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流动人口相关理论

一 雷文斯坦的迁移定律

英国的雷文斯坦（E. Ravenstien）是研究人口迁移理论的“鼻祖”。在1880年，他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口迁移之规律”的论文。在该论文中，他提出了人口迁移的七条规律，具体是：①人口的迁移倾向于短距离的移动，即朝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移动；②流动人口向城镇迁移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先迁移到城镇周围，再向城镇里面迁移；③各地流动人口大多数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的；④一次较大的人口迁移之后就会有一次反向流动来填补大迁移之后留出的空缺；⑤向大城市的迁移几乎是长距离的迁移；⑥农村居民的流动性比城市居民要大很多；⑦女性相比男性来说，更容易迁移。

二 “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被认为是人口迁移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博格（D. J. Bagne）。他提出，迁移人口之所以做出迁移的决定是因为他们目前所在的地区不能给他们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他们所希望流入的地区则存在这样一些机会，能够让他们改善目前生活条件。前者就是“推力”，后者就是“拉力。在这样的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人口迁移就发生了。西方古典推—拉理论把推力和拉力归结为工资收入的差异，而现代推—拉理论将理论更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认为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因素除了工资收入的差异外，还包括更好的受教育机会、社会地位等。李（E. S. Lee）对推—拉理论做了一点修改，他认为除了推力和拉力因素外，还存在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这些障碍因素包括语言文化的差异，物质上的障碍、距离以及迁移者本人对这些因素做出的价值判断。

三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人口迁移。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是二元结构的，包括低等级的传统的农业部门和高等级的现代的城市工业部门，这两种经济体系之间存在差异。传统农业部门使用的有限的土地是非再生性的，耕地面积的扩展十分有限，人口持续增加造成经济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在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部门是以非商品化营利为目的的，新增人口到达劳动年龄后就会自然就业，并且参与生产和分配过程，相对于土地等资源的过剩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增加的条件下，他们虽然付出劳动但不增加产值，其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大量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的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根本原因。根据二元结构理论，现代工业部门依赖农业部门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扩张，在低工资的情况下持续发展，获取高额利润。农业部门中的外迁人口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农业逐渐现代化，最终消除城乡差距，二元经济合为一元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但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是一定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的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可能有剩余农产品提供给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明确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拉尼斯和费景汉将两部门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显性失业人口时，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0，这时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大的。他们可以由农业部门撤出进入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由于他们的流出，农业部门形成的剩余农业品，正好成为流入工业部门就业人口的粮食供应。第二阶段，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但仍然存在隐蔽性失业的过剩农业劳动力。一部分劳动力继续流入工业部门，而农业总产量却不能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同步增长。粮食短缺自然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由此工业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渐高于制度工资水平，这种现象说明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产值决定，也意味着传统农业转化为商业化农业。托达罗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他认为人口迁移的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而非实际收入的差距，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收入，迁移的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当预期收入差距为正值时，迁移就会发生，而且只要差距保持正值，迁移就不会停止。托达罗模型强调的不是迁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侧重研究如何放慢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步伐以缓解城市的失业压力。托达罗模型实际是一个三部门经济模型：传统农业部门、城市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托达罗认为城市传统部门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降低就业费用、使用廉价劳动力、吸收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不能吸收的半熟练和不熟练劳动力、利用适度技术开发本地资源、增加穷人收入。他指出大部分流入城市的人口首先是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因而发展中国家要注重发展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四 新经济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关系。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上，Stak和Bloom（1985）提出了新经济迁移理论，该理论将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迁移并非孤立个人的决定，而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家庭成员的迁移或流动。“相对贫困”、“经济约束”和“风险转移”是新经济迁移理论的三个关键概念。新经济迁移理论质疑传统理论对于绝对收入对迁移所产生影响的假设，认为家庭在做迁移决策时不仅要考虑绝对预期收入水平，还要考虑相对于本社区或者参照人群的收入水平，并由此产生一种满足或失落感（即相对贫困）。即使自己的收入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但只要“相对贫困”的感受没有减轻，就仍然会做出迁移的决策。家庭收入越低，“相对贫困”的感受就越强烈，因此处于低收入层次的家庭更可能迁移。家庭做出迁移决策的主要目标，不仅是为了追求最大收益，而且是为了将家庭风险最小化，新经济迁移理论引入的“收益+风险+相对贫困”的概念从新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现象，尽管其前提和假设与我国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但总体上可以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做出很好的解释。

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其成员的外出和迁移。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相比，新经济移民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思路不再单一，而是趋于多元化。它没有将移民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认为工资差异并不是国际迁移的唯一原因，获得资金以及减少经济与社会危机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该理论还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移民汇款的意义，更关注移民与周围环境复杂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