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医药作为国家战略构成的六大特性和价值

从时间上来说，本章主要内容是在中医药国情调研进入第五年时写作的，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调研工作阶段总结的一项成果。从逻辑关系来分析，中医药具备作为国家战略构成的特性和价值，也是在对中医药历史状况、现实问题和未来前景进行反复分析和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从成文时间和逻辑关系而言，把本章放在书的结尾可能更加合理。然而，考虑到本书可能将面临的不同观点论争，笔者觉得不如早一点升旗亮剑，表明立场和观点。

如前所述，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在党和政府有关方针政策指引下，经过业界努力和社会各界支持，中医药事业总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然而，要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增添克服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勇气，全面、深入、持久地做好“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工作，使中医药真正实现健康、自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准确、充分地认识中医药的战略特性，使中医药对振兴民族、繁荣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作用得以切实的发挥，而不被误认为只是一项阶段性和局部性的任务和使命。

“战略”一词，是当下应用最多同时也是被误用、滥用最多的。由于“战略”通常被理解为和计谋、定位或模式一类概念密切相关，是可以被人类的主观认识和意志赋予客观事物的，所以在不少场合，战略和计划、战略和策划就混淆等同了。然而，为事物内在本质和关联环境因素所共同决定的该事物的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并非人们从主观认识和意志出发赋予事物和行为的计谋、定位或模式一类的外在特性和价值，而是因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方向性、关键性、典型性和全局性本质而存在的客观内在特性和价值。

正因为中医药具备了此种客观、内在的战略特性，从而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就具有了至少以下六个领域的战略价值。

医药卫生战略

“求医问药”（以往多用“寻医问药”，一字之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医药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居然演变成世界性执政难题，首先肯定是因为当代各国在医药卫生领域都存在一些重大的共性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各国各地医药卫生产业、行业的管理模式、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却又不尽相同。这种源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主观目标的设定（如以“福利国家”为立国建国目标）到客观资源、能力的据有（如经济发展水平、专业人员质量和数量、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等所造成的不同，又说明各国各地的医药卫生产业、行业存在个性。

因为有共性，故此要通过“医改”来解决这个世界性执政难题，学习他国他人的“医改”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对解决自身“医改”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应该会有所助益。然而，仅向他人学习，而不深刻理解自身存在的独特问题、不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资源和优势，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医改”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那些个性比较鲜明的问题（如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等等）。只有立足国情，切实依靠和充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独特资源、能力优势，设定具有个性色彩的目标和手段，才能最有效、最经济和最及时地解决本国“医改”难题。战略目标的设定倘若不以自身的资源能力为依托为基点，实现起来一定会事倍功半。这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用“中国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世界性执政难题的缘由。

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与国民健康保障体系是当前一项极其必要和非常紧迫的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直接关系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能否成功实施，而中医药是建设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与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战略基石。在此，仅侧重从经济和技术两个角度来论证。

一 经济角度：承受力约束刚性和效益有利性

当前国民医疗保障体系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性执政难题，其关键就难在：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只要无法控制被“当代先进、尖端科学技术”所牵引的医药费用吹气泡式的膨胀，现存各类医疗保障体系的各个支付主体都难以长期承受不断增长的医药费用负担，从而迟早引发社会问题。而我国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都无法承受照搬所谓“世界现代先进医疗模式”造成的巨大支付压力。

数据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居于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只位列全球第75位左右，不到美国的15%。而从医药费用支出来看，即便201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6%，人均年卫生总费用也达到2900元左右，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可是美国仅医疗开支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比我国卫生总费用还高12个百分点！美国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已达9800美元左右（合人民币66000元左右），是我国的30倍左右！即便如此，这还是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从2001年到2011年翻番的结果！如果真要把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水平作为“国际先进医疗水平的服务”标准的话，仅医疗开支一项2014年我国就需要89.5万亿元人民币，而该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3.61万亿元！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比重的持续增大，今后可预见时期内医保费用的缴用矛盾将会逐渐加剧，医药费用的绝对增长所带来的支付压力必将更加巨大。

以上数据中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2010～2011年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还是我国的40倍左右，但是仅仅过了3年，到2014年就只有30倍了。美国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在2011～2013年间年均增长只有3.5%左右，而我国超过10%。照此情况发展下去，20倍的日子也可能并非遥远！难道我们真的想要过不吃不喝，把钱都用在看病吃药动手术上的日子吗？！

