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大学时代：名师的指导
被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
那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要乘坐一天一夜。到达北京站，站口就有醒目的北京大学新生接待处。我们集体乘上大卡车，途经长安街，第一次见到天安门。到达北京大学后，各自领取先期托运到北京大学的行李，然后分头住进各系的学生宿舍。
第二天正式报到时，我被告知已经调到东语系。于是，我也不问个为什么，就去东语系报到。因为我们这一代青年认为，服从国家需要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我原本的志愿就是中文系或外文系。东语系也是外文系，也符合我的心愿。
在东语系欢迎新生大会上，系主任季羡林先生致欢迎词，其中提到欢迎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填报梵文巴利文专业。我知道梵文是唐玄奘从印度取回的佛经使用的语言，但不知道巴利文是早期佛教使用的语言。当时每人可以填三个志愿。虽然梵文巴利文对我来说有一种神秘感，但内心还是倾向学现代外语。而我在中学学过英语，觉得也应该响应系主任的号召。于是，我将梵文巴利文填为第三志愿。结果，我还是被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
我们班最初有20个同学，后来身体健康复查，其中一个同学因患有肺结核，退学回家养病。中途，有一个同学因高度近视，说是不适应频繁查阅外文字典，便转到中文系读古典文献专业。还有一个同学，经常头痛冒汗，不能适应学习生活，也休学回家。这样，我们这个班一直保持17个同学。
班上同学绝大多数是头一回听说梵文巴利文，有个同学说最初听到梵文巴利文，还以为是法文巴黎文。然而，我们与东语系高年级同学接触时，他们都很羡慕我们能有机会学梵文。在社会上，凡有文化修养的人，得知我们是学梵文的，也会流露出惊喜的神情。这样，我们慢慢地也觉得自己成了幸运儿。
季羡林和金克木执教
我们这个班是现代中国大学首次开设的正规梵文巴利文班。由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教授执教，学制五年。教材都是两位老师白手起家，亲自动手编写的。当时的教材都是刻写油印的。梵语语法方面，季先生的《梵文语法讲义》是依据德国学者斯坦茨勒的《梵语基础读本》编译的。我们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证明斯坦茨勒的《梵语基础读本》是一部出色的梵语语法读本，因为它以尽可能简约的文字篇幅容纳尽可能多的语法规则，成为一部便于梵文学者随手查阅的梵语语法手册。而金先生编写的《梵文文法》主要讲述梵语构词法和各种语法形式的意义和用法，对于初学者尤为实用。这两部语法讲义互相配合，为我们打下了学习梵语语法的牢固基础。
第一学期，季先生教授梵语语法，从字母和发音教起。而金先生主要是结合语法教授语法例句。梵语有46个字母，传统的写法使用天城体。近代西方学者为了书写和印刷的方便，将天城体字母转换成拉丁体。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两种书写方式。我更喜欢天城体，觉得更有印度文化特色。最初学梵文，印象最深的是梵语语法特别复杂。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学汉语，没有什么语法概念。后来学英语，知道了要学英语语法。但是，梵语语法远比英语语法复杂。名词分为阳性、中性和阴性。每个名词有八个格，又分成单数、双数和复数，这样，一个名词从理论上有24种词尾变化。还有复合词的组合方式。各种动词时态和语气也有各种语尾变化方式。一开始学习时，必须死记硬背。老师有时让我们结对，一个看着教材，另一个背诵名词变化表，互相监督检查。但短时间内也记不住这么多的语法形式。因此，老师也配合语法，讲解大量的语法例句，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
东语系的教学楼名叫外文楼。从北大正校门进入，广场中间是大草坪，对面是大礼堂，左面就是外文楼。最初，我们的教室是外文楼里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后来，季先生将这间教室让给东语系的外籍教师，我们转移到外文楼后面的一排平房教室里上课。因为当时国内东方语种的师资力量还不雄厚，有些语种需要聘请外籍教师。显然，季先生作为系主任，注意照顾外籍教师。
