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救济福利工作理论是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2年）

城市社会问题是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把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过程中，制订了解决大量的城市社会问题的方针政策，积累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丰富经验，为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里，我想从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方面谈一谈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看法。

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以生产、生活困难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工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我们不仅要认识这些社会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解决这些问题。在我国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理论中，社会学原理、社会问题、社会调查、社会工作四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学这门科学迄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城市社会学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三十多年的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工作实践中，实际上运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原理，具体表现为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制订和提出了不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建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为基本方向，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为主题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形成了不少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新概念，如国家保证、依靠基层、依靠集体、群众互助、生产自救、包护服务、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等。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自觉地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来指导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但是总结研究三十多年来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方针、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的历史上来说，我国的城市社会救济福利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解决了大量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完成了旧中国几千年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中有救济安置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灾民、难民、贫民，取缔娼妓制度，改造流氓游民，禁烟禁毒禁赌，收容教养旧社会在街头流浪乞讨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以及接收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救济机关，等等。这些工作对医治战争创伤，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这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是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的。拿解决娼妓、流氓这些问题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短短三四年内，我们便全部取缔了旧社会的娼妓制度，改造了大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氓。在中国大陆，再也看不到一家妓院、赌坊或鸦片烟馆，浓妆艳抹、强颜欢笑的公开卖淫的妇女已经绝迹，马路上也看不见那被人描写为“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的痞棍了。当时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访，对中国社会面貌的焕然一新，都感到非常惊奇，认为这“简直是个奇迹”。

妓女、流氓这些社会问题得以解决，最根本的条件是社会制度的变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学的一条重要原理。举一例说明。上海市的妓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当中，有650名自动回乡参加生产，283名从事各种正当职业，还有302名自己找到结婚对象成家立业。流氓中也有许多自动改邪归正，走上了正当的劳动生产的道路。这在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上是很值得探讨的。探讨这种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分析，有几方面的具体原因。第一，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农民在地主富农剥削下经济破产，他们当中许多人迫不得已背乡离井，流浪到城市，被迫或被诱骗沦为流氓、妓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他们自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分得土地，过着勤劳愉快的生活。第二，新中国成立前许多男女工人失业后无路可走，无奈充当流氓、妓女。人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业建设，许多新兴的事业举办起来，因而使他们能够找到发挥自己技能的正当职业，重新回到工人的队伍。第三，即使一般的城市贫民，国家也对他们进行定期或临时的救济，保证他们的温饱和生产建设的发展，使他们的职业和收入固定，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用不着靠不正当手段来维持生活。第四，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以后，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曾经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少数罪恶累累的地痞、恶霸、流氓头子受到法律制裁。这些人不少是操纵流氓、妓女的罪魁祸首，他们被镇压以后，许多流氓组织随之瓦解，一部分流氓逐渐认识到过去的道路走不通了，而面前又有许多正常的道路可走，因此，自动“洗手不干”。第五，新社会的人普遍有正当职业，大家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而勤劳工作，社会舆论公认卖淫和流氓活动是耻辱丑恶的事情，这种社会风尚也促使妓女、流氓逐渐减少。根据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原理：在社会逐步消灭剥削阶级的过程中，剥削阶级社会的社会病态，有一部分是能够跟随其产生之根源的逐步消除而自动消除的。

