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常生活中的情欲身体

我在博士论文里梳理过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身体研究的基本脉络（黄盈盈，2008），受教于冯珠娣老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设的“身体与主体”这门课（后修订出版Beyond Body Proper一书，Lock and Farquhar, 2007），循着冯老师的思路比较系统地阅读过相关文章。虽然我对自己的理论功底从来没有满意过，但是在当时，也算是比较早地在中文语境里介绍身体的社会科学脉络，并在相关理论观照之下开展经验研究的社会学研究者了。我对“身体”的定义与理解，也在对以往理论视角的选择与自己的经验研究基础上逐步形成（包括借鉴、转变、整合）。本书也是沿循着我所青睐的“身体”观来搭建身体的经验研究框架。

在序中我已有提及，继女性性感的研究之后，十年来，我主要与学生一起分别以月经（刘熙，2011）、乳腺癌（鲍雨，2012）、色情（王丽君，2013）、性别气质（方敏，2014）、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体与性（宋琳，2014）、妇科（陈肖，2015）、坐月子（夏冰，2015）、变性（陈信波，2015）、自慰（祝璞璞，2016）、健身（宫赫，2016）、婚姻家庭中的性/别（赵骞，2016）、老年人的身体与性（周柯含，2016）、大学生的情爱实践与校园空间（潘荣桂，2017），以及有关生育的身体叙事（于秋怡，2017）为主题，侧重从主体理解与日常实践两个角度探讨生活中的身体，尤其是女性以及多元性别的身体。主题的选择，通常是综合了我与学生们的各自兴趣，但是身体的框架与所要探讨的研究问题有一定的延续性。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小型经验身体研究，直接受益于三个方面的身体与性/别领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知识。这三个方面的理论视角也是我的“身体”选择与问题意识的理论来源。

（一）日常生活中的逾越身体

“逾越的身体”取自洛克与冯珠娣所强调的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逾越各类二元对立的身体观（lived body）（详见Lock and Farquhar, 2007）。

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哲学传统中的身心二元论影响和社会学本身的反生物决定论取向，身体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处于“缺席在场”的状态，即“宣称要分析却放逐边缘，力图要避开却总也避不开”（李康，2001:35）。直至“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一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二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三是尼采、福柯的历史、政治身体观（汪民安、陈永国，2003）。

重返“身体”的社会科学把身体从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或者从注重身体体验的角度（个体的身体），或者从注重身体的社会意义与象征意义的角度（社会的身体），或者从权力的角度（政治的身体）肯定了“身体”的地位。但是，早期社会科学研究对于身体的肯定或者是把身体作为一个道具来对待，借以展现思维的、文化的、象征的内容；或者作为对象，用以承载痛苦、疾病和统治，而超越了身-心、精神-肉体、生理-文化、个人-社会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多元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仍然）是被忽略的（Lock and Farquhar, 2007）。

21世纪以来，在中国学界，除了文化研究领域赶时髦式地宣称过“身体转向”，李康（2001）、汪民安及陈永国（2003）、郑震（2013）、文军（2008）等较早地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的身体理论，包括其在社会学中的体现。

整体来看，在“身体”的媒体话语充斥人们生活的同时，在社科界，具体的“经验身体”有所增加，但是尚未撑起一个研究语境。即便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身体，也是偏向社会关系与结构性因素，或泛泛地谈论身体话语、身体消费、身体资本、身体规训等，却总是有一种不接地气的漂浮感，“老是不能回到身体的物质性”（克里斯，2011）。

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的较为具体的身体研究大多数指向患病的身体，论及医学与社会、文化之关系，也有个别加入了性别视角及更为复杂的日常生活与身体体验、叙事的视角，或对理论概念有一定的拓展与创新。比如，我（2008）在访谈70后城市白领女性的身体观及身体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三种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体：呈现式身体（强调身材）、感受式身体（强调健康）以及精神体现式的身体（强调气质）。林晓珊（2013）在汽车相关研究中提出的反思性身体技术；基于对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身体研究，我与鲍雨（2013）试图跳出医学社会学所关注的“疾病”与“疾痛”框架，过渡到相对于正常与否的社会规范的“残缺”框架及对于性别态身体的强调。虽然现有研究尚未达到理论的创新，但是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与情境中，展现了具体的、活生生的某一类身体。

我们不妨快速地浏览一下近十年来新涌现的至少在关注点上更为具象的“身体”：器官移植的身体体验，涉及医学与生活、文化等关系（余成普，2011, 2014a, 2014b；余成普、袁栩、李鹏，2014；欧阳洁，2012）；加上性别视角的怀孕、产检、生育、母乳喂养等与母职相关的女性身体（林晓珊，2011；范燕燕、林晓珊，2014；陶艳兰，2012；郭展意，2013）；女性乳腺癌身体（黄盈盈、鲍雨，2013；鲍雨、黄盈盈，2014）；整形、美容、时尚、穿着、减肥等相关的呈现式身体（文华，2010；方静文，2014；刘阳，2009）；多重社会空间中的残障身体（鲍雨，2015）；女性的月子病叙事（夏冰，2015）；汽车驾驶中的身体技术（林晓珊，2013）；等等。

