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维与二维模型

一维模型最初是由帕克和米勒在1921年提出的，而后经过戈登等人的进一步发展。戈登把文化适应中的个体看作处于一个连续体中，一端是保持原文化，一端是原文化的丧失而接受主流文化，在这一连续体的中点上就是双文化现象，即个体既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又接受了基本的主流文化。但是戈登认为双文化状态是暂时的，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原有的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被主流文化中的这些方面替代，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受到原文化的影响就越小，而个体文化适应的最终结果必定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张劲梅、张庆林，2008）。

在此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戈登针对移民的融入，提出了“二维度”划分法。他认为，移民的融入有结构性与文化性两个维度。其中，结构性维度的融入意味着移民个体与群体在流入国社会中，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社会参与度的增加，其所谓的制度与组织，主要是指流入地社会的正式制度与各种社会组织，如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各种市民组织等；而文化性的融入则是移民群体在价值导向与社会认同上的转变过程（梁波、王海英，2010）。

移民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社会参与度的增加，使得移民能够有机会与主流社会之间进行持续的互动，增进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进而为实现对新社会的认同提供基础。文化性融入关涉到移民在价值、观念认同上的转变。只有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实现了对新的社会环境的认同，才意味着移民群体实现了真正地融入或同化（梁波、王海英，2010）。

戈登指出，移民的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并不必然是重合的过程，即在某种意义上，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并不一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尽管戈登的二维模型没有具体的说明结构性融入与文化性融入有哪些标准的测量指标，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出，结构性融入更多地偏向确定性的、客观性的指标，如个体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工资水平等，而文化性融入突出了文化习俗、规范、生活交往方式以及语言习得等特征的融入性意义。戈登的二维模型划分，为其他的研究者进行移民社会融入类型的划分提供了基础（梁波、王海英，2010）。

二维模型把移民本族群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作为独立的维度进行描述。作为二维模型的另一开创者，贝瑞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面临两个基本问题：①是否趋向于保存本族群文化传统和身份；②是否趋向于和主流群体接触并参与到主流群体中。通过个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y）分为四类：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张劲梅、张庆林，2008）。

所谓文化适应策略就是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与新文化直接接触过程中面对新文化冲击和文化变迁所采用的态度或应付方式。当非主流群体中的个体不想保持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但寻求与其他文化的日常交往时，就会采取同化策略；当个体注重保持自己原文化而同时避免和其他文化交流时，采取的是分离策略；如果个体既保持自己的原文化又保持和其他群体的日常交往时，个体采用的是整合策略；而个体如果既没有保持自己文化的兴趣又不想和其他群体有联系，个体采用的策略就是边缘化。贝瑞认为个体最为理想的文化适应策略是整合，而最为消极的策略是边缘化。一些对贝瑞四类文化适应策略的研究也证明个体最为偏向的是整合策略，采用整合策略的个体所经历的压力也比采用边缘化策略的个体要少（张劲梅、张庆林，2008）。

但是，对非主流群体来说，文化适应策略采取的前提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但事实上主流群体可能对非主流群体施加某种文化适应模式的影响，从而限制了非主流个体的选择。因此，这引起了多维文化适应模型的提出（张劲梅、张庆林，2008）。贝瑞在原来的二维模型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成员文化适应的影响。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取向会表现出四种态度：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隔离和排斥。当主流群体要求非主流群体采取同化策略时，成为“隔离（Segregation）”；加强边缘化策略时成为“排斥（Exclusion）”；而整合策略的取向成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张劲梅、张庆林，2008）。

布瑞斯等人认为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国家或主流群体采取的一些整合策略对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布瑞斯提出了一个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并命名为“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该模型试图整合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主流群体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所持有的态度，以及文化群体中人际和群际的关系（张劲梅、张庆林，2008）。

首先，布瑞斯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贝瑞的二维模型的第一个维度是测量移民文化认同，测的是态度；第二个维度是行为倾向，虽然和前者有所差别，但是还是态度的不同类型。实际上，前者和本群体文化认同的价值有关，而后者和与其他群体的跨文化接触的价值有关。因此，布瑞斯修改了第二个问题，把“是否值得保持和主流群体的关系”改为“接受主流文化是否有价值”。而且，他认为原来贝瑞划分的边缘化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文化适应取向，即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因为有些移民把自己从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分离出来，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被两个群体所排斥，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个体而不是群体的成员。因此，他认为这种移民可能更会出现在崇尚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取向的文化中（张劲梅、张庆林，2008）。

其次，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包含了主流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倾向维度。主流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他们对有关移民文化适应的两个问题的态度：①是否可以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②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根据主流群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主流群体可能表现出以下5种文化适应取向。

第一，当主流群体成员既接受和尊重移民保持原有的传统文化，又赞成移民接受重要的主流文化特征时，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种整合的取向。

第二，如果主流群体成员把自己和他人定义为个体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如果移民群体成员或主流群体成员，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体的个性和成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身份，那么采取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策略。

第三，如果主流群体成员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而期望移民为了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那么就是一种同化的策略。

第四，如果主流群体成员赞成只要移民群体保持和主流群体的距离就可以保留他们的原文化，因为他们不希望移民采用、“污染”或改变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种隔离的策略，而且本质上，该策略仍然是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的；

第五，当主流群体不能容忍移民保持原文化，也不允许移民采用或改变主流文化，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其本质仍然是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张劲梅、张庆林，2008）。

布瑞斯模型的意义在于对贝瑞的模型进行了补充，把主流群体文化适应策略取向纳入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关注了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群体的影响。虽然多维模型变量过多导致研究复杂，目前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显著少于二维模型，但是多维模型的理论和研究意义不容忽视，尤其是对族群关系研究的启示（张劲梅、张庆林，2008）。

现有的国际移民研究证明，身份认同也存在着双向性，在借鉴贝瑞的文化融合模型后，菲尼提出了身份认同的双向模型，移民需要在身份认同方面处理两个问题，一是是否继续认同自己原有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保持自己对原有社会或群体的归属感，二是是否愿意逐渐建立起自己对迁入地社会或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双向模型中，移民对种族的认同和对迁入地的认同被假定为是相互独立的对种族和迁入地的认同，既可以高也可以低，个人可以是社会认同模型中四种类型中的任意一个。相反，如果移民的身份认同符合单向模型，那么种族认同和迁入地认同将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当移民对自己的原有种族认同高的时候，他对迁入国家或地区的认同就必然要低。那样的话，移民的身份认同最终只能属于“融入型”或“分离型”中的一种。相关研究一般是支持双向模型的，两种社会认同在统计上一般是相互独立的。菲尼和德维克-纳瓦罗等对“身份认同”的研究结果显示，四种认同类型分布的差异较大，通过对不同国家的青少年的研究显示，移民对自身种族的认同程度普遍较高，但对迁入国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则较大，因此“融合型”并不必然是移民身份认同的主要模式。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受到移民自身的特征、迁入国的政策和迁入国居民的态度的影响（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等，2008）。

此外，Landecker将社会融合分为文化融合、交流融合、功能融合和规范融合；Moody和White认为，社会融合研究中，社会关系模式是与主观感受同等重要的另一维度，他们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结构融合（Strutural Cohesion）的概念（张劲梅、张庆林，2008；悦中山、杜海峰、李树茁等，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