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的中医药:国情分析和国策建议(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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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情分析与国策建议

第一章 “中医药”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决策管理学定义

把“中医药”的基本定义作为独立篇章且放在前沿位置来写,并非要和业界内外讨论“中医药的基本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就在写下这句话的那个时点,面前的计算机告诉我:如果把“中医药”作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百度网上约有一亿个相关结果!而对这一亿个结果逐一进行筛选、分析,再相互比对、评价,既不是我希望去做的,也根本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和决策管理研究成果的“中医药”基本定义

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如今一些人已经把“科学”这一概念泛化,甚至把“科学”从曾经的反对迷信的工具神化成了当代迷信本身的对象来顶礼膜拜的背景下,在国内某个非常有代表性甚至有权威性的搜索网站上,笔者曾找到一个经过全国性的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作为“科技名词”的“中医药”的定义,居然只是“中医与中药的合称”。短短八个字,这是一个何其严谨、洗练和直白到无可挑剔程度的定义。让人吃惊的是,在接下来对“中医药”所做的“简介”中,“开宗明义”的一大段竟然全部是介绍“中药现代化”的内容,“中医”一词几乎完全不见了踪影,笔者相信,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多数读者都会难以接受这就是“中医药”最基本、最恰当的定义。

固然,由于各人知识背景、工作性质、社会阅历和价值取向不同,在观察和认识同一事物时往往因从不同角度、层次和目的出发而得到不同的结论。“盲人摸象”说的还仅仅是受客观条件所限而产生的此类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如果加上主观因素,岂不会有更多此类现象的发生。但是,当我们把“中医药”作为一个严肃的重大国情调研项目的工作对象时,工作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医药”的基本定义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客观、比较完整、比较概括而又比较准确的基本认定。于是,我们努力地在工作和生活的实践中去看、去听、去问、去想,并从他人的著述和表达中学习、思考和选择。

从2004年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经典著作研究和英译工程”以来,“‘中医药’的基本定义是什么?”一直是笔者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同人思考的关键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笔者在此以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和决策管理研究人员的身份,用自身现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尝试提出一个涵盖时空双向,包括内容、过程、特点、作用和价值等多维度的“中医药”基本定义。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数千年时间和亿万人生命实践不断发现、创造、积累、检验和完善所形成的,从天、地、人三者的相互关系,从整体和局部的相互关系,来把握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和表象,协调运用外部力量和自身力量来养护身心健康和防治疾病,从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体自身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得人类能够与其所赖以生存的周边事物和环境有序、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并形成有别于西方近现代医药的一个原创的、独立的、完整的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中医药和儒释道相通、相容、相生、相助,共同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医药是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基石。中医药不但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才能的结晶,在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科技中历史最悠久、系统最完善、应用最普及,而且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自主原始创新,造福人类最具潜力和前景的主要战略领域。

显而易见,笔者所作的中医药基本定义,既不符合“科技名词”的界定规范,也不符合“医学名词”的界定规范,甚至连“文学名词”的界定规范都不符合,不过,或许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和决策管理研究的成果特色。

二 “中医药”基本定义的要点阐释

1.“中医药姓中”

说中医药应该“姓中”,有人会觉得多余。然而,数年的国情调研工作做下来,笔者对此感受到的更多是心中的伤痛。尽管近几年中医药的整体形势较之20世纪末有显著改观,但笔者相信,凡是了解现实、承认事实的人还是会在心中存疑:如今我们走进一些中医药机构,尤其是大中城市里的中医药大机构,我们能发现和享受的还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地道中国特色、地道中医药特色的服务?

在中医药诸多领域中最主要的医疗领域,“诊”无疑是医患互相接触和了解的第一步。《古今医统》中曾说:“望闻问切四字,诚为医之纲领。”见百度百科“望闻问切”,原出《古今医统》。由此可见,“望闻问切”原本应是中医最基本、最重要的诊断方法。具体到“四诊”之间的差别,《难经》载:“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见百度百科“望闻问切”,原出《难经》第六十一难。当然,能具“神”“圣”功力者必定是极少数人,所以,说“望”,我们数量庞大的“现代中医”究竟还会不会“望”?临床实践中是望还是不望?望到的又是什么?感觉是只要医生不让吐舌头,患者就根本不得而知;至于“闻”,主要是耳鼻兼用,听声嗅味,只要医者不言语,患者同样无从得知;而“问”,据考,地道中医流传有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均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妇女尤必问经带。”见百度百科“十问歌”,最初应见于《景岳全书 传忠录 十问篇》,清代陈修园,甚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曾对个别表述有所修改。但如今真要“十问”,一来颇为费“工”费时,二来即便问了,医生也不一定搞得清与这些“证”对应的“因”可能是什么。既然“十问”费心费力费事,不如学习西医,代之以问“哪里不舒服”,要方便快捷得多。现在有些医生甚至把首问变成了“是医保、自费还是公费?”,如果患者不明确回答,那些医生可能会觉得连开方处置都难。笔者有次去某三甲综合医院就诊,可能就因为说明了是“公费”,结果一个眩晕门诊,连理、化、生检查带开中药“大输液”,花了6000多元。看来“公费”真的被当作“财神爷”的同义词了。最后说“切”,现在有多少医生还和患者有“切”的“肌肤或肢体接触”吗?!虽说“切”得再好,也只是个“巧”,但真要“切”,“寸、关、尺”,“浮、中、沉”多种组合下来,没有三五分钟行吗?!医疗的“效率和效益”又怎么提高呢?!还不如开一堆理、化、生检查单子让患者去检查来得快、来得好(有经济效益)!

