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一）教史研究
从《金沙塔院记》看龙泉华严塔
邢东风
【内容提要】浙江龙泉崇仁寺原有古华严塔一座，建于北宋，杨亿的《金沙塔院记》最早记述其事。关于古塔的情况，今人多有误解。为澄清史实，本文首先对杨文加以校勘和读解；然后根据文中所记，确认塔中供奉的原为萧詧所传感应舍利和李通玄的《华严经合论》；再通过对杨亿和周启明交往的考察，推定该塔的建成年代；最后结论认为，该塔有其独特的佛教文化价值，当初拆毁时发现的经卷是有待探讨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龙泉 华严塔 《金沙塔院记》 感应舍利 《华严经合论》
【作者】哲学博士，旅日佛教学者，爱媛大学教授。
一 引言
浙江龙泉今有新建华严塔一座，八角七层，水泥结构，据说是仿宋风格。塔基铭文云：“五代间，邑人李文进施财百万于金沙崇仁寺建七层华严塔，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九七七年）落成，塔高十一丈，蔚为壮观。翰林学士杨亿作《金沙塔院记》。惜千年古塔拆毁于一九五六年。……公元二〇〇七年，适逢华严塔建塔一〇三〇周年，中共龙泉市委、龙泉市人民政府顺乎民意，决定重建华严塔。……二〇〇九年十一月落成。”据此铭文可知，该塔虽系新建，而实为兴灭继绝之义举。当地原有北宋古塔“华严塔”，俗称“金沙塔”，历经千年岁月，见证无数沧桑，时值1956年，为修建道路，华严塔连同崇仁寺内另外二塔均被拆除，寺塔所藏佛经、绘画、金佛像等亦遭破坏，千年古迹毁于一旦，酿成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近年来，为恢复传统、弥补遗憾，当地官民发心重建，于是才有新塔落成。
龙泉华严塔旧影
本图引自《浙江丽水龙泉市华严塔》，香港宝莲禅寺网（http：//hk.plm.org.cn，2013年11月12日下载）。
新建的龙泉华严塔（邢东风）
目前在网上有不少关于龙泉华严塔及崇仁寺的介绍，但是其中有些不准确的说法，像下面的资料就是一例：
原崇仁寺建于五代907年，盛于北宋，距今已有1100年历史，据北宋杨亿《金沙塔院》记载，崇仁寺华严塔内藏大量《华严经》，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经典，是研究华严宗教理和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凭此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可与“敦煌发现”相媲美。崇仁寺也因此成为华严宗的圣地[1]。
也就是说，杨亿的《金沙塔院记》里记载了华严塔内藏有《华严经》之事；由于《华严经》非常重要，所以对华严塔及崇仁寺藏有《华严经》这一事实的发现，可与“敦煌发现”相媲美；华严塔及崇仁寺既然藏有《华严经》，这一事实说明崇仁寺是华严宗的圣地。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可靠？历史事实是否如此？这个问题涉及华严塔、崇仁寺的历史及其与《华严经》的关系，只有在详细的历史考证的基础上，才能判断这些说法是否正确。
关于龙泉华严塔的历史记载，以北宋杨亿的《金沙塔院记》（以下简称“《塔院记》”）为最早和最详，而且这篇文章也是笔者所见到的唯一一篇专门讲述龙泉华严塔的史料。因此，若要了解龙泉华严塔的历史，首先必须对这篇史料进行认真的解读。
二 《金沙塔院记》校勘
