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

杜志雄 肖卫东 詹琳

一 引言

2010年9月以来，“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学术界的热议。这主要缘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强调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和发展理念，其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在林毅夫《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2008）和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和发展》（2006）、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2008）等多边机构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当中。目前，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已成为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致力于国际减贫的国际机构的指导思想和核心战略。国内学术界对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关注和研究较少，社会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将这一理念引入公共政策的讨论则更为鲜见。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胡锦涛的两次讲话内容、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报告以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贫困、不平等理论发展与增长理论演进中梳理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和演变脉络，综述包容性增长的各种定义，阐述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要义和政策内涵，并在上述基础上建立一个包容性增长理论的逻辑框架和内容体系，最后指出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适用性和针对性。

二 增长理论的演进与包容性增长理念

（一）贫困、不平等与增长理论的演进

一直以来，贫困、不平等与增长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三个始终纠结在一起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许多国际机构致力研究的永恒主题。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来源（Ravallion, 1995; Dollar and Kraay, 2002），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或者地区初始的不平等程度，以及伴随经济增长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Balisacan and Nobuhiko, 2003；胡鞍钢等，2004），而且，高度不平等倾向于损害整体经济增长和减贫效果，使贫困群体陷入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对减贫和经济增长均造成不利影响。

可见，快速的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增长的性质及模式、增长成果的分享以及不平等程度的变化等因素也是影响减贫效果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与人们在减贫实践推进中对贫困成因的全面深入探究、贫困内涵的深化和扩展密切相关。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不仅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调整了减贫战略，而且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从而也推进了增长理论的演进（蔡荣鑫，2010）。

国内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对于贫困内涵和影响因素的认识，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的逐步深化过程，把贫困内涵从货币范畴扩展至非货币范畴，并逐渐揭示出贫困发生的本质根源。与此相应，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增长理论经历了单纯强调极化涓滴增长（赫希曼，1991）→基础广泛的增长（世界银行，2001）→益贫式增长或有利于穷人的增长（ADB, 1999；世界银行，2001）→包容性增长（ADB, 2007；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的逻辑演进，以及减贫战略和政策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见表1）。

（二）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相关研究表明，过去5年间，全球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全球仍有3.2亿～4.43亿人处于长期贫困状态，并且这种长期贫困具有代际传承性。2008年，世界银行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重新评估世界人口贫困状况，认为全世界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5.2%）生活在赤贫之中（以1.25美元贫困线衡量），其中，亚太地区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2/3（9.03亿，占亚太地区人口的27%）；同时，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强，不平等维度（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增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维度之间呈现相互关联和代际传递的趋势（世界银行，2006; 2008）。在亚洲，除中国以外，有数据可查的21个发展中国家中，还有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Aliand Hyun，2007）。显然，上述客观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现实，不仅羁绊了经济的快速高质量增长和社会进步，更重要的是制约了经济增长所形成的福利向民众尤其是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传导，增长成果并没有广泛惠及所有人。在这样的背景和现实下，关于“导致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和“如何使经济增长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广泛惠及所有人”的问题，就逐渐成为学术界、国际机构讨论和研究发展政策的焦点，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减贫和发展战略实践中努力探究和总结的重要内容。因此，亚洲开发银行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2007年率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增长模式和理念，并在其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杰出学者演说”会上，经济学家林毅夫就发表了题为“发展中亚洲国家利及所有人民的增长方式的发展战略”的演讲，提出“亚洲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采取包容性增长，从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他在多边国际场合首次提出这一代表新增长理念的概念，也是首次将其在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中阐述的包容性增长思想从理论探讨引入公共政策和政府施政策略的讨论。他是较早提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学者，也为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正式形成做出重要贡献。

