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史(海南地方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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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黎族先祖在海口的活动

在汉武帝的军队进入海南岛之前,海口市境内就生活着黎族的先祖。今天称为原住民的黎族,约出现在三千年之前。另外历史文献和学术研究,还发现有“正(次)马来人”、“矮黑人”、“瓯越人”、“骆越人”、“儋耳人”等不同族群先后迁徙到海南岛上。早期迁入海南岛的各族群处于相对和睦的生存状态,这大概与当时海南岛上人口稀少、动植物资源丰富的自然环境有关,不同族群都能够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相互之间较少为土地和生活资源进行争夺。

黎族先祖迁入海南岛的路线应是在琼州海峡,黎族传说保留了黎族先祖横渡的记忆。

“葫芦瓜的传说”:远古时候,黎族的先民在某一时期遇到了洪水暴发,天下的人几乎灭绝,只一男一女和一些动植物藏在葫芦瓜里幸存下来。后来,他俩结婚了,繁衍了人类。葫芦瓜不仅保住了黎族祖先的生命,繁衍了人类,也给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便利,因此,葫芦瓜便成了黎族图腾崇拜的对象,它还是后代船形屋的雏形。

“‘纳加西拉鸟’的传说”:黎族的祖先有个女儿,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被一个名为“纳加西拉”的鸟口含谷类哺育长大。为了不忘鸟的养育之恩,以后的黎族妇女便一代传一代地在身体文上“纳加西拉”鸟翅膀的花纹,以志纪念。

在远古时期,黎族先民(很可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一个群体)冒着风涛之险、经过艰苦跋涉横渡琼州海峡,其中一些亲人由于体力不支命丧波涛之中,琼州海峡就成为幸存下来的黎族先民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由于幸存下来的人口少,最早渡海过来的先民不得不通过血缘婚配繁育后代,“兄妹婚配”、“母子婚配”等文身传说反映了黎族先民上岛初期的生存状况。郑小枚:《黎族文身的伦理隐喻》,《海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7页。“上古之时,天翻地覆,世界生物,尽被掩埋,人类同遭此厄,仅遗一姊一弟,相依为命。然姊弟虽情同手足,终不可以婚媾。于是姊觅夫,弟觅妇,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久之各无所遇,终乃姊弟重逢,如此者再。雷公知其事,化为人身,下凡谓弟曰:‘予在此,汝二人可结为夫妇。’弟曰:‘姊弟不可以婚姻,否则必遭雷公打。’雷公曰:‘我即雷公,决不打汝。’弟仍坚持不可,重出觅妻。于是雷公将姊之面画黑,无何,弟且遇姊,不识为谁,以为必非己姊,可以求婚。于是姊弟结婚,繁衍生殖,而得今之黎人。”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詹慈编《黎族研究参考资料》,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3,第200~201页。

海南岛孤悬海外,原始居民如何渡过琼州海峡呢?一种说法是葫芦,古人称为瓠、包、壶等,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葫芦和葫芦种子。《庄子·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在我国苗族、彝族、佤族和台湾高山族的神话中,都有把葫芦当作渡河工具的传说。海南岛海洋环绕、河流纵横,黎人先民也可能使用葫芦舟作为水上交通工具。河南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部明代《琼州黎民图》中,一条大河处在两山之间,一男子撑竹筏而过,对面另一男子腋下挟着一个凹腰葫芦游水而来,图侧配有文字说明:“黎中溪水最多,每遇大流急势艰徒涉,黎人往来山际辄用绝大壶芦,带于身间。至于溪流涨处,则双手抱之,浮水而过,虽然泅者不能如其跑捷,亦有于山中取竹来作一捆,藉其浮势,夹挈而渡者。”李露露:《海南黎族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1期,第93~97页。《黎岐纪闻》记载:“黎水盛涨时,势涌流急,最苦难渡,黎人往来山际,多用大葫芦带身间,至溪流涨处,双手抱之,浮水而过,亦有于山中取竹束作一捆,藉其浮势,夹挈而渡者,不可谓非智矣。”(清)张庆长:《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第8页。因此,葫芦舟应是黎人早期渡过琼州海峡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

