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沉船、港口及海外遗址中发现的晚唐、五代陶瓷

一 海外遗址的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表明，海外遗址出土的中国晚唐、五代贸易瓷器呈现共同风貌，其中以长沙窑瓷器最为常见，数量也最多，其次是浙江的越窑瓷器，北方的白釉瓷、白釉绿彩瓷，还有广东各地窑口的产品等。它们的分布从附近的东亚、东南亚，一直到南亚、西亚、中东、东北非各地。

据中国台湾学者谢明良先生研究，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及北方的白釉瓷器在日本各地均有较普遍的发现，与长沙窑瓷器同出的往往还有多彩铅釉器、晚唐三彩及白釉绿彩器，其所属时代多为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它们和日本九州太宰府、鸿胪馆或兵库县福田等遗迹出土的伊斯兰陶器一起，应当是从扬州输入日本的。但日本发现长沙窑瓷器的数量明显少于越窑青瓷产品及北方的白瓷产品，和同时期在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发现的以长沙窑瓷器为主的局面有差异。

在东南亚和南亚的遗址中，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都发现了9～10世纪的中国陶瓷器。在东南亚出土的中国贸易瓷中除了最常见的长沙窑瓷器、越窑瓷器及北方白瓷外，还有广东的潮州窑、梅县窑、新会窑、广州西村窑的产品。这种瓷器组合在菲律宾群岛不少地区皆有出土，其中地点明确的有吕宋（Luzon）岛南部的八打雁（Batangus）和棉兰老岛（Mindanao）、西北部的武端（Butuan）地区。此外，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以及泰国湾西北岸各地的遗址中都广泛发现有9～10世纪的中国陶瓷产品。南亚的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的中央，很早就开始在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占有一席之地。斯里兰卡西北部的曼泰（Mantai）是古代非常有名的港市，在其9～10世纪的地层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中国陶瓷器。在曼泰遗址及斯里兰卡首都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包括越窑青瓷器、白瓷器和长沙铜官窑瓷器（见图2-1）。东南亚出土的9～10世纪中国陶瓷的遗址多位于当时重要的港口城市，还有一些则是当时的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中心。

在邻近波斯湾的伊朗和伊拉克的9～10世纪陆地遗址和海港遗址中，长沙窑产品分布范围最广，数量也多，如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Samarra）、伊朗的希拉夫遗址（Siraf）、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Bambhor）等。所以人们推测，长沙窑产品当是9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前半期中国输出贸易瓷的大宗之一，并且其国外市场重点应在中亚。伴随长沙窑瓷器一起出土的，仍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几大组合类型。三上次男先生曾以希拉夫遗址出土的晚唐、五代的中国陶瓷为主要资料，研究传入伊朗的中国陶瓷之内涵。根据他的研究，在9世纪的希拉夫，长沙窑产品输入的数量最大并且普及于居民之中，其次是越州窑系青瓷器，同时还有作为商品容器的青瓷器、少量的优质白瓷器以及双彩堆花陶器。希拉夫作为中世纪印度洋对东亚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在该地发现的中国陶瓷，无疑是探索这个时代中国与亚洲各地区，特别是与西亚地区贸易实况的重要资料。

二 我国南部港口的考古发现

9～10世纪的贸易陶瓷组合也大量被发现于同时期我国东南的贸易港口扬州、宁波、广州等地。

作为南北交通重要据点的扬州，既是江淮地区货物的集散地，同时又利用运河流通南北物资。在扬州唐代遗址中广泛发现长沙窑彩绘瓷、越窑青瓷、邢窑系白瓷、巩县窑白瓷、青花瓷、白釉绿彩陶和波斯陶器的陶瓷产品组合（见图2-2）。这种陶瓷器组合正是这一时期外销品种的代表。唐代扬州与长江中游的湖南贸易频繁，是当时长沙窑瓷器的主要经商口岸。因此，扬州发现长沙窑瓷器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旧唐书·田神功传》载“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反映了中唐时期有大量从事贸易活动的胡商旅居扬州。扬州城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当时可能存在专门经营瓷器的店铺。