《塔院记》一文原载于杨亿的文集《武夷新集》卷六。《武夷新集》编成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其中收录了杨亿迄当时为止十年间的诗文作品。此书在历史上有多种版本，例如明代弘治年间陈璋刻本、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写本、同时代《摛藻棠四库全书荟要》（又名《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以下简称“《荟要》”）本、清代嘉庆年间的留香室祝氏刻本（以下简称“嘉庆本”），还有现代版的《武夷新集·杨仲宏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以下简称“福建本”），以及《全宋文》第七、八册（巴蜀书社，1990）中所收的《武夷新集》（以下简称“《全宋文》本”），等等。此外，清代光绪年间编修的《龙泉县志》卷十二也收录有这篇文章，题名《金沙塔院记》（以下简称“《县志》本”）。以上诸本文字互有出入，就这篇文章来说，嘉庆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出入不大，只有个别文字差异，而福建本和《全宋文》本均以嘉庆本为底本；《县志》本最为特别，其中与其他各本不同的文字多达数十处，此本或许另有来源。
杨亿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令人费解，文中用典甚多，且有文义不通之处，加上版本不同，文字差异，以至影响对部分词句的理解。因此，若要读解这篇史料，还需要参照不同的版本和相关资料加以校勘，以便得到一份比较可靠而又可读的文本。目前笔者见到的有《四库全书》本、《荟要》本、嘉庆本、《县志》本、福建本、《全宋文》本，其中《全宋文》本参照了明代弘治本，但未标出不同，因此可以推测弘治本与《全宋文》本一致。这里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照他本作一校勘，分段和标点系笔者所加。
处州龙泉县金沙塔院记
金仙氏之教[2]，有自来矣。天毒[3]之国，实纪于山经[4]，竺乾之师，尝闻于柱史[5]；西京名将，得休屠天祭之人，东汉诸王[6]，为蒲塞桑门之馔。道之行也，源远乎哉！三吴奥区，控带闽粤，鱼盐所出，生齿实繁。昔仲雍之翦发文身，参以殊俗，刘濞之即山煮海，放于末游；加[7]以勾践之好兵，民性犷悍，益之东瓯之事鬼，土风妖讹。自像法西来，渐被诸夏，此[8]方士庶，佞佛尤谨；毁形变服，竞为苾蒭之饰，倾财破产，争修浮屠之舍。贪[9]福畏祸，革音迁善，水火或蹈，徽缠罔惧；而怵报应之说，坚信向之心，奸轨用衰，民德归厚。《易》所云“神道设教”者，其是之谓乎！
缙云西鄙之邑曰龙泉，实欧冶子淬剑之地。土田膏腴，居人杂错，山谷环合，习俗豪举；版图所载，提封万井，舟楫仅通，悬流千仭。县之南有精舍曰金沙，林岭襟束，烟霞亏蔽，地形四[10]塞，靡通鸟道；石门中豁，迥非人境，香火不绝，钟呗相闻，聿为道场，多历年所；徒众弥盛，堂构益隆，求之东隅，盖有隙地。邑人李文进施财百万，造塔七层，货泉之费巳殚，土木之功未毕。桑门延通与其徒鸿显，暨[11]大姓李仁禄[12]，共唱其事，薄敛于人，经斯营斯，载朴载斲[13]；基扃[14]环回而固护，堂陛崛起以穹崇。斩[15]材也，必取山木之良，砻之以密石，购匠也，必择[16]云梯之巧，赏之以兼金，极剞[17]劂之工，加丹雘之饰。筑室斯广，盖百堵之有余，为台甚高，非三休莫[18]能诣；鸟鼠攸去，燕雀是[19]依，名[20]翚轩而欲飞，巨鳌兀[21]以方抃。由余谓之使鬼，士茁疑其胜人，殆岁星之周天，始祗园之讫役。凡[22]堂以陈宾主之次，虚室[23]以备宴息之所；高门洞启，回廊翼舒，庖厨载严，井树攸设，举其成数，凡四十间。涌塔屹于中庭，反宇耸于天半，泛朝日以増丽，蒙夕霭而如失，作镇兹壤，垂厥方来。且以岳阳王感应舍利、李长者[24]《华严合论》，匮而藏之，目之曰“华严宝塔”。举其一而称焉，亦取夫百宝庄严之义也。
夫诚不果者物不应，志不笃者事不集，故霜陨燕地[25]，风击齐台，诚之谓也；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志之谓也。若通师者[26]，奋空拳，创层[27]构，秉心固必，异[28]石席之卷转，致功微渐，同水索之钻锯。于是名豪居士，捐千金而不疑，织妇贩夫，拔一毛而无惜；聚财致用，积日累劳[29]，物力告穷，形势[30]总萃。非夫挺鸡鸣不已之操，用蚍蜉时术之功，磨涅靡渝，颠沛于是，固将九年治水，厥功弗成，一篑为山，中道而止，迹其所自，夫[31]岂偶然？予乃知夫西方之言，有益于化，大雄之教，不虚其传，矧于海隅，崇尚尤笃。以通师之善诱，以邑人之悦随，譬诸灵台，既克成于不日，将比棠树，永见爱于斯民，岂止轩丘之独神、孔堂之不坏而已？汝南周启明者，郡之造秀，占籍[32]是邦，致书于予[33]，恳请为记[34]。聊叙始末，以附诸地志焉。