因此，以美国为典型的用“尖端的理化生检查设备、巨资研发的各类新药和层出不穷的医疗手术新方法”作为技术支撑的高成本的所谓“现代先进医药模式”，绝非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所能承受的。我国不应该用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追随、抄袭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将医药垄断企业利益隐身于“高科技”之后的医疗模式。这还只是单纯分析经济数据得出的必然结论。

二 技术角度：有效性和合理性都是硬道理

1．中医药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今乃至今后都是养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

毫无疑问，尽管中医药和西医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存在重大区别甚至某种程度的对立，但两者都是人类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必须指出的是，少数人认为，只有用现代西方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手段能够解释、验证的中医药理论和方法才是“科学”，否则就是“伪科学”。这种认识从否定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不但否定了真理的实践性和相对性，而且否定了科学的开放性和渐进性，是一种片面和短视的认识。包容于中医药知识理论之中的深邃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广博浩瀚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候学、地理学等知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简单地搬用西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裁定、套改。迄今为止，我们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乃至人体自身的功能效用还不计其数，但这并不应成为我们彻底否定其存在的理由，更不应成为我们永无止境地探索真理的羁绊。

如同我们在第一章所述，“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数千年的时间和亿万人的生命实践不断发现、创造、积累、检验和完善所形成的，关于如何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和表象，如何把握整体和局部的相互关系，协调运用外部和自身力量来养护健康和防治疾病，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体自身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人类能够与其所赖以生存的周边事物和环境有序、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原创的、独立的、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日渐强盛，中医药的确功不可没，这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无法辩驳的历史事实。

非但如此，即便是对由于各种化学污染、物理污染造成的生理疾病和由于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人际竞争激烈造成的心理疾病此两大类所谓“现代疾病”而言，如若民众都能理解和把握中医药重视“治未病”，强调“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性命双修、形神共养”的特点，从注重食品安全和精神调养等方面做起，现代疾病的危害就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抑制，从而被消除在萌发阶段。传统中医药在当代依然有勃勃生机、依然可以祛病强身、保家卫国的事实，不仅从广东运用中医药方法防治SARS、北京引用古方研发中药新药治疗甲流等当代重大流行性疫病的成果中得到明证，甚至在救灾抢险的应急场合运用中医药简易方法而有效防治了部队群体性伤病的事例也绝非仅有，故此，说中医药是当代乃至今后人类防治疾病、养护健康的有效手段言之有据。

2．应用中医药养身健体、防治疾病是人类合理的上佳选择

对浩瀚宇宙和广袤自然而言，人类到底是什么角色，又应有何种作为？这是与医药学的哲学基点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中医药学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信守“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不过是自然万物之中的一类生灵，因此应该敬畏天地、顺应自然，与周边环境和其他生灵和谐共生、各得其所。而人自身也是一个各部分间密切关联的“小宇宙”，之所以患病，主要是人体功能出现了问题，如阴阳失衡。因此强调养生——防重于治，强调辨证施治——着眼整体调整，强调“固本培元”“扶正祛邪”——保护和培养患者自身内在的抗病机能。而西医药学是近代工业文化的产物，崇奉人的自主创造力，把人看成万物主宰，“物我两分”，要“人定胜天”。擅长于线性的分析还原思考方法。认为人之所以有病，主要是人体部分物质出现了问题，而医药学就是以医者为主导，用人造物质和人为手段去“努力找病、除恶务尽”。

世界卫生组织曾将21世纪的医学发展方向归纳为八个方面的转变：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对照之下，中西两种医药学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今后的转变方向，哪一种又是迫切应该转变的，应当不言自明。从更广泛、更长远的角度看，两相比较，究竟哪一种医药学的认识和方法对人类与自然“长相厮守”更为有利，同样应当不言自明。

对于生理上的“弱势群体”，中医药的优势更加明显。以我国现实为例，由于前一时期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的不当市场化行为，过度医疗带来了一些医源性和药源性问题，其中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尤为突出，国家卫生部曾指出：我国患者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是欧美国家的2倍，而真正需要使用的还不到20%。“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成为典型的滥用抗生素行为。为此我国受到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和批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普及应用中医药服务的话，那么婴幼儿就有可能较少受到抗生素、激素的早期危害，有利于其自身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成长，而老年人也能更多地利用生命的“自组织、自演化、自适应、自稳态和自调解”功能，即便是“带病生存”，也总比动辄施行各类外科手术和放化疗要更合乎天道人情。对于老年病、慢性病，应用中医药结合中国传统特色食疗、心疗等方法，其优越性更为明显，为有效化解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医疗保障重大难题提供了“定海神针”。

