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回顾历史：强国盛世不断更迭

在神秘的历史面前，我们总是很困惑：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加勒比海国家、撒哈拉以南国家、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而曾经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均极为富有。为何一个国家变得强大之后，很难实现“真实繁荣”，甚至被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反超，发生贫富的逆转？

强国“风水”“轮着转”

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是，中国曾经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然能成为文明古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必然较为繁荣。经济繁荣才能创造文明，就像鲁迅在《伤逝》中所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但遗憾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并没有实现持续的辉煌。即便到鸦片战争前夕一直居于全球经济总量前列的中国，两千多年来也是不断地出现朝代更迭，并没有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周期律”。其他的三大文明古国在公元2～3世纪，都由于内部衰败、外敌入侵而走向了没落。古巴比伦屈服于强大的古希腊，最后衰亡。古埃及文明尽管发展了几千年，但面对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却束手无策，被并入古罗马的版图。古印度版图尽管一度覆盖了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地区，但仍被大汉朝驱赶走的匈奴人征服了。更为遗憾的是，目前除了中国在走向复兴，其他的文明古国仍然沉落在贫困之中，只能回忆过去的辉煌。

与此同时，谈到哲学，大家在景仰中国的老子和庄子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贤。古希腊曾涌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可见其文明的发达程度。今天的人们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或观看体育赛事时，就会想起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奥运会的发源地就是古希腊。还有文学、戏剧、雕塑和建筑等，只要追古思源，就绕不开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从各方面彰显了其国家当时的强盛。这个强大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也就是多利亚人入侵毁灭了麦锡尼文明的时候开始兴起，依据《荷马史诗》的记载，那时曾经是一个“黑暗时代”。到公元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开发。在此后的250年间，随着新的城邦不断加入，希腊开始逐渐强大。尽管后来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之间为了争夺内部霸主地位而大打出手，但并没有阻挡古希腊成就帝国的步伐。当然遗憾的是随着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病死，庞大的帝国也随之分裂。到后来，便彻底被古罗马征服，古希腊辉煌的历史从此便灰飞烟灭，持续繁荣之路就此戛然而止。而到了2012年，希腊还爆发了让整个欧元区都头痛的主权债务危机，借了人家的钱最后要求打折还，信誉备受质疑。

当我们参观罗马大竞技场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竟然喜欢看杀人表演？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国家崇尚武力。自特洛伊战争被古希腊人打败之后，艾德鲁斯坎人便开始了流浪，到了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经过几代人不断的努力，终于开启了古罗马的王政时代。在公元前510年，经历了7个艾德鲁斯坎王之后，拉丁人终于联合起来推翻了最后一位艾德鲁斯坎人的国王——塔克文的政权，建立了罗马共和国。此时的罗马与当时的希腊和波斯帝国相比，可以说是毫不起眼。在罗马共和时代的末期，苏拉尝试改革，想建立罗马帝国，但这一重任留给了恺撒和恺撒的侄儿屋大维。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奥古斯都”的称号，建立罗马帝国。后来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马可·奥勒留等五位鼎鼎大名的古罗马“贤帝”的推动下，罗马帝国达到空前鼎盛。只可惜奥勒留这位哲学家皇帝，虽然能写出《沉思录》这样的哲学巨著，却没能挑选出一位好皇帝，把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交给了痴迷摔跤的儿子康茂德继位，将罗马帝国推向了深渊。公元193年，康茂德在摔跤比赛中被卫队长杀死，其后90多年的时间里，罗马皇帝流水一样地换，先后出现了大约30位皇帝，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在内耗不断的时候，偏又遇到了强悍的哥特人，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中国大汉朝军队两次跨漠远征，把匈奴逐出了中国北方，匈奴由此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向汉朝俯首称臣，而北匈奴则一路西迁，击败了游走在中亚一代的哥特人。凶猛的哥特人虽然不是匈奴骑兵的对手，但对付罗马军团步兵却绰绰有余。公元401年，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永恒之城”也没有实现“真实繁荣”。