商周时期,中国南方百越中的一支族群——骆越人,居住在今广西南部、西南部的邕江和左、右江流域至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由于骆越人文明高于其他族群,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扩张到海南岛,距今约三千年前迁入海南。罗香林:《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青年中国》创刊号,1939。20世纪60年代,刘耀荃根据历史文献、语言学、民族学和考古发现,断定骆越“大约是三千年前从我国南方沿海大陆地区陆续迁移到海南岛的”。(转引自练铭志《关于海南黎族族源的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75~81页)骆越人已经创造出很高的农业文明,骆越人的族名就与其耕种“骆田”有关。据《史记·南越列传》注引《广州记》记载:“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7页。也就是说,骆越人已经懂得利用河流潮水涨落留下的河滩种植水稻,相对于百越中的其他族群,骆越人较早地进入了农业文明阶段。《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元封元年(前110)略以为儋耳、珠厓郡……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70页。说明骆越人迁徙到海南后,也将农业文明带入海南。骆越人已经突破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部落组织,建立了地缘性的社会组织,《史记·南越列传》注引《广州记》云:骆越“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秦朝灭亡后,南海龙川令赵佗趁中原混乱之机自立为南越王,割据岭南。汉文帝时,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勒令赵佗去掉王号,赵佗被迫谢罪曰:“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7页。借口自己身处闽越、瓯、骆、裸国等族群中间,不得已才称王,但从中反映出西瓯、骆等族群已经建立了地缘性的社会组织。西汉时期,中原人将海南岛上的原住民称为“骆越人”,对骆越人的生活有了直接接触,“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汉)班固:《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第2830页。《汉书·地理志》也记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70页。此时,骆越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原相差很大。

秦时,西瓯人迁入海南岛。西瓯是从古越族中的“瓯越”中分化出来的,“瓯越”居住在今浙江南部地区,靠近吴越,受华夏文明影响较大。周显王十四年(前355),楚国灭越国后,一批瓯越人为躲避战乱沿着东南海岸南下,迁徙至郁林(今广西贵县一带),为了与自己祖居地相对应,将祖居地的瓯越人称为“东瓯”,自己称为“西瓯”。现代考古也证实广西和浙闽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罗泊湾出土了与古代越人所使用的铸有“双身船纹”等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铜鼓。“双身船纹”铜鼓反映瓯越人浮海迁徙时乘坐的交通工具,由此断定,瓯越人的一部分确实浮海迁徙到西瓯。胡雪冈:《瓯、瓯人和瓯越初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第67~70页。西瓯迁入海南的时间应在秦汉时期。《舆地志》记载:“交阯,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08页。可见西瓯人兴起于骆越人之后,后来势力逐渐强大并与骆越人并驾齐驱,秦汉时期经常“骆”、“西瓯”并称,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一部分西瓯人迁入海南。《史记·赵世家》《索隐》引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瓯越人”是迁入海南岛的又一个重要族群。西瓯人已经拥有先进的农业文明,在向海南岛迁徙过程中也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海南。西瓯已经有铸铜业,考古发现大量先秦时期的西瓯铜器,包括武器(钺、斧、戈、剑等)、生产工具(锄、锸等)、生活用品(鼎、鉴、盉等)、乐器(编钟)等,说明西瓯人已经进入铜器时代。西瓯人有独特的服饰习俗,“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08页。西瓯人已有文身的习俗。西瓯人已经建立了地缘性的社会组织,秦始皇派军南下岭南时,遭到西瓯的武力抵抗,秦军“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曾昭璇:《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文史》2004年第3期,第24页。秦朝灭亡后,南海龙川令赵佗用财物笼络闽越、西瓯、骆越等族群,自立为南越王,盘踞南方。从赵佗笼络闽越、西瓯、骆越等族群的情况来看,此时的西瓯已不是落难的小族群,而是雄踞一方、建立了地缘性社会组织的大族群。

