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评述

如前所述，现代工业由原生地向次生地扩散有两条途径或两种方式，伴随资本流动的搬迁式和不包含资本流动的技术溢出式。广义上说，这两种方式实现的现代工业拓展都属于产业转移的范畴，但很多时候为了分析方便，人们也从狭义的角度，即伴随资本流动的搬迁角度来使用产业转移的概念。“产业转移”的广义概念是指现代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扩散，即随着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各种交流的增加，欠发达地区出现了各种现代产业扩张的结果，当然这些产业的发展，既可能是发达地区企业搬迁过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本地企业生长壮大的结果，关于这些产业转移的研究，经济史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大量的文献。“产业转移”的狭义概念，是指与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的企业及企业集群的迁移，并且现有的文献大多是从FDI、资本流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进行讨论的。由于本课题关心的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将会对两种类型的产业转移都予以关注。

一 有关产业转移的传统理论

针对早期产业转移的经验，研究者主要根据要素禀赋的差异与比较优势理论进行讨论，提出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他们指出，由于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形成了各国或地区间在产业结构层次上的阶梯状差异，并按高低不同呈阶梯状排列。由于这种产业梯度的存在以及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产业在国家间、地区间是梯度转移的，一国或地区相对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转移到其他与该国（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国家或地区，成为其他国家（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提高吸收方的产业结构层次与水平，这就是产业结构在国家间、地区间的梯度转移规律。学者们指出，这种产业转移对于双方都有利，是产业转移方和被转移方“双赢”的良性转移。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的区域比较优势是指某个产业在本地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正是吸引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经济合理性所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的现代化升级改造，而且将带动中西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腾飞格局，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平衡，有利于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战略的实现。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Vernon, 1966）提出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当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之后，随着生产技术的普及，位于发达地区的该产业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资本将逐渐转移至欠发达地区寻求成本低廉的发展机会，原有地区的该产业将逐步衰退并最终退出竞争，该产业就完成了空间区位上的转移。此后，威尔斯和赫希哲等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并做了充实和发展。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王莹，2008）。

此外，日本学者赤松要（Akamatsu, K. , 1962）也从后期工业国发展的角度讨论了战前日本的工业发展中产业转移的进程，并提出了类似的雁行经济发展模式（邹积亮，2007）。在此基础之上，日本学者小岛清以日本成熟产业的发展趋势为关注点，也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揭示了产业在国际转移的动因。而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则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讨论产业演变在空间扩散过程中的动态规律，并提出了产业转移的极化、扩散、回程三种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产业在地区分布方面的集中与扩散。

当然，所有这些理论主要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对比研究，对一国内部的产业转移关注较少，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内部的梯次发展与区域间产业转移更是少有论述。并且，所有这些有关产业转移规律的讨论，几乎都是从现代化产业本身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的，而对传统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很少给予关注。直到1954年5月《曼彻斯特学报》刊登了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成名之作——《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情况才有所改变。该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了仅能维持生存的传统经济结构的变动规律。刘易斯认为，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早期，存在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市场导向和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部门，一个是落后的传统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并以隐性失业形式存在，可以为现代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不断的劳动力供应。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能力，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得以长期保持较低的水平，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成为一种规律。随着该地区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过程的完成，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会寻找新的落后地区，并进行新的产业转移。在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落后地区一个接着一个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转型。

二 有关产业转移的最新进展与国内外研究文献

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产业转移确实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然后再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过渡（吕政、杨丹辉，2006）。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从发达国家到次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然而，传统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却并不多见，关心落后地区劳动力转移与产业转移关系的承接地政府的政策导向也鲜有所闻，并且在讨论中，人们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比较优势、综合成本等经济因素考虑较多，而从制度创新、政府职能、体制转型、社会文化、决策者行为等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李松志、刘叶飚，2007）。特别是，大部分的产业转移理论都将企业行为作为“黑箱”来处理，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只有以Simon（1955）等为代表的“企业迁移行为理论”关注企业迁移的区位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并考虑了企业迁移的外部原因，从而把区位的市场贴近度、空间结构、劳动力价格、环境适宜度、房地产价格等考虑在内，“新制度企业迁移理论”甚至考虑了当地的政府声誉、政府政策、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马子红，2008）。