古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相继出现了一批“蛮族”国家。先后有法兰克、伦巴德、奥多亚克、勃艮第、东哥特、西哥特、盎格鲁-撒克逊等王国建立起来。这些王国之间由于国力旗鼓相当，也就谁也不服谁，导致战争不断。尽管中世纪没有出现强大的帝国，但文化发展却步入了巅峰。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莎士比亚、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等，都活跃在这个时期。到了14世纪，迫使欧洲开始寻找新的贸易线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阻断了他们的两条主要贸易路线：一条从北非进口黄金、白银、奴隶和象牙，另一条是通往亚洲的丝绸之路。当时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是依赖香料，欧洲人对于香料的需求十分迫切，香料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欧洲人希望能够越过非洲到达亚洲，所以很多财团开始资助像哥伦布那样的冒险家进行航海探索。当时进行航海探索的大国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着先进的海洋技术和从殖民地抢过来的财富，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崛起。但葡萄牙由于扩张过快，导致“暴食过多撑住了”，结果于1580年被西班牙兼并。后者在新大陆不断地搜刮财富，国力迅速强大。但强大之后，西班牙与欧洲新兴国家英国、法国、荷兰产生了不断的战争，加之内部消耗，最后并没有实现“真实繁荣”的梦想，逐步走向了衰落。

提及荷兰，我们都知道它的风车、木鞋、郁金香和拦海大坝，当然去旅游过的人也知道这个国家对待毒品、性交易和堕胎的态度在全世界是最为自由的。这个面积只有我国湖南省1/5的国家，同样有着跌宕的兴衰史。在17世纪之前，尼德兰联邦在欧洲名不见经传，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强大的时候，甚至还受着西班牙人的统治。经历了“八十年战争”之后，尼德兰联邦才正式从西班牙帝国独立出来，建立起“荷兰共和国”。如此一个蕞尔小国，在17世纪却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世界头号海洋强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着广泛的殖民地，我国台湾地区一度也曾沦为它的殖民地。但是好景不长，到1795年，荷兰末代执政威廉五世逃亡英国。1579年起，荷兰人苦心建立的共和国寿终正寝，享祚216年，这种短命的繁荣可以说是“昙花一现”。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英国一直处于边缘化，地域也远离欧洲本土。它开始崛起时人口不过2000多万。尽管英国在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但它并没有登上霸主的地位。随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新技术开始不断涌现：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768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织机，1779年克莱普顿发明了走锭纺织机，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纺织机，等等，包括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在1776年出版的。新技术的涌现导致财富格局开始发生快速的转变。英国凭借其领先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快速增长，加之在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了法国，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的世界头号帝国，但终究也跳不出由盛变衰的周期。在19世纪以电能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就已经开始落后于正在崛起的德国和美国。进入20世纪，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也适应时代地建立了私有产权和提倡经济自由，但“日不落帝国”并没有实现“真实繁荣”，最终沦落为美国的“跟班”。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和日本，随着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后来均超过了英国。

造成这种“各领风骚数十年”的格局，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何历史上快速强盛的经济体，有的繁荣时间长，有的却昙花一现？即便是繁荣期较长的经济体，也很难逃脱最后走向衰败的命运？假若是因为海洋等自然资源的差异，那么为何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都只风光数年？为何现在南美和非洲的中部与南部的海洋国家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历史上就没有辉煌过？假若是信仰的原因，那为何同是基督教的国家，同是伊斯兰信仰的国家，有的繁荣过，有的却没有？聪明的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真实繁荣”，为何始终未能实现？一个经济体要实现“真实繁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或许像“永动机”一样，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中国朝代兴衰的“周期律”

回到中国的兴衰史，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翻开中国历史，朝代的更迭和战争似乎印证了“富不过三代”这句古话。从秦始皇统一开始，一直到清王朝，几乎每隔200～400年就要换一个朝代，中间更有一些短命王朝。在这过程中，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例如蒙古族、满族等，曾经强大到统一了整个中国，但最后仍然只维持了几百年。关于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有这么一段流传甚广。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毛主席问黄老先生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显然，黄炎培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毛主席的回答让我们看到，打破“周期律”、实现“真实繁荣”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假若真是毛主席所说的民主就能打破这种周期律，那么又怎样去实现一国或经济体的繁荣和“真实繁荣”？当前很多国家或经济体也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依然缓慢，国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例如以民主著称的印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其贫困人口及贫困人口所占的比率在全球来说仍然较高。

