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医药领域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基本方针，要“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在党和政府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时任领导班子、中医药业界及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广大热爱中医药的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个别人提出的“废除中医”错误主张受到严厉批驳，长期存在的有关中医药的各种观点争论逐渐向客观、合理从而有利于中医药的方向倾斜，一些着眼于解决中医药所面临困难和问题的法规、政策尽管迟缓但也在陆续制定出台之中。相比较而言，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然而，回顾既往，中医药作为一项事业、一类产业（行业）和一个领域，与其他事业、产业（行业）和领域相比较，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特殊的一项事业、一类产业（行业）和一个领域。之所以言其“特殊”，从现象上看至少有两点表现得比较突出。

首先，执政的基本意愿和社会的实践效果之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乃至某种程度的背离现象。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人物，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年代还是在执掌天下的建设时期，有关医药问题的基本态度都是明确肯定中医药的积极作用，都表示要保护和发展中医药。查阅历史文献，尽管表述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前后有所变化，但这种基本立场和态度从来就没有变化。

在此，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各时期中各位主要领袖人物的表态。早在参加革命初期（1913年），毛泽东就指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而且做了高度概括的对比和评价：“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虽说这段评价更多是从中西医各自的表观特点而不是从最深层的哲学基点出发的，且容易产生认为中西医各有不足，因而“各打五十大板”的感觉。可细细品味，从“失之虚”和“失其本”的评价中还是可以领悟为毛泽东对中西医各自缺点的批评似乎略有轻重之别：毕竟“失之虚”和“失其本”不应等量齐观吧！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不仅肯定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而且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他还具体谈到“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因此下令“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而对于“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和排斥”的现象，他更是尖锐地批评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为此甚至不惜撤销了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两位老红军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同时，他也批评了少数“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些专修中医药近现代历史的人士看来，如若没有毛泽东的所言所为，中医药很有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从制度上消灭了。

作为共和国的当家人，周恩来对中医药工作也给予了不少关注。他除了身体力行团结城市里体制内的中医药老专家外，对分散在乡村和城郊的民间中医药人员，也曾明确指示：“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而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82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白纸黑字地规定了要“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不幸的是，即便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在以指令性计划集中管理为特色的时代大环境下，当时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是执政意志高度统一、决策实施相当有力的，然而在中医药领域，不但主要领袖人物明确表达的有利于中医药生存和发展的上述意见，就连国家《宪法》明确载入的“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都在社会实践中被打了折扣，某些方面的实践结果表明甚至偏离了应有方向。

笔者曾搜集了历年来中医药从业人员——特别是民间中医药人员的有关数据，并尝试用多种方法测算或推算。基本情况如下。

从绝对数字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5亿多，不少于50万名中医（其中卫生部门注册、纳入统计的中医27.6万名），西医8.7万名；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纳入国家统计的中医一度接近37万名，但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比重从1957年的37.58%大幅度下降到1990年的13.8%，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几年中更是一路下滑，到2005年我国总人口突破13亿时，国家统计的中医仅剩下23.5万，而西医却超过了170万，一直到2009年国家统计的中医人数才恢复到27.2万。这就是说，经历了60年的时间，卫生部门认可纳入统计的中医人数才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原点。

从相对数字看，从1949年到2001年的52年之间，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年均增长4.30%，医生人数年均增长3.43%，而中医人数年均增长仅为0.3%。因此，中医人数占医生总数的比率从75%以上一路下降到15%左右。如果以“医生总数”减去“中医人数”作为西医人数，那么中医和西医人数的比例在1949年为100∶31，到2001年已逆转为18.9∶100。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受到以西医药为标准制定的《执业医师法》和《药品管理法》等法规的影响，大批中医药人才，特别是通过师承、家传和自学途径掌握了传统中医药的一些原理、方法的基层中医药人才，除少部分在此前获得了“乡村医生”这样“半拉子资格”者外，因无法通过西式资格考试而丧失了合法行医的资格，造成“中医人数”一下被减少将近25%。