在今天海南岛北部的临高、儋州、澄迈、琼山、海口等市县生活着一支语言上接近壮族的族群,人口五十余万,其中以临高县聚集最多,故称为“临高人”。历史上把“临高人”划为黎人,后于元末明初逐渐融合于汉族。直到近代调查研究发现,“临高人”的语言不是汉族的一种方言,与黎族虽同属一个语系,但差异较大,而与广西壮语比较接近,因此多数研究者从语言角度判断,“临高人”应是壮族的一支。詹慈:《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84~92页。由于“临高人”迁徙时间较早,目前对其具体迁徙时间难以确定。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族群陆续迁徙而来,骆越与这些族群存在着婚姻关系。关于黎人族源的一个传说记载:“黎之种,旧无所考。或云黎母山有女自卵中诞生,适外来番男与之配,遂为黎种所自出,故名其山曰‘黎母’。”另一种说法,“有女航海而来,入山中与狗为配,生长子孙,名曰狗尾王,遂为黎祖,其子孙即以王为姓”。(清)张庆长:《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第2页。黎人一些支系有崇拜狗的习俗,很可能是以狗为图腾的族群。《广东新语·女语》也记载:“琼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庙,相传雷摄一卵于山中,生一女。有交趾人渡海采香,因与婚,子孙众多,是为黎母,亦曰黎姥,盖黎人之始祖妣云。”(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八《女语》,中华书局,1985,第271页。《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琼州府》记载:“定安县故老相传,雷摄一蛇卵在黎山中,生一女,号为黎母,食山果为粮,巢林木为居。岁久,交趾蛮过海采香,因与结配,子孙众多,开山种粮。”(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九二《职方典》,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6,第20276页。在这些黎人族源的传说中,黎族祖先与“外来番男”或“交趾人”通婚,繁衍后代,反映出不同族群迁徙海南岛后,彼此之间存在着婚姻关系。

在传说的尧舜禹时期,海南原住民和中原之间存在着朝贡之旅。据《尚书·禹贡》记载:禹治水之后,划天下为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扬州条下记载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也就是说曾经有被中原人称为“岛夷”的部落向传说时期的禹进贡“卉服”。明代海南人丘濬也说:“唐虞时岛夷或以充贡,而中国未有也,故嫔妇之治,止于丝枲,民未有其服,宫未有其调也。”(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88页。那么,《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岛夷”是哪个族群?后人众说纷纭,大致有五种观点:一是日本,二是浙江舟山,三是琉球、菲律宾群岛,四是台湾,五是海南岛。多数学者认为“岛夷”应是海南岛上的族群:首先,从地理位置看,海南岛属于《尚书·禹贡》所提的扬州范围内;其次,从“岛夷”服饰文明看,海南岛上的黎族所穿的是卉服;最后,从进贡的特产“织贝”看,海南居民从汉武帝开始就向中央进贡纺织品,汉代的“广幅布”,唐代的“吉贝布”、“盘斑布”、“食单”,宋代的“棋盘布”、“青花布”等,都反映海南居民纺织业的源远流长。容观琼:《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56~60页。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在传说的尧舜禹时期,海南岛居民就与中原王朝发生了“朝贡之旅”,向中原进贡当地的一种叫“织贝”的特产,两地有了人员往来。“织贝”,据后人解释,应是一种以木棉为原料、染色、织成图案的布品。陈江:《“岛夷卉服”和古代海南黎族的纺织文化》,《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95~98页。

海南岛上原住民的服饰非常独特。一是服布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70页。《后汉书》也载:“以布贯头而着之。”也就是说,岛上居民的裁剪技术非常简单,在一块布单中间挖一个洞,穿时从脖子套进去即可。二是光脚、项髻。据《后汉书》记载,海南原住民“项髻徒跣。”(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6页。“项髻徒跣”即是光着脚,梳着“项髻”的发型,据后人研究,“项髻”是指“椎髻(又作‘椎结’)”,据《溪蛮丛笑》解释:“椎结,胎发不薙除,长大而无栉篦。”(宋)朱辅:《溪蛮丛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册,第51页。即自生下来以后不剃发,长大后也不梳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