其实，亚洲开发银行在2004年提出的促进贫困减除战略中，“包容性社会发展”就是其中的一大战略支柱，而在其后的第二个中期战略中，更是将“强化包容性”作为优先战略。2006年6月，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亚洲开发银行组建了一个汇集国际机构和各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名人小组，该小组在2007年3月向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提交了题为“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并指出：因应未来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亚洲开发银行应从关注亚洲地区整体甚至全球视角，将战略定位从关注贫困减除扩展到促进包容性增长。这正是其后亚洲开发银行各项包容性增长政策出台的渊源。同时，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收入和非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事实，2005年，由亚洲开发银行赞助，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旨在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所带来的问题，探讨通过实现包容性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在上述研究报告的基础上，2007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组织了一次以“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与贫困减除”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达成“增长必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以及更为民众所认同”的共识，其后的亚洲开发银行官方成果报告明确提出：亚洲开发银行必须实现重大转变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包容性增长。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正式把支持包容性增长确定为其长期战略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余两大支柱分别为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和区域一体化）。

世界银行作为长期致力于全球贫困减除和发展工作的国际机构，它关于减缓贫困与增长、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相应地，其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和战略也在逐步形成，并为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集中体现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和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见表2）。

综上所述，基于机会平等视角，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结合收入分配状况和贫困的动态变化以及长期贫困现象的日益突出来重新审视增长模式，丰富了增长理念，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政策内涵。目前，包容性增长模式和理念已成为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致力于贫困减除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核心战略，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甚至有些国家（例如中国）已宣称要致力于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发展。

（三）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尽管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和认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梳理和综括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四类。

第一类，把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Ali and Zhuang, 2007;ADB, 2007）。在该类定义中，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增长的共享性。唐钧（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就是“参与”和“共享”，只有当所有民众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Ali and Hyun（2007）甚至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达到以下四个结果：可持续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安全；同时，快速且可持续的增长应该建立在广泛的部门和区域基础上，包容大部分劳动力、穷人和易受伤害群体。

第二类，基于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包容性增长是益贫式增长。这是因为，贫困和弱势群体很难从增长中受益，因而包容性增长应使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最好是使其多受益，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Besley et al., 2007）。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它是益贫式增长的扩展，这种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而且在经济与政治上更具有持续性（Birdsall, 2007）。

第三类，基于全球视角从国内外层面界定包容性增长。杜志雄（2010）认为，（1）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看，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普惠式增长”，即不断为民众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以实现公平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在国际层面上，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开放性增长”，国与国之间在开展经济合作时应该互相关照，互惠互利，携手发展。马晓河认为，（1）从国内层面上看，包容性增长应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①它是和谐增长和科学增长；②民众都能在增长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③这种发展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2）从国际层面上看，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实现协调、和谐的增长、共赢和多赢的增长。

第四类，从就业、制度、执政理念的角度界定包容性增长。Felipe（2007）把包容性增长与就业联系起来，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实现穷人的充分就业，并使工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俞宪忠（2010）认为，“包容”是民生发展的制度诉求，包容性增长就是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的有机协同，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取向。陈杰人（2010）则结合中国执政党的核心理念，从三个层面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在价值层面，人民利益至上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方法层面，法律和政策的调节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技术层面，要更多地照顾民营企业等各类草根利益主体。

三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基本要义与政策内涵

（一）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基本要义

综上所述，尽管学者对包容性增长关注的对象和内容各有侧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诠释，但是，综合来看，他们均认同：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涵；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见，包容性增长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容性增长理论蕴涵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要义。

1．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和发展机会

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劳动力价值提高，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工资水平上升，因而能将增长成果更广泛地传导给劳动者；经济增长能创造必要的资源，用于支持实现人力资本改善和提升、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水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贫困率不断下降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持续的经济增长还能扩大民众的选择范围，产生更多、更加平等的分配机会。因而，经济增长是让民众能更多参与生产和创造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是实现若干经济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可见，不管我们如何界定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它本身就蕴涵着这样的基本要义：一方面，贫困的缓解和摆脱、不平等的缩小和消除离不开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为民众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创造出民众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企及的诸多选择；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并不总是有利于减贫、缩小和消除不平等，它要求民众的不懈努力作用于经济增长。从人类发展的广义内涵上看，民众的发展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手段（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