学完梵语语法和语法例句后，开始选读梵语原著，语言由浅入深。最先读的是史诗选段和民间故事。两位先生教授梵语课文，始终注重语法分析，逐字逐句讲清楚语法形态。因为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都体现在语法关系中，认清语法关系，才能形成正确的句义。教学方法是要求大家课前预习，上课时，每一句先提名让同学讲解，然后先生再有针对性地仔细讲述一遍。因此，两位先生从学习一开始，就培养我们细读文本的习惯，不能马虎，更不能瞎蒙瞎猜。记得季先生上课时，经常让班长事先在讲台上放好一部莫涅·威廉斯的《梵英词典》，讲课需要时，随手查阅，这也是向我们示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布置的作业也是要求我们先抄上原文，然后标注每个词的语法形态，再翻译成汉语。我在最初的学习阶段也是很认真的，因为这种包含翻译的作业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还注意保持作业本的整洁，最初是先做在草稿上，再誊写在作业本上。而誊写后，觉得还需要改动，但涂涂改改显得页面不整洁，就将需要修改处另外誊写后，剪贴上去。这种做法得到季先生的肯定，他在我的作业本中夹上一个小纸条，写着“这样做很好”。
其实，学会梵语语法后，阅读梵语作品也是很有趣味的。读解一首梵文诗，犹如组装一架机器，大部件和小零件全都安装准确，机器就会转动起来。也像玩拼板游戏，每块拼板放对了位置，就会形成美丽的图案。
在大学五年中，季先生和金先生指导我们选读了许多梵语原典。如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插话《那罗传》和《薄伽梵歌》、故事集《益世嘉言》和《故事海》、戏剧《小泥车》和《沙恭达罗》、叙事诗《罗怙世系》、小说《十王子传》和《迦丹波利》、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论》和《梵经注》、佛经《金光明经》和《佛所行赞》等。
在五年级时，季先生教我们巴利语。梵语是印度古代主流语言，巴利语是印度古代俗语之一。它是佛教早期的通用语，现存的上座部三藏就是使用巴利语，通常称为巴利语三藏。巴利语的语言形态与梵语相通。因而，学会了梵语，再学巴利语，就相对容易些。同样，季先生先教我们巴利语语法，指出其中与梵语语法相同和相异之处，收效较快。然后，带领我们选读巴利语佛典《本生经》和《法句经》。
选修课的吸引力
除了专业课外，我们还有必修的公共课和其他选修课。必修课中包括英语。虽然季先生在新生大会上号召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填报梵文巴利文专业，但可能当时国内许多中学开设的外语课以俄语居多。我们班里，除了五个来自上海的同学以及两个印尼华侨女生在中学学过英语，其他同学都是学俄语的。这样，这些同学必须从初级英语学起。而我们学习的英语起步更高一些。然而，季先生对我们的英语水平要求比较高，因为梵语词典以及其他工具书或参考书都是用英语撰写的，英语水平不够，会严重影响梵语学习。因此，在两年的英语必修课结束后，其他语种的学生可以不再学英语，而我们班必须继续学下去。这样，季先生专门聘请英语教师为我们开小班。先后请了多位英语老师，都是水平很高的。我现在记得其中有哲学系的胡嘉太，西语系的殷宝书和唐云聪。胡嘉太的教材是泰戈尔的英语散文，殷宝书和唐云聪的教材是英美文学原著选读。我们的英语一直学到大学毕业。因此，我们仿佛在北大学的是双语种外语专业。
我学习英语一直很努力。我还购买一些国内英语学者注释的英语小说简写本阅读。我记得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美文学活页文选”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每一份的定价大约不到一角钱。这两种活页文选，我都十分喜爱，买了不少，用来认真学习。“英美文学活页文选”是国内著名的英语教授注释和翻译的英美文学名篇，对于我提高英美文学作品阅读和欣赏能力很有帮助。我在兴头上，还曾给上海家中去信，说上海福州路有一家外文旧书店，请父亲前去问问有没有英语版的《鲁滨逊漂流记》。过了不久，父亲居然买到了，给我寄来，还是一本带有插图的精装本原版旧书。当时，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啃下这本英语原著，只读了十几页，后来这本书成为我心爱的一本藏书。
其他选修课都是季先生为我们精心安排的。我记得有语言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印度文学史、印度历史和古汉语等。其中，古汉语对于其他东方语种学生是可以不学的，而从我们将来的研究工作着想，是应该学的。因为中印两国有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留下浩如烟海的佛经文献，在研究中要利用这些佛经文献以及中国古籍史料，是必须掌握古汉语的。
在我们这个班，还会存在一个巩固专业思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梵语本身难学，另一方面有些同学不理解学了梵文有什么用，心底里羡慕其他班级学习现代东方语言的学生将来能从事外交工作。因此，季先生在教学中，经常介绍印度古代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宗教、哲学和文学的文献极其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也要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国家需要培养梵语人才，将来有做不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62年，季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优美的散文《春满燕园》。北大校园生活在季先生的笔下获得诗化。这篇散文中写到他在早晨走过校园，“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在朗读的外语中，季先生还特意点出“梵语”。我们班的同学读到后，倍感兴奋。这也在无形中鼓励我们，巩固我们的专业思想。
