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业主行动研究的邻里生活转向与方法论自觉

作为一种深层灵动的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面貌”（米尔斯，2005: 3）。恰如米尔斯所言，发生于日常生活场景的“他们之间的事情”构成了社会学想象力和问题域的源泉，并且，社会变迁的基本逻辑在历史长河的底部悄悄潜行而不是喧嚣一时的哗变。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在面向现实的过程中要不断下沉到底层日常生活世界，在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切换视角、在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漂泊洞察、在批判现实与保卫现实之间游刃穿梭，勾勒出社会学想象的轮廓、轨迹和线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形态的邻里政治实践，业主维权行动内在的地方性、流变性、碎片性品格，具备了成为社会学想象源头、对象的基本条件。进入城市街区内部、研究微型社会单位——社区，不会妨碍社会学家考察宏观和意义重大的事件，反而有助于其更深刻地理解它们。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业主维权研究尚未获得开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厚的学理支撑，究其原因，在于各种理论范式的束缚和分析框架的约制，使本身根植于日常生活的邻里政治囿于宏大叙事、结构秩序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研究过程亦悬置于日常生活层面之上而与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本章在对已有邻里政治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开辟出街区邻里政治研究的另一面相——业主维权实践的日常生活逻辑，以期在关涉生活常态的理论路向中赢得一种学术自觉和思想争锋。

第一节 作为街区邻里政治的业主维权行动

街区邻里政治是一种发生于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日常政治实践。它主要以利益相关性和情感共通性为基础，受日常生活的特定性问题导引，各相关主体多元参与，在利益、权利、规则等现代性因子，以及人情、面子、关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的约制下，与国家、市场企业发生复杂联系。基于这一理解前提，街区邻里政治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实践的政治，与制度政治、文本政治相呼应，深层的制度和结构问题就隐藏在它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实际运作过程之中。街区日常空间的各种邻里行动者，其策略性互动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激发的集体行动可能和资源汲取能力，是邻里政治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上述意义言之，发生在商品房住宅社区的业主维权行动，是一种典型的街区邻里政治。具体来说，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一个由物业运作的新公共空间得以形成。“这一具有市民社会性质的新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部门和准市场企业与代表社会力量的业主、业委会和市场企业相互博弈的场所”（张磊，2005），它的出现意味着总体性社会的松动。在这一新公共空间中，产权归属不清、房屋质量低劣、实际面积缩水、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承诺未能兑现、购房合同欺诈、物业服务未达到相应水准等“资本侵权”问题，是业主维权行动的导火索，而有关部门管理不善、干预失当等“权力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更是激化了业主群体的怨恨情绪，增加了业主维权的社会成本。在业主维权行动中，既有日常生活问题的导引，也有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还有利益、权利、规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限制。维权活动中的行动者在有限理性的支配下互动，运用合适的策略来争取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在此，我们不妨把维权活动的不同参与者视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按照不同逻辑规则做出行为决策的行动主体。这种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分析框架，隐含着通过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可能。

换言之，业主维权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正是生长在基层社会日常生活“问题”或“事件”之中的邻里政治。在邻里空间，这一日常生活的“问题政治”以“日常生活利益相关性”为基础，以“日常生活问题性”为导向，呈现出“各行为主体围绕日常生活问题的生成、纠葛、演进、消解，而展开复杂博弈的全过程”（孟伟，2007: 24）。它将权力的运作、市场企业的侵权、邻里资源的动员、家庭利益的表达、个体诉求的重申，都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让它们成为邻里社会网络上的细微节点，彼此分开而又紧紧相连。在这个意义上，邻里日常社会生活不在政治生活之外，相反，其恰恰是现实政治发生的社会原点。