但是，另一条更重要的原理是，娼妓制度和流氓活动在旧社会是那样根深蒂固，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不经过斗争便随着新社会的来到而自然地获得彻底解决。一部分妓女、流氓，特别是他们的头子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当政的时候需要他们这批人，在外国人的庇护下他们可以在租界上为所欲为，日伪统治时期他们也照样可以到处活动，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够禁止他们。一部分游惰习气重、执迷不悟的妓女、流氓在自己的组织瓦解以后，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散活动。也有一部分妓女、流氓缺乏寻找正当生活出路的能力，无法使自己脱离泥坑。这样，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综合性的社会工作。这种综合性，主要是包含有多方面内容的社会救济福利性质，同时也包括有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性质。拿解决娼妓问题来说，人民政府取缔我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娼妓制度，主要采取了封闭妓院的措施，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措施，有政治法律的性质，更主要的是属于社会性质，因为这是全社会的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意志，是由当地根据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的。封闭妓院、取缔娼妓制度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也绝大部分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妓院封闭时，对于那些压迫妓女的老板，一般情节较轻、愿意悔改的人，允许他们坦白认罪，悔过自新；对于一些拐卖人口，逼良为娼，或者曾经杀害人命的罪大恶极分子，人民政府根据他们的罪恶事实和妓女的控诉，依法给予惩处和改造。除此以外，主要的大量的工作是帮助妓女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各城市成立了许多妇女教养院，妓女在这里得到了新生。她们的一切生活费用由政府供给。人民政府拿出大笔的钱为她们医治性病。同时，为她们创造从事正当职业的条件，教给她们文化，帮助她们学习生产技能。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等她们把性病治好，有了文化和生产技能，然后送她们回家，或到她们经过自由恋爱而选择好的丈夫那里去，参加社会职业。无家和暂时不能结婚的，政府帮助她们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有些教养院后来成为正式工厂，她们中的一些人便留下来成为正式工人。北京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妓女历史较久、数目较多的一个城市，妓院大部分集中在著名的八大胡同和天桥一带。1949年11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市的妓院被全部封闭，这是中国取缔娼妓制度的开始。北京市新生妇女教养院集中了1200余名妓女。这里，是她们新的革命大家庭，工作人员日夜忙碌着为她们安排床铺，生起炉灶，搞好伙食，帮助她们把存在妓院的衣物取来，把她们的孩子和无人照料的亲人接来。这里，也是一所培养她们的学校，她们在课堂上、报告会和小组会上，学习文化，学习政治，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改变由于长期腐化生活而沾染上的不良习气，树立起正确的志愿、理想和自尊心、上进心。这里，又是为她们医治性病的医院，北大医学院、性病防治所和其他医疗单位的医生都来为她们治疗。北大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大夫、性病防治所所长林子扬大夫亲自来为她们诊视，慎重地研讨和制订了治疗计划。胡传揆大夫亲自动手指导医生进行治疗。这里，还是一个职业培训班，政府为她们购置了数十部织布机、织袜机、打线机、纺毛车和大批的原料，并且提供了许多其他方面的职业培训设备。训练结束后，她们分别走上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岗位，担任护士、配药员、卫生员、保育员、演员和其他各种不同的社会职业。还有200余人，政府为她们组织了一个新生棉织工厂，后来经过调整，分别合并到地方国营的北京市东郊机织印染厂和北京市染织一厂。这种取缔娼妓的措施和综合性的社会工作也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才能做到的。

从对取缔娼妓制度这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解决了一系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理论上可以说明以下几点。第一，一切剥削阶级产生的社会问题，都只有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改变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然后采取具体的社会工作措施后，才能得到解决。第二，这些社会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开始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它只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才能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保护和支持运用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第三，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质与旧的慈善事业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它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和运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不仅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基础，而且有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蕴藏在翻了身的人民群众之中。第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工作，不单是狭义的救济福利工作，同时，救济福利工作，也不是单独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政治、教育、生产、卫生等多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的。社会工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不但起到治标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治本的意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所特有的新的内容。当前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就是有些社会历史现象的反复，如乞讨、暗娼、赌博。这些在五十年代解决了的社会问题，现在又死灰复燃了，它的性质和内容同旧社会遗留的问题是有区别的。产生这些社会历史现象反复的原因，一是旧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病毒也会传染到我们国内来；二是与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还不发达，工作上存在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探讨它的反复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研究城市社会学也是很有价值的。

从我国当前的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来说，它所解决的问题更是城市社会学应该研究的对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前景。现在的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包括社会上各类困难户的社会救济、精减退职老职工救济，组织贫困户生产自救，举办盲聋哑残人员参加的社会福利生产，举办以吸收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老人、儿童、精神病人为主的社会福利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疗养院，收容遣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举办安置农场改造安置长期流浪人员，组织和管理假肢事业的规划、生产和科学研究，组织火化尸体设备的生产和科学研究，等等。这些工作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历史上遗留下来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伴随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问题，深入地研究和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的。