虽然十七大以后，中医药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指导下，出现明显转机，但中医药的相对颓势由于积累已久，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观。如果拿2010年和2002年相比，尽管中医人数增长了16%左右，然而由于同期西医人数增长了30%以上，2010年中医和西医人数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为12.7∶100。

中药人才的情况与中医类似，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被纳入国家统计的人数达到高峰（接近17万人），不同的是受20世纪末颁发的有关法规的影响更大，21世纪初，国家统计的中药人数从15万左右锐减至约7万人，到2010年才恢复到9.7万人。

从以上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两类数据看，和西医药相比，如果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医药事业还可以说勉强处在非常缓慢的发展状态的话，那么，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那些年到十七大以前的时期里，中医药呈现的无疑是衰退状态。因此，有人评价说，在此一历史时期内，执政党领袖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基本意图和立场在中医药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准确领会和很好的贯彻落实，国家大法《宪法》第二十一条“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明确规定也几乎成为空谈。其中，即便是至今仍被许多业内人士高度赞许的1982年“衡阳会议精神”，在其后的中医药实际工作中也被束之高阁了。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说成“理解有偏差”、“动机和效果背离了”或“事与愿违了”，兴许更容易为相关业界——尤其是相关当事人——所接受，但中医药在上述时期内的衰落趋势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

研究中医药历史的专业人士在评价1951年、1952年卫生部先发布、后废除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等法规时曾指出：“与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医条例》相比，新中国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对中医师资格的规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余云岫当年希望消灭中医，需要40年的时间，新中国成立后不到4年就取消了90%的中医从业人员”。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毛泽东要“挥泪斩马谡”——撤去两位老红军在卫生部的官职——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敢于面对并且尊重事实，那么只要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在毛泽东断然采取此举的40余年之后，20世纪末出台的《执业医师法》和《药品管理法》与1951年、1952年间卫生部先发布、后废除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等若干法规相比较，无论在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在主要具体实施方法方面其实都有不少相似之处。不幸的是，当与20世纪50年代初两位被解职的卫生部副部长类似的错误指导思想和具体实施方法又被演化成“现代”形式重现之时，却没有受到业界和权威方面及时、有力、有效的质疑和批驳，得以通过审核全面推行，从而极大地压制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科技结晶的中医药的健康生存和发展空间，“以史为鉴”，怎能不令人深思、扼腕痛惜？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对于此种执政意愿和社会实践之间出现重大偏差甚至背离的情况，直到20世纪末，除了中医药界内个别有识之士偶尔发出的呻吟和呐喊之外，从整体而言，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管理部门都很少进行过认真、深入的分析、研讨和反省，除了那两位新中国成立之初被撤了职的卫生部副部长之外，也再没有专职管理干部由于中医药发展迟缓，甚至出现衰落现象接受过处分。左思右想，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尤其是在“指令性计划集中管理”时期——除了中医药领域之外恐怕还真难找到类似情况。

对于笔者，更多的是担忧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相关管理部门和负责人员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不足，而是对于中医药的属性和正确的生存、发展道路的基本认识出现了“以偏概全”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以误为正”的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地解释，何以执政基本意愿和社会实践结果之间会出现明显的偏差，而且竟然没有能及时、认真地被管理部门，被当时在中医药问题上握有相当话语权、主导权的业内权威人士作为一个严重问题来实事求是地认真看待和解决。

当然，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一类的“偏差”和“失误”究竟何在，首先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我们不希望且不愿意相信到了今天还会有人非要坚持用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历史问题，来否定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至于具体的“偏差”和“失误”究竟何在？其成因和后果是什么？我们将在正文有关章节进行分析。

其次，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以来，中医药行业不少机构和从业人员所提供的医药服务的内容、方式和被服务的广大民众，尤其是疾病患者所需要的内容、方式之间不相对应，甚至有反向而行的现象。这种现象，除了在少数对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真想有所作为、有所成效，对推进医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真正能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省份或地区外，可以说，在大多数地区是长期、普遍存在的，就是到了笔者写作本书之时，似乎依然难说已有显著改观。奇怪就奇怪在这种供求错位的现象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环境下“需求创造供给、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满足需求”的市场运行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规律，似乎“供给引导需求”变成了主要作用方向。这是笔者认为中医药又一个明显“特殊”的表现。

