区旅俄华侨及其后裔进行调查研究，弥补以往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缺失。本书的内容、基本观点均具有原创性，所依据档案史料及调查资料大多属首次披露，采取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国际法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采取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叙事访谈、事件访谈、田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并充分利用中俄两国的档案文献检索的方法。
本书通过口述材料，展现了百年来旅俄华侨的人生观、爱情观、生活观，再现了他们的家庭及子女的生活状况，记录了他们在俄罗斯的酸甜苦辣及人生足迹，还原了旅俄华侨的真实历史面貌，描绘了百年来黑龙江沿岸旅俄华侨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人口数量、文化程度、职业结构、生活状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呈现不同历史时期旅俄华侨的特点。
这是一部黑龙江上中游地区旅俄华侨的血泪史、奋斗史、发展史，更是黑龙江移民史的缩略。本书旨在填补旅俄华侨口述史研究的空白，愿意为开展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开展国际移民史、世界华侨史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也为中俄之间区域合作及中俄关系史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黑龙江上中游中俄边境地区是中俄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本书通过对中俄边境地区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调查，完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黑龙江流域中俄边境地区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全面调查和系统梳理工作，为新时期中俄两国开展黑龙江流域的文化经济活动提供新的决策参考，再现这一特殊华侨群体的发展历程，增进对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了解认知，总结在中俄关系下，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及其后裔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拓宽旅俄华侨研究的新领域。
在我采访的百余人中，年龄最大的92岁，年龄最小的32岁，他们大都是耄耋老人，令我吃惊和敬佩的是他们精神矍铄，思维依旧那么敏捷，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为我提供许多珍贵史料。我在与华侨及其亲友的交流中，分享了他们成功创业的喜悦、家园破碎的悲伤、亲人离别的痛苦、遭遇外辱的愤恨。我看到几代旅俄华侨历经磨难不退缩，挺起脊梁继续前行的身影。他们的喜怒哀乐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他们拓荒不止的精神鼓舞了我，他们跌宕起伏、精彩缤纷的人生影响了我，令我不敢有辱使命，拿起笔记述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早期旅俄华侨与新时期旅俄华侨在文化程度、生活环境、历史地位、社会作用、社团活动等方面发生极大变化，在饮食、文化、语言、社交、环境、行为等方面存在中西文化的融合，旅俄华侨的文化经济活动与中俄历史关系紧密相连，发挥旅俄华侨及其后裔的引领作用，促进中俄关系健康快速发展，对中俄边境地区开展民族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具有现实意义。黑龙江黑河是对俄的窗口，作为赴俄重要通道，是旅俄华侨归国的离散地和聚集地，挖掘侨乡文化资源，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边境地区华侨精神文化，传播侨乡中华好声音，也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实现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