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及其变化

（一）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及比较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从长远来看，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源泉。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来驱动，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不可持续。

1．两个最主要增长动力源泉及其贡献率

为考察各因素在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动态变化，本报告采用OECD《生产率测算手册》推荐的增长核算方法来分解1979年以来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主要结果见表1-5。

增长核算的结果显示，1979～2015年广东经济增长及其动力变化呈现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经济高速增长，波动起伏较大，全要素生产率呈顺周期波动。1979～2015年，广东经济平均增速（算术平均，下同）达到12.9%，其间最高增速为1993年的23.0%，最低为1989年的7.2%。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或者说贡献）与经济增速波动高度一致，经济增速的提高或下降常常伴随着TFP增长率的提高或下降，显示TFP是影响经济增速波动的最重要因素（如图1-13）。

二是资本和TFP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劳动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1979～2015年，广东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5.2%，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7.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7.2%，是广东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从业人员年均增长2.8%，劳动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1.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0.9%；而TFP年均增长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1.1%，是广东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源。总体上看，广东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出外延式粗放型的特征。

三是从变动趋势来看，资本贡献率不断提高，TFP贡献在高位持续了较长时间后，近些年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劳动的贡献也已开始缓慢下降。根据经济增速的波动变化特征，我们把1978年以来的37年分为1979 ～1989年、1990～2007年、2008 ～2015年三个阶段来考察各动力源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由第一阶段的5.9个百分点大幅增加到第二阶段的8.3个百分点，然后回落到第三阶段的7.4个百分点；贡献率却是由第一阶段的45.5%提高到第二阶段的57.1%，再上升到第三阶段的79.1%，显示广东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不断增强。而劳动在此三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较小，在经历了20多年的稳定增长后，于21世纪初期开始缓慢下降。再看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二阶段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高，分别为5.3个百分点和4.5个百分点，不过由于经济增速提高，贡献率由第一阶段的41.3%下降到第二阶段的31.1%，而到第三阶段，TFP贡献已经大幅下降到1.1个百分点，贡献率则只有11.6%。

2．经济增长效率改进居全国前列但有待提升

TFP是衡量经济增长宏观效率改善的核心指标。在对广东进行增长核算的基础上我们还测算了相同时期国内几个发达省份及全国的TFP增长，通过TFP的增长来比较各省之间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状况。

从表1-6可以看出，1979 ～2015年，总体上各省及全国的TFP增长率都比较高，其中广东最高，浙江其次，然后是山东，只有江苏比全国水平略低；不过，由于四省平均经济增速都远高于全国，以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低于全国水平。从TFP分阶段变动趋势来看，广东、山东和全国的TFP增长率在近两阶段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阶段性下降趋势，江苏虽然在第一阶段TFP增长率较低，但在第二、三阶段TFP增速下降幅度却是最小的，其次是浙江。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TFP持续稳步增长，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2008年以后，广东的TFP增速已大幅落后于江苏、浙江和山东，低于江苏1.9个百分点，只与全国水平相当，反映了近些年来广东经济增长效率的改进，与发达的兄弟省份相比已处于落后地位。

（二）未来中长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动趋势

1．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有望开启新一轮增长中周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经历了长达8年的低增长和部分国家经济停滞。不过危机之后，全球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已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美、欧、日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进展明显，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日益明朗。从2015年第一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经常账户逆差、物价、就业等大多数宏观经济指标趋好。而2016年底美联储的二次加息，标志着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已正式走出了这场危机的阴霾。从全球经济增长周期来看，1975年以来，全球经济大约经历了五轮朱格拉周期（1975～1982年，1983 ～1992年，1993 ～2000年，2001 ～2008年， 2009～2016年），全球新一轮增长中周期或已迎来新起点。

朱格拉周期属于典型的中周期，也称为设备更新周期或产能周期，平均周期长度为8～10年。它以设备更替和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受机械设备使用年限、技术进度和实体产能利用率、投资回报率等因素影响。设备更新换代从而导致资本开支的周期性变化，在设备更替与投资高峰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随着设备投资完成经济陷入低迷，从而形成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2000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朱格拉周期保持着较强的同步性，2016年末2017年初，美国、日本、韩国等重要经济体纷纷出现了设备投资增速回升的现象，这意味着目前全球可能正站在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起点上。

