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价值观

江畅

（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主要有三种形态：封建主义价值观，专制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又有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当代中国价值观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特别是人民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核心价值理念，以人民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共产党的领导为基本价值原则。与传统中国价值观、现代西方价值观相比较，当代中国价值观具有人民性、平等性、社群性或集体性和道德性等明显特点。

【关键词】当代中国价值观 封建主义价值观 专制主义价值观 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

当代中国价值观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构建的中国国家价值观。它是相对于传统中国价值观而言的，也与实行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价值观有所不同。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明确的界定，并要求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需要进一步取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但中国党和政府正在运用政治力量强力在全中国培育和践行它。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理由是充分的。在这里，本文将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及其不同于传统中国价值观、现代西方价值观的特点做一些简要阐述。

一 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的演变

中华民族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开始逐渐形成自己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在约5000年的漫长历程中，中国价值观历经沧桑变化，也有一些内在一脉相承的精神和内容。中国价值观的演进与国家的政治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国家统一的时候，就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价值观，而国家分裂或动乱时，就会出现价值观纷纭杂呈的局面。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中国价值观经历了三个相对稳定统一的历史阶段和两个相对动荡分裂的时期，而在相对动荡分裂的时期都孕育了价值观的变革和新时代的出现。

夏代结束“五帝”战乱后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从夏代开始到西周时代逐渐形成了中国价值观的最早形态，即宗法封建主义价值观。这是中国价值观的第一个统一形态。“三皇五帝”之后，夏代（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建立了多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并结束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实行世袭制（这种联邦式的社会结构后来被分封制所取代。正是这种分封制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这个时期国家价值观的特点是以维护王朝长治久安为社会的追求，以上帝、天神之命为根据论证政治的合法性，借助的手段是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合一。在夏商周的祭祀活动中，只有王者才有资格祭天，王者又总是以其先祖作为配祭，这就是“以祖配天”。这种观念到周朝又发展成“以德配天”的价值观念，即把血缘的祖宗崇拜转换成为政治与道德的祖宗崇拜，把外在性的天神崇拜逐渐内在化、道德化。

到东周时期出现了诸侯割据称霸的局面，社会四分五裂，这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没有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特别是形成了儒家的价值观。以孔子和孟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承袭了周代的“以德配天”，以及“敬德保民”“敬德安民”等观念，形成了以血缘宗法人伦关系为基础、以仁的实现为目的、以践履为原则、以以善统真为特点的价值体系。先秦儒家的价值观经过汉儒和宋明理学获得进一步发展，先秦的价值观逐步被理论化、系统化，同时汉儒、宋儒的价值观也在许多问题上与先秦儒家有所不同，有些问题甚至偏离了原有命题的原初含义。不过，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天合于人的人道价值取向。在天人之际，天道、人道之际，主张以人道为本体，天道合于人道，合于德性，高扬天地间人的地位、人的价值”；“情合于性的精神价值取向。追求高尚人格，追求精神境界的内在超越，强调修养践履及道德自律性，高扬人的道德个性”；“利合于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和义务，注重人伦和谐，重视德性仁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后的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于是以儒家价值观为依据形成了中国价值观的第二个统一形态，即宗法专制主义价值观。这是一种以“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在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时代，国家有过不少的分裂时期，但专制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没有受多大影响。其间，中国价值观受到外域价值观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印度佛教，它传入中国后逐渐被中国化，出现了儒释道合流。但从总体上看，儒家价值观仍然是中国专制主义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中国专制主义价值观的主要理论依据。

