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和产业的甄别(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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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共同发展角度理解“一带一路”

解答沿线国的这类疑惑,增强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需要从全球发展视角去审视“一带一路”的内涵。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非常熟悉美国的发展模式,将美国模式及其缔造的世界作为一个参考点,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性。

中国和美国在两个基本项上存在差异,从这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可推导出两国对外战略的差异。第一,美国不仅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而且也是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第二,从19世纪后期崛起为霸主开始,美国本土很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但中国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与美国不太一样。第一,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人均GDP全球排名在80位左右;第二,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由此造成中国将重心放在发展而不是争夺权力上,并且中国在审视世界大势时,分外注重内外环境的互动性。

美国最为看重的是自身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军事优势地位。美国并不太愿意与实力地位比它低得多的国家分享其发展成果,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以及经济自由化的制度设计中存在很多限制性条款,比如知识产权、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国的能源出口计划等。尽管二战后美国缔造的一套国际制度带动世界经历了普遍的繁荣,但是由于美国总是担心别的国家或者地区在发展成绩上超过它,总是对别的国家留有几手,所以没能够解决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如果不是中国大规模减贫获得成功,那么联合国在2000年确立的千年发展计划很难实现。这意味着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不完美,还需要别的国家来共同建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看到了美国这一套制度的优劣。中国既不像美国那样有充当世界警察的意图,当然也不会如美国那样在对外经济关系构建上处处防范比中国差的国家。鉴于中国过去30多年融入国际社会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并没有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相反还比较支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同样,中国在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时期,就已经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换句话说,在中国实力地位比较强大的时候,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就更不是拉大与沿线国家的差距,而是通过共同发展来培育和扩展市场。因此,正如“一带一路”文件中强调的,这是一项互利共赢的事业。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来说,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生活在美国所缔造的局部世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但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远非完美。与当年英国作为霸主时的世界相比,有一个方面美国做得并不比英国更好。工业革命200年来,跨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0%。换句话说,贫富差距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如今越演越烈,这似乎是西亚北非地区动荡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贫富分化再度占据欧美社会的主流舆论。这当然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当前的全球治理,没有很好地反映全球80%人口的发展需求。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才能够让多数人能过上美好生活呢?西方社会似乎还不具有足够的治理能力解决这个难题,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执政根本。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发展好了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不是美国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应当为世界提供一个足够多样性的发展方案。

把中国和美国以及与美国缔造的世界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塑造外部环境的战略选择。与当年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不同,中国一国还无力单独提供那么多的资金,人均收入水平与现在的美国相比差距也非常大,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并无能力完全复制美国当年的战略。

进一步而言,中国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制美国的战略。当年的美国是单方面给盟友提供国内市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美国主导的机构在融资方面有复杂的标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要提升中国的国内市场,比如扩大进口,而且要通过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新市场。中国主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没有在提供融资时要求苛刻的民主、人权等标准,而是尊重本地发展的需求。

重视内外环境的互动性,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宝贵经验。美国在这方面相对不足,作为霸主,美国的眼睛看着外面,而中国是在不断地同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战略里面比较基本的东西,与美国不同。

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给世界贡献什么?习近平主席2015年3月在亚洲博鳌论坛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一带一路”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也是“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战略手段。这里有美国经验的影子,如美国权势的基本来源之一是它的国内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也基本可以算作美国权力的支柱,但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办法做到5亿人次的出境游。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基本转变。从国内来看,第一,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调整,中国的资本和人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要适应国际规则,以此带动市场化。第二,从失衡到再平衡。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步,国内不同省份和阶层的需求差异越来越大,中国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上尽可能平衡,实现相对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影响来看,也是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从一个被国际社会指责的“免费搭车者”转变为让别人免费搭车的对象国,我们在这方面的姿态越来越主动。第二,中国从价格、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制定者。

从学理来看,中国推动建设的“一带一路”将革新世界对发展问题的既有认识,至少会把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带入发展经济学领域,从而将发展经济学从一门经济学内的支流学问转变为最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20世纪50年代,当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时,诞生这门学科的大本营——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放在软性基础设施方面,而忽视了发展中经济体几百年来缺乏的硬性基础设施问题。以中国的经验来看,“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这一体制很可能是不同于美国在二战后缔造的自由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