城市住宅业主的维权实践生动地表明，日常社会生活中那些如此细碎、片断、不确定的“小问题”；如此具体、实际而又执拗的“小要求”；表面上顺从遵守，暗地里阳奉阴违的“小手段”; “给个面子”、假公济私的“小动作”；既暗中抵触又妥协依赖，既心存“敬畏”又公开“叫板”,“说软话办硬事”的“小智慧”，都可以提出某类社会问题，揭示某种权力关系，彰显某种公共精神，从而改变某种权力运作方式和政治运行逻辑（孟伟，2007: 11）。杂糅在生活“小事件”中的业主维权行动，展现了城市社区生活的流变、微妙和隐秘，牵动的是政府与民间、利益和权利、管制与民主、规则和治理等“大问题”。总之，作为城市基层邻里政治的一种形态，业主维权既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受到国家政治的渗透和形塑，也是源自日常邻里的生活政治，更是由邻里行动者参与的生活实践。

在转型语境之中，国家的逻辑、市场的逻辑与社会自身的逻辑同时塑造着业主行动的形态与策略。但是，在渐进性改革中，经济财富快速向房地产利益集团聚集，业主群体却坠向权利匮乏的深渊。正因如此，物权争端、资本侵权、业主受损的频繁发生，引起了业主群体的不满和抗争，邻里空间的社会冲突日趋激烈，成为邻里生活政治的一种常态。正如拉尔夫·达仁道夫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也就是说，“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拉尔夫·达仁道夫，2000: 3）。

但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力量的减弱和总体性社会的松动，为个体和群体让渡出越来越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因而，无论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冲突程度如何，在城市社区，业主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自我选择的正当性、理所当然的自在性，从而促使包括公共权力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生活予以应有的尊重。生活世界的正当性、自在性、合法性，贯穿在业主维权的自主实践和实际运作之中，表露于国家、市场与社会在邻里日常生活的遭遇过程。

一方面，业主生活的自主性和小区空间的自在性，促使公共权力对业主维权活动的渗透、驱动更加注重策略，这在权力实践形式上表现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以社区居委会为例，居委会干部介入维权行动时，存在于互动双方之间的私人性认同和关系信任远比制度化的公共角色与身份的认同和信任重要。因而，居委会干部会有意淡化自己的官方色彩，突出自己的民间身份。居委会干部在与业主进行接触的多数场景中，都是以私人对私人的模式，而不是以组织对个人的模式出现的。虽然说是公事公办，可是一旦落实到某个具体的任务执行过程当中，事本性的公事公办便又都在实际中转化为一种熟人之间的人际交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权力在邻里空间的呈现，渐趋脱离科层化、板块化的生硬面孔，化身为一个个活生生、懂人情的行动者，反言之，这种变化本身也意味着国家对基层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与自主性的认同和尊重。

另一方面，邻里权利主体对国家权力的回应和影响也在日益加强，社区居民善于“制造”问题、“建构”问题，并采用“问题化”策略使日常生活性公共问题逐渐纳入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就业主维权而言，在“问题”的提出和化解过程中，邻里行动者根据“事件”或“问题”的具体情境，会做出相应的策略选择，这为“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拓展了空间。这些策略包括通过上访手段给相关部门造成压力、利用部门内部的相互监督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造成事件和新闻效应、巧妙地信访、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以及集体诉讼、利用“法外活动”争取谈判筹码。在某种意义上，邻里空间对国家权力的持续增强与基层日常生活自主性的彰显是双向强化、彼此关联的两个方面。

第二节 从日常生活场景出发：街区邻里政治的实践域

城市基层的邻里政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政治。在受到国家政治的渗透和形塑之余，它并不失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为性，邻里日常生活为其生产和延续提供了智识资源和实践载体。事实上，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可以划分为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的日常生活。只要人们的社会生活存在群化和整合的秩序性问题，存在自主与约束的结构性问题，那么政治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从一般意义上说，日常社会生活的政治性主要表现为“特定事件”得到表达、以“公共问题”加以表现、由“普通百姓”亲身实践。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是一种以公共问题为指向的邻里之间的日常关系政治。正如“街区”为这种日常生活政治划定实践场域一样，“邻里”为街区权力的日常运作确定了一个实践主体，而邻里政治的运作过程又以“后单位时代”为时间段。这些要素勾勒出街区邻里政治的基本轮廓。

