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长年的编辑生涯中，编者与作者往往结下深厚的情谊，相遇、相识而相知。以文会友，以刊结缘，廿载春风，情深意厚，久久难以忘怀。
回望主编《澳门理工学报》的八年时光，与海内外众多学者，尤其是“名家专论”作者的交往，竟是如此历历在目、亲切感人……
镜头一：北京·西坝河
2011年春节后不久，我从澳门专程前往北京组稿，为筹备改版《澳门理工学报》四处奔波。那一年，北京似乎比往年寒冷，与南方的气候截然不同，天空也有点灰暗。承蒙友人引荐，第一位拜访的学者就是耿云志先生。耿先生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名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时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虽然以前也曾多次因参加学术研讨会聆听过耿先生的演讲，但单独拜访总有点不太踏实。如约于是日下午5时敲开先生位于西坝河小区的家门，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在听取了我简要的学报改版汇报与约稿请求后，耿先生就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选题、本人的近期研究计划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澳门理工学报》的“名家专论”与历史栏目的定位、选题等等提出富有指导性的意见。虽然先生比我年长一轮，但相谈甚欢，寒夜小酌，令人感慨万千。下楼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先生坚持要送我上车。当年西坝河交通尚不方便，也无所谓“滴滴”打车，在空旷的马路边上整整等了10分钟，寒风伴着小雪，一直到我上了出租车，车已开出了一段路，我回头还看到先生在挥手，那一刻，我的眼睛都模糊了。四个月后，先生完成了大作，真是如期如约如意如愿！这就是当年《澳门理工学报》改版第一期“名家专论”的开栏之作——《呼唤新青年 传递新思想—— 〈新青年〉的出世及其反响》。
回首想想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怎样的情怀！其时改版的一切还仅仅是停留在筹划之中，如何谋划新刊、设置专栏，尚属尝试。笔者所领悟的是耿先生那一份沉甸甸的关爱与希冀——难得的名家名作，深情厚谊，无声激励，催人前行——终于有了亮丽的改版第一期！
还有续集的故事呢。大作发表后，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时不时还会听到耿先生对学报的点评与鼓励。次年，我赴京出席某次研讨会，顺道拜访先生。有了这一年多的交情，这次赴京，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拘谨，偶尔还幽默几句。席间，先生突然动情地说：我来当一回主持人如何？给你组一个关于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研究专栏。我们一拍即合，求之不得呀！这就是2012年第4期的特别策划——“近代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专栏。先生亲自撰写了“主持人语”，同时推出了邹小站、孙宏云、翁贺凯三篇佳作。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镜头二：天津·南开园
叶嘉莹先生系中央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终身教授。先后获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2008年）、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2013年）、首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2014年）、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2016年）等。2014年8月，本人应邀赴加拿大访问，其间专程前往温哥华UBC图书馆参观叶嘉莹先生藏书手稿展，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领略叶先生的学术风采，萌发了拜访先生的想法。拜访名家学者有时还真的是挺讲究缘分的。回国后，通过友人很快与叶先生取得了联系。
为了拜访叶先生，本人事前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也阅读相关的学术著作与采访笔记，对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为人有了一定的了解。2015年9月15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依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位于南开大学的叶先生家，聆听了先生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从年轻时的家国情怀与求学经历，到成年后的半世坎坷与治学之路，先生之渊博学识与温文尔雅，其惊人之记忆力与语言之穿透力，使后学为之肃然起敬。对敝刊的点评与慨然应允为“名家专论”赐稿，乃至对自己拟写内容的严谨表述，让我这个已经不算年轻的编辑深深为之叹服。其后形成的这篇大作，就是发表于次年敝刊第2期的“名家专论”——《用西方文论诠释诗词文本的“多义”与“潜能”》，洋洋洒洒近3万字。叶先生还特意在文末写下如此的鸣谢：承《澳门理工学报》总编辑刘泽生先生之真诚邀约，遂有此文，以示对晚辈编辑工作之鼓励。末了，当我希望与先生拍照留念时，先生坚持要站着合影，并笑称“这才平等”，令人感慨系之。叶先生时年九十有二！
叶先生也有感人的续集。时隔一年后，先生秘书来函，称“叶先生嘱我代向您问候”，并咨询近期敝刊之组稿计划，称近日正好完成题为《从〈花间〉词的特质到史词的产生》的文稿，“不知《澳门理工学报》是否还刊登该类稿件”。本人当即回复，“能在敝刊发表先生大作，乃是莫大的荣耀”。次日，即收到先生发来的大作全文（近2万字）。现已完成后期编辑，将于创刊二十周年纪念特刊（2018年第2期）正式发表。