与此同时，即便皇权时代的中国同样出现过“文景之治”“武帝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咸平之治”“永乐盛世”“万历中兴”和“康乾盛世”。假若是封建专制制度制约了经济的“真实繁荣”，为何中国的历史上又会出现这么多繁荣盛世，经济总量还是全球前列？假若不是，那又是什么呢？特别是历尽疾苦和艰辛实现了朝代的更迭，应该深知前朝制度的弊端，为何历朝历代的“贤帝”就不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盛世持续？为何就打破不了黄炎培老先生所说的“周期律”？

“真实繁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改朝换代之后，建立新王朝的帝王们往往励精图治，此时若出现一两位“英明”的子孙，往往会把新王朝的繁荣推向鼎盛。但随之而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演绎成黄炎培老先生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然后通过老百姓造反或者外族入侵实现了改朝换代。遗憾的是，每次改朝换代并没有实现制度上的重大突破，老百姓也没有享受到改朝换代带来的生存权改进，只是换了一个家族进行统治。

既然社会矛盾演绎到一定程度，最后都是通过老百姓革命，或王朝衰败导致外敌入侵的方式结束王朝的命运，“先贤们”是否考虑过主动地去化解这些已经积累的社会矛盾，去改革导致社会矛盾产生的原有制度（即改革），避免王朝的更迭或国家的衰败？既然矛盾是通过不断积累最后集中爆发的，“先贤们”是否考虑过通过主动地不断调整制度安排，把这些矛盾在开始显现的时候就化解为无形，让经济体或王朝实现“真实繁荣”？

“先贤们”的确思考和践行过这些想法，当社会矛盾开始凸显时，他们也试图通过有效的改革，来延续他们的王朝，或实现“真实繁荣”，然而成功的凤毛麟角。取得相对成功的案例，只有“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军功爵位制和统一度量衡的商鞅变法，以及实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张居正。但这两位改革家一位车裂身亡，一位遭死后鞭尸。内部体制改革失败的案例不在少数，从王莽的托古改制到后来的戊戌变法，最后都以惨烈的失败而告终。北宋后期的王安石，面对朝纲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推出国家加强管制的改革措施，实行“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的社会民主，以缓解当时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矛盾。但国家管制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国家与民争利。变法很快又被司马光等士大夫推翻，实行国家放权，权贵垄断。这一放一缩的体制剧烈变化，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世界范围内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国家复兴或“真实繁荣”的成功案例也凤毛麟角。从路易十六的法式改革，到离我们较近的日本明治维新、沙俄斯托雷平的“权贵私有化”改革，再到伊朗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以及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世界历史中企图通过改革延续繁荣的尝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路易十六这位法国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在推行一系列激进式改革措施之后，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明治维新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仔细分析历史，不难发现这场维新的改革成功其实是革命成功后的改革，而并非在原有的体制下进行的改革。在旧制度阻碍日本发展的当初，改革派首先提出的是“尊王攘夷”，寄希望于当时的德川幕府能进行有效的改革，但遭到的却是幕府的镇压，迫使改革派长州藩起兵。在经历了与德川幕府的鸟羽、伏见以及江户之战后，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才开启了明治天皇的维新改革。因此，明治维新的改革更应该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产物。

1905～1907年的沙皇俄国，社会的改革要求与当局的守旧立场发生了冲突，沙皇当局在镇压了“革命”之后，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启用斯托雷平进行改革，不再守旧。斯托雷平改革八年（1907～1914年）的成绩是显著的，常被人称为沙俄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斯托雷平采用国家强制推行与经济政策优惠双管齐下，使当时农村公社改革干脆利索，与此同时，铁腕下稳定推行的改革有助于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效益的发挥，于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改革的几年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卢布增至19亿卢布。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6%，这些成绩在沙俄经济史上都是空前的。但斯托雷平的激进式改革缺乏公民基本原则意义上的“起点平等”。他的改革设计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贵族、地主和富农享受改革的利益，而由贫弱阶层承担改革的代价。尽管由于市场经济总体性增长，下层的绝对生活水平实际上也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相对地位却因改革规则设计得不公平而恶化，不公平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聚，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他自己也于1911年被革命民粹派人士刺杀死于非命。

既然社会矛盾都已经显现，而这些改革都是去化解这些社会矛盾的，这么容易达成共识的理想事情，为何实践下来成功的概率会那么小？为何改革者的命运如此多舛？既然旧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而改革可以化解这些矛盾，延续经济体的繁荣，为何还会遇到那么强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