中医药和西医药固然都是服务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效工具，但由于各自哲学基点的不同而引发了对生命、健康、疾病的本质乃至医药服务目的、功能的认识不同直至采用的技术路线不同等等一系列不同。它们的确是两个相当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

近几十年来，一方面，借助于现代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科的发展，西医药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生存方式和活动范围变化等多种因素对自然、社会乃至个人的生理、心理环境的影响，人类的疾病谱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但慢性病、老年病、心理病和各种疑难杂症多了，而且传染性疾病、恶性肿瘤甚至医源性、药源性疾病也增多了。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医药工作的实践都证明了：现代西方医药并不能包治百病、独霸天下，特别是在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或是受到中华传统文明、文化的感染，或是承袭、顺从老一代的习俗和意愿，或是意识到中西医学、药学对生命、健康和疾病本质认识的不同可能造成医疗思路和方法的不同（比如畏惧西医外科手术和放化疗的毒副作用、后遗症），甚或是因为经由西医药方法医治后感觉疗效不明显或不理想，因此，他们希望在中医药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那里得到明显有别于现代西方医药的、地道传统的中医药特色治疗。

按照经济学原理，作为服务提供者，中医药机构和从业人员原本应该想方设法地去面对和满足这种大量存在的现实客观需求，以此谋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却是随处可见的中医药“西化”情景。中医院耗费来之不易的资金大量购买西医所依赖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检查仪器设备，患者进了中医院也很难享受到“望闻问切”的待遇，面对的却是和西医院一模一样的大堆理化生检查付费单。农村基层卫生院和医务室的中药柜子空空如也，成了摆设，而亮闪闪的抗生素输液瓶却排列得整整齐齐；“中医师”不会开汤药方、不会中医外治手法，却能跨行开西药方子，甚至动西医外科手术，哪怕只是小拇指骨折，中医骨科也用钢针石膏而非小夹板来医治。全国中医院的医药收入内来自西医西药服务的收费所占比重一度平均达到70%左右。

如此这般，以至怎么看、怎么讲，都既看不出也讲不清我国《执业医师法》界定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里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实际有多大区别，也看不出、讲不清这个“中西医结合医”又和“西医”到底不同在哪里。姑且不论《执业医师法》的规定是否都合理，毕竟是经过了立法程序审查通过并依以行政、执法的根据，我们一面讲“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一面又把《执业医师法》中明确规定的“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医师不得从事执业注册范围以外其他专业的执业活动”视若无物，对于行医者还是医政管理者这个规定似乎就是一纸空文。

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体制和机制以后，中医药行业虽然没有遵从患者（消费者）这个“上帝”的意愿，没有很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地道、某些情况下甚至只是合格的中医药服务，然而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特别是不少体制内的机构和人员，却依然赚得盆满钵满。此种现象能长期存续，一定是医药这个产业、行业有着与其他消费服务产业、行业无法比拟的特性。因此，消费者虽然是被动的，然而，依然会前赴后继地去接受医疗机构和医生为他们设定的卖方市场环境，这是经济学研究很值得做进一步分析的。

这种党和国家高度关心中医药生存和发展问题，民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中医药服务行业不少机构和人员却无视或误导民众需求，自行其是地大搞中医中药“西化”的现象，属于眼下流行的政策观念的“供给侧”问题，而且是相当典型的“供给侧”问题实例。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前时期的中医药工作情况，最简练而又准确的描述可能莫过于2009年国务院2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了，“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七年之后，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用了比上引22号文件“百字描述”多一倍的篇幅，再次指出了中医药的问题：“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中医药服务领域出现萎缩现象，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发展规模和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缺乏，继承不足、创新不够；中药产业集中度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影响中医药可持续发展；适应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健全；中医药走向世界面临制约和壁垒，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之所以在本书前言中特别强调指出中医药的这两个“奇怪”特征，是因为这两个特征非常突出：即便是在高度强调“政治挂帅”“讲政治”的时代，中医药工作也并没有真正落实执政党领袖的基本意图——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特别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尽管医药卫生工作的政绩不好看，却并没有被及时批评和纠正。而在强调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时代，群众的需求得不到中医药界的普遍积极回应，同样也没有权威人士出来批评中医药界的“西化”是因为从业人员“不尊重消费者（患者）”“不懂市场经济”。