在以上所做的分析中，如果说经济承受能力的分析所得到的是一个刚性结论的话，那么对技术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分析所得到的就是对于刚性结论的刚性支撑。事实上，在技术路线和经济成本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而且密切的关系，决策选择的普遍结果往往是技术路线的选择决定经济成本。决定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建设方案同样无法回避这一规律。因此，中医药为其自身哲学基础、认知路径和行为规则所决定，从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多个方面都具备了成为我国医药卫生战略基石的特性和价值。

经济战略

一 普及中医药服务可以明显提高医药卫生领域的社会经济效益

现在中医药业界内有不少人士反对把“简、便、验、廉”中的“廉”作为中医药特色优势来强调。因为前一时期医药卫生领域过度市场化，在商业贿赂成为医药机构分割市场份额的利器的环境下，中医药这一特色优势反而“南辕北辙”地成为从业人员获取合理经济报酬的障碍，以致不但打击了他们对传统医药理论和技术的学习热情和进取心，甚至削弱了他们对“医乃仁术”医德的固守意愿。但是，正像甘肃省在决定医改方针时所强调的现实条件那样：因为和其他省区相比甘肃是个“穷省”，所以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基础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那么，从国别对比角度来讲完全应该情同此理：我国的多数人均指标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发展中国家”。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言必称希腊”，硬要把发达国家已经危象丛生的“现代先进医药模式”作为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和国民健康保障体系的“范本”，退一万步讲，也是“未富先奢”的陋习在医药领域的表现！现实和逻辑都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必然是对日益复杂化、高度商业化的“当代先进、尖端”医药硬件技术依赖最少的方法，而“尽可能少的费用”也只有通过努力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才可能实现。

卫生部门的统计表明，近些年来，即便是在需求旺盛而导致中药材价格持续提升的情况下，全国平均而言，和以西医药为主体的综合医院相比，中医院的门诊人均次和出院人次的医药费用仍然要低15%～20%。由于大力推广中医药服务和切实惩处过度医疗并举，甘肃省中、西各类医院合计的此两项费用更是较全国平均水平要低40%～50%。受卫生部门公开数据不足的约束，笔者当年只能用2010年和2011年两年可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保守的推算，结果是：如果全国除甘肃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把此两项费用降低到甘肃已经达到的水平，那么全国一年节约的医药费用总数很可能达到甚至超过5500亿元。仅用这笔费用，按照2011年的推算数据，就可以单独满足5亿户籍人口一年的门诊和住院医药费用！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这样的推算结果无疑是令人惊喜和感叹的。也许有人质疑：相对低廉的医药费用对甘肃民众的健康是否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家统计数据是对此的最好回答：在西部10个省区中，非但甘肃省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并不处于落后位置，而且平均预期寿命排列靠前，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一指标的增长幅度更为靠前。

二 中医药是我国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三农”经济、边远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尤为明显

认定中医药是我国民族传统产业的典型，不仅因其历史悠久、应用普及，具有鲜明人文地域特征，更是因其具备跨接三大产业、多个行业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的结构丰富、关联紧密、分布广泛、形态齐全。

仅从第一产业的中药材野生采集和人工种植来看，全国公认的地道药材品种就有200余种，十几个主产区基本覆盖我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划。除此之外，各省、各区的区域性地道药材更是多不胜数。以开展中医药工作颇具特色的山西运城地区为例，调查核实的地产常用植物、动物和矿物中药就有557种之多，其中地黄等十余种中药材不但在国内有较大影响，还出口他国。前些年就做到了中药材种植面积40万亩，年产值近4亿元，对当地经济有较明显的带动作用。在全国多数省份——尤其是在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都有用中药材种植和粗加工带动“三农”经济发展的实例。甘肃在“中医特色的医改之路”上不断进取的同时，中药产业也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持续稳定发展。在第二产业内，不但有一些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还有改革开放后创办的一大批中药加工制造企业，其中不乏独具地区和民族特色的厂家。近年来藏药、蒙药和苗药等兄弟民族传统医药使用范围的扩大就与中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彰显了中医药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至于在第三产业，从药材药品流通到医疗保健服务再到教育科研文化等等领域，中医药相关机构就更如满天繁星了。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从未发布过三大产业内与中医药相关的就业人数，但粗略估计近几年中应已远超1000万人，受益人口可能接近3000万左右。