2．去全球化潮流兴起，全球贸易增长放缓

全球化是影响世界经济长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力量。而国际体系一直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之间轮动变换。如果从经济一体化的这个维度来考察全球化，那么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全球化和两次去全球化的浪潮。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进行了殖民主义扩张，同时带动了全球自由贸易，但是一战终结了这波浪潮。二战之后开始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催生了全球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是两次石油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触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到，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1973～1974年，1979～1980年），世界贸易总额与GDP之间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反映出经济衰退下，第二次全球化结束和去全球化的开始，而第三次全球化则始于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深入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空前发展，世界市场融为一体，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进行配置，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在此期间，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加快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造就了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以后的“高增长、低通货膨胀”黄金期。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再加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部分人群受到冲击，各种矛盾趋于激化，去全球化潮流的兴起，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而特朗普新政、英国的脱欧等就是这种潮流的典型代表。另外，为化解结构性矛盾发达国家纷纷启动“再平衡”“再工业化”，生产流通倾向“扁平化、去全球化、生产区域化”，贸易保护和摩擦增加。去全球化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贸易量增长速度快速下降到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水平。而在过去全球化快速推进时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长速度的2～3倍。中长期来看，主要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各种逆全球化潮流仍将持续，并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造成冲击。

3．世界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新技术革命尚在孕育当中

新技术革命是决定世界经济大周期变更的核心力量。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从长期历史来看，在每次技术革命及其扩散的过程中，金融危机往往相伴而生，技术革命既帮助人们走出危机，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在其末期产生新的危机，形成一次创造性毁灭的循环。这种现象的背后缘由是技术革命推动力所遵循的技术周期规律。按照佩蕾丝的观点，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一共发生过五次技术革命，分别是：1771年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1829年开始的蒸汽动力、煤炭、铁和铁路的时代；1875年开始的以钢、重型机械制造业和电力等为标志的时代；1908年开始的石油、汽车、石化产品大量生产的时代；当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时代，它开始于1971年英特尔微处理器的诞生。每次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持续五六十年，这段时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其中前二三十年称为“导入期”，后二三十年称作“拓展期”。

从技术革命的时间周期来看，目前世界技术进步速度较缓，依然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技术拓展时期，新的技术革命还在孕育当中。目前除了计算机技术以外的领域取得的新突破相对较少，而且每次技术革命从技术产生到产品设计和成熟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酝酿期，所以短期内出现新一轮的技术爆炸可能性较小，未来的新变革还需时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主要的前沿技术进步还是集中在信息和远程通信领域。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将逐步显现。下一次即第六次技术革命预计需要到2030年前后开始其发端，将由生物技术、生物电子、纳米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所引发。

4．国内经济从降速转向提质，进入中速平稳可持续增长期

从国内形势看，支撑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基本面因素已经发生重要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阶段转换的同时，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也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从目前来看，在经历了连续七年的增长回落以后，中国经济虽然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一旦触底完成便将进入一个中速平稳可持续的增长期。可以说，我国经济转型正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紧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未来十余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创新发展驱动。要从传统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以往过度依赖消耗资源能源等物质投入、不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向更多依靠绿色发展约束下的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迈向质量提升型的发展新阶段。

综合判断，去全球化潮流兴起，新技术革命尚在孕育，加大了世界经济新一轮中周期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发展步入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总体上看，2017～2035年广东经济增长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广东必须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深刻认识、主动适应、率先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深度调整与转型攻坚，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

（三）广东经济增长动力的未来变化

1．劳动力

未来广东劳动力供给总量主要取决于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变化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外来人口规模变化密切相关，劳动参与率则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主要与教育普及、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有关。

综合考虑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向变化、高等教育普及以及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等因素，预计在2035年前广东的从业人员人数依然能够延续当前增速缓慢下降的增长态势很长一段时间。

（1）人口老龄化加快将导致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下降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广东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已出现转折性变化。2013年，广东15～64岁年龄人口规模及占总人口比重均达到阶段性高点，分别为8216.1万人和77.2%，随后2014年和2015年该人口规模分别比上年下降28.3万人和143.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比上年分别下降0.8个和2.2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如图1-24所示，2010年全国人口总抚养比达到最低点，随后开始逐步上升，而广东滞后到2012年才达到低点。不过广东总抚养比在上升了两年后，于2015年再次下降到接近2012年水平。因此，仅根据上述数据还难以做出广东劳动年龄人口发生趋势性变化的判断，还需要对广东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未来变化做进一步分析。