不会也不做“望闻问切”的中医,还是中医吗?在笔者看来,且不说“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鲜明特征,从诊疗效果而言,不能准确地“辨证”怎么“论治”?所以遇到不做“望闻问切”的“中医”,不论其名望地位如何,患者都只好自认倒霉了。

无论是在百年之前那个时期,还是在前一时期乃至近期,国内都有一些人认为,凡是“姓中”就意味着“姓土”“姓传统”,甚至等同于“姓落后”“姓不科学”。固然,不愿意、不甘心“姓中”的领域和人士并不仅限于医药,但囿于本书宗旨所在,我们就只谈,至少先谈医药、中医药领域。

在前些年一小撮人鼓吹要“废除中医”时,还特意找出一些被我们推崇的近代文化名人的言论来做依据,如说鲁迅先生曾“定性”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坟·“从胡须说到牙齿”》。。可是他们既只字不提先生后来的解说“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写道:“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海婴先生幼年患严重哮喘,各种药都不灵。经人介绍,鲁迅在脸盆内用开水调芥末二两,浸入一条毛巾。然后将毛巾拧干,热敷于患儿背部,疗效大好。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中医疗法。鲁迅亲自操作,屡试不爽。。也不考究先生因对中医不满转而赴日学习西医,为何归国后却又不做西医的缘由受启发于娄绍昆《中医人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第14~16页。,更不提先生那发人警醒的诘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中医”一词,自古以来从不同目的和角度出发,有不同的指向和解释,如论诊疗水平,有“上医、中医、下医”之分;按流派属地分,又有“南医、中医、北医、僧医”四派之说;按医药学说所宗哲学而言,也有把“中医”解释为恪守“中庸之道”之医的;不过在如此种种说法里,笔者相信,绝对没有一种认为“中医”不含有“中国医学”或“中华医学”意味的。

我们所定义的中医药,包括:中国起源、中国原创、中华民族生命实践检验、独具中国特色等一系列带“中”的字词和概念。这些原本不容置疑的事实,却由于近代以来一部分人,特别是国内一部分人,其中包括一些握有一定话语权的“权威人士”,他们认为中医根本不科学或认为中医不如西医,故而要么歪曲、贬低、诽谤和打击传统地道中医药,要么高举各类“化”字大旗,公然主张对中医药要“废医存药”“废医验药”,甚至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对中医药“既改药也改医”的制度和方法。连有的沿用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经典中成药都被要求改姓换名——实质是要“改性换命”——改变中药的性质和命运!以至于在当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们要为中医药正名、正身、正言、正行,还不得不打笔墨官司。

笔者坚定地认为,判断中医药机构究竟“姓中”还是“不姓中”,仅仅“听其言”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观其行”——了解它在医药工作实践中到底“信中”还是“不信中”,“行中”还是“不行中”。“信”就是信任、信守中医药基本原理,“行”就是践行、奉行能够呈现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既“信中”亦“行中”才算得上真正“姓中”。

近些年,有不少中医药机构都存在一些不由得人对这些机构到底“姓中不姓中”生疑的情况,而且表现得很直观、很明显:如说进医院看病的过程区分为“诊”“断”“治”三个阶段的话,先说“诊”,按说中医传统地道的诊法是“望闻问切”,而西医则严重依赖理、化、生检查。可是,现在进了中医院,被要求进行理、化、生检查是非常“正常”的,而被完整、认真地“望闻问切”反倒会让患者产生“格外”“有幸”,被“礼遇”了的感觉。再说“断”,可以作为确定病因、病机、病况、病程等来看。那么,做西医的最起码要给出个“病名”来,哪怕是遇到书本里没有的疑难病特地新编一个都行,而做中医的则要把辨证的结果表述清楚。而今,中医“三焦”“六经”“八纲”等方法的辨证结论,患者能否听懂、愿否接受都还在其次,关键是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中医”连他们自己都想不明白、说不清楚了。于是,患者从“中医”口里听到的就干脆变成了西医的病名。到了“治”的环节就表现得更明显了,中医内科开方用西药,尤其是贵重西药,中医外科、骨科哪怕就是小拇指骨折也要动手术打钢针、上石膏,这些“怪象”连患者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如果有人认为这些做法还都是中医人员、中医药机构原本就应有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只好怀疑他的知识积累、逻辑判断能力和道德法制理性了。