而今，放眼国内，从平面到立体，几乎所有类别的媒体都“傍上了”中医药，涉及内容由表及里、无所不包；中药产业产值2011年达到4178亿元，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了年均22%的增速。2015年实现了7300亿元，预计2020年很有可能达到2万亿元；中医院诊疗人次从进入21世纪以来也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不但直接服务于民众身心健康的中医药需求服务明显旺盛，对食品安全保障具有明显效果的农用传统中医药（中兽医药等）也呼声渐高；尤为可喜的是，在甘肃，我们看到数十年不见的中医药院校招生红火局面重现：非但录取分数线达到了文科第一、理科第二，且所录取学子基本上是第一志愿报考者，显现了中医药“长征接力有来人”的新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曙光。眺望寰宇，尽管路途依然遥远而艰辛，但“中医药走向世界”正在迈开坚定扎实的步伐，中医药服务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越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越高，从针灸合法化到中医药合法化的方向渐趋明朗；可以断定，这般万千气象必将孕育出中医药产业经济发展的更大更好机遇。

三 中医药是我国在全球医药经济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保障和拓展生存发展空间的首要战略举措就是培植、巩固和壮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通俗表达是“让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更难以超越因而难以替代的独特竞争优势”。

毋庸置疑，和其他经济领域一样，当今医药经济领域同样存在“全球化”现象。“科学无国界、利益有主体”。在对中医药“科学”和“文化”属性争议的背后，是医药领域国家间、企业间的经济利益角逐。正因为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从哲学基点、方法论到直接目标和手段都有明显区别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的不同体系，因此，这些不同在满足疾患防治需求时就会形成可选择、可替代的关系，进而衍生出相互竞争的关系。

然而，不但中医药的知识理论（如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和方法手段（如理法方药、君臣佐使）是深植于数千年中华传统文明的沃土之中的，而且无论是地道中医药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索求者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中华传统文化熏染，这样一个深厚、玄妙的背景就给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民众尤其是医药从业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不小的困难，使得以近代工业文明为起点、以现代物质科学为主要支撑的西医药界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对中医药的深入理解和准确运用，更难以对其全面破解和彻底重构。

事实上，暂且不论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民主性的必要，即便从现实情况来看，哪怕是在极其直观、感性的艺术领域，普天下能够真正做到“中西会通”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医药事关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第一要务，在各自都是极其复杂深邃且尚有巨大发展空间的两个医药学体系面前，轻率主张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全线推行以溶合为实质的“中西结合”，极有可能产生三重危害：对国家，消解了因有传统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存在而在世界医药经济领域所具有的核心竞争力；对行业，自惭形秽，妄自菲薄，在西方医药界已经开始认识到自身局限，试图通过向传统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寻求出路的关键转折时刻，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重申“中西医并重”“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大政方针的大好形势下，“南辕北辙”地走偏、走错方向、痛失百年不遇的复兴发展时机；对从业者，特别是中青年从业者，把“中西会通”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人奋斗一生都难以实现的愿望和可能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和依靠，在中西两种医药学体系之间“心挂两头、踯躅彷徨”，贻误了有利于“术有专攻”“业精于勤”的大好青春年华。

必须引起高度警觉的是：一方面，当前我国优秀中医人才和优质中药资源都处于紧缺状态，而海量优质中药材被作为植物化学药的“提取物”，以原料和半成品形式廉价批量出口，加工附加值严重流失国外，一些传统地道中医药人才也因行医资格和职业环境方面的困难而流失到国外谋求生存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化学合成药物和生物制剂、复杂医疗设备器械中合资和外资企业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份额已远远超过了半数。如此局面，不容轻描淡写，更不容视若无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以“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为序，把扶持中医药特色的推广、促进中医药优势的发挥作为中医药工作的中心内容和紧迫任务，认真解决中医药机构“不姓中”的问题，在做好公益性的公共卫生医药服务的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从一产、二产、三产和各相关行业全面推动中医药产业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强我国在国内、国际两个医药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经济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的分析表明：对国民经济整体而言，中医药是一个既有开源之功又有节流之效的领域；对国际医药经济领域的竞争而言，中医药是我国独具特色优势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文化战略

一 中医药既有科学属性，也有文化属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科技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

