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略对接的理论内涵及概念界定

作为本书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重心，战略对接是本书需要界定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对于战略对接的概念界定需要秉持三个方面的视角：（1）历史性视角，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战略对接，并不仅仅将其视为当下诞生的一个概念；（2）过程性视角，将战略对接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某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3）关系性视角，将战略对接视为由某种内在关系驱动的结果。对于战略对接的界定，首先需要对战略对接的内涵进行分析，将上述三个视角加以结合，得出战略对接概念的理论本质，比较战略对接同类似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并进一步界定战略对接概念。

一 战略对接的内涵解析

战略对接是中国学者为了适应当下国际社会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但是从学理的角度看，战略对接之概念并非新生物，而是由来已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战略对接作为一种国家通过处理对外关系来谋求发展的手段始终存在。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战略对接都存在，有所不同的是曾经的战略对接是国家间下意识的行为，而当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后，则成为国家间刻意为之的行为。此外，战略对接概念并不存在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的问题。因为战略对接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同，新型大国关系包含了强烈的中国色彩和中国理念，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守成国）看来，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就意味着接受了中国的理念，默认了不去干预中国的崛起，并且承认了中国的地位，这一点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接受的。但是战略对接则不同，战略对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否对接，和谁对接，怎么对接，各个国家可以自由决定。因此，战略对接相比于新型大国关系这类概念更容易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战略对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的安全与发展，以实现互利共赢为目标的长期合作模式，因此其理论本质与合作是类似的，但也存在着区别。在国际政治中，合作是指国际行为体在互动中自愿调整其政策的行为，目的是协调各方的不同点，以达到一种共同得益的结果。战略对接不同于合作，它与合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是在某几个项目上的简单配合，而是一种国家间基于长远发展目标的综合性协作，这种协作往往从经济层面开始，逐步扩展到安全层面。在战略对接中，两国为实现对接成功，需要调整本国政策，而这种调整则是基于合作双方各自的需求和供给能力，当一方的需求与另一方的供给能力形成匹配时，合作就能够形成；一旦一方的需求或供给达到上限而无法继续时，合作就将终止。由于战略对接是两国间长期性的协作，因此，战略对接建立的基础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供需关系，而非某一时段或某一领域供需关系的短暂匹配。也就是说，战略对接的理论本质是一种“供需平衡关系”，这种供需平衡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战略对接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或机制，其本质也是围绕着如何有效维护这种供需平衡关系。因此，供需平衡关系是战略对接的逻辑起点、存在基础和理论核心，在战略对接中，任何失去供需平衡的机制都难以长存。

战略对接的“供需平衡关系”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1）在国家进行战略对接的过程中，供给和需求是既定的。也就是说，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先天存在着需求欲望和供给能力，国家间能否实现战略对接，取决于国家自身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去发现彼此间供给与需求的契合点。（2）国家间的供给和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国家发展情况的变化而缩减或扩大，这种动态的供需关系需要国家充分了解和掌握目标国的相关需求和能力，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对接。（3）国家间的供给能力和可接受的需求成本是有限的，当超过国家的供给能力，或者为满足需求所需要支付的成本超出国家可接受的底线时，战略对接将无法实现。（4）和市场上无限的需求量相比，国家在某一领域的需求是有限的，因此当供给国提供的供给量满足并超出需求国的最大需求时（即达到并超出需求饱和点），合作将自动结束，战略对接就此中断；同样，当供给国所能提供的供给量无法满足需求国的战略需求时，合作也无法实现。因此，确保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关系，使供给和需求保持在相互匹配的程度上，是实现国家间战略对接的基础。

二 战略对接与含义相近概念的区分

目前，与战略对接含义相类似的概念有三个：战略合作、战略协调和联盟。在对战略对接进行概念界定前，需要首先将战略对接与这些类似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为更清楚地界定战略对接概念提供条件。

首先，与战略对接相类似的概念是战略合作。战略合作是一种基于国际发展目标的合作关系，它体现在对不同层次伙伴关系的构建上。它是大国（包括大国集团）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关系，较少涉及经济层面；它往往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宣传色彩，从而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模糊，各种战略合作关系的名称往往能够体现双边关系的亲疏程度；此外，它所构建的复杂的伙伴关系网，使几乎所有大国都高度重视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战略地位，伙伴关系完全成为一种国家资产。战略对接与战略合作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一种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各种层面的条约形成两国间的“条约网络”，从而使两国命运联系在一起，任何背叛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二者的主要区别则在于，战略对接是服务于国内切实发展方案和发展目标的一种内生性合作模式，而战略合作则是为了协调本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分层式合作模式；战略对接是以国内发展推进国家间合作，通常是先有发展计划或项目，再谈合作，而战略合作则是通过国家间合作带动国内发展，通常是先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之后再在这种关系框架下开展具体项目的合作。