虽然以上各个研究沿循的身体脉络不尽相同，逾越二元的程度也各异，或者也并不一定是自觉地在选择洛克与冯珠娣所论及的身体脉络，但相比于抽象的或是基于纯文学文本的身体叙述，与我的研究旨趣更为接近——试图在身体社会学的框架下，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寻找一种“活生生”的逾越的身体观，重现肉身性身体（corporeal）与具身体现（embodiment）在社会科学中的在场。

我在此屡屡提及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在方法论以及作为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的意义上被使用，区别于抽象的、泛化的身体观。它是“常态的”（杨善华，2007），且充斥着不可见的、絮叨的、纠结的、战术的（tactic）、权宜的、情境的、反身的等诸多特点（李猛，1997；海默尔，2008；德塞托，2009；周平、蔡宏政，2008）。

与大多数文献不同的是，相比于疾病的、被规训的身体叙事，我越来越倾向于去挖掘与强调日常生活中身体的自主性及其积极的一面，即便认识到在如医学化、性别不平等、性等级等结构因素的制约之下，这种“积极”是有限度的；我试图把身体从医学空间拉回到生活之中，把关注点从疾病的身体转移到情欲身体。这个思路的转变，与第二个理论脉络与相关思考有关。

（二）身体的自主与情欲

这个视角，主要取自在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下，在pleasure（强调性的快乐与情欲自主）与danger（强调性的风险与暴力）的争议中强调女性身体情欲的那一派（Vance, 1984；何春蕤，1994）。

这部分论述在“性”的概念章节有过介绍。只是，有关danger与pleasure的争议，不仅仅是在性的范畴至关重要，在身体研究领域，也直接影响着研究者会从哪个方面入手去讨论身体：疾病的、痛苦的身体，还是快乐的、情欲的身体；是关注身体的自主与能动，还是身体的结构性压迫与被控制。

这里不可避免地触及“结构-自主”孰轻孰重的问题——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议。这个争议在近年来中国性与性别的相关事件中不断涌现。我希望对此可以稍加扩展地进行分析。

大多数在媒体上发声的女权主义者，强调性工作、性侵等议题上的性别不平等这种结构性压迫，并以改变这种结构性压迫为导向，否定，至少是质疑结构性压迫之下个体的能动与自主。

2016年的8月，中国人民大学的系列讲座中，何春蕤老师以“打破死结——从女权与性权到结构与个体”为标题，对此做出了回应，分析了仅仅看到结构性压迫因素带来的问题，及其消极意义（何春蕤，2016）。

从我自己的经验与思考来讲，在一个理解与诠释的层面，侧重结构性因素还是自主性因素，关注怎样的结构、怎样的自主，首先不应该是一个先验的立场选择，需要扎根于经验世界去把握。比如，我在研究小姐人群的时候，总结过一个“结构-自主”互动的概念框架，进而概括出从我的研究中涌现的比较重要的三个层面的因素：个体的、关系与组织的、结构的，以及其间的各类复杂关联与博弈（Huang et al., 2015；黄盈盈，2015）。在我所关注的结构性因素里，绝对不仅仅有性别不平等，贫困、性歧视、非法与扫黄、艾滋病防治等都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术对话与“政策倡导”层面的思考，相比于对于结构性压迫因素的关注，我却逐步倾向于选择强调女性自主、身体自主、性自主的一面，强调面对各类结构性制约之时，个体与关系及组织层面的女性主体如何策略性地积极生活的方面。这里有几重原因推动了我的改变。

第一，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往往是强调结构因素，忽略个体因素；强调结构性制约，忽视个体的自主性。我越来越感觉到，研究，除了需要展现田野中的“现实”，也是一种对话；考虑情境之外，显然也是要考虑语境的。我曾经自诩为“分析派”，即展现各类我认为重要的因素，当然包括结构的、关系的、个体的；可是，在写作、开会、日常谈话等不同形式的对话中，却经常发现，结构性压力的那一面在不断地被强调，小姐中的悲惨故事更容易，也愿意被倾听，而另外的因素，尤其是个体自主的、快乐的那一面，却不见了。当我说，我到过的23个红灯区中，只发现两个地方有被拐卖现象，其他地方的小姐都是通过招工或者介绍等形式过来，而被人们听见的却总是那两个“被拐卖”的点；在叙述小姐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时，各种遭遇和暴力总是能引起关注，而那些笑声与策略却经常被忽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在多次会议上，一个小姐都没有见过的学者，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论述小姐的“被迫”与“悲惨”，完全无视我们的经验研究，甚至悖论式地无视小姐们这些“女性的声音”；我更加清晰地记得，在2010年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一位40多岁在香港卖淫的妇女，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其实还挺享受做生意（做小姐）的。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说完之后，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今天终于可以这么说了。这声舒气，对我触动很大。