前些年有关中医药的争议有一现象颇为值得深思：以中医药是文化而不是所谓“科学”为依据，个别人主张将中医药从国家医药卫生体系中开除出去，甚至狂妄地声称要废除中医药。而一部分认可中医药的人士也对把中医药说成文化耿耿于怀，认为此说贬低了中医药价值和地位，主张要强调中医药的科学性。虽然在此不宜对“文化”和“科学”的合理定义做深入探讨，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无论科学还是文化，都只是人类认识、应对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两者间绝无高下对错之分。笔者曾提出：如将政治比喻成把握社会总体的方向舵，经济就是发动机，而科学和文化则是双翼。科学侧重于解决物质有关问题，而文化侧重于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一旦两翼失衡，必然导致重大社会问题产生。

不愿意把中医药说成文化，根源在于把文化狭义地理解成表象或形式，如文字、图形、色彩、音符等。实际上广义文化最重要的是包括了精神和行为的诸多方面，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直至日常的思维方式、行为习俗，不一而足，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而文明含义则更为广泛深远，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处理。

至于医学，国内外有识之士都已提出：因其行为主体与客体都是人类，而人类是应从生物、精神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定义结合起来认识的高等生物，因此医学应该属于跨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三类科学。同理，中医药体系既有科学属性又有文化属性。言其科学，因其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而言其文化，则是因其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存活于中华儿女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当中，带有鲜明的人文特色。

我国哲学界有学者提出：非但是“医易同源”，中医药与儒、释、道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中医药又有其综合性、独立性的一面。准确地讲，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应是儒、释、道、医的集大成者。从中医药的知识理论到方法技能再到物质手段，内涵和外延都广泛地涉及诸多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从五千年前绵延不绝地传承至今，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民众的信念习俗，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日常起居饮食等行为的规律和规范。从这个角度看，中医药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各项成就中历史最悠久、系统最完整、应用最普及的。没有中医药的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没有中华文化的真正复兴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二 文化是国家在当代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国家竞争软实力的构成部分

当今国际社会不但存在政治角力、经济竞争和军事较量，而且存在着文化交流和竞争。甚至可以说，由于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国家文化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使用率和影响力有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而“文化多样性”的概念被逐渐推广和接受，必将极大地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和竞争。

如前所述，广义文化是一个“生存式样系统”。因此我们不能仅看到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影响，而且要看到它对物质生活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期内清一色的军绿和蓝灰服饰，到曾流行一时的“迪斯科、洋快餐文化”，都是文化影响力的表现。医药是人类维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故此医药文化也可以说是人的生身立命文化之一。有什么样的医药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医药行为习惯，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医药产业。

有部分青少年认为：只要是传统的，就是保守的、落后的；只要是现代的，那就是优秀的、先进的。因此，他们以为创新可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愿意去探寻和理解“巨人的肩膀”，结果徒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失去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的机会。

根据2009年我国权威科研机构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我国的“文化现代化指数”排在第57位，只达到“世界初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文化竞争力指数”则排在（120个国家）中的第24位，达到“世界中等强国水平”；而“文化影响力指数”居然排到了（130个国家）的第7位，达到了“世界强国水平”！从数据看，在国际上我国文化的“现代化”、“竞争力”和“影响力”地位相互间很不相称。但这恰恰说明，越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民族特色文化，才越有显著的竞争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如果偏离中医药的基本原理，违背中医药的内在发展规律，把跟踪模拟西方现代医药的“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医药的主要手段，结果必然是“舍本逐末”，丢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不说，还极可能“引狼入室”，不自觉地为国际医药垄断企业打压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充当了开路先锋。

经历了400多年发展，意识到过分强调人的自主创造力和过度宽纵对自然的索取、改造行为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西方发达国家中“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思潮和主张在逐渐深化和传播。西方医药界逐步地意识到了人工化学合成药物和外科创伤手术的局限性，开始在“替代医学”“辅助医学”“自然疗法”等旗号掩饰下转向其他民族的传统医药寻找出路。众多跨国医药大企业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就是这一动向的典型表现。

在当前形势下，只有真诚面对党和国家大力“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广大民众踊跃学习和应用中医药知识、方法的国内大好形势，清醒认识国际医药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和国外利益集团力度侵占我国巨大医药市场的用意，才能把中医药文化宣传和建设工作列入优先和重要的工作日程，才能切实培育、大力增强和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作为软实力在国内、国际医药利益竞争中的有效作用，让中医药文化这一民族瑰宝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安全战略

一 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立国兴邦之本，中医药为此提供了双重安全保障

“国以民为本”，“安民保民”是治国第一要务。对民众而言，唯有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了保障，对生活、事业等各方面的追求才有意义和价值。为此，选择及应用涵养身心和防治疾病的方法手段的重要性凸显。人类行为学的知名分析方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将生理需求放在第一位，安全需求放在第二位，其他都被排列其后。据此可见，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种国际共识。