唐代明州港已经是对外航运贸易的重要港口，是当时朝廷指定的对外开放的通商大埠，和交州（今越南境内）、广州、扬州并称四大港，与东南亚、波斯湾、北非等地都有通商贸易关系。明州港自晚唐贸易活动以来兴盛不衰，特别是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活动。浙江及宁波的文物工作者对这个海港码头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重要遗址包括和义路码头遗址（在此出土的陶瓷标本见图2-3）、东门口码头遗址、天妃宫遗址、江厦码头遗址、渔浦城门遗址、市舶司遗址、市舶库遗址等。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以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四大系为主，长沙窑瓷器多属晚唐时期器物，数量庞大的越窑青瓷器则自晚唐至宋初都有，这说明明州港是唐、五代直至北宋初年越窑产品向外输出的重要港口。

广东作为当时各国商人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同样发现了长沙窑瓷器。除此之外，广东唐代也出现众多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址，主要包括潮州北郊、新会关冲、梅县水车、遂溪、廉江等地。这些窑址的产品分布于广东、海南地区沿海海域及西沙群岛，更随着长沙窑产品一同被销售到东南亚地区，在前面提到的东南亚地区的遗址中就有较普遍的发现。

三 来自沉船的重要资料

那么，晚唐、五代的陶瓷制品到底是怎样输入到东南亚，进而到达波斯湾地区的呢？这一时期的沉船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发现了“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6.7万件唐代瓷器、金银器、玻璃制品、铜镜及银锭等物品，其中陶瓷（见图2-4）占绝大多数，除长沙窑瓷器外，还有一些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白釉绿彩器，同时还出水了3件唐代青花瓷，以及少许青釉粗器如储藏罐等。结合纪年墓葬的比对资料，人们认为“黑石号”沉船所载瓷器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前中期。根据沉船上一件长沙窑瓷器上“宝历二年”的铭文，进而推测沉船的绝对年代当为晚唐宝历二年（826年）或之后不久。“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陶瓷组合与扬州唐代遗址出土陶瓷器组合完全吻合，这种器物组合未见于其他唐代港口城市的遗址中，所以人们认为该船很有可能是从扬州装载货物驶出的。“黑石号”船体构件连接采用穿孔缝合的方式（由木板拼合而成，椰壳纤维捆绑，缝隙处以橄榄汁填塞），与中外文献所记载的波斯湾海域的希拉夫、苏哈等地的船体一致，是采用阿拉伯传统造船技术的独桅三角帆。当时该船载满货物离开中国，在返回阿拉伯的途中，不幸在勿里洞附近沉没了。

“黑石号”沉船被发现的地点是苏门答腊东南海域，而就唐宋时期的航路来看，这里正是当时海上强国室利佛逝国的所在地，为公元7～13世纪南海交通总枢纽。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记载：“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国于9世纪中叶以后改称三佛齐）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说明室利佛逝是连接中国和印度、阿拉伯、东南亚诸地交通的重要中继站。因而，人们对于“黑石号”沉船的始发港和性质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判断“黑石号”沉船中装载长沙窑瓷碗等器物的储藏器是广东地区生产的大罐，广州所产大罐只能从广州港出口；而考古证据也显示长沙窑瓷器的输出港口主要是扬州港，不大可能是数万件长沙窑瓷器在扬州装船之后运到广州全部卸下再重新包装驶往东南亚，故认为“黑石号”沉船上的船货是分别从中国东南的明州、扬州、广州等不同港口运到室利佛逝集散，然后在室利佛逝的巨港装船后再驶向爪哇的。这种判断有其合理性。但关于盛装长沙窑瓷器的储藏大罐是否为广东所产，目前尚有不同看法。而且，从“黑石号”出水器物的情况来看，它是一艘满载中国船货的商船，货品数量庞大，出水以瓷器为主的船货保存着原始的装船状态，故可能性更大的应该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各种证据显示扬州港的可能性最大。

总而言之，“黑石号”沉船位于中国东南港口经东南亚到波斯湾航线的重要航路上，“黑石号”器物组合见于沿线的考古遗址中，其目的地大致在波斯湾的希拉夫港口附近。而沉船的结构与我国传统的船体不同，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当属波斯湾及印度洋的船只系统。毫无疑问，“黑石号”与当时的阿拉伯贸易密切相关。它装载的丰富陶瓷器，再次证明了晚唐、五代时期南海贸易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