我们的两位先生都喜爱文学，季先生是散文家，金先生是诗人。早在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印度古典梵语诗人迦梨陀娑列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季先生和金先生就分别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和抒情长诗《云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合成一集，出版了纪念迦梨陀娑的特印本。季先生还在1959年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这些译著也是无言的榜样，激励我们好好学习梵语。
其实，我的专业思想还算是稳固的。我读了《沙恭达罗》和《云使》，爱不释手，钦佩迦梨陀娑的语言艺术，盼望将来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从事梵语文学翻译。遇到节假日，我们班的同学常会一起去两位先生家中拜访。季先生和我们叙谈中，经常勉励我们多读书。他还为我们开列过一个中外文学名著阅读书目。他也鼓励我们多背诵一些古典诗词。他讲述自己年轻时，曾跟别人比赛背《红楼梦》。这些都特别合乎我的心意。我记得一次在季先生家中听他说刚读完《鲁迅全集》，另一次听他说刚读完《太平广记》。我真是感叹季先生怎么会有时间读那么多的书。我还记得在大学一年级时，一次在课堂上点名叫我回答问题，把我的名字说成“黄生宝”。同学们都笑了起来，纠正先生说“是黄宝生”。先生也笑了，说是自己刚读完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里面的主人公名叫“梁生宝”。这说明季先生也读当代文学作品。
而每次拜访金先生时，他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与我们谈天说地。我们确实感到先生知识渊博。有一次我们到金先生家里时，先生先送走一位外系的老师。他告诉我们说，那位老师是哲学系的黄心川，研究印度哲学。因为金先生也通晓印度哲学，曾在武汉大学教过印度哲学。显然，黄心川是前来向金先生请教的。后来，黄心川先生也成为国内著名的印度哲学专家。
选修课中，语言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是东语系各个班级共同的选修课，因此都是上大课。教语言学概论的是徐通锵，教中国古代文学的是袁行霈，他俩当时都是中文系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欧洲文学史的是西语系赵隆勷教授。有这些优秀教师授课，我们确实是很幸运的。
我学习这些课程非常投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袁行霈老师的分析鞭辟入里，让我迷上了中国古典诗歌。因为我在中学期间，主要是读中国现代诗歌，现在我要补上这一课。这样，我在大学期间，沿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依次阅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诗经选》《楚辞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和《宋诗选注》。此外，我也阅读《宋词选》《历代散文选》和古代戏曲。记得我读王实甫的《西厢记》，觉得这部戏曲的语言真美，忍不住手抄了一部。
学习欧洲文学史时，赵隆勷教授的讲课身心投入，神采飞扬，富有吸引力。他讲过的文学名著，让我觉得非读不可。我现在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读了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特别喜欢，觉得这部长诗有思想深度，郭沫若的译笔也很精彩，读来朗朗上口。我还找了相关的参考书阅读，做了读书笔记，写了读书心得。记得当时考试时有自选题，我写的就是《浮士德》的评论。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有《浮士德》的新译本，也许翻译质量会有提高，但我想保持自己的美好回忆，没有再读新译本。同样的情况，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文的用词用语自成风格，也是后来的新译本不能完全取代的。
