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理与功能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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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已从顶层设计进入务实推进阶段。过去两年，从亚信机制（CICA）到中巴、中蒙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到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亚太自贸区（FTAAP）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以及规划中的上合组织银行，“一带一路”布局可圈可点。薛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

作为新时期中国实现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政策沟通为保障，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重点内容，以资金融通为重要支撑，以民心相通为社会根基”，在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6/08/c_127890670.htm。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部分国家甚至属于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LDCs）范畴。依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力资产指数、经济脆弱性标准），全球共有48个国家被定义为最不发达国家（非洲34个、亚洲9个、加勒比地区1个、太平洋岛国4个）。“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中，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均属于最不发达国家。具体参见联合国《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ldc2014_en.pdf。发展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然是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一要务。基于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中。类似地，“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亦亟须借助要素流动和价值链的延伸与升级来推进本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卢锋、李昕、李双双等《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必要以现有的合作框架为基础，以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互联互通为两翼，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投资、金融、人文、教育、海陆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对接效应。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将会对沿线国家间区域生产网络的完善与重构、价值链的延伸、贸易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沿线国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新的机遇。王金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外文出版社，2014。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实践证明，“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同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地区内部的平衡发展、国民福利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符合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并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的基本愿望。王金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载赵江林主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标构想、实施基础与对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26～146页。

本书将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具体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内涵与特征、“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目标与途径、“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内生动力和发展基础、“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空间聚集和空间溢出效应予以探讨和研究。本书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将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空间格局，第二章至第四章将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第五章和第六章将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对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