如果不考虑人口机械增长的影响，仅从户籍人口现有规模出发，那么到2030年前，广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跟未来人口出生率无关，只与该时段内陆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及陆续超出（减少）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有关。前者为2002～2015年的出生人口，后者为1952 ～1965年的出生人口。根据这两组数据可以估算未来十余年广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化趋势。从图1-25可以看出，1952～1965年恰恰是广东人口出生的高峰时期，其间历年出生人数基本超过2002～2015年历年出生人数，因此到2030年前广东现有规模户籍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预计将出现趋势性下降。而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从2016年开始广东将迎来一个为期5年左右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然后再缓慢回落至稳定的生育水平，而这5年出生人口恰好分别是2031～2035年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由此将导致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趋势将明显放缓，甚至可能出现净增加。

（2）跨省人口净迁入的增加远大于外省人口净流入下降，将有效缓解老龄化带来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冲击

上文的估算其实还隐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广东的外来人口（非广东省户籍的流动人口）净流入规模保持不变，以及跨省人口净迁入为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是全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这也是广东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比低的根本原因。2012年，广东的人口净流入达到1958万人的峰值，占总人口比重为18.5%。不过随后几年广东的人口净流入逐步下降，2015年下降至1841万人，三年减少117万人，年均减少39万人，人口净流入占总人口比重下降至17.0%。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同比增长1.5%；但是近九成增量来自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指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民工）增速则持续下降，已从2010年的5.2%持续下降至2016年的0.3%，农民工越来越偏向于在“家门口”就业。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增速放缓，尤其是沿海与内地“工价落差”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导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持续减少。据统计，农民工群体中，2016年全国跨省流动农民工7666万人，比上年减少79万人，下降1%，占外出农民工的45.3%，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农民工流向的新趋势意味着，2012年以来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下降是趋势性的，未来广东人口净流入很可能呈缓慢下降的态势。

跨省人口净迁入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的同时，也有大量的人口从外省迁入，人口的跨省净迁移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且一般迁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与流动人口特征比较相似。如图1-28所示，2003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广东人口净迁入率基本保持在2‰以上，2003 ～2015年广东净迁入人口249.7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入19.2万人。预计随着广东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未来一段时间广东的人口净迁入规模有望进一步提高。广东省“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不少于600万本省和700万外省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考虑到近年来省内迁往省外户籍人口年均约20万，如前述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那么至少在“十三五”期间外省人口净迁入不仅可以完全弥补外省流动人口流入下降的缺口，甚至还能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因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下降的冲击。

（3）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将在特定时期内增加数量可观的劳动力供给

在适龄劳动人口规模确定的前提下，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都会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目前广东高中入学率已经超过95%，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小，对未来劳动参与率影响不大；影响更大的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目前广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3%，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晚进入就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供给。不过另一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因素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如该项政策在2035年之前开始实施，其实施过程中采用“小步慢跑”的策略将在过渡期每年增加数量可观的劳动力供给。

因此，总的来说未来广东劳动力供给既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外来农民工减少带来的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减小，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等不利因素，也有跨省人口净迁入快速增加以及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带来劳动参与率提高的有利因素。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影响，预计在2035年前广东的从业人员人数依然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当前增速缓慢下降的增长态势。

2．资本

受到宏观储蓄率、投资需求以及资本回报率的约束，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将明显放缓。

（1）宏观储蓄率的逐步下降制约资本积累快速增长

投资规模决定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投资来源于储蓄，储蓄的变化从供给端限制了投资的增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盈余是宏观储蓄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广东受益于全国的人口红利，全国大量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压制着工资上涨，导致了劳动报酬长期保持在相对低的增长水平，使资本积累和投资获得高增长。不过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工资水平不断提高，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降到最低的39%后已经开始缓慢提升，企业营业盈余则在2004年达到最高的37%后开始逐步下降，宏观储蓄率也于2008年达到53%的最高点，之后开始逐步下降。受此趋势变化的影响，广东投资增速也相对放缓。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广东储蓄率将继续缓慢下降，投资和资本积累速度都将进一步放缓。导致储蓄率继续回落的主要因素有如下三点。一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性支出将持续增加，储蓄率将相应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将导致储蓄率下降，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过去广东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二是劳动报酬将会以较快速度增长，从而减缓资产增长速度。三是随着居民收入整体水平的增加以及保障制度的完善，消费者的个人消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消费倾向逐步提高，而储蓄倾向则逐步降低。