在前后大约六十年的时间中，相比较而言，当年领袖提倡的“西学中”就好像是“一阵风”，持续的时间并不那么长。反倒是前些年发端至今依然盛行的“中仿西”出现了“一窝蜂”的现象，更普遍，更持久，更触目。这就使笔者意识到了中医药之所以从近代以来，甚至在自新中国成立到十七大以前的时期中，在我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情况下，依然呈现出疲弱、迷茫、被异化甚至不知所终的状况，其原因绝不是仅仅从中医药界的所愿和所为这样一个角度就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一定是有极其复杂、极其深刻而又普遍的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不能排除的就是社会各界尤其是管理界和中医药业界对于中医药的学科属性、对于中医药在当代社会中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对于中医药未来发展方向等一系列最为重大的本质问题的认识偏差产生的影响。

不论是意识到了还是尚未意识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都正在进入，而且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最主要最根本的表现就在于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反省和重新认识，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对批判的批判”。而具体到医药领域，这个“新”的概括描述不妨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提出的21世纪人类医学的“八个转变（发展）”为例，即：应该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

遗憾的是，一方面，作为发达国家甚至是全球主流医药学代表的当代西方医药界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睿智倡议，迄今尚无积极明显的响应行动；另一方面，现今最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人类新医学发展方向的地道传统中医药学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却仍然被一些人甚至是一些“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挥舞着“中医药”旗号的人士扭曲、质疑、攻击。可能在他们看来，不是他们的主张错了，而是世界卫生组织把人类医学的发展方向指错了。

可能有读者会感到诧异，为什么当今多数作者习惯把他们对战略问题的研究成果命名为《某某战略》，而本书却名为《战略的中医药》？因为笔者的原意是：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领域包括中医药进行战略研究，从而制定出适合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包括战略目标及实施纲领来，但本书所要强调的却是：不论人们是否进行研究或是否认可，中医药自身就具有内在的战略特性和价值。区分这两种概念，就像区分“武器战略”和“战略武器”一样，你可以设计一个武器战略，把从步枪到核弹的各类武器装备都包括其中，但是，只有核武器才算得上“战略武器”。我们必须准确、全面地认识到中医药自身所具有而不是我们所刻意赋予的战略意义、战略特性、战略价值和战略潜力，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它来指导和帮助人类健康、和谐、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

为了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宗旨和架构，并解决一些阅读中可能产生的疑问，笔者还有必要做以下简单说明。

从在国情调研过程中意识到把调研成果系统整理出版的必要性，到具体考虑本书的篇章结构，再到梳理思路、搜集整理资料、动手写作，前后已经超过了三年。初稿完成后，修修改改又用了一年多。这样的写作速度，在笔者所在的机构内、在当下的经济学界，很容易被认为是愚钝和懒惰的结果。曾经有了解笔者的亲友和同人出于对笔者的关心和体谅，建议笔者无须再劳神费力地写什么调研项目总报告，只要把在10年左右的国情调研过程中笔者和调研组其他同志所写作的数十篇、百万字的报告、资料和公开发表的论文、演讲汇总在一起就足够了，但是对此笔者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以往所写的报告、资料，通常都有严格的篇幅限制，所以不得已只好舍弃一些重要的分析或论证过程；同时，由于要考虑观点、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又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把批评的棱角磨圆甚至砍掉，使文字语句表现得比较平和、含蓄。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所论问题的严重性和所提建议的针对性就有所减损削弱。现在既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来出版，就应该力争做到“问题把握准确、资料占有丰富、论证严谨充分、观点鲜明完整、建议切实可行”。