2．革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

Tandon and Zhuang（2007）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收入差距外，非收入方面的差距也在扩大，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民众在接受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而这主要是由于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基本人权）被剥夺和被侵蚀，以及由于等级地位、权势和财势、城乡分隔制度、地理位置、性别以及能力等原因而遭受到的各种社会排斥。不难发现，社会排斥在现实社会中有诸多表现，例如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信贷市场上的排斥、与性别相关的排斥、社会保障制度上的排斥等。可见，民众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是导致其贫困的重要原因。权利剥夺、能力缺失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阿马蒂亚·森，2002），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权利剥夺和能力缺失的一部分，而且是造成各种权利剥夺和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阿马蒂亚·森，2005）。当前世界各国或者地区民众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强烈的福利受损感和社会不公平感，其实质就是民众的权利贫困及所遭受到的各种社会排斥的重要体现。因此，倡导和推进包容性增长，就要革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与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强调和重视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平等地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不应将他们排斥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对贫困的影响越大；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其核心标志是民众逐步摆脱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使个人基本权利不断得到扩展和保护，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但是，收入和非收入方面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严重的不良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延缓和阻碍了这一进程。这是因为，过大的或者不断扩大的收入和非收入差距使得增长成果难以惠及所有民众，长此以往会削弱社会凝聚力，降低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最终会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导致收入和非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但从政策制定的视角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①人的背景或者所处环境（包括家庭财富与权势、社会关系、宗教信仰、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的不同；②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的不同（Roemer, 2006）。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大多反映的是“机会不平等”，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通常由制度、市场与政策的不完善与失灵所造成。同时，就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而言，机会不平等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是有害的，它会加剧经济效率的低下、政治冲突以及制度的脆弱性（世界银行，2006），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政策手段加以解决。而由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反映的是市场机制的酬勤惩懒，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能够鼓励创业与创新，这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基于“不平等”的两大来源，世界银行（2006）区分了“机会的不平等（包括就业、受教育、接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从公平的角度看，机会平等要比结果平等更为重要。由个人背景或者所处环境不同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是不可以接受的，而由努力程度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却是可以接受的（Chaudhuri and Ravallion, 2007）。因此，促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除了要重视努力实现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努力革除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外，还要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通过机会平等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缩小结果的不平等，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机会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要义所在。

4．增强增长的广泛共享性和共享的公平性，确保民众获得最低限度的福利，从而提升和扩展民众的实质自由

以上分析表明，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内涵更加广泛的发展概念，它不仅着眼于消除贫困，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人人有平等机会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包容性增长即为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ADB, 2007）。进而言之，为了使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取得成功，还必须致力于实现机会均等，让人人都拥有分享增长成果的公平机会（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以增强增长成果的广泛共享性和共享的公平性，确保民众获得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从而提升和扩展民众的实质自由。可见，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和提升民众的福利总水平，最终的价值指向是提升民众的实质自由。这即为，收入是手段，福利是根本（杜志雄，2010），自由是价值指向。

综上分析，包容性增长理念有四个基本要义，即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福利普惠。依此逻辑，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在革除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民众的福利得以持续改善和增进，民众的实质自由得以保障和扩展。

（二）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政策目标

透过上述对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渊源、内涵和基本要义的综述与分析可见，包容性增长理论蕴涵着宏观层面的政策内涵。Ali and Zhuang（2007）提出，包容性增长需要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增长；同时，包容性增长也要求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与增长的共享性。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机会平等也就无从谈起；而如果机会不平等、社会不公，增长就缺乏共享性，经济也不可能保持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因此，就政策选择而言，为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关键在于形成一个完善的、有效的、能坚定执行的包容性宏观政策体系，在这样一个政策体系中，政策目标是实现人人都能积极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能有平等机会从中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价值公平和市场竞争环境公平，在合理分享增长成果方面也不会面临权利剥夺、能力缺失以及社会排斥。因此，政府政策和公共行动应该致力于使不同境况的民众实现机会均等化，以便他们能自由地配置其人力资本，并最终能达到较高的福利水平和实质自由水平。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付诸努力。