经过校勘，文中的某些词句或可通顺，或意思明了。如“天毒”是指“身毒”，即印度的旧称；“山经”是指《山海经》；“柱史”是指周柱下史，即老子；“非三休莫能诣”比“非三休而能诣”意思更通，就是说途中若不休息几次就无法上去；“李长史”实为李长者，即李通玄；“占籍”是说占据户籍，比“占数”意思明了，等等。
三 《金沙塔院记》大意
《处州龙泉县金沙塔院记》中的“处州龙泉”，就是现在浙江丽水地区的龙泉市。处州原设于隋唐时期，治所在括苍县（今浙江丽水市东南）。龙泉县始设于唐代乾元二年（759），治所在今浙江龙泉市，原属括州，后改处州，因此称为“处州龙泉”。题目中的“金沙塔院”，从本文内容来看，显然由“金沙精舍”得名，而塔院中的“金沙塔”，就是文中所说的“华严宝塔”。据光绪《龙泉县志》记载，“金沙，山名，在县双溪南，山□有寺，亦名金沙寺”[35]；又：“金沙塔，在金沙寺”[36]；“崇仁寺，即金沙寺，在县南五里，寺左有塔。”[37]由此可见，龙泉华严塔，因位于金沙山，所以又称“金沙塔”，塔院亦称“金沙塔院”。该塔以及塔院的俗称，自宋代至清代，一直没有改变。
正文第一段说明佛教在中国早已传播，吴越地区自周代以来既得开发，当地原本民风粗犷，鬼神信仰盛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这里的人们争相信佛，或出家为僧，或倾财施舍，虽不畏赴汤蹈火，甚至违禁犯法，但是深信佛教的报应之说，于是盗贼减少，民德归厚。
第二段说明龙泉和华严塔的自然环境，以及华严塔和塔院的修建经过。文中提到的“缙云”，应指唐天宝元年（742）改括州为郡而设的郡名，治所在括苍县（今浙江丽水）。龙泉县隶属该郡（后改处州），其位于缙云西南，加之距离较远，故称“缙云西鄙之邑”。欧冶子是传说中古代闽浙一带善于铸剑之人。文中说龙泉就是欧冶子当初铸剑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人群杂居，山谷环抱，只能凭借舟楫进出。金沙精舍位于县南，林壑环绕，仅有山间小路可通，但是信徒众多，香火不断，是一座颇聚人气的道场。在这里的东边一角，有一片空地，当地人李文进施财百万，建造一座七层宝塔，但是材用耗尽，工程未完。后来，在僧人延通和弟子鸿显以及当地大户李仁禄的主持下继续营建，大约花了十二年时间，终于建成宏伟壮丽的塔院。这座塔院规模宏大，工艺精美，共有殿宇四十间。金沙塔位于塔院中间，塔中收藏岳阳王感应舍利和李长者《华严经合论》，所以称为“华严宝塔”。塔中收藏的这两样东西，无论哪一件都具有“百宝庄严”的意义。
第三段是作者杨亿对金沙塔院建设工程的感慨，并交代他撰写这篇文章的原委。文中感慨道，要办成事业，必须有诚心和笃志。延通和尚就是这样，他凭着虔诚的信念、坚定的决心，终于感动当地各阶层的人们慷慨解囊，发心施舍，富豪大户或捐千金，贩夫织妇或拔一毛，无论多少，皆为精诚所至。人们之所以如此，并非出于偶然，而实乃佛陀之言有益于教化，所以延通和尚的善巧引导才会赢得人们的认可和信从。周启明是丽水地区的优秀人物，他写信请求杨亿撰文记述此事，于是杨亿才写下这篇文章。
根据文中所记，当时参与金沙塔院建设的主要人物有李文进、延通、鸿显、李仁禄等人。李文进“施财百万”，应是当地的大户；李仁禄是当地“大姓”，他本人应是当地李姓大家族的首领；延通和鸿显师徒二人显然是当地的僧人，更具体地说，延通应为金沙精舍的住持，否则很难想象他能主持在此精舍的旁边修建宝塔及塔院。由于史料有缺，关于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已经无从了解。
四 龙泉华严塔的所藏——感应舍利与《华严经合论》
从文中来看，当时先在李文进的赞助下建起七层宝塔，然后再由李仁禄的赞助建成塔院。而本文记述的重点是塔院的建设，所以关于华严塔本身的记述只有一句，即“以岳阳王感应舍利、李长者《华严合论》，匮而藏之，目之曰‘华严宝塔’”。记述虽然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当初华严塔里收藏的并不是《华严经》，而是岳阳王所传的感应舍利和李长者的《华严经合论》。