也就是说，在某些社会规范与认识范式之下，“有些声音”被过滤掉、被忽视掉了，或者根本没有发出来的机会。因此，何为真相？何为现实？对话于这样的“选择性”语境，我虽然依然认为结构因素很重要，但是会更加倾向于挖掘及展现经常被忽略的个体自主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这种与结构因素进行博弈、对抗的声音是非常有力量的。可是，它们却不见了。在本书中，我也将致力于细致分析在各类性/别故事的社会生产中，哪些声音被强调以及被再生产，哪些声音被忽略或被抹去。这不仅关乎对现实的把握，也关乎对历史的认识。

第二，在“应对”层面，强调哪类因素——是致力于国家政策与法律的结构性改变（尤其是制定法律以求保护），还是偏向个体与草根层面的互助与能动性的培养——不仅关乎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也关乎日常生活中的策略与战术问题，还关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国家政策与法律对于性/别领域的介入与治理可能带来的管制风险，及其以预防为导向的净化社会的风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色情论战及其后果（反色情淫秽法律的通过及其带来的对性/别少数人群的管制）中已经彰显（Vance, 1984），在就近的中国台湾更是温热可见（赖丽芳，2016）；可是，却经常在“那是美国”“那是中国台湾”的借口之下，被轻易地、不加反思地甚至略带轻蔑地略过。

以我自己的研究经验来看，目前非罪化的政策倡导是不现实的。同时，在更为草根的层面，如何开展一些加强小姐们在日常工作中的身体自主性，包括如何互相帮助，联手对抗污名（不一定是很宏大的目标，包括所生活的社区层面的污名、邻里之间关系的改善）、暴力、疾病风险的能力等，则不仅仅是可行的，而且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践、应该实践（Huang et al., 2015）。这些更为基层的努力，绝对不比在法律政策这类结构性层面的倡导要逊色，恰恰相反，我认为它们更有战略性、更加有效，也更有力量！因为，即便是法律改变了，社会及草根层面没有改变，法律也是一纸空文（案例可参考王芳萍，2016）。在若干现场，我也确实看到了这些在个体与社群层次努力的效果。只是，身体力行去推动草根层面的身体自主的行动，经常默默无闻、吃力不讨好，且容易被斥为“不够革命”。

对于仅仅关注到性别不平等这层结构，对于“结构”（尤其是法律保护）的不接地气、口号式的呼唤如果得不到更为细致的审视与反思，对于最基层的身体自主的努力如果得不到正视与积极实践，这将是性/别运动界的悲哀与遗憾。

因此，我希望自己在研究中，在不缺失各类交织的结构性视角的情况下，可以在身体自主的层面——不仅在学术话语上，还在运动实践上——有所努力。我对于情欲的身体、对于情欲自主的关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与选择。

在以上的理论脉络中，身体是经验性的，是物质性的。身体、情欲、性等概念不再飘忽不定，不再被想当然化。物质性的具体身体有了生存及生产的空间，而且这种身体不再是被动地受规训、被消费的，更是积极的、情欲的。这种“身体”在我看来更有力量。

接踵而来的问题与挑战是，在研究方法的层面，情欲身体的研究，何以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可能。

（三）经验身体与质性研究

在阅读性研究与身体研究的文献时，我深感社会学与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匮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写文化”的反思浪潮下，具体的借助访谈、田野调查等所谓“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非常缺乏。

尽管如我前面所提及的，近年来的经验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尚未形成气候与对话的语境。在情欲身体的领域，则更是如此。首先，生活实践与行动要远远领先于学术研究；其次，各类人文艺术，绘画的、小说的、影视的，以及哲学的探讨显然又占据着学术优势。情欲的身体是不是可以被、适合被社会学所研究，可用主体的语言去表述，可被他者倾听与观察，本身也构成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我在身体研究中试图回答的一个研究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基本是围绕着理解与日常实践两个层面，以访谈为主，辅助以观察、小组讨论等来收集资料，并在主体建构以及为什么如此建构的层面思考某类具体历史社会情境中的“身体”。虽然收获了不少信息，但是也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单一访谈所带来的局限；议题敏感与伦理的考虑造成的“田野”缺场，也对传统的田野调查做法提出了挑战。我曾以“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文简称女性感染者）的身体与性”研究为例具体地探讨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学思考，并反身性地思考相关的伦理问题（黄盈盈，2016）。“谈性”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所面临的失语性挑战（不知道该怎么说），使我不得不思考：社会规范与日常生活的制约如何限制了“谈”的空间与动力。在此过程中，要如何审视研究者自己的身体在场与情欲。

在方法取向上，我清楚自己的兴趣与选择，只是迄今为止，研究的深度与创新依然不够，更多的还是抛出问题，分析纠结与困境。如何讲述性的故事、如何倾听性的故事、如何创造更为积极的身体叙事，不仅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作为个体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涉及更为宏大的社会生产情境的问题。本书要探讨的，也试图努力去实践的，恰恰是如何讲好身体与性/别的故事；是在中国情境中如何讲、如何听的方法学问题。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将集中回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