不过,对于“诊”的“中西辨证”我们有必要单独做一个说明,因为:现在不论公立民营,也不论规模大小,中医院的经费再紧张也要不遗余力地设法购买各种理、化、生检查设备,中医临床不论患者病情轻重缓急也往往要开单先做理、化、生检查,不了解中医出现此种现象的复杂背景,当然难以对此做出准确、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在此我们要简单说明或澄清的是:血检、CT、B超、核磁等各类理化生检查并非像有些人所夸赞的那样,是西医学优越于中医学的突出证明,并进而在诸多含混不清的“中西医结合”构想中,提出现实里“结合”的最“理想模式”,就是所谓的“西医检查加中医治疗”。事实上,这些高科技的检查,严格讲并不是医学自身范畴内的方法和手段,而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范畴的方法和手段。不但它们的发明和进步不取决于甚至无关医学的发展进步,就连操作它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完全与医学、药学知识技能无关:当X光机被放到机场和码头做安全检查时,难道那还是医药行为吗?!还需要医药专业人员去操作使用吗?!所以,使用理、化、生检查并不具备“中西医结合”的医药学性质。中医机构和人员,使用理化生检查手段可以而且应该不直接等同于“西医化”。但是,中医使用理化生检查也并非完全不会产生负面作用。毕竟中医药是以生成论、整体论(系统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西医药是以构成论、还原论为哲学基础的。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中西医药学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方法和维护生命健康、防治疾病的技术路线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我们的中医药人员在准确、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前提下,仅仅只是借助现代理、化、生检查手段来更多和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疾病在某一时点的静态物质状况,比如病位、病程,也未尝不可,甚至会对治疗有所裨益。然而,如果这些中医只是那种“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既没有中医药知识理论的坚实基础,更没有对中医药临床方法技能的准确掌握作为根底的“中医”的话,那么,当他们面对各种理化生检查的数字指标和光影图像时,他们还有能力从“三焦”“六经”“八纲”,从“气血津液”“脏腑”“卫气营血”等各个层面、角度来辨证吗?还有能力来理解和分析物质、物象之外的环境因素、精神因素作用吗?让这类没根没底的“中医”大量使用理化生检查作为基本诊察依据,结果只能是让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知其然”而难以“知其所以然”,让他们原本就少得可怜、徒有虚名的中医药知识和技能更快更彻底地退化,最终成为心口不一、表里不一的假中医真西医。

对于使用理、化、生“高科技”检查设备仪器可能产生的“双刃剑”作用,各级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各类提供中医药服务和负有培养合格中医药接班人责任的机构,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毫不动摇地把中医药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作为中医药事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和“本”,坚持不懈地做好中医药队伍“扎根立本”工作,否则很有可能见其利而忘其害,一味推崇传播理、化、生检查方法手段,引发、助推机械唯物主义的病因病机思维方式,丢了地道传统中医药“四诊八纲”的看家本领,使得本来是为了丰富中医尤其是中青年中医的诊察手段的良好主观意愿反而成为导致地道传统中医药后继乏人变成“绝学”的原因之一。

2.“中医药既是文化也是科学”

认识此点首先必须明确何为“文化”,何为“科学”。至少也要说明本书在使用“文化”和“科学”两个词语时是如何理解其含义的。既然当下覆盖面最宽、信息量最大的是计算机网络,那我们就不妨先查录一下“百度百科”所提供的有关基本解释。

先看“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200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再看“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经常试图给何为科学和科学方法提供一个充分的本质主义定义但并不很成功,笼统地说,科学即反映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从以上所抄录的内容看,显然,对“文化”和“科学”都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

笔者倾向于把“文化”的基本含义界定为“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型式样也包含隐型式样;既包括物质要素也包括精神要素;它具有为某个群体整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人类群体中的某个特定部分所共享的倾向”。这个表述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的概念比较接近。文化包含的领域的确极其广泛,以上抄录的“百度百科”的解释中就罗列了不少。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文化表现在人的一切个体和群体活动过程中,体现着行为主体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间对于“文化”最大的误解就是把“文化”仅仅看成那些具备“形式”“物象”的事物,诸如:能用文字、图像、音律、建筑、服饰等所表达、所显现的事物,而无视或不承认“文化”同时还是“精神”、“思想”和“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对于“百度百科”把“文化”最终归结为“意识形态”是存疑的,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果“文化”只是“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能否被“普遍认可”就是个问题,至少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环境中多数人还是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别、对立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就算是在政治民主的环境中,对不同文化的攻击和诽谤也并不少见。而如果我们认可“文化”是“生存式样的系统”,那么,无论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还是对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以及人体各个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处置方法,中医药的内涵和外延显然符合上述对文化的定义。