简言之，作为邻里政治的意义之源，日常生活世界是邻里居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命绵延的家园，是传统惯习支配的行动体系和居民遭遇现实的具体场域。同时，邻里关系的日常运作并不仅仅嵌于总体性安排的支配之中，而且与社区成员日复一日的喜怒哀乐、轮回如常的生老病死等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杂糅在一起。因而，在对社区邻里政治的实践逻辑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时，必须转向日常生活层面的实践性“本体论”关怀，关注“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事实”（安东尼·吉登斯，1998: 39）。基于这一论调，在邻里政治研究视域之中，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虽然重复、琐碎和杂乱，却是国家、市场与民众遭遇互动的“舞台”，是不同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汇成的“溪流”，是各种权力技术和行动策略演示的“银幕”。在此，笔者之所以将日常生活比作“舞台”“溪流”“银幕”，在于表征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社会现象的可见性、主体关系的互动性、社会事件的连续性、事件过程的流动性、权力实践的策略性。

日常社会生活的本真状态始终是单调与丰富、线性与流变、确定与偶然等多维面孔的相互交织。在转型时期的城市基层社会，邻里生活世界所呈现的并不是理性哲学家所批判的平庸、平淡、重复的消极面，而是流动、新鲜、生动的积极面。这种日新月异的“流变”表露在可观察、可言说、可规则化的“事件流”之中。在日常“流变”中，正是由“公共问题”演绎的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将国家权力的运作、基层组织的动员、家庭利益的表达、个体诉求的重申，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让它们成为一条项链上的“珍珠”，彼此分离而又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社会生活不在政治生活之外，相反，其恰恰是现实政治发生的社会原点（孟伟，2007: 11）。因此，回归日常生活对于理解邻里生存方式、观察业主行动过程、解释底层运行逻辑的现实意义不容小觑。

然而，反思中国基层社区邻里关系及其权力运作的研究历程，我们不能不联系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过去150多年不断被批判、反复被否定的历史遭遇。一种可以心安理得、泰然处之，或者至少不受外力强行侵入的日常生活，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多少年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公共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政治社会生态的惯常现象，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伊始，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受到公共权力的持续冲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近代以来不再具有不受权力干预的正当性，这在过去是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共同参与制造的后果，这在现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要共同参与解决的问题。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人民可以奢望一种自在、自得、自由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原来可以轻易被牺牲的日常生活领域正在成为重点关怀的对象。”（高丙中，2006）而这种自在、自得、自由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意指权力是社会公民共享的公共物，只有在这个时候，权力生产才真正融入基层社会生活，权力互动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区，其分化多元的权利主体、日益觉醒的草根意识、交错复杂的权力关系，使日常生活与权力实践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相关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因其成因与解决之道都与社区研究联结在一起，所以也为中国社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所幸的是，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开始重新关注常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从日常生活场景中抽取真实、生动、鲜活的日常事件，分析和考察蕴含其中的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孙立平在阐述实践社会学的研究立场时指出，“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同时，“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面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也意味着对正在形成的底层社会的关注”（孙立平，2002）。杨善华等（杨善华、柳莉，2005）将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视为考察村庄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把农民的日常时间区分为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在村庄政治的运行中，礼尚往来、情感联系和关系网络的建构，会影响甚至改变村庄已有的权力格局。郭于华提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 “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郭于华，2002）。吴飞认为，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命运在家常日用中的展开，中国的自杀就源于一个人会不会“过”日子。“自杀就是社会空间之外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以外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这样，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吴飞，2009: 13）故此，敞开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邻里政治研究想象力的来源。

总而言之，强调从日常生活场景出发，突出日常生活在当代街区邻里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进行关联，既非个人理论偏好的作用使然，亦非单纯的理论逻辑推动使然，而正是转型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实践逻辑所提出的“真问题”使然。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则更多的是嵌入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扎根于我们每日都在经历的日常社会生活本身，源自于我们对基层社会生活实践逻辑的揭示（沈原，2006）。因此，我们必须拨开各色理论流派的迷雾，从各种理论范式的空中楼阁中走出来，将研究眼光下移、重返普通人的生活现场，真正理解邻里行动者的生存状况和底层智慧。