镜头三：北京·建国门
201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我和黄长著先生同时应邀出席当天举行的“2016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发布论坛”并先后在会上发言。会前我们在贵宾室休息期间就期刊评价问题详细交流了意见，黄先生对敝刊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并答应以此次会议的演讲内容作基础，为敝刊的“总编视角”专栏撰写文章。
黄先生系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黄先生之为人为学、长者风范，实在令人感佩。这次北京之行收获甚丰，稍为遗憾的是，黄先生的大作后因人民大学方面需要收入该校的论文集而作罢。先生为了安抚我，特别提议为敝刊另外撰写论文，并解释说，“我的专业方向与研究重点其实是语言学，可以在这方面为贵刊做点贡献”。在京期间，我又就文稿事专门到建国门拜访了先生，从选题策划到栏目要求、学术规范，一一落实。先生也是性情中人，说到做到，半年后，一篇长达3万字精心构筑的大作就摆在了我的案头——这就是2017年第2期发表在敝刊“名家专论”的佳作——《语言多样性与文化传承》。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本人与先生进行过多次的沟通，从编辑的角度对文稿又提出了一些建议，先生均极其认真地分别作了修订或解释，其严谨的程度已经是近乎苛刻，文章发表后学界反应甚佳，《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内地“四大文摘”均同时全文转载。
我与黄先生有较深的交往，亦师亦友，故有时言语间颇为随意。我曾调侃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你如此认真较劲的风格，总有一天会累坏的，尤其不宜承接太大的课题。先生闻言大笑，说咱俩是习性相投，共勉吧！殊不知去年10月中他竟然又提起年前“总编视角”论文“失约”的事，说黄金周期间，已经完成了“总编视角”的初稿（即本刊近期将发表的《学术期刊的职责与使命——门外看学术期刊建设与期刊评价》），近日正在做最后的润色。我竟一时“无语”。
从事学报编辑的职业总是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人生相处，很是讲究缘分。我曾在三家不同的学术期刊从事过编辑工作，在长达25年的总编生涯中，有缘结识了很多很多的学者，经历过太多太多由衷的感动，留下的多是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他们著作等身而又谦和有加。他们的学术坚守与家国情怀，他们的治学品位与深厚功底，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长者风范，他们对晚辈的关爱提携以及对敝刊的勉力扶持，深为后学所景仰。尤其是在编辑“名家专论”的过程中，几乎是每位学长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是编辑，也是学习，更是一种享受。上述三位学者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应该说，“名家专论”是《澳门理工学报》的品牌栏目，也是精心打造的第一个专栏。虽然每期只有一篇，但都是悉心策划与精心锻造的精品。本文集共收录自2011年第4期改版以来至2017年第4期的25篇文章，总共约60万字，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作者分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济南、广州、澳门等地，可谓名家云集，佳作迭出。除了上文所列耿云志、叶嘉莹、黄长著三位先生的大作外，还有章开沅教授的《〈贝德士文献〉述略》、江蓝生教授的《生活中的语言学》、杨义教授的《先秦诸子研究与现代文化建设》、陈来教授的《生气流行——朱子德论中的气论影响》、王学典教授的《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史学变迁——近30年间大陆历史研究的几种主要趋势》、罗钢教授的《从“现代化”拯救传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危机与生机》、詹福瑞教授的《经典：世界性的文化遗产》、陈平原教授的《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桑兵教授的《“新文化运动”的缘起》、郭英德教授的《喧嚣与寂寞——1616年前后剧作家汤显祖的自塑与他塑》、陈其泰教授的《司马迁：历史叙事的永久魅力》、李伯重教授的《反思“新经济史”：回顾、分析与展望》、魏明孔教授的《中国传统工业的近代命运》等佳作，为敝刊的学术品位作了最好的诠释。此外，本文集目录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综合等大致的版块排列，书末另附按发表先后而排的文章索引，以方便读者诸君的检阅。
本集《名家专论》，除了收入自改版以来的全部25篇专栏文章外，还特别收录了《新华文摘》原总编辑张耀铭先生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的《一本期刊与其崇尚的“海纳百川”—— 〈澳门理工学报〉现象分析》，该文对敝刊自2011年改版以来的变迁作了深入的透析，也许对诸位读者全面了解敝刊有所裨益。
《澳门理工学报》还是一份年轻的刊物，今年将迎来她创刊二十周年的纪念。二十年来，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精心呵护，我们一直铭记在心。“名家专论”作为敝刊的一个特别专栏，期待着各界一如既往的关注，期待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共创明天。
2018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