岳阳王者，南北朝时期后梁皇帝萧詧是也。萧詧（一作萧察，519～562），字理孙，梁武帝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公元555～562年为后梁（西梁）皇帝。梁中大通三年（531）封岳阳郡王，中大同元年（546）为雍州刺史，后投靠西魏。承圣三年（554），协助西魏攻占江陵（今湖北荆州），次年为梁主，又向西魏称臣，奉西魏正朔，是为后梁（西梁）。其支配的范围主要在江陵一带，势力最大时曾拥有湘州长沙、武陵、南平等地。
萧詧和他的祖父梁武帝一样，也是一位崇佛的帝王。据史书记载，他“幼而好学，善属文，尤长佛义”，著有《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等佛经义疏共四十六卷，流行于世[38]。到了宋代，萧詧被说成是一位护法大居士，又是许玄度的后身，而许玄度曾经与僧人昙彦一起造塔。此类说法见于宋代的多种史料，其中《景德传灯录》卷十二裴休传里的注文比较详细：
先是，越州沙门昙彦，身长五尺，眉垂数寸，与檀越许询字玄度同造砖木大塔二所。彦有神异，天降相轮，能驻日倍工，复从地引其膊[39]至塔顶。塔未就，询亡。彦师寿长，可百二十余岁，犹待得询后身为岳阳王，来抚越州，盖愿力也。彦预告门人曰：“许玄度来也。”弟子咸谓：“师老耄，言无准的。许玄度死已三十余载，何云更来也？”时岳阳王早承志公密示，才到州，便入寺寻访。彦师出门伫望，遥见，乃召曰：“许玄度来何暮？昔日浮图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萧名詧，师何以许玄度呼之？”彦曰：“未达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彦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塔益资壮丽。时龙兴寺大殿堕坏，众请彦师重修，彦曰：“非贫道缘力也。却后三百年，有绯衣功德主来兴此殿，大作佛事。”寺众刻石记之。及期，裴太守赴任，兴隆三宝，倾施俸钱修成大殿，方晓彦师悬记无忒。[40]
这里提到的许玄度（名询，生卒年不详），是东晋时期著名文人，又是佛教居士。出身高阳（今河北蠡县），寓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有才藻，善属文，喜游山水，厌恶为官，精通玄理，亲近佛教，与支遁交往甚密，曾舍家宅为寺。常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宴饮吟咏，谈玄论道。曾与支遁讲论《维摩经》，于佛理造诣颇深[41]。因为他是著名的文人和居士，所以佛教把他看作护法人物，并说他曾与越州僧人昙彦一起造塔，而萧詧又是许玄度的后身。如此看来，龙泉华严塔之所以收藏岳阳王感应舍利，乃是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岳阳王萧詧具有护法造塔之功。
所谓感应舍利，即非真身之遗骨，而乃假托之舍利也。那么华严寺塔所藏的感应舍利究竟是谁的舍利呢？无独有偶，说到岳阳王感应舍利，北宋时期的契嵩和尚（1007～1072）有一篇《秀州精严寺行道舍利述》，其中提到秀州精严寺的“行道舍利”也和岳阳王有关：
考其（指舍利——引者）始致，则曰得之于吴越故国师韶公，盖得乎梁之岳阳王萧察之所传者也。既而钱氏之先王内于金铎，以小铜塔而缄之，置诸灵光寺（原注：今寺之旧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号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见，行道者益塔而张之。是岂不以后世僧不轨道而俗薄寡信，将亦有所劝而发之者乎？[42]
秀州即今浙江嘉兴一带，精严寺是嘉兴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寺院，这里当初也曾藏有“行道舍利”。关于这个舍利的来历，按照契嵩的说法，是得自吴越国师天台德韶，而天台德韶所传的舍利又源于岳阳王萧詧的传承；这个舍利当初曾被吴越王钱氏保存，安放在灵光寺（即后来的精严寺），到了契嵩的时代，已经过了大约一百年时间；天台德韶曾把舍利称为“行道舍利”和“入定舍利”。所谓“入定舍利”是秘而不可见的，而“行道舍利”是以塔的形式给人看的。秀州精严寺的舍利就是“行道舍利”，亦即放在塔里的。显然，秀州精严寺的“行道舍利”据说是源于岳阳王的传承，由此类推，龙泉华严塔的“岳阳王感应舍利”也应是岳阳王萧詧所传的佛舍利替代品。