第三节 “行动者”归来：从纵向控制到水平互动的视角切换

在市场转型时期的邻里政治研究中，当代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十分偏爱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他们习惯性地将“国家”与“社会”视作各持逻辑的行动实体，假定了双方目标和行为模式的异质性，并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理论观点，即“国家权力弱化论”和“国家权力延续论”。无论是“国家权力弱化论”，还是“国家权力延续论”（Solinger, 1993），都将目光锁定在国家治理基层社会能力的变迁和延续上。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关于国家和社会在中国基层社会的互动过程和互动结果，甚至国家和社会各自具有的边界和领域，都应该在观察研究真实的事件、生动的过程中得出结论”（何艳玲，2004）。

近年来，学界对国家与社会直接遭遇和互动的城市社区日常生活这一“舞台”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学理论争的中心议题仍旧圈定在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变化上，诸如，国家对社会是否仍保持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城市邻里对于国家动员和政党号召又是如何回应的？在此类问题的讨论之中，尽管研究者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理论倾向，但均不约而同地承续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预设和分析框架，展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支配与回应”的纵向理论观。

一般而言，“自上而下”视角是“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纵向体现。这一视角针对行政主导的社区建设运动所带来的城市政权向基层新社会空间的渗透，展现了国家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再现，并将社会紧紧整合进国家提供的框架之中。相关研究集中讨论了近年来居委会的行政化角色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Whyte、Parish（1984）发现，大多数城市居民把居委会当作当地政府的代表，而居委会领导常被视为“干部”。朱健刚（1997, 1999）关于“社区行政建设”的研究指出，国家正在借助社区建设运动渗透到城市基层生活内部，强化自身在街区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而Read（2003）有关“行政性草根接触”、桂勇（2008）有关国家与社会“私人化接触”的概念强调国家借助居委会这一中介对基层社会进行渗透的一面，回答了“居民为什么与居委会合作”的问题。他们还以积极分子为切口挖掘城市基层的本土性权力操作策略，强调了其在国家动员中的作用，并指出这种国家动员式的积极性表明国家仍然具有塑造基层社会组织模式与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巨大能力。

恰恰相反，一些持“自下而上”视角的学者强调了邻里空间的扩展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回应。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国家对城市社区的动员能力已明显降低。在这种趋势之下，城市邻里将孕育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新社会空间，特别是在商品房住宅空间，业主自主行动、自我管理将会获得充分发展。朱健刚（2010a）指出，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地产企业强势进入社区权力体系，而家庭从国家的管理中逐步解放，导致街区内的权力呈现多元化趋势。Pan指出，社区建设运动正使得居委会逐渐成为一个服务性组织而非控制性工具。这种视角下的研究有一个潜在预设，即乐观地将国家权力之外的市民社会发育作为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能力的范围、强弱、大小，基层社会对国家渗透的回应、策略选择，均由日常生活中关涉各个利益主体的“事件”或“问题”而定。换句话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理论视角越来越趋于“上”“下”之间的水平互动。诚如Liu（2003）所指，近十年来国家与城市基层民众之间具有更加强烈的联系纽带，借助于“社区政权”这一治理形式，国家摆脱了过去垂直治理结构的限制，而在一个平行向度上获得了权力的延伸。所以，上述以“国家在邻里空间的控制力问题”为核心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情境选择问题，研究所涉的田野场景和价值预设决定了最终的结论认定。

就研究视角而言，无论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还是“上下融合”，都为我们理解邻里政治的实践逻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这些思路显然都是在“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下的学理展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一些关键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上都显示着巨大潜力。不过，由于被纳入分析框架的“国家”“社会”均是整体的而不是分化的，是二元的而不是多元的，一旦被研究的主体表现出多元性、碎片性，“国家-社会”范式的解释效力就会存疑。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邻里空间，国家和社会是碎化叠加、模糊不清的杂糅状态，“国家”被多元行动者进一步解构，同样，“社会”亦非一个可感知的明确实体。如此这般，在邻里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的是各种有着不同利益与目标的行动者，例如，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各种社区组织、房地产商、物业服务企业、具有不同身份的居民，等等。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具体事件/过程中有着不同目标的多元行动者呈现出来。伴随着商品住宅区的扩展，多元的行动者之间彼此共生，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立、合作、冲突、妥协同时并存。