拿老年人问题来说，这个问题的范围很广，它包括了各行各业的老年人。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要解决的是那些城市无子女、生活无依靠的鳏寡老人的生活问题，国家对他们给予定期的救济，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证。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由于我国是实行了公有制和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国家，所以，我们完全能够采取国家赡养和群众包护相结合的方式，使这个社会问题得到完善的解决。国家赡养主要是民政部门在全国各地举办社会福利院（包括养老院），对这些老人进行收养。目前全国各地共举办了690余所社会福利院，收养了22600余名老人。社会福利院对老人的工作方针是：以养为主，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教育，适当开展一些文娱活动和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以丰富其生活内容，增进其身心健康。这样的社会福利院，无论从它收容的对象、办院的方针，还是管理工作等方面来说，都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湖北省沙市社会福利院是全省公认办得好的一个单位。这个社会福利院不仅有幽美的环境、良好的住宅和物资设备，更主要的是加强了院的领导，依靠和发动群众，对各方面的工作建立了岗位责任制，每项制度的要求均十分具体，例如每天吃什么，多长时间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什么时间读报，等等，都有明确规定，甚至老人死后的换衣、整容、收殓，都有服务人员专门负责。因此，在院的老人认为福利院就是他们的家，工作人员等于他们的子女，个个精神愉快，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现在这个福利院是全市人民的游览之处，节假日有不少人来摄影、写生，已经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的一个场所。宜昌市的领导对举办社会福利院十分重视。市委张书记三次到社会福利院听取汇报，审查福利院的建设规划图纸；在全市干部会议上动员各部门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号召全市人民都来关心老人，为办好社会福利事业贡献力量。在市委的动员号召下，冶金部门支援了钢材，建材部门支援了水泥、砖瓦和木材，机械部门支援了电焊机和技术工人，等等。市委书记带头，市委机关、市人大常委、市府机关、政法机关的干部，共青团市委发动的几个中学的学生，都到社会福利院参加基建和绿化的义务劳动，要把社会福利院办成花园式的先进的福利单位。这些都是国家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但是，这些单位的床位毕竟有限，不可能将城市中所有的孤寡老人都收养起来，有些老人也不愿意过集体的养老生活，这样，许多城市对散居的生活困难的孤老开展了包护服务的活动。北京市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根据市委的要求，各区县政府分别组织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民警及青少年，深入到鳏、寡、孤、病、残以及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家中“送温暖”，做好事，并逐步建立定时、定点、定内容的包护服务制度，全市有上万个学雷锋小组、青年服务队对上述对象实行包护服务。包护服务的办法主要有三条。一是对自理生活有一些困难的实行单项服务，如买粮食、换煤气等。二是对自理生活有较大困难的实行多项服务，如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办事处与本地区的机关、学校、商业、卫生、部队等单位商定，对孤老户实行联合承包，具体内容有：屋内外卫生由各小学的学雷锋小分队每周打扫一次；北下关门诊部每半月为老人巡诊一次，急病随叫随到，送医院由〇〇〇六九部队随时出车；北下关煤厂每三个月送煤一次，平时随叫随到；粮店每月送粮一次；副食店按时送货上门；居委会和家属委员会每月帮他们理发洗澡一次。三是对不能自理生活的，其生活照料事宜暂由居委会积极分子包起来，逐步送社会福利院收养。上海市也有74条街道建立了孤老包护组、关心小组1880个，参加包护的有3797人，受包护的孤老有1880户。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从科学理论上研究当前的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可以为城市社会学提供以下几方面的理论。第一，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利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项工作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群众一些十分困难的问题，我们常说的盲聋哑、痴呆傻、老弱残、孤儿寡，他们都是社会上困难较多或者是困难最多的人。帮助这些人解决困难，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充分表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怀，进一步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第二，我国的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救济福利事业。这项事业对工作对象来说，是他们在生产、生活遇到困难时应享有的物质帮助的权利，而对社会和国家来说，则是其对那些生产、生活有困难的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种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城市救济福利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救济福利事业的本质。第三，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工作不仅保障一部分对象的物质生活，在政治、生产多方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而且通过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安定团结，改变城市面貌，加快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建设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第四，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为了建设城市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需要建立一系列包括各项救济福利事业在内的具体制度。因此，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制度建设，是在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愈来愈有重要性的工作。总之，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来说，研究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实际情况，将可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社会学，而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又将可以更好地指导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这是需要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和从事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实际工作者互相配合，共同努力完成的任务。

（在1982年雷洁琼主持的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城市社会学和社会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