中西医药都是人类防御疾病侵害的有效手段，之所以说中医药是我国民众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战略工具，不仅是因为和对照事物相比较，中医药的治疗理念和方法手段更多地“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由此可能带来在保留药物活性、避免耐药性、控制毒副作用和综合预后等方面一定的优势，增加了微观、技术层面上的安全含量。更重要的是：中医药是我国自主原创，且历经五千年漫长岁月、亿万人世代相传的生命实践检验的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系统。尽管近代以来中医药多次遭受打击压制，但毕竟是数千年光阴和亿万人心血合力浇铸所成，绝难被轻易扼杀。这就在遭遇灾难病害肆虐的关键时刻，为我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卫护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格外可靠、可信的手段。在刚刚流逝的岁月里，我们看到：在现代医学因没有确认病毒病菌种类而无从应对之时，中医药已经打响了与SARS的战斗，而且没有给治疗者造成后遗症的危害；当国家为了用昂贵的进口现代化学药物和生物制剂防治全球性重大流行性疫病，不得不拨付数十亿元资金之时，中医药已经用两千年前和两百年前的经典方加减重组，花费不到2000万元就研发出疗效更胜一筹而价格却不到进口药物1/4的普及用药来了。

“安全”的要义，首先在于对危害的预测和预防，而不在事后处置。备选方案、实施手段的多寡和主动可控性是判定“安全”程度的关键。对身体健康，中医药高度重视日常养生保健，主张“上医治未病”、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预防医学领域从创发年代到体系完整程度等多个方面遥遥领先于国外。这可视为中医药给我国民众提供的一种事前的健康安全保障。同时，在治疗疾病方面，中医药明显区别于现代西方医药的特色优势，又为和病魔斗争、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权利提供了一种事后的安全保障手段。应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医药不仅为我国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了更多的方法手段选择权利，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中医药的知识原理为我国原创，所用方法手段和物质资源我国又拥有极高的自主性和可及性，故此从丰富可选方法手段和确保所选方法手段的自主可控程度两个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保障程度。

二 除了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外，中医药还为我国民族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安全保障

除了为养生保健和防治疾病提供了安全保障之外，中医药作为“安全”战略工具的价值还有很多方面。以下从直接到间接略加陈述。

现在，食品安全已成为热点中的热点问题。“民以食为天”但“病从口入”，一语道破天机。在构成“现代疾病”的各类生理疾病中，“食源性疾病”可谓最普遍最经常也是危害最大的。一日三餐，无论是植物源性食品还是动物源性食品，甚至在呼吸、饮水过程中，我们摄入了过多的化学和生物学有害有毒物质。那么，反躬自问，难道没有现代人工化学合成的肥料、药物和五花八门的“添加剂”，没有现代生物学制造的激素、疫苗和抗生素，我们真就生产不出来“放心食品”了吗？！且不说我国农学在古代曾领先于世界，助力了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就是现今在我国依然有不用一丁点儿化肥、化学或生物农药、兽药而全面坚持使用传统农用（植物、动物）中医药的生态种植、养殖业存在。国情调研不但发现了用中兽医药技术养育的、符合欧洲食品标准的生猪养殖机构，而且发现了类似的养鸡、养羊、养鱼机构。事实说明：“非不能也，实不为矣”。农用中医药与人用中医药从根本上是同宗同源、同理同法的，如能重视和切实恢复农用中医药在种植业、养殖业中的使用，我们的食品安全程度必将有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中医药和儒、释、道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因此，只要中医药的理念、方法还存在、还被认可和运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依然存在。事实证明：虽然中医药屡受排挤打击，但的确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引导，不仅中医药领域呈现了蓬勃生机，而且带动了“国学”的复兴。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医药是传承、传播、推广、应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有实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医药也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全屏障之一。可以说：中医药兴则民族文化、文明兴，民族文化、文明兴则中华民族兴。

在经济产业方面，我国是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的原创者，因而中医药的产业基础、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市场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辽阔疆土之中，和亿万民众的起居饮食、生老病死紧密相连的。从而产生了中医药和其他产业尤其是现代引进产业明显不同的“本土性”或曰“根性”，当我们在“以市场换技术”的认识误区中陆续痛失了一些产业、行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同时，中医药作为一个以中华传统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为基础的民族传统产业，虽然对试图全面控制我们医药市场的跨国垄断企业“如鲠在喉”，但却难以被轻易攻克、夺占。保护中医药产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也就是保护我国民族产业安全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述种种，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将中医药作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组成部分的缘由。