在城市社区，邻里行动者正在用各式各样的集体行动和利益表达塑造着五彩缤纷的基层秩序。他们在理性和权利支配下互动，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社区共同体的营造，运用策略争取行动机会和生存资源。在此，我们不妨把城市邻里政治的不同参与者视为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按照不同逻辑规则做出行为决策的行动主体。这隐含着通过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来理解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可能（桂勇，2008: 13）。

在商品房小区上演的业委会选举、业主抗争资本侵权、业主提出物业管理自主权、业主依法诉讼维权等“事件”及其运作过程，展现了邻里政治的法理维度，它发端于日常生活问题，成形于多元主体参与，凸显出相关利益主体间商议、较量、妥协、合作的公共性内涵，亦推动着社区秩序的营造和权力格局的调整，成为社区邻里政治的另一重要面向。依此，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水平互动分析框架能够更好地剖析嵌于特定社会空间、利益和目标各异的行动者及其行动策略。

但是，既有研究将论证框架完全囿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殊之中，对“国家与社会二元界分”的完整性的保全和偏爱，使立足于这一范式的研究不得不无奈地屏蔽邻里行动者的存在方式、生活需要、思维习惯、情感偏好等诸多因素。一方面，邻里政治研究者对“行动主体”的集体性“忘却”，使“小写的人”的“主体性”在“大写的政治”面前总是卑微的，“邻里主体性”的觉醒被遗忘于“国家中心主义”的角落里也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研究者一味崇尚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或规范基础，却缺乏对“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的凝视，于宏大叙事中消解了“公民”主体的存在，因而研究陷入日益贫瘠和匮乏的境地，难以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做出及时合理的分析解释。

从上述意义上说，引入邻里“行动者”的分析范畴，关注作为各个行动者相遇、互动之舞台的日常生活，还原和激活基层日常社会生活真实、热闹、生动的本性，就是以对邻里社会构成主体“行动”的关切，冲破“国家-社会”固化分析框架的藩篱，“着手把握国家与社会如何在具体的行动者身上体现的问题，并以行动后果可能存在的意外性和偶然性修正有关公民社会的乌托邦预设”（刘翠霞、顾理辉，2009），同时通过对中国人和西方人行动逻辑的比较，检视邻里政治的本土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社会公共空间发育的意义。

第四节 从他者表述到自我描写：邻里政治研究者的入场与立场

在城市社区，邻里“行动者”的“行动”是基层社会运行和邻里政治运转的基础，邻里政治实际上就是“行动者”在场可得性的一种表现，而在已有的关于邻里政治的研究中却鲜有对邻里“行动者”本身的关注，对邻里行动者的关怀的亏空影响了邻里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行动者的实在性和行动的具象性可以为邻里政治理论与实践提供丰富生动的经验分析范本。当学者们开始从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中梳理城市邻里政治何以发育公共空间的问题时，邻里政治研究便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如果我们认定邻里政治的运行逻辑通过各个行动者的“行动”表现出来，那么，如何观察、理解和解释行动者及其行动的意义，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关键议题。

第一，厘清行动者“行动逻辑”的二重分殊，特别关注行动者真实和变通的存在方式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之间的距离。