其次，与战略对接相类似的第二个概念是战略协调。战略协调与战略对接的主要区别在于：战略协调的目的是寻求合作，避免冲突；其基本方式是通过协调（例如外交努力、军事交流、社会互动等）来避免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战略协调存在的基础是两国之间出现较严重的、无法自行化解的矛盾，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多种手段解决矛盾，使两国的战略不发生冲突，实现一种互不干扰的共同发展。战略协调的含义中并不包括战略上的衔接，国家间在协调矛盾后，依然按照本国的战略目标发展。然而，战略对接的内涵则在于，它不仅要化解国家间因战略发展而可能出现的矛盾，还要建立起两国间共同发展的长期合作状态。战略对接的存在并不是基于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基于国家间战略发展中的共性因素。战略对接与战略协调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即二者都包含解决和处理国家间矛盾和分歧的含义，只不过战略对接的内涵要更广一些。

最后，另一个与战略对接相类似的概念是联盟。查尔斯·马歇尔（Charles B. Marshall）是早期界定联盟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1959年撰文指出，联盟是盟友之间为了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达成的政治安排。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也给出了联盟的定义，他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做出的关于相互进行军事支援的承诺。《联盟的起源》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出于安全合作而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安排。格莱德·索罗金（Gerald L. Sorokin）则反对将非正式安排列入联盟范围内，强调联盟是主权国家在具体条件下为特定目的而采取具有军事性质和协调行动的正式协定，不是非正式协定，也不一定是安全合作。对于联盟的概念，自由主义学者凯格利（Charles W. Kegley Jr.）和雷蒙德（Gregory A. Raymond）则重点强调了其书面协定的性质，认为联盟就是主权国家间形成的正式协定，它具有军事性质，国家为具体目的而协调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索罗金观点的继承。建构主义学者丹·赖特（Dan Reiter）则将建构主义的“信念”概念引入联盟理论研究中，认为联盟是国家间基于遭受进攻时提供军事援助的正式承诺。

根据以往学者对联盟做出的概念界定，可以发现，联盟与战略对接既存在区别，又有着一定的联系。联盟和战略对接的主要区别在于：（1）联盟是一种基于军事目标的政治军事协定，战略对接则是集经济发展与安全维护为一体的全方位合作；（2）联盟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而战略对接的目的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3）联盟是一种状态，战略对接是一个过程；（4）联盟双方目标高度一致，战略对接双方各有各的目标，仅在大体发展方向上存在一致性；（5）联盟的建立是基于共同的威胁，而战略对接的建立则是基于共同的发展机遇和战略利益。联盟与战略对接之间的联系在于：战略对接与联盟的行为主体都是主权国家，二者形成的动力都是国家间出现的共同利益，战略对接与联盟都包括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关注，战略对接涵盖政治与军事方面，因此包含联盟本身，联盟则是战略对接达到最高阶段的一种表现。

三 战略对接的概念定义

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作为一个新提出的概念，其在现实政策中的应用较为宽泛，其含义与战略合作、战略协调、联盟等概念既存在重要区别，又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如何对战略对接进行概念界定成为本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根据上文对战略对接内涵的探析，以及将战略对接同三个相类似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本书认为，“战略对接”指的是国家行为体在供需匹配的基础上将国家大战略进行统筹规划和协同落实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间可以通过建立相关机制使不同国家的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达到协调矛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状态。战略对接主要是以两国之间的双边对接为主，但当多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具备同样的战略诉求，多国间也可以形成一种战略对接关系，但这种战略对接的形成和建立依然是以国家间的双边协商为基础。因此，多国间建立的战略对接关系可视为多组属性相同的双边战略对接的组合。

战略对接的定义包含以下五方面解释：第一，战略对接是建立在供需匹配基础上，其动力来自于国家的内部需求，只有两国间存在供需关系，才有建立战略对接的可能，而供需之间的匹配度越高，建立战略对接以及确保战略对接持久运行的可能性越大；第二，战略对接所对接的是国家的大战略，这种大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二者在对接过程中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战略对接并非仅指国家在某些具体项目上的对接；第三，战略对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而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状态，国家间的战略对接往往从最初的尝试性接触和进行初步合作开始，再到进行更深层次、更广层面的合作，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建立起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第四，战略对接是一项具有历史性的学术概念，而非仅仅是当下提出的政策性概念，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战略对接，历史上国家间依据本国发展战略所进行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直至建立起联盟的过程均包含在战略对接范围内；第五，战略对接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合作收益，还包括协调和化解不同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第六，在进行战略对接的过程中，国家间需要统筹规划和协同落实，这会在战略设计和具体落实阶段形成相互捆绑和牵制的局面，任何单方面的行为都会对另一国产生影响。因此，战略对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的安全与发展，以达到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合作模式，它是国家间在大战略层面的长期合作，它的合作动力来源于各个国家国内的实际需要。