自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传统的专制主义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种价值观最终被取代。在这约100年的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的价值观再次陷入纷纭杂呈的局面。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是，这次的多元复杂局面主要不是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不同价值观的争鸣，而是许多人所接受的西方不同价值观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论争。在这个时期，国外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纷至沓来，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而且也有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坚守这种价值观。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一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即“民主主义”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信奉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基本上是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后来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毛泽东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异）和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成为两种在不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而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价值观仍然有很大的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主义价值观被否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被确立为主导价值观。于是开始了中国价值观的第三个统一形态，即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到今天为止的60多年中，社会主义价值观经历了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价值观可称为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后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价值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则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两种价值观在主张人民当家做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等方面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差别。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把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主要理解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它以阶级斗争为价值取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价值观虽然也肯定发展经济的必要性，但坚持“政治挂帅”，而且不顾实际情况和科学规律急于求成，搞所谓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结果就是不断搞政治运动，最终酿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与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最初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全社会共同富裕，因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后来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而主张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针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偏颇和严重后果，痛定思痛，形成并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党和政府所主张和力推的中国国家价值观。

二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当代中国价值观就其性质而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其他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价值体系一样，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即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价值原则。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其概括为“中国梦”，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内涵最初是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八十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和谐社会看作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由此看来，民族解放和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在这三个奋斗目标中，人民幸福具有更终极的意义，因为民族解放和振兴也好，国家富强也好，最终都是为了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普遍过上幸福生活。从这种意义上看，人民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终极奋斗目标。以人民幸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奋斗目标也是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目标相一致并以它为最终指向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以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幸福的基本内涵，当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时候，社会就进入了普遍幸福的理想状态。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尚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将实现这种理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终极奋斗目标。人民幸福就是社会成员普遍幸福，将普遍幸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会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衷心拥护。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概括为十个，即富裕、和谐、公正、法治、民主、自由、责任、德性、智慧、优雅。显然，这种概括，不仅与十八大政治报告概括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而且在表述上也大同小异。其中民主、和谐、自由、公正、法治的表述是完全相同的，其中的“富裕”中包含了“富强”的内容，其中的“公正”中包含了“平等”内容，其中的“责任”“德性”以及基本价值原则中包含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文明”则是笔者所主张的所有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表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和中国全社会的智慧。笔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表述虽然与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不尽一致，但有助于加深对中共十八大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解。对于中共十八大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核心价值理念，我们还需要做深化细化的研究，使之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备、成熟。在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十二个核心价值理念中，有五个观念又是核心中的核心。它们是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这五个价值理念，是当代世界普遍认同的，如何凸显其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是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回答的。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八条基本要求可以看作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基本价值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笔者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概括为以下十条：马克思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共产党领导原则、依法治国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科学发展原则、改革创新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明荣知耻原则。显而易见，这十条基本原则与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八条“基本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上述所有基本价值原则从精神层面到操作层面，与更具体的价值原则一起，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价值原则体系，共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维护、支撑和推动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要坚持这些基本价值原则。

三 当代中国价值观区别于传统中国价值观、现代西方价值观的特点

西方现代价值观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逐渐形成的，其理论根源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20世纪初开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总体上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终极目标是个人幸福。这种价值观首先肯定幸福是每个人的，个人是幸福的主体，个人对自己负责，个人的幸福主要靠自己去追求和实现。社会在个人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过程中，只能为之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制定防止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相互妨碍和伤害的规则，并确保这种规则得到遵守。社会不承担为个人提供幸福的责任。不过，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给自己增加了一项职能，就是为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种价值目标所确定的幸福，其内容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近代西方主要将幸福理解为利益，认为只要获得了利益，人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因此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于是，近代西方利己主义幸福观盛行。20世纪后，西方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又将享受纳入幸福范畴，不仅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鼓励人们消费、享受，于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幸福观又流行开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有些变化，但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有些核心价值理念还处于变化之中，未完全确定。就得到公认的方面而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有以下十个核心理念，即利益、市场、科技、环保、责任、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其中前五个理念是与经济生活直接关联的，而后五个理念则是政治生活的追求。资本主义价值观还包含了一系列体现其终极价值目标和核心价值理念的价值原则。其中基本的有十条：（1）个体至上原则；（2）利己乃人的天性原则；（3）天赋人权原则；（4）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5）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原则；（6）人格、机会、权利、义务平等原则；（7）个体主权原则；（8）在法律下治理国家原则；（9）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10）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原则。近现代西方价值文化虽然看起来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但其根本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个人解放、自由和幸福。但这种价值观在使人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最终走向了以资本增殖为轴心，资本渗透了它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资本控制了一切。其结果，个人虽然从专制之下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自由，但根据这种价值观构建的社会整个地被资本所控制，个人也因此为新的奴役力量——资本——所奴役，而没有真正获得解放、自由和幸福。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个体主义价值观，而应该说它是资本主义价值观。