毋庸置疑的是，城市结构、空间布局和社区行政确实与邻里行动者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系统意义。但是，如果从居民居家过日子的生活情境、居委会干部的操作策略、商品房业主的个体命运的发生场域来看，这些总体性安排表现出一定的外部性和脱域性。邻里行动者真实、动态和变通的存在方式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距离。诸如邻里居民、相关部门管理者、社区干部、开发商、物业公司、业主组织等行动主体的生存方式，并非循规蹈矩地按照外部规划展开，而是蕴含着总体性安排之外的生活逻辑和底层智慧。因此，就行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而言，邻里“行动者并不仅仅只能在实践意识的反思性监控下沿着固定的时空路径例行化地延续日常生活的脉络（安东尼·吉登斯，1998: 43、61、101），同时也能够在例行化行动之外发现新的时空路径和组织方式，以非常规行动的方式满足个体的自主性欲求”（张兆曙，2009: 32）。

邻里行动者的实际存在方式包含着两种逻辑，一是外部性、总体性安排所施加的支配性逻辑，它表现为社会规范主导和形塑的制度化行为；二是体现行动自主性、能动性的行动者逻辑。其中，行动者逻辑源自邻里居民与生俱来的行为意向、植根身体的性情倾向、日复一日的生活式样、凑合过的命运展开等。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相互交织、掺混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邻里政治的日常生活样态。实际上，人们在感叹命运的时候，总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现实遭遇和生命实践的内心感悟，而非听命于总体性力量的摆布、渗透和驾驭。

第二，强化研究者的“深度在场”意识，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行动者的遭遇及命运。

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行动者在社区权力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首先必须强化研究者的“深度在场”意识，研究者要“主动进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现场，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性经验的考察。所谓“深度在场”，就在于研究者与行动者共同建立一个基于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实现从邻里政治观察者的单一身份向邻里生活参与者的复合身份的转变。

具体来说，研究者在面对复杂含混、变动不居的邻里结构时，要深入行动者的概念框架和日常系统中去，“必须通过他们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格尔茨，1999: 19），然后再将所得到的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话语，并给出“内部的”解释。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理解行动者日常生活及其行动意义。同时，研究者“深度在场”之时，必须时刻警醒自我的身份“边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作为常人的世界，均有别于行动者的世界，谨防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先入之见来取代行动者的本来意义（杨善华、孙飞宇，2005）。

由于日常生活层面的邻里政治具有自在性、经验性和实用性，这种自在的生活表露、实用的生活技巧和经验性的生存策略在不断地重复和演化，构成城市邻里空间的生活事件、行动网络、关系、派系、物件、空间单位、集体仪式及话语等。所以，在考察邻里空间的业主维权行动时，我们必须在琐细的日常生活叙述背后努力去挖掘隐藏其后的一些变量，诸如时间安排、空间格局、关系网络、话语传递。在对这些地方性知识进行解构时不仅要强调理解者对被理解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而且还应进行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把邻里空间中个人的、经验的、情感的一些事象放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生活领域中呈现，亦即在行动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行动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

第三，用“积极干预”重塑研究者的行动立场，向行动者或研究者揭示抗争行动背后的关系实质。

在当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是一个充满冲突和蕴含变迁的场域，邻里行动者主导着空间生产和秩序营造。行政主导的社区建设之大力推进、多元共生的权利主体之彼此较量、重叠交织的利益结构之深刻重构，使社区邻里日渐热闹起来，关注单一议题、表达自我诉求、表征文化认同的都市维权运动变得方兴未艾。在如此背景之下，当研究者“入场”之后，必须面临一个并不容易做出同时也很难控制的选择（魏伟，2008；沈原，2006）：作为社区邻里政治的研究者，应当保持怎样的立场？只是作为社会科学者，还是同时也作为邻里政治的行动者？只是作为事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还是事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正如前文所述，邻里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于观察、理解和解释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动逻辑，而“这些关系并非轻易可见，它们确实是被秩序和支配掩饰起来。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就是使这些关系浮上表面，从而不再受到各种社会惯例范畴的摆弄。因此，这就预设了社会学家的积极干预”。通过积极的社会学干预，拨开覆盖在社会关系上面的支配和习俗，设法重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向行动者及研究者展示这些关系的本相和实质，就是社会学干预的意义所在。