应该肯定,笔者完全认可“百度百科”在对科学的定义中所包括的“客观规律”“分科”的界说,但对于把“科学”说成“知识”或者“知识体系”就认为非常值得探讨。因为,尽管“知”和“识”在汉语中,特别是在古汉语中都可以作为动词来理解,但学术界通常所用的、从英语的“Knowledge”翻译过来的“知识”一词,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却是:“指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成果。它可能包括事实,信息,描述或在教育和实践中获得的技能。它可能是关于理论的,也可能是关于实践的。”而西方哲学大家柏拉图的一个经典定义把知识的标准界定得更细致,“一条陈述能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它一定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被人们相信的”。按照这两个具备一定权威性的解释,那么“科学”首先必定是一个名词,是指一个更接近于甚至根本就是静态的“成果”(结果),既不是时时刻刻都在生长的树,也不是周而复始开开落落的花。并且这个“成果”还必须是得到之后又被“验证”过,而“验证”的结果是“正确”的,非但如此,这个被“验证”为“正确”的“成果”还要被“人们”相信。这样的界定,实在是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就算“科学”一定是个“成果”,那么“谁来验证?”“怎样验证?”“‘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人们’还是全体‘人们’相信才算数?”,等等。请读者原谅笔者对哲学圣人的不敬,毕竟这一堆问题对决定是“科学”还不是“科学”极具关键性,我们责怪这位哲学圣人语焉不详也应该情有可原吧!

相较于把“科学”仅仅解释为“成果”形式的“知识”,笔者更愿意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学问”,即:“科学是关于发现、理解、归纳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分科的学问行为和学问体系”。而在“百度百科”中“学问”虽然也被解释成“指系统的知识,也泛指知识”,但在基本词义中又解释道:“学问学问,要学要问,既要学,也要问”。因此,虽然“客观规律”和“分科”对于解释“科学”是什么很正确、很重要,但还不够。因为“科学”不仅是“成果”形式的“知识”,也包含寻找“知识”的相关行为。“科学”既要学也要问,是“活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果非要用形象语言描述,笔者更乐意把科学比喻为一棵生生不息、根深枝繁、叶茂花盛、硕果累累的五彩参天大树!同时,笔者认为,既然明确了“科学”必须是“客观规律”,就没有必要再加上“验证”、“正确”和“被人们相信”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限定。

用我们在以上所作的“文化”和“科学”定义来审视中医药,那么肯定中医药“既是文化也是科学”就毋庸置疑了。言其文化,是因其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存活于中华儿女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当中,带有鲜明的民族人文特色。言其科学,则是因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时间过程中用自己的生命实践来不断“学”、不断“问”,“不断发现、创造、积累、检验和完善所形成的”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客观规律,进而建立起来的既系统又有所分门别类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

从近代开始,对文化和科学的意义和作用在认识上就出现了偏差。这个问题即便在我国民众的社会习俗变化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非常典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的时期中,人们用来批评、贬低他人的说法往往是“此人没文化”,但是由于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期,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所谓的“破四旧”更是直接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一时间斯文扫地,考试“交白卷”的反而成了“英雄”,从此似乎再没有人用“没文化”来批评、贬低他人。及至世纪之交,尤其是前些年中,批评、贬低他人又出现了更多使用“不懂科学”的说法。似乎“不懂科学”才是当前做人的真正缺点,而且要比“没文化”的问题更严重。这个片面性很强的观点的贻害还不仅至此,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到了对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方向的把握。科学技术投入和文化教育投入失衡,形成“科技腿长、文化腿短”的局面。

在前一时期中,中医药究竟和“文化”与“科学”是什么关系的争论非常红火。业界内一些人士对于把中医药说成是文化特别反感,觉得这样的说法和说中医药是科学的说法相比较,似乎是让中医药比西医药“矮了一头”。其实,片面抬高科学地位、贬低文化地位的人,包括片面强调发展科学而轻视文化建设的人,并不知道科学和文化原本都只是人类认识和应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角度和方法,两者之间绝无高下之分。科学主要用于解决物质有关的问题,而文化侧重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不但“没有文化”和“不懂科学”同样可悲,而且如果把政治比喻为社会发展的方向舵,把经济比喻为推进器,科学和文化就是保证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两翼。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旦双翼失衡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