与西方现代价值观以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包括中国封建主义价值观和专制主义价值观）相比较，正在构建中的当代中国价值观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人民性。这是当代中国价值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国家和社会看作帝王的家天下，社会成员不过是王朝或帝王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王朝，而不是人民。西方现代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它以个人为本位。这种价值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要求把社会成员从专制和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成员成为独立的个体。应当承认，经过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西方人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但这种人是个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人。当代中国价值观与这两种价值观都不同，它既不把王朝看作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也不把社会成员个人作为社会的主人，而是把社会成员个人和群体的集合体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的最高权力既不在政府，也不在公民个人，而在人民。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是以人民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及主人的价值观，是主权在人民的价值观。

第二，平等性。这也是当代中国价值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特点。自由和平等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教会的孪生兄弟，他们用自由反对专制，用平等反对等级制，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强调自由有可能牺牲平等，强调平等有可能牺牲自由。在这种冲突面前，西方做出了自由取向的选择。因此，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的基本取向是自由。它把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自由权利看作至高无上的，国家是从属于个人权利的，其唯一的使命是保护和扩大公民的权利。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它把国家看作守夜人式的国家，把政府看作有限政府，国家和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必须得到公民的授权，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了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以及后来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后，近代的自由放任主义有所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社会的平等。但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没有改变，而且这种倾向于平等的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西方近代也有平等主义取向的社会政治理论，最典型的是卢梭，还有一大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但是这些理论在西方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总的来看，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观是自由主义的。中国传统社会则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其主流价值观既是等级制的，也是专制主义的。不过，在中国传统的非主流文化中特别是在农民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中盛行的是平均主义。当代中国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平等，追求共同富裕和社会成员普遍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的价值取向总体上看是平等以及公平正义。当然，说当代中国价值观总体上是平等主义取向的，并不意味着它否定自由，而只是说将平等看得更重要。

第三，社群性或集体性。这一特点更具有中国特色，而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迥然有异。西方近现代价值观把社会成员个人看作社会的终极实体，国家和其他社群不仅都是从属于个人的，甚至根本不被看作实体。中国传统价值观则把国家看作终极的实体，个人不仅不是社会的实体，甚至也不是具有人格和权利的独立个体，而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典型的整体主义的。当代中国价值观虽然具有某种传统价值观的整体主义特点，但不同于传统的那种等级制和专制主义的整体主义，而是兼顾了平等和自由的集体主义，社会成员不再只是国家的部件，而是有人格和权利的独立个体。这方面，当代中国价值观接受了西方的积极影响，特别是中共十八大明确将“自由”和“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观念的基本理念，这是中国价值观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非常有意义的进步。

第四，道德性。这也是中国当代价值观具有突出中国特色的一个特点。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手段或控制机制上，历来有两种基本取向，即法治和德治。中国传统价值观所推崇的是德治，法治也存在，但它是从属于德治的。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则是针对德治而来的，它将法治看作社会治理的唯一手段，强调政府和国家在道德上持中立立场，不干预社会成员的道德生活，不管他们信奉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当代中国价值观虽然已经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力推进法治，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还将“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但是，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道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党和政府旗帜鲜明地推行和倡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明确提出要“以德治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未来人类的价值取向看，中国当代价值观不可能完全走向西方的法治主义，而会在法治、德治并重的前提下更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当然，如何处理好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