其次，自从笔者从事与中医药有关的调研工作以来，接触到不少很有见地的探讨中医药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从中获益良多。在此特别要列举的是已故贾谦老师的文稿“中医五大自身发展规律”。笔者原计划在本书设专章探讨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问题，但近期学习了贾先生的此文后，觉得就不必再为此题专门写作了。笔者认为，中医药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往不少学者、专家以及各界有识之士都已有所论及，甚至可以说所有命题都“几无遗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争取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见，写好这本书，无疑是一个极大挑战。笔者当年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过程中，前辈学者就教导说：研究工作区别于其他文字工作的重要特征就是要力争做到“三新”：发现新问题、掌握新资料（证据）和提出新观点。经过笔者导师的教诲和同窗学友的讨论，笔者和一些年轻学者又提出了增加一新（运用新方法）为“四新”的科研目标。那么，从人文社会科学和决策管理的角度来研究中医药问题，至少是有可能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在观点上有所创新的，笔者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艰苦努力。

在横跨十个年头的调研工作中，笔者再三强调：国情调研必须坚守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最根本立场就是为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因此，诚挚地期望读者以一种审视和宽容的态度来阅读本书，也就是说，希望读者能够对本书所运用的资料的客观性和准确程度，分析方法的逻辑性和合理程度，视野视角的系统性和覆盖程度，尤其是在这些基础上所提炼的观点和建议，尽最大可能予以批评指正。因为写作此书的最根本目的在于：祈望作为一项持续了十年的重大国情调研的成果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切切实实地对中医药的复兴，对中医药的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而不是只图一时口舌之快。无论读者提出什么批评和建议，都会被笔者视为对中医药大业、对国情调研工作的一份真诚奉献。

再次，还须说明的是：由于中医药所涉及的时间（时代）、空间（领域）范围非常广泛，因此，我们要分析、判断中医药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就必须运用整体、关联和互动、演进的方法。如此一来，虽然使各章节分别相关的主题得以能用较为完整、系统的论点、论据来构筑和支撑，但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相当类似甚至基本一致的论述在不同的章节、片断中重复出现的情况。这是本书和那些可以按照单一的时间顺序或单向的空间排列来记述、著述的专著所不一样的地方。至于在对策建议文稿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更不足为奇了，因为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中医药客观现实的了解以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判断基础上的。在篇首说明此点，希望能够使本书的构思和构成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而不至于把这些类似甚至基本一致的内容在不同章节中的重复出现当成时下流行的“注水”行为。

除了陈其广以外，本书的其他作者分别是：上篇第九章由张南编写，第十二章由张小敏撰写；下篇的20余篇文章是从调研组在跨越十个年头的时期中写作或配合写作的近百篇文献中选择出来的，各篇的具体作者均在文题下有明确标注，并按各篇成稿时间先后排序。

令人可喜的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在为我国整体发展提出新目标、新任务的同时，明确表达了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维护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态度，批评了“文化大革命”对我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严重戕害。对于中医药，更是在有关文件中一再明确，尤其是在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报告中又一次重申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基本方针，坚持扶持和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导向。习近平同志还直接肯定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他还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鼓励“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笔者希望借此书的出版，向多年来给予中医药国情调研工作以持续、真诚和周到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的有关管理部门，以及中医临床、教育、科研、文化、养生、对外交流贸易机构，中药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和上述各界有关人士；向引领我们通过正确认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所在进而深入到对于人类和自然、人与人之间及人体内部各个脏腑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的哲学智者；向长期关注和指导中医药国情调研的各界各级各位有关领导由衷地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这些机构和人士的数量是难以精确计算的，他们对中医药国情调研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难以准确估量的。调研组也不会忘记在调研工作启动阶段给予调研组重要支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典籍研究及英译工程”、吕松涛先生及其所在机构，特别是不会忘记罗希文、贾谦、陆广莘、潘德孚、谢仲权等为了中医药的复兴、给中医药国情调研工作以直接和经常的帮助而如今已不在世的老一辈人士。笔者在此不一一开列以上提及的各位健在人士的名单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笔者不希望他们因本书的出版而被划线、被选边甚至被指责的最真诚意愿。而认真、负责地写好本书，就是笔者和调研组给他们的最好回报和最大敬意。

让我们所有关心、热爱祖国和民族，关心、热爱中华传统文明，关心、热爱地道传统中医药的人士携起手来，明确方向、坚定信心、脚踏实地为中医药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