麦克·布洛维在论述“扩展个案法”时就专门讨论过“社会学干预”。按照他的理解，“社会关系只有在受到挤压时才会显露出来”，而研究者在开展田野工作时，他的进入、在场甚至退出，都已经是一种“干预”。如果说布洛维从研究方法上厘定了“社会学干预”的一般意义，那么布迪厄在垂暮之年的肺腑之言为“社会学干预”打上了价值色彩。他说，面对社会大众的苦难，社会学如若不希冀变成“社会巫术”，那么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传达底层的声音。在此，研究者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冷漠旁观者，而是邻里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强烈的道德关怀和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邻里空间和社会生活，研究者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借助于布洛维的“解放社会学”，沈原（2006）对图海纳的“社会学干预”进行了改造，明确设定了研究者面对转型社会的基本立场：“第一，鲜明地站在底层社会一边，注重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且努力将这种资源转变为学术知识；第二，以现存社会结构的压迫、支配和不平等问题为关注的核心，将揭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原因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目标；第三，主张反系统的研究方法，强调扎根社区和经验研究的崇高地位；第四，以批判意识为主导，认为社会学本质上是反思性的；以及第五，不仅讨论解放，而且还力求实践解放”。诚如沈原所言，为了深刻地把握和理解城市邻里政治，我们必须实现从对“社会结构”的考察转向对“社会行动”的凝视，“社会行动”及其所衍生的“积极干预”方法，是我们研究邻里政治的有效工具之一。

综上所述，理解和解释业主维权的行动逻辑，必须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实践的智识空间和想象力源泉，强化观察者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在场”意识和“积极干预”立场。

第五节 日常生活的敞开性与“重建”邻里政治研究的想象力

虽然“国家的逻辑与邻里自身的逻辑同时在支配着城市基层社会的运作与变迁”（桂勇，2008: 266），但在基层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自我选择的正当性、理所当然的自在性，从而促使包括公共权力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生活予以应有的尊重。在此种背景下，国家权力不能再以简单生硬的方式干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社会的治理更加注重策略性和灵活性。个体的尊严、生活世界的正当性，成为社会治理不得不考虑的要素，贯穿在城市基层社区的权力运作之中。

一方面，正式权力在社区空间的柔性运作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实际上，居委会工作本身依循的是邻里生活的寻常逻辑，其工作目标又何尝不是为了维护社区生活的平静如常。在权力运作策略上，居委会往往运用“化公为私”“话语转换”“主动示弱”等日常技术，这些都是行政权力之外的生活智慧。居委会把指令、政策转化为邻里可以接受、理解的话语与表达形式，并使之纳入邻里日常运作的基本逻辑，从而消解掉外部力量，同时，还给下面的各种反应、表述和行动赋予合理的色彩。这仅仅是居委会干部的一种操作策略。正如朱健刚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政府的群众运动已经与改革以前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同了，因为它本身是在邻里生活的常态中进行的。可以想象，一旦脱离生活的寻常逻辑，这种运动与动员本身将难以继续。换言之，行政权力者在基层邻里的呈现，渐趋脱离科层化、板块化的生硬面孔，化身为一个个活生生、懂人情的行动者，反过来说，这种变化本身也意味着政治精英对基层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与自主性的认同和尊重。

另一方面，邻里权利主体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国家权力的影响和限制，其对国家权力的回应和影响也在日益加强。伴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行动能力的增强，一些社区居民善于“制造”问题、“建构”问题，并采用“问题化”策略将日常生活的“小问题”逐渐纳入行政机构的议事范围，依靠正式权力的支持解决社区邻里“少数人”的问题。就业主维权而言，在“问题”表达和化解过程中，邻里行动者根据“事件”或“问题”的具体情境，会策略性地做出相应的行动选择，这为“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拓展了空间。