还有更巧的，那就是契嵩提到的“韶公”也是龙泉人，而且是龙泉历史上最著名的高僧。韶公即天台德韶（891～972），俗姓陈，五代时期禅宗法眼宗僧人。15岁出家，18岁受戒，游方参学，至江西临川，从清凉文益禅师开悟得法，后在天台山传法，先后住持白沙寺、般若寺等。精术数，善预见，与吴越王钱氏关系甚密，先后被钱闵、钱俶奉为国师。德韶一生恢复智者道场数十处，与禅宗、天台宗都有关系，当时在江浙一带影响很大，其弟子有永明延寿等百余人。关于他的传记，可参见《宋高僧传》卷十三、《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等。
李通玄（635～730），世称“李长者”，沧州（今属河北）人，唐代佛教居士，著名华严学者。传为李唐宗室，不知何王子孙。身长七尺二寸，广眉朗目，红唇密齿，长髯美茂，风姿特异，妙相绝伦。头戴桦皮冠，身披麻衣裙，博袖散腰，居常跣足，不务将迎，放旷不拘。博通古今，洞精儒释，倾心《华严经》，精研不辍。有感于诸家注疏不得要领，开元七年（719），携新译《华严经》至太原盂县西四十里同颖乡大贤村高山奴家，研经造论，三年足不出户，每日食枣十颗、柏叶饼一枚，人称“枣柏大士”。后移南谷马家古佛堂侧，自构土室，寓于其中，端居宴默。十年后移至神福山原下土龛（即太原寿阳方山土龛），继续撰述，五年后完成《新华严经论》四十卷。另有《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四卷、《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一卷、《华严经会释论》等著作多种，最后于龛中坐化[43]。
李通玄的代表作是《新华严经论》。本书是《华严经》的注释，书中有许多独特的观点，与诸家解说有所不同，例如十宗、十教的教判说，不同于法藏系统的五教十宗说，又分《华严经》为十处、十会、四十品，并结合《周易》解释《华严经》，等等，因此书中的某些观点后来受到华严宗和天台宗僧人的非议。
《新华严经论》在李通玄生前密而未宣，直到他去世四十多年以后才被发现，以后逐渐流传开来。据史料记载，唐代大历九年（774），僧人广超发现李通玄的两部著作，其中之一即《新华严经论》，于是请人誊写，开始流传。后来到了唐宣宗大中（847～860）年间，闵越僧志宁把李通玄的注释附于《华严经》文之下，合成一百二十卷。北宋乾德五年（967），闵僧惠研又对此书重新整理，更名为《华严经合论》，从此受到世人的重视[44]。
杨亿《塔院记》里说华严塔里收藏的是“李长者《华严合论》”，当时距《华严经合论》的成书不过三十余年，此书传到龙泉，当地人们宝而藏之，由此可见《华严经合论》的流传及影响之一端。另外，李通玄生前不仅为人放旷，而且“行止玄微”，生平经历充满神秘色彩，故《宋高僧传》将他归入“感通”类。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与不可思议的经历，自然也对人们构成强烈的吸引力，从而更加促进了他的著作的流传。
五 周启明、杨亿的交往与处州
如上所述，杨亿撰写此文，是应周启明之托。关于周启明，《宋史》有传：
周启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后占籍处州。初以书谒翰林学士杨亿，亿携以示同列，大见叹赏，自是知名。四举进士，皆第一。景徳中，举贤良方正科，既召，会东封泰山，言者谓此科本因灾异访直言，非太平事，遂报罢。于是归，教弟子百余人，不复有仕进意，里人称为处士。转运使陈尧佐表其行义于朝，赐粟帛。仁宗即位，除试助教，就加廪给。久之，特迁秘书省秘书郎，改太常丞，卒。启明笃学，藏书数千卷，多手自传写，而能口诵之。有古律诗、赋、笺、启、杂文千六百余篇[45]。