近年来产业转移研究的视角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向了全球。部分学者以产业链为纽带来分析国际分工体系中各个工序在地区间的分布与布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转移与分工给予关注，研究产业从生产领域转向服务业与研发领域，研究方法也从宏观统计数据分析转向大面积抽样调查与具体案例分析（汪斌、赵张耀，2003）。由克鲁格曼引领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甚至从产业地理区位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产业聚集的形成、发展与消亡过程的分析，较完整地解释了相关产业进入与离开某一地理区位的过程，由于该解释不涉及国家界限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因而更适宜对一国内部产业转移的研究。

美国学者基维奇（Peter Gourevitch, 2000）通过对计算机硬盘驱动器产业的研究表明，要素成本、集聚经济效应、政府公共政策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三个动因。还有一些学者如Cantwell、Wesson、Dunning、Florida、Kuemmerle发现，为了获得知识和人才而向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靠近是产业转移的另一诱因。Ettore Bolisani通过对世界服装行业的布点状况的分析，发现了工序间国际产业转移的四个动因：资源动因、市场动因、效率动因与战略动因。同样的分析结果也出现在Maccarthy（2003）的论文中（龚雪、高长春，2009）。中国学者陈建军（2002）结合浙江10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报告，研究了我国东部地区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现象，认为导致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决策的主要因素分为两类：市场扩张因素和资源利用因素。戴宏伟（2007）也认识到，随着产业竞争的加剧，发达地区的产业也会为了抢占市场的目的而向落后但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地区转移，家电、汽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扩散与转移就是这个原因。

国内学者的研究走在最前沿的是范剑勇（2002, 2004）、杨丙见（2002）、陈建军（2002）。范剑勇、杨丙见（2002）通过对美国经验的分析，表明欠发达地区内部城市化的发展、交通设施的改善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前提与条件。作者不同意供给增长型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认为美国中西部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是市场拉动的结果，城市化为中西部地区市场的扩张提供依赖市场的人口基础，后者为地区内市场的深化与扩张提供成本降低的条件。该研究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指明了方向，但对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来说，仅将人口集中在城市、完善基础设施是远远不够的。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需要割断自给自足的生活来源，市场的扩张还需要交易成本的全方位降低，而不只是交通成本。而在随后的研究中，范剑勇（2004）又进一步指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低于沿海地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一体化水平，严重影响了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本课题的研究将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未能积极提供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以及各种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条件，是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而张孝峰、陈建军分别从产业转移承接地与产业转出地的角度对企业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范剑勇进行的国际经验研究，中国东部的企业在向中西部转移时主要关心的恰恰是需求拉动方的市场因素，在选择区位时明显对转入地的政府服务与基础设施等市场扩展条件十分关心，确实正如波兰尼（2007）所言，“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

三 国内外产业转移政策实践效果研究

（一）国外产业转移政策内容及实施效果

国外对产业转移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此次产业转移，一些学者研究英国产业如何从国内发达地区转向发展中区域。Beacham的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在经过优劣势分析后都愿意停留在原地或是就近发展，然而产业政策的制定却令一些企业不可避免地进行长距离搬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策存在，迁移将明显受到限制。政府推动产业向西部边缘地区移动的政策放松时，产业转移的数量减少了。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转移政策的典型案例是产业发展控制：产业规模已经超出最低限制的企业想进一步扩张必须要获得产业发展资格（IDC）。产业部门可能会拒绝颁发给企业扩张发展许可，企业就转向在发展中区域提出扩张要求，也就是在发展中地区建立新的生产点，因此IDC政策对迁移具有直接效应，结果表示发达地区IDC的控制越严格，就会有更多的企业转移至发展中地区。在相似的政策环境下，产业流入发达地区的模式和流入发展中地区的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地区在实施政策的前中后期流入企业相对平稳，而发展中区域则出现了显著变化。英国在1963年前单独使用资格限制政策，1963年后又加入了差异性投资激励和雇用津贴政策，关于各类政策实施的结果，Moore通过实证检验资格限制政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投资刺激政策，雇用补贴政策。雇用补贴政策更多是增加或保护现存的发展中地区的就业，而不是促进产业向该地区转移。Ashcroft用统计未实施产业政策的区域发生实际转移的企业数量来衡量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激励和控制政策对英国1961～1971年的制造业转移都起了显著作用，同Moore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区域控制政策（IDC）对产业的地域变化有显著作用，投资刺激也推动了企业转向发展中地区，劳动力补贴政策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英国1961～1971年大约40%转移到发展中区域的企业是受到产业转移政策直接影响，共转出了500个企业，创造了9万个工作岗位。企业区位决策也是研究的重点领域，目前研究企业区位决策的结果表明聚集外部性具有显著效应，同样存在针对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