关于饱受争议的社区邻里联结机制问题，在本书中笔者更愿意将其表述为以日常生活的公共性问题为导引而生成的邻里政治。邻里政治的行动者之间的参与和互动，以利益相关性和情感相连性为前提，受日常生活问题导引。当面临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时，邻里居民（包括住户、业主、商户等）可能采取三种行动：一是居民的无组织、碎片化参与，以个人身份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鲜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二是由少数人组成临时性的合作共同体，在问题得到解决后再重新恢复为原子化状态；三是借助于具有国家代理人色彩的基层行政体制进行意见反映与利益表达。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行动者毕竟不是被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生活个体来刻画的，而是作为不分时空域限、不论男女老幼、不计惯习偏好、不看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的，研究者的目光习惯于停留在各种制度安排、一般法则、抽象结构上。这种悬置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结构化、抽象化、类型化的方法论，对邻里政治研究的想象力是一种损抑。

为了在研究中生产邻里行动者的形象，还原和激活行动者的本真状态，就必须引进现实的时空条件、特色的地域文化、具体的生活场景、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邻里主体。一句话，必须植入曾经被“科学规则”无情净化的各种有意义的细节，描绘邻里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沈原，2006）。如此这般，呈现出来的各种行动者就不再是那种被抽象掉具体内容的“类”，而是诸多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他们拥有思想、情感、个性，受到具体行动规则的支配，从事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抗争。并且，研究者应有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能力，强调在具体描述与宏观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细微处入手，宏观上着眼，将邻里现场的具体活动、斗争与邻里空间之外由国家和市场造就的各种制度安排联系起来，思考它们对邻里政治的实际影响。在这里，邻里空间的微观场景与其外部的宏观背景、邻里政治的行动过程与其背后的制度安排，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共同生产着地方邻里的权力实践知识。此外，通过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献（writing culture）和民间口述资料（telling history），引入邻里政治的历史与变迁维度，“追求旨在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底层表述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当事人讲述的研究，可以在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

故此，敞开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邻里政治研究想象力的来源，它既是邻里政治实践的土壤，也是邻里政治研究的源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性建构推动的经济、政治、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一种以现代技术和财富作为支撑，并混合古今中外之文化要素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逐渐改变近代以来被现代性所殖民的历史境遇，一改被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批判、改造的面貌，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兴趣的生发点和立足点。日常生活与社会科学直接、密切的联系内在地注定了它在社会科学中应有的位置，这必将带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路径的革命，朝向经验事实的社会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总之，街区邻里政治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实践的政治，与制度政治、文本政治相呼应，深层的制度和结构问题就隐藏在它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实际运作过程之中。理解和解释邻里政治的运行逻辑，必须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实践的智识空间和想象力源泉，强化观察者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在场”意识和“积极干预”立场。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日常生活思维”方法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了理性的地平线上。以社会学为例，这一过程是与帕森斯主义的幽灵所散布的“理论自治”道统和“科学主义”准则相伴随的。也是在20世纪，随着美国社会学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及成功的制度化和去历史化，社会学的理论关怀也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性和封闭性，失去了社会学扎根于社会生活的理论传统。帕森斯式的研究道统树起了日常生活的一面屏障，使我们在获得专业地位的过程中漠视着社会学想象力的枯竭，使我们在精心构建理论象牙塔的同时放任着经验感受力的萎缩，使我们始终高居云端、傲慢地将理论的逻辑加之于生活的逻辑之上。另外，帕森斯主义者对实证科学的迷恋，导致他们有意隐藏自身的道德关怀。刻意标榜“客观中立性”和盲目崇尚“绝对科学性”无异于自我否定，丝毫不利于社会学的想象空间和生命力的释放。

社会学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和回应大众的需求，关注现实社会的变迁和重大问题，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品格。杂糅在日常世界并长期困扰个人的生活议题，与整体社会发展变迁的公共议题的交汇，便是社会学想象力的来源。换句话说，社会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社会秩序和进步问题的洞察和预判，更在于对普通人安身立命之道的关怀与尊重。因而，转型社会的社会学应有直面现实的态度、扎根田野的精神、立足生活的情怀、敢于怀疑和批判的勇气。面对巨变的社会，社会学既要有高出云端的想象力，又要有低到尘埃的亲和力。而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关注基层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实践智慧。惟如此，我们才能找回社会学丢失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