据此可知，周启明颇富才学，多有藏书，曾与杨亿交往，杨以其书示人，备受称赏，于是知名；景德年间举贤良方正，后一度罢归，教授弟子，人称“处士”；宋仁宗时入朝担任文职，官至太常丞。关于他和杨亿的交往，应在杨亿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据《宋史》记载，杨亿于淳化（990～994）年间任翰林学士[46]，则周在此期间与杨相识，而且杨亿颇为欣赏他的才学。另外，关于周的祖籍，《宋史》说“其先金陵人”，但是杨文称他为“汝南周启明”。宋代的汝南即今河南上蔡一带，文中所谓“汝南”是就周的祖籍而言。杨亿与周不仅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二人相识，所以杨的记载可能更为可信，据此可以订正《宋史》之误。周的祖籍虽在汝南，但他本人住在处州，所以史书里说他“占籍处州”，而杨亿文中的“占数”，应为传写或版本之误。周启明请求杨亿撰文记述龙泉金沙塔院之事，那么他理应了解龙泉的情况，甚至可能为杨提供写作素材。再进一步说，从明代李贤的《明一统志》到清代的光绪《龙泉县志》，都把周启明作为龙泉人[47]。由此可以断定，周启明当时就住在龙泉，杨文所谓“占籍是邦”，实为占籍龙泉之意也。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北宋著名文人学者，“西昆体”诗人，精通典章制度，又好佛教禅学。自幼聪颖，擅诗文，11岁即受宋太宗赏识，授秘书省正字。淳化（990～994）中赐进士，在朝中担任文职。宋真宗时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曾参与《太宗实录》《册府元龟》的编修，官至工部侍郎。史书说他“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多周给亲友，故廪禄亦随而尽。留心释典禅观之学。”[48]著作有《括苍》《武夷》等一百九十四卷，今仅存《武夷新集》二十卷，其他多佚。
杨亿“留心释典禅观之学”，著有许多关于佛教的作品，例如《佛祖参同集序》《景德传灯录序》《古清规序》等，他对佛教的兴趣和了解，远在一般士大夫之上。另外，杨亿和处州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他曾担任过处州知府。据《武夷新集》自序，他于“咸平戊戌岁九月，受诏知括苍郡。逮十有二月戊子胐，始达治所。凡再更年轮，复朝于京师”。“括苍郡”即处州的别名，处州的治所在括苍县。杨亿于咸平元年（998）十二月到处州上任，大约两年以后才回到京师。又据史书记载，杨亿在提出前往处州的请求之后，“真宗称其才长于史学，留不遣，固请，乃许之任”[49]。可见其出任处州知府一事，是在他自己的坚请之下才得以成遂的。他在处州期间是否到过龙泉，目前还不清楚，但据《宋史》记载，“郡人周启明笃学有文，深加礼待”[50]，可见他在处州期间也曾和周启明交往。总之，杨亿的杰出文才对佛教的精通了解以及与周启明的交情，都成为促使他撰写这篇《塔院记》的原因。
六 龙泉华严塔的建成年代
关于龙泉华严塔及塔院的建成时间，杨亿的《塔院记》里虽然记述了修建过程，但没有具体说明工程的年代。然而目前一般认为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不知根据何在。笔者推测，这个说法可能是根据明代的记载。据《明一统志》说：“崇仁寺，在龙泉县南五里，五代时建，有华严宝塔，宋何执中尝题诗于塔顶。”[51]这个记载是根据什么史料，目前不得而知。崇仁寺（即金沙精舍，后世称为金沙寺）或许建于五代，但华严塔及塔院显然建于北宋时期。由于杨亿的《塔院记》是应周启明的委托而作，而周的委托应在华严塔即将落成或落成之后不久，所以，如果知道杨亿本文的写作时间，那就可以大致推断华严塔的落成年代。然而遗憾的是，杨亿文中没有交代撰写年代。不过，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塔院记》一文收于《武夷新集》，而《武夷新集》编成于景德四年（1007），其中收录杨亿迄当时为止十年间的作品，如此说来，《塔院记》的撰写时间应在公元997年至1006年期间。但是这个年代范围还是比较宽泛，于是可以再进一步，通过推测周启明的委托时间来确定华严塔建成的大致年代。