生态文明战略

一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新时期一切工作包括医药工作的战略导向

如果说“生态”只是生存状态的中性表达，而且没有明确的行为主体所指，“生态文明社会”则不同：不但明确了社会总体是行为主体，而且为社会总体的生存状态赋予了鲜明丰富的“生态文明”性质。以我国具体情况而言，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形象目标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可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丽中国”。而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要实现这一目标，举国上下就都“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一种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和战略举措，将之“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简言之，生态文明作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建立在社会总体（包括国民整体和个人）对生态文明的深切认同基础之上，并全面体现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作用于维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医药领域无疑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一方面，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程度有重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医药领域的理念认识和方法行为对生态文明、对生态社会的建设也存在直接的影响。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这三大要素最为全面的“典型范例”。

在理念方面，生命观的基点“天人合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认清了人是大自然的产儿而不是造物主，对天地应有敬畏、尊重之心；健康观、疾病观和方法论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法于阴阳、合于术数”，意识到人和自然是互相感应的，应该采用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来卫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在医药物质手段的运用中有“相生相克”“生克制化”的关系学认识，提示人们：虽然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在生态系统中是和其他物种互相依赖、彼此制约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则相生”，主张人类应该珍爱生命，和自然界的各种生灵和谐共处。

在实践方面，养生保健，中医因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化规律来指导民众顺势而为。并指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主张从日常注重自身心境行为与自然环境转换、人际环境改变之间的关系调适来缓解精神压力等方面做起。防治疾病，首先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充分顾及时空环境因素和人体个性差异，辨证论治；其次，中药取材于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讲求道地和取用有法有度，以“四气五味”分其药性，又以多种炮制方法使其减毒增效，得以更好地发挥“升降沉浮”“归经”等作用机理；最后，遵循“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等由宏观入微观、主从有序的逻辑和规律灵活变通行医用药。可谓是事事、时时、处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证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用了数百万年时间来接触、了解、辨别和应对各种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使人体具备了对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天然正确”的反应功能。消化酶的高度催化功能和专一性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而人为制造的环境往往不利于人体的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人为制造的物质非但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更不能被自然环境所降解转化，极易产生难以治愈的人体和环境危害。因此，纠正前一时期对中药资源过度开发和不当扩大使用范围的错误行为，真正按照中药的天然物属性和生长规律，严格采集、种养和炮制的方法，合理控制药材生产规模和使用方向，把中药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管理，对于修复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实现中药产业的生态战略价值至关重要。

二 精神文明也是生态文明构成要素，“大医精诚”是构建新时期人际生态和谐切入点之一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仅从物质层面来理解生态文明的含义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是不够的。“生态”并不局限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涵盖了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生态的和谐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和谐，也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层面的和谐。因此，生态文明必定是自然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文明兼具叠加的文明形态。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物质文明，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单纯用金钱和生活资料的丰歉程度来评价物质文明的程度，必然导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党纲国策，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包括医药卫生工作之中，而其中尤应重视的是当代医药领域内精神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医药历来强调对行医用药者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的要求，从《黄帝内经》的“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到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再到明代李时珍的“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中医药“医乃仁术”的核心医德观念一以贯之，是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导向。前一时期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产生，既有医疗领域不当市场化的外部影响，也有从业人员对自身精神文明、医德医风要求不严的内在因素。配合医改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在合理制定和实现医药从业人员应有待遇的同时，大力加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良好医德医风的工作，必将对医患关系的改进产生有益的影响，不仅为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人际关系领域的推进发挥极具示范意义的作用。

以上所述表明，从理念到实践，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医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中医药都符合生态产业和生态文明社会构建者的特质，对我国生态战略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科技创新战略

一 中医药是新时期我国实现自主原始创新最具潜力的领域

有专业人士强调，中医药和西医药在16世纪以前并无重大区别，而当代的中医药和西医药之所以存在明显区别，是近代以来西医药在跟随时代进步，而中医药因循守旧，落后了。把以物质为关注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成时代进步的唯一或首要标志，这样的观点虽有失偏颇，但的确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当代西医药学实质是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起点、以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主要依托形成发展而来的。这也是那些认为只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才是唯一科学的人士坚决否认中医药是科学的最根本缘由。而一旦我们回归到科学的一些最基本定义，如：“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等的时候，又有谁能否认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学不也“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这一事实？！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又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强调了科技领域“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