Griffith发现企业税收收入对企业选择定位于哪个国家有显著作用。Brouwer等的研究发现：政府授权许可对吸引企业落脚于一个地方的影响有限，补贴政策在地方采取反补贴和优惠措施的情况下也会面临较小的吸引力。Charney研究决定大都市制造企业迁移的因素，发现主要因素是财产税率，收入税的影响作用并不大。Lee依据美国制造业就业数据，发现1972～1992年激励政策对产业转移收效甚微，产业转移对就业影响也不明显。Burns指出产业垂直移动（从城市中心向郊区的空间转移）主要是由于更低的生产成本导致的，而水平空间移动（城市间的转移）则更多体现为集聚经济的效力。Newman和Topel用数据描绘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迁移轨迹，发现产业转移将造成企业和产业区的空间变动，需制定更为适合的产业和空间政策。Susana Peraltaa研究产业转移区域间税收协调政策发现，实行差异化征税政策比单纯最小化税收政策更为有效。Rechard Baldwin等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技术溢出政策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需消除制度障碍，引进创新因素。

（二）国内产业转移实践及政策研究

1．国内产业转移特点与趋势研究

国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向外转移从地理位置上遵循由近到远的规律，转移点首先是省内偏远和不发达地区，随着交通设施便利化程度的提高，区域之间劳动力成本差异的进一步凸显，产业逐渐向更远的中西部省份转移，中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临近、交通更加方便，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更具优势。西部部分省份在科技、产业基础、对外贸易方面存在优势，也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聚集区。从部门扩张的角度看，企业经济活动的转移最初是销售机构，然后是生产制造工厂，最后是研究与开发机构和公司总部的转移，产业转移会对企业、转入区、转出区产生不同的影响（魏后凯， 2003）。桑瑞聪、刘志彪（2014）对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行业分布上，产业转移大致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方向进行；在地区选择上，产业转移沿着“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海外地区”的顺序梯度进行；要素成本、区位环境和制度环境因素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转移为企业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资本和高技术行业的迅速增长，导致出口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陈羽、邝国良，2010）。而且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推进，产业转移的层次将进一步提高。

中西部产业转移过程基本依据各地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承接地的地域特点。例如河南是人口和农业大省，因此成为纺织、机械、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西部一些省份如陕西、四川科技资源相对丰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跨越中部地区转向西部。针对具体区域而言产业转移存在布局不均衡的特点，转移企业大多聚集在交通、通信、金融服务完善的大中城市，例如河南省有80%的产业落户郑州，其他省份如湖北、广西、山西也存在类似状况，这种转移方式对于缓解大城市病，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存在不利影响，应当受到产业承接地的广泛重视。为实现基础设施共享，促进产业聚集，承接地政府推动建设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产业园区能够有效节约土地、水、能源资源，园区内企业之间相互联系促进了技术溢出和创新，成为产业承接较为成功的示范。此外一些实力强、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出现链式转移的新趋势，即某一类产业及关联产业整体转移，延续之前的生产经营模式。一些学者讨论了产业链式转移的利弊，认为其优点在于上下游配套产业整体转移降低了企业的转移风险，能够快速投入生产销售中，成形的企业网络结构、熟悉的产业环境能够节省交易成本、促进人员往来。弊端在于同当地产业关联度低，对经济带动作用有限，且企业一旦转出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2．产业转移政策方向总结