这样，我的课余时间大多用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上，有时会挤掉梵文课的预习时间。我甚至心里想，反正老师的讲解我都能听明白，不预习也可以。我常常只预习课文的前面部分，上课时盼望老师先提问我。但并非老师每次都会先提问我。遇到在后面提问我时，我只能老老实实说没有预习到这里。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两三次后，一天，金先生在课间休息时，对我说：“黄宝生啊，你要好好学。错过现在的机会，以后想学也没地方学。”其实，我的梵文学习成绩在班里也算是好的。而且，金先生对班上其他同学从没有说过任何批评的话，唯独这样批评我。我虽然感到惭愧，但也明白先生对我的真心爱护，对我寄予厚望。从此，我改正了这个缺点，每次完成梵文课的预习。其实，在跟随老师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就是应该预习和复习，加强记忆，才能越来越熟练。
漫无边际的文学阅读
为了争取多读一些课外图书，在大学期间，我一般是寒假回上海探亲，与家人团聚，欢度春节。而在暑假，则留校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通常要看的书都能借到。不少长篇小说是留在暑假里读的。譬如，古典长篇《红楼梦》和《西游记》、当代长篇《三家巷》和《红岩》。外国长篇中，比较喜欢法国文学作品，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时一般认为《红与黑》和《约翰· 克利斯朵夫》容易对青年产生消极影响，但我读着很喜欢。尤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一个音乐家的成长经历，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人物心理描写细腻，音乐和小说两种艺术融为一体，难能可贵。
后来，我对俄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及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和《前夜》等。确实，俄国19世纪文学星空灿烂，诗歌、小说和戏剧都取得辉煌成就，而且，也出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一些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杜勃罗留波夫。
我在读《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两卷本，辛未艾译）时，读到他对屠格涅夫小说《前夜》的长篇评论，题为《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他能结合俄国社会现实，依据小说本身反映的生活真实，揭示时代发展的前景。文章纵横捭阖，充满睿智和激情。他写这篇评论时，才24岁，我感叹他真是一位天才。可惜他在25岁时就与世长辞了。同时代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用这样的诗句悼念他：
然而你的时限到得太早，
从手里跌下了预言的笔。
怎样一盏理智的灯熄灭了！
怎样的一颗心停止了跳跃！
译者辛未艾在译本前面有介绍杜勃罗留波夫的长文，其中谈到书籍在杜勃罗留波夫一生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读书是他少年时代最大的爱好。他读过的书籍数量惊人，仅在13岁一年就读了400多种书。他在14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啊，我是多么希望拥有这样的才能，
在一天之中把这个图书馆里的书都读光。
啊，我是多么希望具有巨大的记忆力，
要使一切我所读过的东西，终生都不遗忘。
啊，我是多么希望拥有这样的财富，
能够替自己买下这所有的书籍。
啊，我是多么希望赋有这样的巨大智慧，
要把书本中所写的一切东西都传达给别人。
啊，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变成这样聪明，
使我也能写出同样的作品……
我读到这首诗时，仿佛句句道出自己的心声，只是自己的想象力没有他那么丰富。
在我们班的同学中，赵国华也喜爱文学，与我一样经常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尤其爱读古典诗词。我曾见他从图书馆借来一函线装的李商隐诗集，读了好久，不断往自己日记本上抄录。他曾在班里发起办了一份手抄的《梵巴文苑》，发表班上同学的诗作。他也拿给季先生看了，季先生表示首肯。但只办了两期，因为大家毕竟要忙于功课，而且也不是人人都热心文学。