除了对战略对接概念的界定外，对“战略对接”一词的字面翻译界定也很重要。目前学界对战略对接中的“战略”一词往往没有异议，翻译成Strategic，而对于“对接”一词则并未达成一致。“对接”一词最初来源于太空航天器空间交会对接技术中的“交会对接”（Rendezvous and Docking）概念，指的是追踪飞行器与目标飞行器在空间轨道上交会，并在结构上连成一个整体。此处的对接使用的是Docking一词。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在研究战略对接时将对接翻译成Docking。另外，“对接”这一概念还有另外三种不同翻译方式：第一种是根据谷歌翻译得出的Butt一词；第二种是张骥、陈志敏在研究“一带一路”同欧洲的对接时，将“对接”一词翻译成Cooperation；第三种则是《国际展望》期刊在2015年第6期推出的4篇“一带一路”同沿线国家战略对接的文章，这4篇文章都将“对接”一词翻译成Connectivity。

以上四种关于对接的翻译虽然都能表达“对接”这一概念，但实质性的含义却不同。Docking的本意是指船舶进入港湾和船坞，或者金属部件上凸出部与凹槽之间的铆合，其含义偏向于自然的契合与衔接；Butt一词原意是指两块金属之间的焊接，或将两张皮革缝一起，其含义偏向于借助外部力量强制将两种本不存在契合的物体连接在一起；Cooperation一词指的是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与协作；Connectivity则指的是通过某种渠道将两个物体打通，从而建立起某种联系。根据本书对“战略对接”概念做出的定义，Butt一词突出无契合条件下外力的强制作用；Cooperation仅指行为体在具体项目上的合作，容易同战略合作概念相混淆；Connectivity则强调在两个不存在相互关系的事物间打通关系，建立联系。以上三种对于对接的翻译都不符合战略对接的本意，因此，本书依然采用“对接”一词在航天空间技术领域的最初含义，即Docking一词，将“战略对接”的字面翻译界定为Strategic Docking，强调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对接是基于二者本身已存在供需关系这样的契合条件。

四 系统视角下的战略对接

根据对战略对接概念的界定与分析，可以发现战略对接的建立将使两个国家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捆绑和制约的关系，任何单方面的行为都将对整体和对方国家产生影响，即形成了一种系统性关系。系统指的是由单元行为体在互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一旦形成后就会自行运转和独立发挥作用，制约和塑造各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行为活动。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系统理论的著名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系统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要相互联系，其中某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二是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即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功能和属性并不是由组成系统的各个单元的功能和属性简单相加得来的。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也认为，作为整体的系统不可能只通过分析其组成部分而得到完全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流动、变化着的，常常是作为自组织的结果，这会产生出新的特征。而自组织指的是系统在无政府状态中经过运转而自行生成的一种能够自我调节、自我改造的复杂结构。自组织是系统的一种能力，它使得系统可以自发地、适应性地发展或改变其内部结构，以更好地应付或处理它们的环境。这里的系统通常指的是复杂系统（Complexity System），而非以简单的、线性的、相对封闭且独立的以因果机制为模式的简单系统。

国家间的战略对接关系之所以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系统（复杂系统），是因为这种关系具备了系统的诸多属性：（1）战略对接是由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互动中建立；（2）在战略对接中，单元之间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3）一国采取的行为会对另一国，乃至整个战略对接关系产生影响；（4）战略对接关系的属性和功能并非两国属性和功能的简单相加，通过对单元行为的分析也难以形成对战略对接的完整理解；（5）战略对接关系建立后能够影响和塑造单元行为体的行为。然而，国家间的战略对接关系与罗伯特·杰维斯等系统理论学者所定义的传统意义上的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区别。第一，战略对接是在两国间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关系，其组成部分通常是两个国家，是一种微观层面的系统，而传统意义上的系统指的则是一种国际体系，世界各国均是其构成单元，是一种宏观层面的系统。第二，战略对接建立的起点来源于国家内部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使战略对接的构成部分进一步细化为继国家单元之后的国家内部的某些次单元，而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下的系统）则将国家视为一个功能相同的单元实体，在研究中避免打开国家这个“黑箱”。第三，战略对接这种系统在形成的过程中，国家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比较大，系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国家依据内部需求自主决定，而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则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是由众多国家行为体在互动中所自发形成的国际系统，在这种国际系统建立的过程中，单个国家所起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非常有限，形成什么样的系统往往无法由国家自主决定。以上关于战略对接与传统意义上的系统的联系与区别，是本书从系统视角对战略对接进行研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