（2）投资增长面临较强的需求约束

在过去近40年，广东经济发展中投资需求主要源于房地产投资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制造业投资需求，三者占总投资需求的80%以上。从房地产投资需求来看，2015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2.3平方米，已超过或接近部分发达经济体水平。而我国15～59岁的青年人口峰值已于2011年见顶（广东该指标估计与15 ～64岁年龄人口规模变化类似，会略有滞后），拐点已现，这意味着以地产、汽车、钢铁、水泥为标志的工业化已步入尾声。虽然2015年下半年以后国内地产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这与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刚需无关，只不过是金融加杠杆下的泡沫现象。在此期间，国内居民新增购房杠杆率快速提高至50%，已与美国2007年相当，风险快速积聚。也正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抑制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于2016年国庆期间启动了新一轮地产调控。而随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的明确，住房居住属性的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预计未来广东住房投资增速将很难出现持续的较高增速。

在基础设施领域，广东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也明显缩小。从趋势来看，2009年以来广东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经明显回落，相关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10余年来的超过30%下降到20%左右。从广东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来看，目前广东基础设施已较为完善，2015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7000公里，已实现县县通高速，等级公路密度基本达到经合组织国家水平。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趋势已经确立，未来即使因稳增长而加大投资力度，也难有持续的大幅反弹。另外，当前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不高也将影响相关投资的持续增长。

制造业投资需求则更多地取决于耐用消费品、出口等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首先，当前国内工业行业普遍产能过剩、“三去一降一补”的大环境直接制约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其次，近几年出口增速的大幅下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广东制造业相关投资增长。再看汽车消费需求方面，广东城镇常住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汽车已接近30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预测，到2022年，我国汽车千人拥有量、总保有量和新车产销规模分别达到230辆、3.25亿辆和3900万辆，并在此前后过渡到饱和期。住宅、汽车是21世纪以来广东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投资增长将触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最后，在需求结构变动的牵引下，服务业已成为广东第一大产业，广东制造业投资增速很难继续维持在2014年和2015年两年20%以上的水平。

（3）投资增长面临较强的回报率下降约束

总体资产回报率快速下降，成为投资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约束。广东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在2008年后持续快速上升，2009年已达到4.82, 2012年为4.86, 2016年更是达到5.95，屡屡刷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应该说，2008年以后广东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已导致投资回报递减，投资效率下降明显，高的投资增速已难以持续。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夜，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系数是1到2之间，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有些则在5以上。这对广东来说不无警示意义。

3．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制度变革、组织管理创新、结构调整、专业化等使资源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企业，甚至是空间重新配置而带来的效率提高；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应用与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等带来的生产效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效率经常混杂在一起，交叉发挥作用，难以截然分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TFP增长率的变化就是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1-13所示，1979以来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三次增长高峰都与改革红利直接相关。第一次是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和农村改革，第二次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近一次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以及在此前后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体制改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升。

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一系列持续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重大改革释放的改革红利，以及在此过程中相伴而生的工业化、国际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成为这个时期广东TFP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在此期间广东的对外开放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管理模式，以及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直接引起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则是广东TFP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2008年以后，随着广东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广东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份额均快速下降并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既有全球金融危机短期的冲击，更有中长期改革红利的衰减和技术进步放缓。

广东的TFP增长的动态变化有其内在逻辑，也与后发追赶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相吻合。二战后，德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发展，TFP得到快速提升。1960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的50%左右，经过10年快速追赶，到1970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快速上升到美国的70%左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追赶型经济体技术水平距离前沿国家越来越近。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而实现的技术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速度也会越来越慢，此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将更多依靠自身技术创新。因此成功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TFP增长速度大都经历先快后慢两个阶段。也就是说，由于后发优势，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都较快，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出现了阶段性下降向发达国家收敛的过程。对比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发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转换的阶段，基本上也是其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较低增长阶段转换的时期，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1960～1973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3%，而此时期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随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开始下滑至1.5%左右，GDP增长速度也相应下滑至4% ～5%。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由4.7%下降至2%左右，GDP增长速度也由9%左右下降至6%左右。

日本、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TFP演进过程，对于判断已进入增长阶段切换的广东的TFP未来变动趋势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预见，未来中长期内，随着改革开放前期一系列重大改革红利逐渐释放完毕，市场化体制不断完善，而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越来越困难，以及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工业化已进入后期，改革带来制度红利和要素重新配置带来效率改进将越来越弱，对TFP增长的促进作用远不如前期那么大；而在技术进步方面，经过30多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和模仿，广东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落差越来越小，技术转移变慢，技术溢出效应降低，技术追赶将更多让位于技术创新，这必然会降低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此，相对于1979～2007年4% ～5%的TFP增速，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日本、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变化来看，从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换，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了50%左右，但是如果扣除石油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30% ～40%。据此预期未来中长期内广东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可能保持在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