我的漫无边际的文学阅读主要是在大学二、三年级。我不仅阅读文学作品，也学习文学理论，如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我还特别喜欢阅读文艺鉴赏类著作，如何其芳的《诗歌欣赏》和王朝闻的《一以当十》等。在当时，国内美学讨论也很活跃，因为文艺美学也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我的浓厚兴趣。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美学界的元老，在30年代就著有《文艺心理学》和《谈美》。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他始终坚持美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观点。而蔡仪先生主张美是客观的，美是典型。李泽厚当时是美学新秀，主张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当然，这只是最简单的概括。因为他们的观点都有自己的哲学依据、理论架构和具体阐述。我从他们的论争中发现美学与哲学结合紧密，美学可以说是美的哲学，因此，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体系中都包含美学。而我还缺乏足够的哲学修养，很难深入其中。我只是出于好奇心和求知欲，阅读他们的论争文章。但我也由此注意学习哲学，在读过的哲学著作中，我很喜欢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这是一部通俗的哲学读物，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许多哲学基本原理。
湖畔吟歌
我在大学期间，也经常练习写诗。因为写诗在利用时间上比较自由，写一首小诗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有时躺在床上，可以利用入睡前的时间构思。这些不成熟的习作，现在都已流失了，但还留存几首，抄录如下，留作纪念。
月夜散步（三首）
一
我登上海岸漫步小憩，
喜望见月影在水中浮沉，
呵，要学那蛟龙潜游海底，
每晚上托出悦目的明珠。
二
天宫缀镶着万颗星星，
人间闪耀着万家灯火，
想这天宫是人间幻想的，
而这人间是仿造天宫的。
三
我愿今夜的诗句，
如同灿烂的繁星，光华四射，
我愿今夜的诗句，
如同簇然的春花，姹紫嫣红，
呵，人们也钟爱这样的诗句，
它们充满着生命和爱情。
马蹄声……（两首）
夜眠
街灯闪烁在郊道上，
马蹄声远了，更远了……
大车驭着一轮皎月，
驶进了我甜蜜的梦乡。
破晓
晨雾迷蒙在郊道上，
马蹄声近了，更近了……
大车驭来一轮朝阳，
驶进了我科学的殿堂。
湖畔吟歌
太阳和月亮轮相送辉，
照我潜游在知识的汪洋海，
飞光过隙也该换口气，
我从图书馆里钻了出来。
燕园里鸣响着钟声，
钟声震皱了未名湖水，
雾霭中穿梭着归鸟，
归鸟在编织五月之夜。
我看见同学们围坐在石舫，
风送来一阵阵笑声朗朗，
呵，生活的旋律如此美妙，
叫人怎么能不放声歌唱？
我搏腾在知识海，
我歌唱着幸福歌，
知识的大海无尽头，
幸福的歌儿唱不休。
今天我游了一程，
今天我唱了一首，
明天呵我又游一程，
明天呵我又唱一首。
啊，每天每天垂杨拂面，
千条万条送我万里游，
啊，每天每天夕潮泛波，
千层万层伴我长歌吟……
这实际上是我大学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现在回想起来，还很留恋。
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兵”
大约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我感受到国内政治思想领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学校的思想教育中也重视“兴无灭资”，要求青年一代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在班内的学习会或团组织生活中，经常要求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挖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我也和大家一样进行自我反省，批判自己进大学后，脱离政治，脱离工农兵，放松思想改造，从书本中接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滋生个人主义，追求成名成家等问题。
那时，报刊上经常有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文章，如批判文艺美学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小说创作中的“中间人物论”、昆曲《李慧娘》和电影《早春二月》《不夜城》和《林家铺子》等，这些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自己的思想与时代的要求落差很大。于是，我开始注意阅读毛泽东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政治思想类书籍和文章，努力学习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和阅读文学作品。