1．增加在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使民众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价值公平

这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必须坚定承诺并努力实现的基本政策目标，也是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考虑到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其他社会服务这些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均属于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因而政府在促使民众平等获得这些领域的公共服务方面应扮演关键角色。

2．加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以使民众获得高质量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平

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化、竞争秩序化、权益保障法律化的公平竞争环境，这是市场机制顺利和健康运行的条件，同时也是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保证。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最大限度地创造劳动者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要通过促进竞争环境公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在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有尊严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

3．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目标，以社会安全网和社会保障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以防止和消除极端贫困，使民众获得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建立覆盖城乡民众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

（三）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政策措施

为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除了要从上述三个宏观战略层面上努力实现政策目标外，还需要精心制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政策。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具体政策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累积型政策

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高投资率（包括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重点在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培训、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两个方面。

2．创新型政策

从全球范围获取知识和技术，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吸收、创新和商业化，推进包容性创新（与经济弱势群体需求相关的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吸收和创新）。

3．分配型政策

关注资源的优化配置，政策要点在于利用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构建运作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的培训和再培训项目促进和保护劳动力的流动，鼓励出口，促进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适度开放，等等。

4．稳定型政策

确保国家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经济衰退、债务缠身和通货膨胀失控。这是因为，宏观经济动荡既是潜在的社会不公和与之相关的制度缺陷导致的结果，也是这两者产生的原因（世界银行，2006），并且会阻碍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此，包容性增长还需要一个敢作敢为、值得信赖、精明强干的政府，并能发挥其强大的领导作用和治理能力。政府在制定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时，必须确定减贫和缩小不平等的总体战略，坚定不移地追求包容性增长的各层次目标。

5．包容型政策

创造并扩大就业和经济机会，促进公平和机会均等，实现结果不平等最小化，建立和谐的共享型社会。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积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相应的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政策；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健全面向所有困难民众的就业援助长效制度，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联动机制，促进体面劳动；通过决定投资和修建基础设施的位置来影响产业的地理集中度和地区专业化水平，进而促进就业和发展机会的空间分布更加均等。

从上述各部分内容的梳理和分析中可以发现，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和理论的发展，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却隐含着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和完整的内容体系，如图1所示。

四 包容性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新时代命题

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包容性增长两次被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及和强调，表明这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和发展理念也得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可和接受。而且透过胡锦涛论述的话语环境（国际正式公开场合，国内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和话语内容，其讲话既是诠释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阐述包容性增长的中国式理解，更为重要的是隐含了中国政府将坚定践行包容性增长的决心和信心，是在释放有关中国“十二五”时期乃至今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的一种重要政策信号。

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倡导和坚定践行包容性增长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针对性。尽管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客观来看，增长成果并没有等比例、惠及所有民众，甚至有些贫困和弱势群体根本就没有机会分享增长成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之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是，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庞大，扶贫仍然任重道远，甚至在某些方面任务反而加重了。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日趋恶化，收入分配差距呈“多层次、结构性”的扩大之势。例如，基尼系数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连年持续下降，而资本报酬所占比重在显著上升；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企业和政府部门更多地分享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收入分配秩序混乱，严重伤及公平。不仅是收入差距，非收入方面的差距也很大，这主要表现在贫困和弱势群体在接受基础教育、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的机会方面虽有改进，但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消除非收入贫困进展缓慢。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正式公开场合的话语内容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均表明，当前中国迫切地需要坚定践行包容性增长，以缓解和缩小各种形式和层次的收入差距和非收入差距；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从而促进增长成果的广泛共享性以及共享的公平性。走包容性增长道路，不仅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情势所必需，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要求，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全新时代命题。因此，中国应继续做好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将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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