我们知道，当初周启明是以书信方式委托杨亿的，一般来说，只有在二人不易见面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种方式。杨亿于咸平元年（998）年底到处州上任，在任大约两年，在此期间，周若委托杨亿，似不必要采取书信方式。此后杨亿返回京师，而周启明在景德年间也到了京师，这时他也没有必要通过书信来委托。这样，有必要通过书信来委托的期间只有两个：一个是在杨亿到处州任职之前不久，即至道三年（997）前后；另一个是在咸平三年（1000）至六年（1003）期间。那么周启明究竟是在哪个期间委托的呢？或者说华严塔究竟是在哪个期间落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在没有进一步的史料依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做出论断。不过，假如稍微笼统地说，那么认为华严塔建成于公元1000年前后也是大致不错的。这个说法虽与现在流行的997年说法差距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知道997年说的确切依据，同时也希望尽可能弄清此塔建成的年代。
七 结语
从以上考察可见，在北宋，当初由龙泉当地僧俗人士齐心合力，历经十余年时间，终于在公元1000年左右建成华严塔及塔院。塔中当时收藏的并非单纯的《华严经》，而是传为萧詧所传的感应佛舍利以及李通玄所著的《华严经合论》，所以此塔兼有舍利塔和藏经塔的性质。《华严经合论》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华严经》，其内容除了《华严经》的解说以外，也包含有《华严经》的经文，它是一部经、注结合的经典，因此，假如说龙泉华严塔里收藏的就是《华严经》，显然是不严格、不准确的。李通玄是著名的华严学者，但他本人并不属于华严宗，他对《华严经》的解说也不曾得到华严宗的完全认可。换句话说，在华严宗看来，他的华严学不够正统，因此，龙泉华严塔虽与《华严经》有关，但是与华严宗并无关系。话又说回来，尽管这座塔里收藏的不是单纯的《华严经》，这座塔、寺当初与华严宗也没有关系，但是丝毫无损于它的价值，因为此塔作为当时龙泉民众佛教信仰的象征，本身包含多方面的信仰内涵，其中既有对佛舍利的崇拜，也有对《华严经》的尊崇；既有对传说中的萧詧那样的护法造塔居士的尊敬，也有对李通玄精研《华严经》的精神及其神奇人生的向往。总之，此塔具有丰富的综合性信仰内涵，其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和《华严经》或华严宗的关系。
另外，据有的网络资料介绍，1956年拆毁此塔时，曾有佛教经卷发现，其中一部分收藏到浙江图书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些经卷到底是建塔当初所藏的《华严经合论》，还是后来藏入的其他经卷，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假如是前者，而且还有保存的话，那么这些经卷很可能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华严经合论》本子，它不仅具有版本（或写本）上的价值，而且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李通玄《华严经合论》在历史上流传的具体情况，因而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遗憾的是，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关于这些经卷的详细报道。
总之，龙泉华严塔有其自身的内涵，关于它的价值，还需要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来进一步发掘和确认。就目前已经了解的情况来看，关于这座古塔的发现，与“敦煌发现”并不具有充分的可比性，若要强调这座华严塔的价值，应当从其自身特有的内涵寻找根据，而不应盲目地与其他古迹发现相攀比。华严塔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但是龙泉华严塔有其特殊的内涵，这种特殊的内涵恰恰是龙泉地方历史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滋养当地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要资源，因而特别值得珍惜。