相当数量的科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技术主要发展将体现在信息、生命、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医药学与生命科学直接关联，因此极有可能成为热点之一。而西方发达国家医药界的最新研发动向同样表明：在经历了200年的深度研发和高速发展后，以医者为中心、以病灶为靶点的对抗医学连同以人工合成为主的化学药物和外科创伤性手术的局限性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寻找新的医药理念和方法迫在眉睫。世界卫生组织关于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的归纳准确地表达了有关认识，即：应该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任何对中医药有所了解的人士都不难据此判断：传承千年如今依然活跃的中医药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是当今世界各个医药学体系中最为符合上述八个发展方向的。以中医药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针对我国和全球医药学的发展需求，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自主原始创新，是我国中医药界和科技界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亟待准确认识和妥当把握的一项重要课题。

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尽管由于受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积累所产生的“多因素生态、生活方式”影响，人类的疾病谱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产生了一些具有较强传染性和较大危害性的甚至是人畜共患的新型流行性疫病，同时，精神心理疾病也因利益竞争加剧、人际关系紧张而呈现异样高发趋势，但中医药依然大有作为：从介入“非典”治疗获得“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优异疗效，到用经典方加减重组、低成本研发防治“甲流”的有效、低毒副作用的中药组方“金花清感”方；从将砒霜成功运用于治疗白血病获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到发明“青蒿素”为数百万患者解除疾患痛苦荣获“小诺贝尔”拉斯克奖直至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在最尖端的航天医学内中医药也得到了应用，这些具有突出应用价值的科技成就，每一个从根本上都离不开对传统地道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是我国医药科技领域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关系，实现自主原始创新的典型范例，为我国今后在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方面更好地坚持自主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向，中医药就一定能成为我国在世界科技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底蕴最丰厚、潜力最巨大、成效最突出的自主原始创新之剑。

二 中医药哲学观和方法论对科技创新基本方向独具重大指导意义

对科学技术基本属性的认识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之上的，而为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所采行的方法路径则必然是从上述基本哲学观衍生而来。在近代以前漫长历史时期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经年累月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日常交往实践使人类意识到自身能力相对于自然力量的微不足道，因此更多地把接触、理解和适应自然作为奠定认识基础和寻求能力发展的目的与途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成为人类通过切身体验所领悟到的根本生存之道——“天下大道”。然而，以蒸汽机和电气技术的发明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革命，在让人感觉自身创造力似乎具有无穷发挥空间的同时，又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猛增加，于是人类的想象空间和物质欲望急速攀升，“人应胜天”“人能胜天”“人定胜天”的信念逐渐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播蔓延，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被对科技创造力的崇拜取代，人类开始以自然界乃至宇宙的主宰自居，在极个别科技研发领域甚至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突破基本人伦道德底线的“创新”尝试。

无论是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教训，还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实践都告诉我们：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和气象万千的自然界，在迄今为止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即便是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识能力都是有相当局限的。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的自然物质、自然现象——特别是自然规律——远比我们还没有理解的要少得多。就连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可能也还更多地处在理解物质构成的初级阶段。这既是坚持科学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之所以必要的根本理由，也是真理相对性和渐进性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科学和真理的实际魅力也就在于此。那种认为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予取予求、贪得无厌的主张和行为，正是造成全球性“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的罪魁祸首。

十八大把科技创新放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的高度，提出必须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确了科技创新的作用和地位，随之需要明确的就是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直观地说，在真切感受到大气污染对“吐故纳新”的威胁、食品安全对身心健康的危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社会共识，那就是：新时期的科技创新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符合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原则，必须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丽中国”的目标。在此，我们又看到了中医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方法论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类永续生存法则之间的高度一致。中医药的基本哲学观和方法论对于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对把握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指引作用。

思想没有深度，视野就没有广度；认识没有高度，行动就没有力度。当我们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所描绘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蓝图而踊跃争先的时候，准确而充分地认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瑰宝的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在当今乃至未来我国医药、经济、文化、安全、生态和科技等诸多领域所具有的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就要认真落实《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规定，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把“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为推进医改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和医药卫生体系的关键工作之一，广泛调动和合理运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和解决新环境下所产生的问题，这样去做，我们就不但能够开创中医药全面深入持久复兴的新局面，而且让中医药的复兴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重要手段，为实现全民族的“中国梦”做出实实在在的巨大持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