1963年12月至1964年1月，我们东语系学生前往北京郊区平谷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说是协助北京市“四清”工作组开展工作，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访贫问苦，听取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以及干部讲述当地革命斗争史和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帮助贫下中农编写家史和村史，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我在中学时代就已多次下厂下乡义务劳动。在北大前三年中，也多次下厂下乡，我对下厂下乡一直是能适应的。这次我也是积极参加，而更自觉要求自己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
在参加这个运动过程中，东语系工作组还一直编发油印的《工作快报》。我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第17期，因为上面登载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记池宪堂大爷》。这篇文章记述我几次接触这位老贫农的感受，以及一天在他家吃派饭，与他交谈而受到的教育。最后，我表示将来不能当“精神贵族”，而要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员”。文章以一首小诗收尾：
炉火暖在心，
红薯甜在心，
油灯亮在心，
你我心连心。
当时，北大各系的学生都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决定举办一个“北大师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收获展览会”。东语系派我去参加展览会的筹建工作。我觉得身负系领导的委托，工作积极性很高，努力协助校干部编写展览会材料和讲解词，布置展览会场，以师生们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具体生动地展现师生们在运动中的思想收获。展览会开幕后，各系组织师生前来参观，留言簿写满20多本，称赞这个展览会。我完成工作任务后，回到系里，受到系领导表扬和鼓励。
后来，系领导又让我负责系里的板报工作。当时北大各个系都有自己的板报。所谓“板报”是张贴在大木板架上的壁报，反映各系的思想动态。系里每个班级都有通讯员提供稿源，我和这些通讯员一起编辑和加工，用毛笔抄写在白报纸上。编好后，安放在学生食堂里，学生们可以利用就餐时间观看。这些通讯员多数是喜爱文艺的，经常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艺术，对工作充满热情，我们紧密合作，心情都很愉快。
4分的《薄伽梵歌》
那时，我已开始习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在五年级的一次开卷考试时，我选译了印度古代宗教哲学诗《薄伽梵歌》中的20首诗，然后写了一篇译后记，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批判这部宗教哲学诗，结论是“它的全部内容是唯心的，反动的。印度历代统治阶级都利用它，作为巩固剥削制度和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但是，金先生给我打的分数是4分。显然，这说明金先生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金先生教过我们《薄伽梵歌》，他在讲解中并没有对这部作品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态度。几十年后，我翻译的《薄伽梵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撰写的导言对《薄伽梵歌》做了历史的、客观的分析评介，这是后话。
铭记老师的培育之恩
终于完成五年学业，大学毕业。毕业时，我们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分配工作遇到一定困难。东语系其他语种专业的毕业生，在放暑假前，都完成了毕业分配工作，而我们专业17个毕业生的分配还没有完全落实。于是，系里决定让我们先回家过暑假，等开学后再回学校进行分配。而9月初回到学校后，一直等到月底才公布分配方案。这说明季先生为此事费了不少心血。分配的结果是：两位同学留在北大东语系，八位同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各有两位同学。另有三位同学分别在北大亚非研究所、北京图书馆和对外文委。然而，还剩下四位同学留校待分配。
我被分配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对我来说是如愿以偿。显然，季先生对我是很了解的，对我们这批学生也是怀有感情的。临别前，他说过你们先到各自的单位工作，一年后如有机会，你们还可以回来进修，我再教你们。
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个求学过程中，我深感能遇到好老师是天降幸运。只要学生本人是可造就之才，遇到好老师，就会如虎添翼，加速成才。我这一生中遇到许多好老师，我永远铭记他们对我的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