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转入区政府为吸引区外投资、推动区内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其中既包括鼓励型的，如税收、土地优惠政策、创新奖励机制、劳动力培训计划等，也包括限制型政策，如设置准入行业清单、生态保护条例等。众多学者在对产业转移进行实践调查分析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魏后凯（2003）主张政府采取综合政策措施，包括制定战略规划，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应体现差别化，对到中西部投资的沿海企业给予土地、财政贴息和税收刺激等政策优惠，引导产业转移。傅允生提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各级政府有必要参与产业转移的推动、规划与协调工作。要尽早筹划扶持政策与支持措施，加强与转入区地方政府进行产业转移的联系和沟通工作，建立产业转移政府间联系渠道与协调机制。另有从政府博弈的角度出发，提出产业转入区政府应成为产业承接的调控者、产业承接的环境营造者和产业承接力的打造者的观点。在调控方面，要加强规划引导、政策诱导和生态环境安全的自我保护（吴国萍、张鑫， 2009）。

有效产业转移政策的实施能够对产业合理化转移、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产业转移政策也因为产业特点、区域经济水平、制度环境等的差异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方法，政策实施重点及途径反过来显著影响政策效果。一些学者通过构建模型检验政策的影响度，例如Dunning在引入制度扩展的OLI模型中，强调区域制度、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促进政策、产业转移双方的双边投资协调的影响和作用，认为政府的促进政策越强，越有利于国际产业转移。杨本建、毛艳华分析政府政策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发现了政策对异质性企业具有选择效应：那些投资规模大或用地面积大的企业更容易受政策的影响；相对于部分迁移的企业，整体迁移的企业更容易受政策的影响；政策对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迁移影响有限，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的迁移行为差异。魏玮、毕超以中西部食品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存在逐渐超过竞争效应的趋势，劳动力素质存在长期影响，政策因素仅对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企业有显著影响。李琴、朱农研究广东省产业转移背景下农民工就业与工资差异时发现，素质更高的农民工倾向于在转出地就业，转出地和转入地农民工工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转出地农民教育回报率高于产业承接地。产业转移过程中的环境影响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豆建民、沈艳兵利用我国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个省份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情况，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这种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污染转移的影响。魏玮、毕超通过构建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理论模型和Poisson模型证实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提出政府应加强环境规制，防止随着产业转移而发生污染转移。2004年以后，也就是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各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对环境的影响最为显著。

学者们在实证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的产业转移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加强区域之间的沟通协作，促进转入产业集群化，设定重点承接产业，完善相关税收分成机制等，同时也强调了政策实施的主体及政策实施方法等问题。例如刘素指出，转入区政府采取直接干预的政策导向，在缺乏市场制衡以及法制监管的情况下，与政绩挂钩的政府参与区域产业转移可能会扼杀市场的自然淘汰机制，从而阻碍产业转型升级。蒋国政等（2011）提出“精品园区+核心企业+直接融资+金融助推”的产业承接模式，认为政策支持和金融资源配置是影响承接力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对待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转移应各有侧重。昝国江等（2010）认为西部地区应当通过产业集中布局、集群发展促进化学工业、资源开采业、农副市场加工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的建设，并提出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促使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对策。

产业政策需要在产业转移阶段实施，同时产业成长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必须存在持续的外部环境构建，转入产业良好的产业环境营造是转入区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政府服务职能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的具体体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法律制度建设与完善是产业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优良的创新环境、生态环境是产业升级改造、保持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因素，以往学者也对产业环境建设进行了研究：彭连清主张依据各区域产业结构特征，建立相关利益协调机制，着重营造产业区域转移环境并科学选择转移企业类型；谢丽霜、陈颖认为，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主要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避免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迁移决策的直接干预。具体而言，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和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生态责任。生态环境具备突出的外部性，在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必然出现低效率的现象，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保障产业转移的同时环境不受到破坏。把握好技术和市场准入门槛，完善环境经济政策，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优质产业转移项目等措施来防范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