[1] 《浙江省龙泉市崇仁寺简介》，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2013年11月8日下载）。又见《崇仁寺》，光明寺院网（http：//sy.gming.org，2013年11月8日下载）。
[2] 教，《荟要》本作“处”。
[3] 天毒，《县志》本作“夫身毒”。
[4] 山经，《县志》本作“山海经”。
[5] 柱史，《县志》本作“周柱史”。
[6] 东汉诸王，《县志》本作“东土众生”。
[7] 加，福建本作“如”。
[8] 此，《县志》本作“北”。
[9] 贪，《荟要》本、嘉庆本、福建本、《全宋文》本作“含”。
[10] 四，《县志》本作“回”。
[11] 暨，《县志》本作“洎”。
[12] 李仁禄，《县志》本无“仁”字，作“李禄”。
[13] 斲，福建本作“斫”（“斲”的异体字）。
[14] 扃，《县志》本作“局”。
[15] 斩，嘉庆本、《全宋文》本作“斲”，福建本作“斫”。
[16] 择，《县志》本作“得”。
[17] 剞，《县志》本作“剖”。
[18] 莫，原作“而”，他本同。唯《县志》本作“莫”，于义为胜，今校改。
[19] 是，《县志》本作“自”。
[20] 名，《县志》本作“考”。
[21] 兀，《县志》本作“几”。
[22] 凡，《县志》本作“法”。
[23] 虚室，各本无“虚”字，唯《县志》本作“虚室”。按：此二句为对仗，“虚室”与上文“凡堂”相对，故加“虚”字为胜。
[24] 者，原作“史”，《荟要》本同。嘉庆本、福建本、《全宋文》本作“者”。按：李通玄自唐代以来习称“李长者”，今校改。
[25] 地，《县志》本作“池”。
[26] 者，《县志》本无。
[27] 层，各本均作“曾”。疑为“层”字之误，今校改。
[28] 异，《县志》本作“冀”。
[29] 积日累劳，《县志》本作“积累致劳”。
[30] 势，《县志》本作“胜”。
[31] 夫，《县志》本作“失”。
[32] 占籍，占，《县志》本作“名”；籍，原作“数”，他本皆同。按：“占数”于义不通，《宋史》本传作“占籍”，今校改。
[33] 予，《县志》本无。
[34] 恳请为记，《县志》本作“恳请之为记”。
[35] 光绪《龙泉县志》卷一。
[36] 光绪《龙泉县志》卷一。
[37] 光绪《龙泉县志》卷四。
[38] 参见《周书》卷四十八本传。
[39] 膊，原作“转”，据他本校改。
[40] 《景德传灯录》，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第219页。
[41] 参见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3～94页。
[42] 《镡津文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2册，第718页下至719页上。
[43] 参见（唐）志宁《释大方广佛华严经论主李长者事迹》（载《华严经合论序》）、（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二李通玄传。
[44] 参见（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二李通玄传。
[45] 《宋史》卷四五八。
[46] 参见《宋史》卷三〇五杨亿本传。
[47] 参见（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四十四、光绪《龙泉县志》卷十“人物”。
[48] 《宋史》卷三〇五本传。
[49] 《宋史》卷三〇五本传。
[50] 《宋史》卷三〇五本传。
[51]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